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云水

粤东北客家花灯与“吊灯”习俗研究*

周云水

粤东北兴宁与连平忠信盛行的元宵“吊灯”习俗，以各姓氏在宗祠内举行隆重仪式悬挂竹制纸质的五彩花灯为核心。客家花灯的制作以家庭手工作坊为主，具有特定的季节性和家族内师徒传承的特征。客家宗祠内举行的“吊灯”仪式，以追求热闹和展示宗族实力为目标，间接带动了客家花灯的竞争性消费，促使这项民间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活态传承。地方政府顺应旅游市场开拓的需要，积极推动客家花灯与“吊灯”习俗的申遗工作并获得成功。民营企业抓住客家“吊灯”习俗的地方文化特色，打造主题文化产业园区，推动了客家花灯产品的创意开发。粤东北客家花灯制作工艺的活态传承与自媒体时代“吊灯”习俗的广泛传播，正在建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的一种新机制。

客家花灯 吊灯习俗 非物质文化遗产 活态传承

中国人过春节一般是以大年三十为起点，其后的一周内大家走亲访友联络感情，而到正月初七大部分人就开始上班了，返程高峰也预示着热闹的假期行将结束。但在粤东北的兴宁市和连平县，客家人心目中热闹程度超过春节的“赏灯”节才刚刚开始。这种被当地客家人称为“响丁”或“上灯”的“吊灯”习俗，从正月初八延续至元宵节后三五天，同一地域范围内的各个宗祠有意识地错开举办活动的时间，目的是聚集人气让亲戚朋友可以前去分享这个比过年还要隆重的集体活动。在这项持续数百年的民俗活动中，一盏盏用竹子和彩纸做成的客家花灯是整个活动的聚点，围绕其所展开的各项仪式程序，充分体现了具有浓郁特色的地方文化。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各级政府对地域文化的重视，客家花灯及“吊灯”习俗逐渐引起政府和学者的关注，除了被逐级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6年5月，连平县忠信花灯以民间美术类项目被列入第一批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6月，忠信吊灯习俗以民俗类项目被列入第二批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年，兴宁积极挖掘客家传统文化资源，向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成功申报“中国花灯之乡”；2014年1月，兴宁赏灯节被列入兴宁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5年9月，兴宁客家花灯被列入梅州市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还得到民营企业家的青睐，为民间技艺类非遗项目活态传承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提供了永续发展的动力。

本文基于文献搜集、实地考察和个人访谈资料，描述客家花灯的制作及代表性传承人在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激发的个人创意，通过分析客家花灯与“吊灯”习俗之间的密切关系，试图呈现地方民俗在民间技艺类非遗项目活态传承方面发挥的作用，并讨论自媒体时代以民俗活动和民间工艺为内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传承及创新发展的机制。

一、形制与技艺传承

花灯与人类运用火、发明灯和制造灯具的历史密切相关，汉代元宵节皇宫彻夜点灯照明，其后佛教燃灯礼佛的仪礼将元宵挂灯笼的习惯普及到底层百姓。唐代普通百姓已经盛行元宵赏灯，宋代的元宵花灯样式已千变万化。明清时期，民间与花灯有关的民俗活动层出不穷，比如“放河灯”“点红灯”等习俗。由于中国很多地方的方言将“灯”读成“丁”，挂灯笼就有了预示或庆祝添丁的意义。灯笼超出了照明的功用，成为一种展示地域文化特色的象征符号。*刘春、许薇：《花灯》，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版，第1-11页。客家花灯是粤闽赣三省交界处客家聚居区内客家人制作的灯笼，与此有关的民俗活动主要是在元宵节前后以盛大场面在宗祠内“吊灯”的习俗，发生的区域集中于粤东北兴宁市大部分镇区和河源市连平县忠信镇及其周边地区。从2013年春节以来，笔者在粤东北兴宁市水口、龙田、新陂、合水、大坪、刁坊和宁新等7个镇区，共走访了21个不同姓氏的宗祠和18位制作花灯的民间艺人；2015年12月份，到河源市连平县忠信镇走访了9位民间花灯艺人，并在忠信镇花灯博物馆及兴宁市文化馆获得与客家花灯相关的视频资料。

(一)花灯制作

客家花灯的制作过程包括材料选取、制作工具和工序。每年入冬以后，民间艺人就要着手准备制作花灯的材料，选好竹料、砍削竹篾并将其晾干，同时准备大量不同花纹式样的纸板图案，部分装饰物和灯泡电线还要专门到集市采购。花灯外观尺寸大小不一，一般在祠堂内供“吊灯”所用的普通花灯，熟练的民间艺人平均要用3天左右的时间才能做好。由于花灯制作工序繁杂，而且只能手工处理，所以民间艺人往往在每年农历十一月中旬就开始陆续接受周边民众的预订，以家庭作坊为单位发动全家老小一起制作花灯。花灯的制作者必须具备一定的艺术理论、造型和书画知识，不但要懂得花灯制作的基本流程，包括构思、画图、扎制和糊裱等程序，还要包容接纳现代审美观念，*韩延入编著：《花灯》，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版，第127页。以创新思维开发出新的式样。

