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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矮凳桥风情》的民间文化意蕴

2017-01-04康馨

湖北函授大学学报 2016年14期
关键词:林斤澜民间文化

康馨

[摘要]林斤澜毕生致力于短篇小说创作,发表于新时期的《矮凳桥风情》系列小说与他之前的作品风格迥异,被称为“怪味小说”。《矮凳桥风情》的创作扎根于民间,以民间价值立场叙写普通人的命运遭际。林斤澜将温州文化中保留的原型形象与人物的生存环境和性格特征相结合,以通俗典雅的方言土语与普通话相结合,做出了小说语言回归母语的努力。地域色彩浓厚的形象与原始而别致的小说语言,促成了作品充满文化意蕴的审美特质。

[关键词]林斤澜;矮凳桥;民间;文化

1984-1987年,林斤澜陆续发表了后来收入《矮凳桥风情》系列的《溪幔》《丫头她妈》《袁相舟》等作品,写出了改革开放大背景下的矮凳桥小镇的变迁。《矮凳桥风情》由十五个短篇和两个中篇组成,每篇都有一个主要人物,故事内容也独立成篇,但人物与情节之间互有联系,形成了以“矮凳桥”小镇为中心的小说系列,每篇作品的关系类似于《儒林外史》式的“形散而神不散”。

在“矮凳桥风情系列”作品中,林斤澜以故乡温州的家乡人和事为题材,融现实生活与民间传说为一体,描绘了一幅幅梦幻般变化着的温州风俗画。作者以充满感情的笔调描述了故乡风貌,以人物为主,辅之以风俗名物的呈现,写得从容超脱,收放自如,流露出自己魂牵梦萦的浓浓乡情。

民间文化是多种文化因子的聚合,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文化与空间相结合,赋予了主体存在与发展的独特意义。在这个温州文化空间中,自古流传下来的传奇故事、神化传说以及关于人事的神秘看法,都具有了超越迷信而活泼自然的一面。林斤澜通过书写民间的风物人情,展示出了小镇独有的风云变幻与喜怒哀乐。

一、民间价值立场

20世纪90年代,陈思和在《民间的浮沉》和《民间的还原》两文中提出了“民间”的新概念。相对于以往的文学史与文学评论著作,这里的“民间”,不仅包括与政治话语相对的“民间”,还包括世俗生活的民间概念,“既联系着现实的民间文化空间,又包含着知识分子的民间价值立场,以及由此所认同的民间审美原则”。

民间是作家独特的精神资源与话语资源,其自由奔放的审美形态,既与作家的超越性理想相契合,又具有形而下的脚踏实地。穿过生活的表象,人生的苦难、欢乐、悲剧都具有了真实与哲理的光芒。

林斤澜的创作直面生活,以虔诚的姿态介入到人物的苦难与欢乐中。他笔下的世界没有粉饰的和谐,也没有苍凉的凄苦,他写的只是在漫长的岁月中认真生活的人们。汪曾祺在评论《矮凳桥风情》时也说:“矮凳桥是不幸的。中国是不幸的。但是林斤澜并没有用一种悲怆的或是嘲弄的感情来看矮凳桥,我们时时从林斤澜的眼睛里看到一点温暖的微笑。”在历史的眼光中,林斤澜找到了存在于民间的生命的韧性与价值。他们与时代紧连在一起,他们也保留着未被时代湮没的原始风情。

中国的美学注重表现神韵,不追求一味地写实,而更重整体的神似,讲求韵味与意境。《矮凳桥风情》大部分篇章都以人物命名,没有所谓的主题,也没有明确的中心主旨。即使是作为篇名的主要人物,作者也只给予较多的情境表现,但仍然将大面积的笔墨放在时代背景、小镇风貌等内容的叙述上。通篇读下来,读者感受到的是一幅幅生活图景连成的风情画,而不是具体的人物故事。矮凳桥中的人物大多没有清晰的肖像描写,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每一个稍有情节渲染的人物形成印象,这是因为作者只选取了具有情趣的片段来写,而放弃了从整体上观照生活的努力。溪鳗、李地、袁相舟、笑杉等,每一个人物都有独特而鲜明的气质,从细处着眼,生活的场景却更加真实。

