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金林

1951年开明书店出版的《新文学选集》，是新中国第一部汇集五四以来作家选集的丛书，丛书出版后深受读者的欢迎，被誉为“新文学的纪程碑”。

丛书由“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编选，时任文化部部长茅盾任主编，时任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时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作协党组书记兼副主席、《文艺报》主编丁玲，文艺理论家杨晦等任编委会委员。

丛书分为两辑，第一辑是“已故作家及烈士的作品”，原定出12种，实际上出了11种，即 《鲁迅选集》、《郁达夫选集》、《闻一多选集》、《朱自清选集》、《许地山选集》、《蒋光慈选集》、《鲁彦选集》、《柔石选集》、《胡也频选集》、《洪灵菲选集》和《殷夫选集》。拟定中的《瞿秋白选集》，因瞿秋白曾是中共的领导人，按当时的规定，必须经党中央批准，于是就延搁下来，未能出版。

“健在作家”的选集列为第二辑，原定也出12种，实际上也只出了11种，即《郭沫若选集》、《茅盾选集》、《叶圣陶选集》、《丁玲选集》、《巴金选集》、《老舍选集》、《洪深选集》、《艾青选集》、《张天翼选集》、《曹禺选集》和《赵树理选集》。拟定中的《田汉选集》，因田汉总觉得自己的作品“拿不出去”，感到“十分惶恐”，“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也就只能尊重田汉本人的意愿，不让其为难了。

所出版的这22种选集，都是编委会经过周密考虑，精心选择的。“已故作家”中，鲁迅、朱自清、许地山、鲁彦、蒋光慈5人“因病致死”;郁达夫、闻一多、柔石、胡也频、洪灵菲、殷夫6人都是“烈士”，是被反动派杀害的。鲁迅是时代风雷的呼唤者。五四时期，他号召青年大胆发声 ：“是黄莺便黄莺般叫，是鸱鸮便鸱鸮般叫”（《随感录·四十》）;大革命时期，他希望青年要使“无声的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无声的中国——二月十六日在香港青年会讲》）;20世纪30年代，面对“万家墨面没蒿莱”的悲惨和凄苦，鲁迅呼吁人民奋战反击，“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无题》）。作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是中国民众最忠实的代言人。他的一生是为使现代中国成为“人国”而呐喊的一生。蒋光慈、洪灵菲、胡也频、柔石、殷夫都是“左翼作家”，他们的入选让读者再一次深刻地认识到革命文学，是“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是用“前驱”的“鲜血”写成的。文学研究会发起人许地山1939年流亡至香港，1941年病逝。流亡香港期间，他顶着“拍共产党的马屁，想出风头”的谣言，主持香港文协的工作，被誉为“中华民族值得骄傲的一个正直的有血性的儿子” （杨刚《〈许地山选集〉序》）。我国乡土文学代表作家鲁彦，1944年于贫病交困中在桂林逝世，年仅33岁。闻一多、朱自清都是纯粹的学者，他们“在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脊梁”，“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已故作家”和“烈士作家”选集的出版，“正说明了中国人民的、革命的文学和文化所走过来的路，是壮烈的”。

“健在作家”中郭沫若当时位居政务院副总理兼文教委主任，是国家领导人。茅盾“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是“伟大的革命文学家”（《胡耀邦同志在沈雁冰同志追悼会上的悼词》），又是新中国的文化部部长、作家协会主席，身份特殊。洪深、丁玲、张天翼、艾青、赵树理等都是党员作家。叶圣陶、巴金、老舍、曹禺等人在文学上的成就自不待言，又都是中共亲密的朋友，是“进步的革命的文艺运动”（茅盾语）的参与者，是“革命文艺家”。之所以编辑出版这套丛书，正如丛书作者之一郭沫若在为其选集所作的序中所说：

这五四以来的文艺作品选集，一方面是想整理一下优秀的文化遗产，以便更好地推广和保留;一方面也是想作为史料，以供研究历史和社会发展者的参考。

所谓的“整理一下优秀的文化遗产”，指的是想借此确立现代文学的“传统”，寻找到现代文学的“魂”;而所谓的“作为史料”和“供研究历史和社会发展者的参考”，实际上是要使这部《新文学选集》成为经典，为新中国的新文学指向导航。