1.原材料的选择

客家花灯的主要骨架均由竹子构成，通常选取两年左右的毛竹，然后分割成5种不同长度的竹筒，再削去外层青色的竹皮，然后用篾刀剖开成0.3厘米厚度的竹片。纸张的选取有两种方式，连平县忠信镇一带的民间花灯艺人采用印板拓印的方式，用不同的绘画颜料在红纸、白纸或绿色纸上面描画；兴宁的客家花灯艺人则就近取材，将平常积累的香烟纸、糖果纸和各种包装盒上的鲜艳图案巧妙地裁剪并利用起来，配上个人别出心裁的简笔画，再用一些能发出亮光的金色和银色纸片衬托画面的主题，每个花灯通常要用到50种左右的图案。

2.制作工具

用于制作花灯的工具包括四大类：一是扎制花灯骨架的塑料带及各种砍削类金属工具，如锯子、篾刀、钻子、剪刀、刻刀等；二是用来制作图案的各种木制印板、颜料、画笔及辅助工具，比如浆糊、装饰带等；三是用于发光的电线和灯泡，有些还有彩灯或电动马达，使花灯内部的各种人物图案轮流转动，构成一幅幅具有历史故事内涵的画面。各个花灯艺人都有自家传统的花灯图案式样，所用印板各有特色，很难找出两个完全相同的花灯成品。

图1：民间艺人在制作花灯的骨架

图2：花灯外观立体图

3.制作工序

客家花灯的制作一般分为四个工序：扎架、剪纸、描画和裱糊。*政协连平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连平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连平文史》(第十三辑)“非物质文化遗产专辑”《忠信花灯与吊灯习俗》，2007年，第29-33页。扎架包括5个环节，分别是裁竹、破篾、钻孔、对柱和钳架。竹架的外形根据花灯大小来定，其外观通常是上下对称的六边形棱柱。(参见图1的制作骨架场景和图2对应的立体外观)扎架的基本要求是上下四个或六个水平面要相互平行，竹片构成的立柱和横条通过扎带绑在一起，形成稳定的立体柱状骨架。由于客家花灯在举行完“吊灯”仪式之后都要被烧毁，因此传统扎架工艺很少用到铁丝，以确保所有材料都能在化灯时化为灰烬。

剪纸和描画是表现客家花灯艺人个人技艺的主要环节。剪纸的关键环节是按照印板拓印纹样并依照图案剪凿花纹，花灯外观是否能够吸引旁人的眼球，关键是剪纸和描画的功夫是否到位。描画体现花灯手工艺人的个人想象力，没有可供参考的样板，只能凭借日常生活经验和观察积累，用画笔在需要描绘的花纸上细致地描绘出各种人物、龙凤虎兔、花鸟虫鱼等。有些花灯艺人擅长制作传统表现经典故事画面的花灯，比如八仙过海、五女拜寿等场景。

裱糊是将各种描绘好的花纹和饰品分门别类，在竹制骨架上从里到外、从上到下依次粘贴，再配以灯带或各色纸花，每一个棱柱侧面的图案画面展示不同的内容，一般会表现客家人崇文重教、期盼添丁发财的主题，比如状元及第和百岁老人抱孙子的图案。花灯骨架上外露的竹片必须包裹或缠绕上红色的纸张，比如底面和顶端各有三根水平放置的厚实竹片，起着承重和固定的作用，顶部三根交叉的中心节点用于悬挂灯绳，底面三根竹片交叉处可以根据需要悬挂葱、蒜、芹菜或通书等物品，用以表示主家希望新丁聪明勤劳、懂得划算和健康成长。

4.结构组成

忠信花灯的主体包括灯盖、灯身和灯裙三大部分，附属部分为灯带和灯联。*吴娟容：《忠信花灯》，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1-59页。双层灯盖高度在6厘米左右，根据实际需求制作成六边、八边、十边或十二边形，周边装饰五彩的缎带。灯身上部呈鼓形方柱，中部从内到外分三层，分别是窗格、小彩门和大彩门，各有不同的图案。灯身下部为花盘，每格呈倒置的梯形，其边框与竹柱围合，上面描绘象征福禄寿的喜庆图案。灯裙是灯身外部覆盖的彩带，分内外两层，内层用白纸，外层用红纸，均剪成长条带状，宽约7厘米，将整个花灯衬托得飘逸而更具美感。灯带是长串的彩色纸片，挂在灯盖的每个角上起装饰作用。灯联是忠信花灯特有的附属物，融合了中国书法艺术和楹联的特征，但不拘泥于上下联平仄对仗的规则，只要用当地客家话读起来押韵即可，用以祝福新丁健康幸福、聪明好学、吉祥如意等。

