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伟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北京100048）

香港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与发展路径研究

■张伟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北京100048）

经济结构转型是困扰香港发展的主要问题。经济高度服务化、服务经济虚拟化、对房地产业有较高依赖、产业升级缓慢等问题削弱了香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香港应基于国际、区域经济格局变化和香港经济的比较优势与约束条件，以知识经济和高增值服务经济为转型方向，实现香港高增值服务业和内地高技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为中心的产业整合，并抓住“一带一路”的机遇，进一步创造和巩固竞争优势，从而为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

香港；经济转型；产业结构；“一带一路”

一、引言

20世纪80～90年代，中国香港凭借区位优势和内地优惠政策，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到要素成本较低的内地，制造业在本地GDP中的比重由1980年的22.18％下降到1997年的6.1％，金融业、贸易及物流业、旅游业、工商业支援及专业服务成长为四大支柱产业，香港实现了从以制造业为基础、外贸为主导的产业经济向服务经济的转型。1997～2015年，香港区内GDP由13 731亿港元增加到24 025亿港元，年均增长3.2％，总体保持了一个较高的发展水平①。然而，经济高度服务化、服务经济虚拟化、对房地产业有较高依赖、产业升级缓慢等长期累积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削弱了香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香港应基于国际、区域经济格局变化，深化结构调整和转型，创造和巩固新的竞争优势，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1997年以来香港经济的结构性特征

（一）产业高度服务化

一是工业和制造业产值及就业比重持续收缩。1997～2013年，香港工业增加值由1 871亿港元下降到1 486亿港元，GDP占比从13.3％跌至6.95％；1997～2014年，制造业GDP占比从6.1％下降到1.3％，从业人数从44.3万人（占总就业人数的14.0％）减至13万人（占总就业人数的3.5％）。

二是服务业产值及就业比重都有所上升。1997～2014年，香港服务业增加值由10 789亿港元上升到20 909亿港元，GDP占比由80.2％升至92.7％，从业人数（不含公务员）从220.2万人（占总就业人数的69.6％）增加到312.6万人（占总就业人数的83.4％）；2000～2014年，传统的四大支柱产业产值由6 337亿港元（GDP占比为49.4％）上升至12 672亿港元（GDP占比为57.5％），从业人数由140.8万人（占总就业人数的43.9％）增加到178万人（占总就业人数的47.5％）。

（二）服务经济趋于虚拟化

主导香港服务业的贸易、物流、金融及商用服务等原本是直接或间接为生产过程提供中间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但随着制造业转移、转口和离岸贸易发展、金融中介化、生产性服务业转移和调整以及非生产性服务业增长，香港服务经济呈现出非实体化或虚拟化的特征。

1.进出口贸易

香港地区是世界第九大贸易经济体，2000～2013年，进出口贸易对香港GDP的贡献年均达20.3％，但是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属于转口贸易，1997～2014年，香港本地产品占出口商品总额的比重由14.5％下降到1.5％，而转口贸易额翻了近三番，占整体贸易的比重由40.5％升至45.8％；同时，随着内地港口群崛起，香港航运增长速度放慢，离岸贸易比重上升，2002～2013年，离岸贸易额最低为转口贸易额的1.12倍（2013年），最高达1.42倍（2002年）；此外，因为缺乏制造业基础，服务出口成为香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1997～2014年，服务出口由2 404亿港元增长到8 270亿港元，年均增长6.4％。

2．金融业

2001～2014年，金融业总产值在香港GDP中的占比年均为15.3％，金融业的产值占比已经与伦敦和纽约持平。

银行业是香港金融业主体。20世纪70年代，银行机构对制造业的贷款占其贷款总额的20％，80年代则下降到10％［1］，大量银行贷款进入房地产业和金融业，1997～2014年，银行机构对制造业、有形贸易、运输及设备、批发零售业贷款总和占比年均为24.1％，对金融业的贷款占比年均为8.6％，对房地产业（包括建造及物业发展与投资、个人购买和租赁住宅）的贷款占比平均达49.2％，其中2001年和2002年高达56％。同时，香港银行业由专业经营转向混业经营，由传统的贸易中介为主变为资产管理、证券经纪、融资租赁等金融中介为主［2］。

香港证券市场地产股和金融股占比较大。1993年，恒生指数33支成分股中，只有两只工业股，股本占比只有6％，而金融和地产股占比为47％［1］，在1997年以前，香港股市总值中房地产资产占比最高达70％［3］。2015年底，恒生指数50支成分股中，有12支金融股、10支地产股，4支公营事业股和24支工商业股，工商业股中的石油、电讯、能源、港航、科技等工业股主要是红筹股或H股，香港股则主要是商业和娱乐股。不计红筹股和H股，24支香港恒指50成分股中包括5支金融股和8只地产股，其市值占恒指50香港股总市值的66.7％，此外还有9支恒指50香港成分股直接或间接与房地产有关。