很多评论者认为《矮凳桥风情》有一种怪异的美感。那条“远近闻名”的矮凳桥虽然不起眼,却在本地流传着不少传说。在这里生活的人们,都有着特定历史年代的求生形式。“第一个做纽扣的人”袁相舟总能够在不同境况下找到活计换饭吃、“造反派”车钻冒着危险敲掉了石桥上的刻字、女镇长李地官复原职之后便过的一副清逸的模样……他们的生活是脚踏实地的,他们活在历史中;但他们的经历却总是显得扑朔迷离,有种隔雾看花的神秘感。欣欣向荣的纽扣市场与貌似封闭落后的水鬼传说并不矛盾,林斤澜并没有对纽扣市场给予“先进”的价值评价,也没有避讳小镇上残存的迷信思想。而是直面小镇的样貌,按照它的本来面目进行表现。矮凳桥的沧桑衰荣,矮凳桥人的朴实憨讷,都在作者营造的意境中勾勒了出来。白描虽简单,却俗白而传神。

林斤澜放弃了知识分子特有的精英意识,在《矮凳桥风情》的写作过程中,他的姿态是向下的。他将目光投射到了普通的日常生活中,与民众一同生活,与他们同享生活的百般滋味。他看中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关注小人物在大历史中的命运遭际,赞扬他们充满智慧的生活态度。正是这种民间文化视角的选择,让《矮凳桥风情》呈现出独特的亲切与温和,让小说中的人物在艰难岁月依然生活的积极而有尊严。

二、民间原型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用“集体无意识”描述人类远祖和史前人类各个世代累积的经验,而特将集体无意识中的先天倾向称为原始意象。他说:“在每一个个体身上除了他的个体记忆之外,还存在着伟大的如雅各布·柏克哈曾经一度恰当地称之为的‘原始意象。那是些一直就是这样的人类表象的潜能……在那里沉睡着人类共同的原始意象。”无疑,原始意象在我们当代人的意象结构里占有根源性质的一席之地。我们无意识存在于意识之中的情感、价值等精神现象往往是有载体的,是与一定的物体、形象、相伴随而生的。

西方原型理论的建立以其完整而独特的神话谱系为基础,中国文学中也有类似于神话的文学积淀,那就是散在于民间的远古传说与故事歌谣。中国小说源起于神话,先天具有“尚奇”特质。如果将西方的“神话原型”移植到中国的语境中,则将此概念本土化为“民间传说原型”或许更加贴切。贾平凹在《白夜》完成后答陈泽顺先生提问时说:“荣格说过:谁说出了原始意象,谁就发出一千种声音。”《矮凳桥》的多义性,一方面在于其形而下的凡人凡事,另一方面则得益于其神秘氛围的营造与民间原型的书写。传奇故事所表现的不是生命的历史经历,而是一个个历史地存在并且仍在延续的生命状态。它产生于渺远的过去,沟通着生生不息的时间之流。

矮凳桥地处江南水乡,水鬼文化与自然环境一起,早已深深融入人们的观念之中。温州地处东南,为史上南蛮生活区域,加上山水阻隔,长时间处于未经开化的荒僻地带,保留了许多不为外界理解的蛮荒气质;另一方面,温州濒临大海的空间位置又赋予人们开阔的视界和开放的心态,使得温州文化中还留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因求生而重实利的社会价值观。敬鬼好祀是瓯越人的传统,林斤澜笔下的矮凳桥“历来是出鬼的地方”,小说中的人物总有一些神神怪怪的传奇性特质:影影绰绰的“幔”,就是温州人对雾的形象称谓,本来就有一丝比喻的味道;丫头她妈总是产生的恍惚梦境,给溪鳗的解梦蒙上一层神秘;章范在矮凳桥赶跑溺死鬼……这一切无不散发着神秘朦胧的鬼气。谈狐说鬼是民间文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它深深地熔铸进了林斤澜的乡土记忆中,使文本充满了神秘性与地域性。