兴宁花灯以传统龙凤花灯为主，外型结构为圆形六格花灯，分三层十二门，大门、小门各六个，代表一年十二个月。其含意是祈盼吉祥，财丁兴旺，四季平安，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其主体结构与忠信花灯基本一致，但没有灯联和灯带等饰物。摇钱花灯是流行于兴宁民间的另一种花灯形式，在民间有很大的市场，灯盖角上悬挂金钱一串串， 寓意财源广进，财丁兴旺。金柱花灯内外设六条金柱，整个造型华丽堂皇。共分为三层，外层八仙过海，内层金童玉女。上下装饰有白花和红花，其含意为财丁兴旺和吉祥如意。

客家花灯的形制相对比较稳定，但装饰风格及表现题材会与时俱进，并根据预定客户的个人需求有所调整。比如，有的宗祠内连续出现了做生意发大财的老板，他们在家里添丁后便会向花灯艺人提出制作特大号的花灯，并给出超出普通花灯数倍的价钱 。花灯艺人迎合市场经济下人们想快速致富的心里需求，一般会用6、8或9作为价格的数字，最大的花灯价格可在9999元，普通花灯也定价在666或888元，以便采购花灯的主家觉得吉利，进而预示着来年更加能够出现财丁兴旺的大好局面。

(二)花灯艺人

花灯艺人是客家花灯这一民间技艺的主体，他们对客家花灯的技艺传承及其与经济效益之间关联度的认知状态直接决定着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为此，笔者在两地寻访民间花灯制作师傅及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了解他们制作花灯的历史与生活现状，对其制作花灯的特征予以记录和比较，并按照编码的方法对受访者提供的材料进行处理，抽取出共有特征的关键词，以呈现他们对客家花灯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个人观点和传承意愿。

1.民间艺人对花灯工艺的描述

在兴宁市区及相邻的7个镇区和忠信镇及其邻近村落，笔者分别走访了目前仍在制作花灯的27位民间艺人，*按照人类学调查的惯例，为尊重受访对象的个人隐私权，在论文中使用姓名汉语拼音的首字母作为代号，并对所在地域进行标记，兴宁用XN表示，忠信则用ZX表示，以作资料来源的区分。比如兴宁的民间艺人吴国华师傅采用XNWGH来代替，忠信的民间艺人赖海明师傅则用ZXLHM来代替。观看他们现场制作花灯，并按照事先拟定的问题格向受访对象提问，采取开放式回答的方式，事后根据现场录音进行资料的整理和归类。针对花灯制作工艺的具体提问主要了解以下几点：一是花灯师傅个人学习制作技艺的过程和从事这项技艺的时间；二是民间艺人制作花灯的拿手绝活和各类比赛中获奖的情况。因为客家花灯的骨架扎制程序基本一致，各家特色主要体现在剪纸工艺和装裱的技巧上，所以对客家传统文化的理解和现代科技的应用，是体现花灯制作技艺的关键。

表1：民间艺人对客家花灯工艺特征的描述

在受访对象对花灯工艺特征的描述中，最为常见的词汇是精细、亮丽和图案多变，体现了民间艺人对客家花灯工艺的共同认识。在连平忠信镇上寮村，当地人称呼花灯制作艺人为“灯仔”，前去预定和购买花灯的人则是“灯主”，*何树强：《吉祥客灯——连平忠信花灯》，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55页。两者之间谈论花灯的工艺时，灯仔首先会向灯主点出自己制作花灯的独特技术和手法。当地知名花灯艺人赖明甫世代制作花灯，其先祖赖学清到兴宁做小生意时，结识了告老还乡的宫廷画师，向其学得宫廷技法回到连平后开始雕刻印板并代代传承至今，成为连平客家花灯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资源。

2.客家花灯经济效益与技艺传承的关系

客家花灯的销售以特定区域内预订为主，这种模式决定了经济效益对花灯技艺传承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对兴宁和连平忠信的20位花灯艺人进行个别访谈时，笔者设定了以下四个问题用以了解他们的技艺传承和经济收入之间的关联性。

表2：民间艺人对客家花灯认知态度统计表(n=27)

从表2的李克特量表反映的数据来分析民间艺人对花灯技艺传承的态度，可以看到大部分人认为经济效益是自己制作花灯的首要驱动力，也是年轻人学习花灯制作技艺和不断创新的重要影响因素。