也正是肩负着这么重大的历史使命，选集的编排、装帧、设计、印制都相当考究。“健在作家”选集的封面由本人题签。“已故作家”中，“鲁迅选集”四个字选自鲁迅生前自题的“鲁迅自选集”，其他作家的书名均由郭沫若题写。正文前印有作者照片、手迹、《编辑凡例》和《序》 ;“已故作家”的选集中有的还附有《小传》，《序》也不止一篇。初版本为大32开软精装本，另有乙种本（即普及本）。软精装本扉页和封底衬页的居中都印有鲁迅与毛泽东的侧面头像，因为占的版面较大，格外引人注目。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称鲁迅为“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刊印鲁迅头像是为了突出鲁迅在新文学史上的权威地位，将鲁迅头像与毛泽东头像并列刊印在一起，则寄寓着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发展的最终方向，就是走向1942年以后的文艺上的“毛泽东时代”。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实践毛泽东提出的革命文艺发展的正确方针，是新中国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健在作家的作品”，由作家本人编选，或由作家本人委托他人代选，以求得更加客观和确当。“已故作家及烈士的作品”，由编委会约请专人编选。《郁达夫选集》由丁易编选，《洪灵菲选集》由孟超编选，《殷夫选集》由阿英编选，《柔石选集》由魏金枝编选，《胡也频选集》由丁玲编选，《蒋光慈选集》由黄药眠编选，《鲁彦选集》由周立波编选，《许地山选集》由杨刚编选，《闻一多选集》和《朱自清选集》均由李广田编选。编委会约请的编选者多为名家，且与作者交谊深厚，对作者的创作及其为人都有深切的了解，能够全面把握作家的思想脉络，准确地阐述其作品的文学史意义。《鲁迅选集》则由“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编选，规格更高。

这22种选集中，《鲁迅选集》分上、中、下三册，《郭沫若选集》分上、下两册，其余20位作家都只有1册，规格和份量上的区别彰显了鲁迅和郭沫若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崇高的地位，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将，郭沫若是继鲁迅之后的又一位“主将”和“向导”，从而为鲁、郭、茅、巴、老、曹的排序定下规则。

这套《新文学选集》的出版，首先是给“新文学”定位，把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界定为“新文学的主流”;同时又充分肯定了作为浪漫主义杰出代表的郭沫若等人的文学成就，显示了这部选集的“公正性”和“包容性”，在强调“思想性”和“政治标准第一”的前题下，尊重和爱护在艺术上值得珍视的“‘五四新文学”。其次是鼓励作家与时代和人民共命运，深入生活，创作出无愧于时代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新文艺。再次是构建“新文学”的传统，对“中国新文学史”写作予以诱导和规范。《编辑凡例》中说：这部选集依据中国新文学的历史发展的过程，精选五四以来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使读者“藉本丛书之助”，“能以比较经济的时间和精力对于新文学的发展的过程获得基本的初步的知识”。从而点出了这部《新文学选集》的“文学史意义”：编选的是“作品”，展示的则是“新文学的发展的过程”。 把“现实主义的文学”作为“新文学”的主流，以此来筛选作品;重塑“新文学”的图景;规范“新文学史”的写作;建构“新文学”的传统，其目的是使文学回归“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最高指导原则”，为新中国的文学创作提供可资借鉴的资源和准则。

正是因为出版意义重大，这套选集出版60多年来，一直被学界认定为是我国现代作家选集中的经典。遗憾的是由于出版的时间相隔太远，这套选集大多成了零星的“库本”或“孤本”，全套的选集很难看到了。开明出版社想读者之所想，依开明书店旧版重印，完整地保留了原有的风貌，只是在版式上改竖排为横排，转繁体字为简体字，且精心校对，使研究者和广大青年文学爱好者得以重温经典，这也是出版界的一件盛事，值得赞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