《矮凳桥风情》系列小说中多次提到了“梦”“雾”和幻觉。“溪水到了桥下边,也变了颜色……象雾不是雾,象烟云,象光影,又都不是,只是一片朦胧。”作家似乎专要往深处行,营造了一个又一个迷蒙不清的表象世界,这里或笼罩着实实在在的漫天雾气,模糊了一切人事的面目;或充斥着大量梦境幻觉,梦话呓语成了人生的另一种箴言;或索性直接描写各种癔症病患,真假纠葛、虚实难辨,让人如同置身于迷离雾气之中。而在这些文学形象之外传达着浑厚的小说意蕴,文本既表现了特定的社会历史内容和具体的情感观念,又对形而上进行探寻追问,达到一种普遍、永恒的精神体验和哲理思考。似散非散的旧梦和将信将疑的新梦纠合在一起,亦真亦幻的场面和时远时近的传说搅和在一起,给作品造成了奇异的迷幻境界。然而它却使人不仅感觉到混沌体的生活和“模糊美”的存在,还能感觉到其中闪烁着现实与历史双重的文化审视和思考,可以触及到中国人文化心理结构深层的某些东西。所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水”作为时间的象征,是中国文化传统约定俗成的象征意义。跨越溪水的矮凳桥,则是时间之流上的一个交汇点。“水”不仅象征着时间,还寓意着生命。矮凳桥的溪水不仅仅代表自然世界的客观时间,还象征着人类经历的群体时间。与之相呼应的就是十字街,作为矮凳桥的中心场地,连接着洪荒,指向未来。这是一个保留着古老东方意蕴,又注入现代社会气息的神秘的小镇。在作者笔下,这里的神秘气息没有骇人的惊悚,而是充满了梦幻与奇特。民间原型的塑造让这部小说充满了原始的生命力量,人物的言行似乎都散发着时间的味道。

三、方言土语

语言不只是表达思想的媒介,更体现着说话者的思维与价值观念。林斤澜生于浙江温州,虽然少小离家,但他对家乡的风土人情却抱有深刻怀恋。温州始终保持着相对封闭的自然与文化系统,由于缺少与中原文化的充分交流,温州方言在语词、语法和修辞等方面都保留了较多充满地域文化的古意。

《矮凳桥风情》的语言,将北方书面语言和南方地方语言相融合,形成了一种典雅大方、内敛含蓄的语言风格。作者一方面将方言土语杂糅至普通话中,使小说语言灵动活泼,诙谐传神,传达出方言特有的地域特色;另一方面又追求语言的含蓄典雅,字句长短与音韵安排和谐自如。矮凳桥的居民们似乎在用乡音和读者交谈,他们说“把你”,而不说“给你”;说“丢跌”,而不说“落魄”,“这些方言词汇已然超越了本身的所指,而是颇具意味地反映了各色人物的生存方式和生命体验……既能看出不同说话者的身份性格,又流溢出瓯越文化的风味色彩。”可以说,如果林斤澜的小说离开了这些词语,其语言会立即变得黯然失色,一片苍白。

林斤澜的创作也可视为温州文化与外域文化的一次具体的交流实践,在融入汉族与保留自身特色的对立妥协中,《矮凳桥风情》的语言既稳固了温州方言,也保留了温州文化的特殊和复杂。这些富有韵味的语言既体现了温州文化中遗落的古老音乐的痕迹,也与人类原始艺术未经细分而歌诗同源的文明特征相吻合,更与温州民间习俗中敬重俗神、注重礼仪的文化习性相一致。正如汪曾祺所言:“林斤澜不但能说温州话,且能深知温州话的美。他把温州话融入文学语言,我以为是成功的。”

四、结语

林斤澜的矮凳桥系列小说,不仅描绘了温州的风物人情,而且传递了温州文化的精神内涵,续写了近代社会以来的“浙江潮”对于中国古老文化的现代化贡献,呈现了文学不趋奉权威的独立精神及丰富的文化形态。

在历史进程中,“民间”会不可避免地遭遇“现代”洪流的冲击。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己的关系都在发生着改变,而民间文化自有其独立的存在形态。在与其他文化观念相互渗透的过程中,民间文化自身也在经历着分裂与重构。林斤澜将静态的矮凳桥纳入到了动态的时代中,站在“当下”回望小镇的姿态本身也已经说明了矮凳桥自在体系的破裂,而民间也就失去了其边缘的性质。在《矮凳桥风情》中,民间的道德伦理与民众相对稳定的观念形态构成了审美表现的主要动力,作家的精英意识被有意识地掩盖了起来。他站在民间立场上为民间大众的生存方式做注脚,同时也在当代精神的比照下进行着民间伦理精神的挽留。当我们在欣赏着矮凳桥难得的淳朴、自然、神秘的同时,我们也能够明显地感觉到林斤澜为了保护这一自在的文化空间所作的努力。民间的价值立场、民间的神话原型以及方言土语的运用虽然建构起了一个唯美的民间文化空间,但我们清楚,这种文化空间正在被现代性的社会所裹挟,它弥足珍贵,却越来越难以为继。矮凳桥风情引人入胜,却更应该引起民间文化研究者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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