兴宁市宁新镇的花灯艺人WGH制作的六角花灯和观音灯曾经在2012年获得广东省首届花灯文化节暨第三届洪梅花灯节金奖和银奖。他从10多岁就跟随父亲学习扎花灯，手艺传给儿子后，能够针对客户求新求变的需要，利用电脑打印配色的图案，结合客家童谣“月光光”有关秀才郎骑白马的传统故事，富有创意地开发出一些新的花纹与图案，附近方圆20公里内的客家宗祠内“响丁”*兴宁客家人称“赏灯”为“响丁”，一是表示在祠堂内“吊灯”舞龙舞狮异常热闹；二是上灯之前由族内长辈将新丁名字登入族谱，意为“上丁”， 需要先看看新丁的模样，暗含赏丁之意。所用的花灯都是向他订购的。

客家花灯伴随着客家民系的发展逐渐成型，从赣南流行的灯彩和闽西、粤北客家的各种灯具来看，兴宁和连平的花灯属于宗族祭祀类纸扎品中专门用于庆祝新丁出生的纸扎工艺品。在赣南灯彩所用的灯具中，每盏灯至少具备五种以上的颜色，使用传统的金纸、银纸、鱼鳞纸、宣纸、毛边纸、蜡光纸、皱纹纸等，在颜色深浅、表面粗细、质感柔刚和韧度色调上各有搭配。灯具的图形以描绘山水日月、花鸟虫草、飞禽走兽等为题材，其上的文字多为国泰民安、丁财两旺、恭喜发财、早生贵子之类的祝福语*《石城灯彩》编撰委员会编：《石城灯彩》，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页。。将赣南灯彩的各类灯具与兴宁、连平的客家花灯相比，可以发现后者的功能集中于祠堂内庆祝添丁之用。

二、“吊灯”仪式及其影响

在兴宁和忠信的客家民众心目中，过年的重点是正月初八至十八的十天之内各村落祠堂内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和绚丽的烟花，而最吸引眼球的则是围绕“吊灯”展开的一系列仪式。

(一)“吊灯”的仪式过程

从民俗活动的最终目标来看，“吊灯”是将客家花灯悬挂在宗祠上厅正梁下方的过程，但这个看似简单的仪式却包含多个环节。人们把对于自然的认识和情感寄托在仪式的过程中，给仪式赋予特别的含义，以表达人们的某种“需求”或实现自己的愿望。人们通过仪式表达情感而使心理寄托得到“满足”，使仪式表现出一定的社会价值。*崔鸿飞：《灯神乐舞——秀山花灯的人类学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3页。兴宁与忠信客家的“吊灯”习俗大体相同，都包括选灯、定位、迎灯、上灯、暖灯和化灯等环节。选灯与定位属于前期工作，一般在年前就要安排好；兴宁客家人将迎灯和上灯放在同一天举行，暖灯环节随着花灯内部使用电灯照明而趋于简化；某些姓氏的宗祠将化灯视为与上灯一样重要的环节。

1.选灯定位

选灯的环节一般是由灯主与区域内制作花灯的艺人之间提前预定花灯尺寸、样式和价格，这与灯主的社会声望和经济实力有关。很多在外经商的乡贤认为一辈子就两三次添丁上灯的机会，需要隆重操办，因而会让花灯艺人制作精美和富有特色的花灯。

粤东北客家人一般会在春节除夕那天，到祖祠打扫卫生和祭祀祖先，放灯绳就是为正月初八以后的“吊灯”仪式做准备，让灯主为自己要在祖厅内升起的花灯定好位置。大的宗祠每年都有多个新丁出生，因此花灯在祖祠上厅的定位就成了一种需要竞争的资源。客家宗祠内摆放祖宗牌位的神龛前常年会摆放几张八仙桌，上面放置香炉和祭祀用品以供奉祖先。这个位置往往也是正对上堂栋梁的地方，客家人认为这是最神圣的地方，悬挂在此的花灯自然就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每年的灯主需要集体商量，通常是出资最多的灯主才能将灯绳挂在祠堂上堂正梁的下方，而且需要悬挂最大最具特色的花灯。

2.迎请花灯

迎请花灯需要集体行动，由族内长辈组织指挥年轻人，在锣鼓队和金狮队的引领下，先在祠堂内拜过祖先、福德伯公、五方龙神、井神之后，以宗族堂号的锦旗打头阵，依次是彩旗方阵、抬扛缠绕鞭炮的竹竿方阵、妇女儿童随行方阵，整个队伍至少200百，姓氏大的宗族可达上千人。从出发前往花灯制作师傅处迎请花灯，到将花灯郑重地请回祠堂，一般需要耗费一个小时的时间，有些花灯艺人虽然就住在祖祠附近，迎请队伍也得绕到圩镇上，目的是让周边群众看到灯主操办“吊灯”活动的经济实力。在整个迎请花灯的过程中，锣鼓声夹杂着持续不断的鞭炮声，让笼罩在鞭炮烟雾中的花灯更添几份仪式的神秘感。

3.祠堂上灯

在将花灯请到祠堂之后，灯主会在花灯的灯身底部挂上芋仔、葱蒜和芹菜等物件，寓意整个家族人丁兴旺像芋仔那样繁殖，祝福新丁能够聪明勤快。族内长者有专门负责祭祖活动的司仪，带领灯主向祖先禀报新丁的情况并向祖先行三鞠九拜之礼，然后将新丁名字写在红榜上张贴于祠堂墙壁并写入族谱。灯主点亮花灯之后，拉动绑在花灯顶部的灯绳，将花灯高挂在祠堂上厅祖宗神龛之前，让祖宗共享祖宗繁衍的喜悦。之后，灯主出资举办盛大的灯酒，有的直接在祠堂内摆放桌凳，请“流动酒席”烹制饭菜，招待参加“上灯”仪式的亲友；有些则直接在圩镇的餐馆预订数十台酒席，宴请前去捧场的亲戚朋友。

在笔者连续三年参加的21个宗祠内举行的“赏灯”活动中，有13次是在宗族祠堂内举行聚餐活动，8次在临近圩镇的酒家举办宴席，共餐的宾客谈论最多的话题是花灯的特色和整个“上灯”仪式耗费的资金，其标准是给花灯艺人的红包金额和燃放的鞭炮、烟花数量。这些自然离不开灯主雄厚的经济实力，而那些平素很少在村庄露面、只有“上灯节”才回到村庄里的乡贤也乐意在这种人气最旺的场合展示自己的财力和慷慨的气度。

4.暖灯化灯

暖灯是由灯主往花灯的灯盏里添加灯油，以使花灯在花灯之前保持昼夜通明。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和花灯工艺的改进，这个环节大都省略，甚至有些宗祠直接将花灯保留到下一年，然后在上灯之前先举行上一年花灯的化灯程序。传统化灯的程序包括祭祖、抢灯和烧灯的环节，最高潮的部分是大家争抢花灯饰物的活动，灯主点燃被众人抢剩的花灯骨架及部分装饰的花纸时，要用缠绕红纸并系上柏叶的竹把“传丁火”，寓意丁火分化而世代相传，较为直观地体现了客家花灯文化核心的非遗价值。

(二)“吊灯”仪式推动客家花灯技艺传承

花灯作为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载体，承载着百姓的祈福，是老百姓的精神寄托，也是老百姓祈盼神灵保佑的符号。*崔鸿飞：《从民间艺术到文化遗产——秀山花灯的人类学考察》，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61页。客家花灯直接满足“吊灯”习俗的需要，灯主与花灯艺人之间虽然超越了普通商品的买卖关系，但灯主在“上灯”活动中带有炫耀性质的竞争性消费，却深刻影响着客家花灯艺人的技艺传承。正如上文访谈资料量化分析所得结果那样，“吊灯”民俗的持续进行促使花灯艺人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以下列举两则访谈资料予以说明。

1.竞争性消费促进花灯艺人不断创新

灯主在选择花灯时，就要充分考虑到前几年灯主所选花灯的规格，如果上一年灯主选的花灯直径比自己选择的花灯要大，旁人就会认为今年的灯主不如去年的灯主混得好。当然，很多人还会结合灯主平常的为人处世来综合评价，但花灯的精美程度和大小价钱是很重要的评判标准。花灯艺人为了让灯主操办的“上灯”仪式能够不逊于以往的活动，也会不断推成出新，在花灯尺寸、装饰上动脑筋，以更高的成本和工时做出不同于以往的花灯。

访谈材料1：兴宁龙田镇磐石围袁氏祖屋有一个祖传花灯技艺的师傅YYM，他每年要制作50个花灯，都是为袁氏各房宗祠的新丁户定做。2015年正月十二，磐石围上灯活动所用的花灯同样由他制作。笔者询问他近十年花灯卖出的价格，基本上是每年递增15%，每个花灯从2005年188元逐年增长到当年的1188元 ，期间所用材料和耗费的工时也是不断增加。十年前每个花灯的原材料基本上在50元以内，制作工时也在两天左右。如今的花灯原材料要增加很多配饰，从市场和网络上购买150元左右，工时也需要5天以上才能完成。

2.花灯艺人充分借鉴仪式活动评价

每年“吊灯”活动现场，总能发现民间花灯艺人的身影。一方面，他们大多数为本族新丁户制作花灯，自然也是灯主的座上宾；另一方面，他们为了市场竞争，也会密切关注仪式参与者对自己或他人制作的花灯有何评价。这种现场反馈的声音，往往是推动客家花灯民间艺人改进制作工艺的直接动力，具有非常明显的效果。

访谈材料2：兴宁新陂镇磐安围刘氏祖祠每年正月十三举行上灯活动，附近的民间花灯艺人LDG一定会去参加活动，一来他小时候在这个宗祠内举行过“上丁”，对这项民俗活动深有感触；二来他制作的花灯每年都会被族内新丁户买走挂在这个祠堂，他觉得自己亲手制作的花灯年复一年悬挂在祖宗神龛之前是一种自豪，同时也想听听周围的群众怎么评判自己的花灯技艺。2004年正月十四，笔者在另一个俗称九厅十八井的罗氏宗祠再次与他不期而遇，询问前一天刘氏祖祠内上灯活动的情况。他说新丁户反馈回的意见是色彩和图案比去年的花灯好，但尺寸没变感觉稍逊一筹；现场参与上灯的民众对花灯内旋转的日本卡通图案赞口不绝，很多小孩指着花灯说化灯时一定要抢到这些新奇的配饰。

另外，客家花灯艺人在近十年各级地方政府主办的灯节中也频频露脸，间接增强了民间花灯技艺传承的主动性。比如，连平县政府从1999年开始，每年都会出资请花灯艺人制作各种花灯挂在花灯街和广场上供游人观赏。这给客家花灯和“吊灯”习俗提出了新的问题，即在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基础上进入永续经营的产业发展阶段。

三、文化创意与产业发展

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推进，客家地区以农耕文化为主的社会传统正在经历剧烈的变迁。客家花灯及其衍生出的“吊灯”习俗成为地方政府可以深入挖掘的文化资源。民间艺术的产业化发展促成了当地经济结构、文化结构的变化，许多地方以民间艺术为载体大做文章，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转变成“为文化搭台、让文化唱戏”。*周晓虹：《文化何以能够成为产业》，《探索与争鸣》2004年第2期。客家花灯及“吊灯”习俗成了地方政府和民营企业感兴趣的话题，每年各种层次的活动连续不断。台湾苗栗和新竹的花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案例，对粤东北客家花灯及“吊灯”习俗类非遗项目颇有启发。

(一)河源花灯节的实践经验

1.地方各级政府主办花灯文化节

在河源市、连平县及忠信镇等各级地方政府的文化推广下，忠信花灯节已成为市级文化品牌。每逢连平县有大型活动，总会推出客家制灯、挂灯、暖灯仪式、龙狮闹花街及花灯展销，不但促进优秀民间传统文化艺术的繁荣和交流，而且对当地招商引资、经贸业和旅游业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潘小平、何树强：《九连山下闹花灯》，《人民日报·华南新闻》 2002年2月25日第一版。笔者对连平县举办的几次大型花灯节进行比较，从中发现地方政府在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方面能够发挥的重要作用。

表3：忠信花灯节主题及特色

举办时间及届次主题与特色2004年第四届与广东电视台联合举办 “九连山下闹花灯”大型文艺演出，邀请国家级歌唱家登台献艺。2007年第七届连平县政府联手中央电视台第3频套《激情广场》，推广和传播忠信花灯与“吊灯”民俗。2008年第八届民间艺术巡游、摄影展、花灯展、吊灯与暖灯仪式。2013年第九届合并主办广东省第二届花灯文化节，推出《百世灯缘》舞台剧以灯魂、灯情、灯缘、灯韵再现客家“吊灯”习俗。*李若尘：《九连山下春意浓 红红火火闹花灯——广东省第二届花灯文化节暨连平县第九届忠信花灯节开幕》，《河源乡情报》2013年2月26日。在连平县持续十余年举办忠信花灯节后，连平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获得“广东省客家花灯艺术之乡”的称号，其所组织的民间艺人扎制的花灯以不断刷新记录，其中最大的走马灯以6米的直径和10米高度吸引了 20多万名观众围观。另外，连续举行的花灯节也得到珠江电视台《文化珠江》和南方电视台《岭南风情画》的关注和报道。

2.民营企业参与花灯民俗节庆活动

生存于村落文化视野下的民间艺术一直起着满足审美需求、丰富艺术生活、抚慰乡民心灵、营造民俗氛围的重要作用。民间艺术产业开发，不仅能够实现民间艺术本身在现代社会的生存，更重要的是民间艺术所承载的精神财富得以继续传承，所以必须在对民间艺术保护、合理利用的基础上，进行资源整合，创意研发，从而真正实现民间艺术的可持续发展。*刘昂：《文化产业视域下的民间艺术产业开发研究》，《民俗研究》2012年第3期。忠信客家花灯及“吊灯”习俗的创意开发，整合了政府和民间的力量，取得了初步成效。

其一，政府主导成立花灯文化产业基地，进行花灯艺术和产品的研究开发活动，挖掘其中深刻的文化内涵，充分展示当地的文化特色，吸引外地人前来观光游览。由民营企业投资经营的客家文化的休闲娱乐中心，每天定期推出客家风情民俗表演活动，比如香火龙表演、山歌对唱、哭嫁和品尝客家娘酒等，让游客在情景互动过程中充分体验客家文化意味，将忠信的花灯打造为粤东北地区风俗民情游、客家文化游的重要旅游品牌。

其二，民营企业参与开发花灯的工艺品价值。花灯由民间工艺品发展成有创意的文化产业，品种逐步由单一走向多样化发展。除了传统的祭祖灯和添丁灯，还创造出更多的实用灯种，比如节庆灯、生日灯、升学灯、装饰灯等，拓展了传统客家花灯的用途。经过工艺改良后的花灯市场集中于节庆活动、旅游观光和普通人群用来装饰观赏等，在2010年世界客属恳亲大会期间，忠信花灯工艺品形式成为参会嘉宾竞相购买的商品。

现在的忠信花灯习俗不仅是在正月里进行的仪式化节日了，任何值得庆祝的喜事场合，大家都愿意用挂花灯这一传统的娱乐形式来庆贺。*罗文冠：《忠信花灯的文化价值及其传承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14-16页。在笔者访谈几家企业时，发现他们正在研发便携式花灯，配以声、光、电等新技术，变静态为动态，以吸引年轻人的眼球。新式花灯能够自由组装、拆卸，并被包装成一种精美的时尚工艺礼品。就广东省内非遗项目而言，肇庆悦城民间的龙母信仰在旅游经营开发、规划设计、宣传营销和庙会经济等方面的举措，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发展提供一个成功的个案。*蒋明智：《非物质文化遗产——悦城龙母文化的产业化之道》，《民间文化论坛》2011年第5期。业已入选国家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忠信花灯，同样可以借鉴悦城的经验，走文化产业化发展的道路。

(二)花灯文化创意开发的启示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过程中，通过产业化手段寻求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的环境下传承与传播的市场空间，并借市场化的机会扩大规模、集聚资金，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存续与发展的良性循环，*王松华、廖嵘：《产业化视角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台湾花灯文化创意开发及兴宁颐和湾文化产业园就提供了很好的案例。

1.台湾花灯文化创意开发

花灯包括实体的花灯及花灯表演，客家花灯属于实体的花灯，而以“吊灯”为核心环节的赏灯习俗，则是花灯表演的一种形式。台湾高雄花灯文化创意开发最为成熟，高雄灯会是台湾十二大节庆之一，已经连续举办十三年，入境旅游人数逐年攀升，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高雄花灯的制作从民间艺人团体向中小学推广，融和艺术和技艺，将结构力学、电学、美学及材料科学结合在一起，将原本竹编、纸扎的工艺，融入铁丝、布料和电动设施等组合技艺，使花灯造型更具主题性和多样性。*尤宜懿：《台湾大型节庆活动游客游憩历程之研究——以2011高雄灯会艺术节为例》，高雄：台湾体育运动大学休闲运动管理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6-9页。非遗项目如果仅仅依靠政府投入，很难获得持久的发展，但如果有民营资本介入，形成一定的产业规模，就有可能获得永续发展的动力。这不但需要投资者熟悉非遗文化项目的内在价值，而且更需要有基于传统的文化创意。

2.兴宁颐和湾花灯文化产业园

兴宁熙和湾客乡文化旅游产业园，按照“一心”、“两态”、“三性”、“四块”、“五一”的理念，以客家花灯文化为中心，建设“三百”文化博览园，即以一亭、一姓、一灯为组团打造不同风格和内容的百亭、百姓、百灯。这个依靠民营资本运转的项目，以客家的独特花灯为特色，让非遗项目得到新的发展机遇。比如，产业园区提出“五个一”的建设目标，要将其建成世界上唯一的特色赏灯文化园区、世界第一高的花灯建筑、世界第一大的花灯文化博物馆、世界第一个花灯主题的亭台博览园、世界第一大百姓文化博物园。

从项目开工建设到现今临近收尾的四年时间，投资方除了不断派人到全国各地花灯文化区域考察学习，还立足客家地区的民间技艺和地方风俗，向花灯艺人及民俗研究专家请教，划出资金鼓励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在作品中融入创意，甚至以高额奖金征集园区的花灯主题曲。广东熙和湾花灯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不仅促进民间传统花灯技艺活态传承，而且让花灯这一非遗项目转变为文化产品，在创意产业中获得自我更新的功能。

在规模日益扩大的民间“吊灯”习俗中，兴宁不同姓氏的祠堂暗地里较劲，以竞争性消费推动客家花灯市场的活络。民间花灯艺人为了满足购买者求新求变的需要，就要在祖传技艺的基础上不断吸取新的式样创造更多具有特色的品种。这种以民俗节日需求为导向的市场调节机制，直接带动了民间工艺类非遗项目的活态传承。地方政府因应产业发展需要，引导民营企业结合客家花灯及“吊灯”习俗开发文化创意产品，促进了非遗项目的创新发展。兴宁市熙和湾客乡文化产业园在开发以客家花灯文化为核心的宗亲文化产业时，应该立足于花灯技艺活态传承的特色，借鉴云南少数民族旅游文化产业发展的经验，以游客参与和体验客家民俗技艺为目标，获得经济效益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双重回报。

[责任编辑]蒋明智

No． 3，2016，Cultural Heritage Journal

Main Abstracts

“Waijiang Opera”Troupe and“Waijing Opera”

KANG Baocheng 1

“Waijiang Opera”troupe has three different meaning in the Qing dynasty literatures． In Yang Zhou Hua Fang Lu， “Waijiang Opera”troupe means the theatrical troupe“Chuntai”supported by the salt merchant Jiang Chun，compared with“Neijiang”troupe，which means the Kunqu troupe． In Guangfu area，“Waijiang Opera”troupe was the opera troupes from other provinces，compared with the local troupes． In East Guangdong，Chaoshan and Hakka area，“Waijiang Opera”troupe was the opera troupes performed“Waijiang Opera”( later called“Guangdong Han Opera”) ，compared with Chaoyin troupes． “Waijiang Opera”originated from Hubei Han Opera，and had gained some features of Hunan Qi Opera and Xiang Opera when it spread southward． The so － called“Minxi Han Opera”and“Guangdong Han Opera”is actually of the same type． In geographical? relationship，“Waijiang Opera” was spread from the Ting River to West Fujian and East Guangdong．

The“Eight Masterpieces”in Cantonese Musical Tradition: “Pure Singing”，“River Tune”， and“Waijiang Opera”

RONG Shicheng 9

The“Eight Masterpieces”( Badaqu) refers to eight pieces of Cantonese opera song which were popular in the Tongzhi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In the 1950s the eminent Cantonese music artist Pan Xianda of Hong Kong was determined to revive Badaqu． In his article“Discourses on Cantonese operatic song”( 1954) ，Pan differentiates four performing styles of Cantonese operatic singing，that is，by the opera actors，by the Bayin musicians，by the amateur artists，and by the courtesan singers． Pan evaluates highly the refined accompanying style of the“amateur artist”( wanjia) music，which，to him，defines the aesthetic identity of the“Eight Masterpieces”． Moreover， Badaqu are adapted from Cantonese opera plays of late Qing; thus serve as important source materials in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early Cantonese opera，particularly its connections with the Waijiang opera during that period．

A Rational Thought about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Folklore

HU Xiaohui 15

The concepts，standpoint，objects，scope and purpose of legal protection of folklore can be justified effectively and discriminated clearly only by rational thinking． The underlying purpose of legal protection of folklore is to protect the collectiv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folklore，so it needs both public law and private law，and each of them has dif-ferent and irreplaceable purpose in itself． Namely，private law is to protect the collectiv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folklore bearers as subjects，and public law is to safeguarding folklore and its diversity，meanwhile to prevent the collectiv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folklore from infringements of governments and other infringers．

The Epistemology Transformation of Gangneung Danoje Festival in Korea Academia in the Perspective of Original Deconstruction

GAO Jing 54

The recognization of the Gangneung Danoje Festival among the Korea academic has been transformed after these three research stages: reality restoration，historical packaging，and original deconstruction． The materials about the Gangneung Danoje Festival，sorted out by Dong Kun ln in 1966，have been considered as the cultural prototype since its occurrence． Influenced by essentialism，the prototype supremacy is getting hotter in the Gangneung area． However，the deconstructivism scholars found that Gangneung Danoje Festival seems paradoxical in terms of cult and origin，and questioned the so － called prototype． They consider to abandoning the essentialism of the prototype supremacy，as to recognize the Gangneung Danoje Festival through a constructionism respect．

Active Exhibi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e Heritage in the Perspective of Discourse: The Case of the Intangible Heritage Culture Exhibition in Nanjing Museum

WANG Meishi 81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case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e heritage exhibition in Nanjing Museum． In the perspective of discourse，study the idea of active exhibi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e heritage，and discusses its promotion for building a multi － cultural space in a comprehensive museum． The planners tried to connect the intangible discourse system of UNESCO with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China． They resolve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experts and the activities in planning． The exhibition strengthene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inheritors and the local community，and made a complementary between the 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a comprehensive museum． This kind of exhibition can transform the traditional comprehensive museum into a modern museum under the concept of“all heritage”．

Reviews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Urban Legends

LI Yang，ZHANG Jianjun 120

Folklorists in China have not yet drafted a type － index classification for vernacular urban legends due to insufficient research in this regard，while in the West relevant issue has already raised a broad discussion in terms of authenticity， theme，type and structure，etc． The publishing of A Type Index of Urban Legends ( by J． H． Brunvand) is a landmark in classification study，which also may become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classifying Chinese urban legends．

周云水(1976-)，男，江西石城人，广东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研究人员。(广东 梅州，514015)

*本文为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3年度课题(项目编号：GD13DL03)、广东省教育厅2015年度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客家文化特色教学与创意产业人才培养研究”(项目编号：2015173564)、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粤台客家文化传承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委托课题“粤台客家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比较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G122

A

1674-0890(2016)03-14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