3．生产性服务业转移、调整，非生产性服务业扩张

香港服务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香港服务业+珠三角制造业+内地企业”模式基础上的。在制造业大规模转移内地之后，由于市场空间不足，香港的物流、商贸、房地产、金融保险等多种生产性服务业也开始向内地转移，目前服务业投资占香港在内地投资额的比例估计可达40％左右［4］。

随着内地生产性服务业的不断发展，港资企业和内地企业对香港专业服务及融资的利用和依赖逐渐减少，香港服务业进行了较大调整［2］，旅游、文化及创意、医疗、检测及认证、教育等非生产性服务业成为香港特区政府着力发展的产业。旅游业（含零售业、住宿、餐饮服务业、客运服务、旅行代理等）产值占区内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2.4％升至2014年的5.1％，如果考虑到对商业、海陆空运输业和会展等行业的拉动，其对区内GDP直接或间接的贡献可达15％左右［3］；文化及创意、医疗、检测及认证、教育等则在2009年被纳入香港特区政府重点培育的优势产业。

（三）经济、财政、金融对房地产业依赖性较高

在20世纪60～80年代，香港地区经济持续增长，加之大量国际资金涌入，房地产业成长为香港的支柱产业。1980～1982年，每年房地产业（按建造业、地产服务业和楼宇业权即租金收入口径计算）产值都占到区内GDP的22％以上［5］，此后两年虽有所下降，但1985年《中英联合声明》生效以后，受回归因素的刺激，香港房地产业进入长达十年之久的高度繁荣时期，1997年，房地产业总产值达3 457亿港元，GDP占比达到25.3％的历史性高位，成为香港经济的第一大产业。如果加上相关产业的增加值，GDP占比可达40％［3］。1997～2014年间，尽管亚洲金融危机、“非典”疫情和全球金融危机等导致了房地产市场周期性调整，但房地产业对GDP的贡献年均达19.4％，是仅次于贸易物流业的第二大支柱产业。不考虑印花税、遗产税及对开发商利润征收的税收，1997/1998～2014/2015财政年度，来自地价收入、物业税、酒店房租税、一般差饷、物业及投资、从房屋委员会收回的款项等房地产有关收入占香港财政收入比例年均达21.4％，其中卖地收入占比年均达12.6％②。金融业对房地产业的依赖一方面表现在地产股票市值占整个股市市值相当大的比例，另一方面表现在对房地产业的贷款以及相关金融衍生品占整个金融市场的很大份额。对房地产业的路径依赖和重新选择经济发展方向之间的矛盾成为香港经济结构调整步履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6］。

（四）六项优势产业发展缓慢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创新科技和知识经济兴起，香港特区政府于2009年提出发展文化及创意、医疗、教育、创新科技、检测及认证、环保等六项优势产业，并作为经济的新增长点进行培育。但是由于香港产业结构相对固化，政府在教育、科技研发方面投入较少，企业创新动力不足，六项优势产业发展相对缓慢。2009～2014年，六项产业产值的GDP比重只增长了1.3％（从7.9％到9.2％），其中文化及创意产业增长了1.0％（从4.0％到5.0％），教育产业增长了0.2％（从1.0％到1.2％），医疗产业增长了0.1％（从1.5％到1.6％），环保产业增长0.1％（从0.3％到0.4％），创新科技产业（0.7％）和检测及认证（0.3％）GDP占比保持不变。六项优势产业对经济的贡献不明显，远不能改变香港目前的产业结构格局。

三、香港经济结构引发的问题

（一）依赖传统服务经济模式，经济发展水平难上新的高度

香港从20世纪90年代末就开始了新一轮经济转型的探索，但缺乏明确、长远的规划及可操作的政策［6］，加上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经济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香港特区政府曾于1998年提出建设亚太创新科技中心和技术密集经济体系的构想，2002年又提出发展“高增值”四大支柱产业，2009年改为发展六项优势产业，产业政策呈现出摇摆不定和随机调整的特征，经济发展重点依然是贸易物流、金融和房地产等传统产业。由于大部分香港的工业企业已向内地转移，留在香港的生产性服务业缺乏实体经济基础，多样化动力不足，难以发展高技术、高增值服务业［4］。转移到内地的企业回流的巨额利润和各类社会资本，缺乏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机会，相当一部分涌入房地产市场和证券市场［7］，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以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大幅上扬为标志的虚拟经济繁荣。由于缺乏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市场，香港难以打破原有结构和模式的束缚，实现支柱产业的替换、产业结构的提升、区域布局结构的优化和经济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而传统服务经济发展模式受到生产成本高涨、空间狭小、资源短缺、竞争激烈等外部因素的制约，不能支撑香港经济发展水平上升至一个新的高度。

（二）未能占据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位置，在全球化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

在20世纪60～80年代，中国香港在“日本—四小龙—中国大陆+东盟”的“雁形”产业转移顺序和产业分工格局，以及“日本、四小龙—中国大陆+东盟—欧美”的三角贸易格局中实现了制造业转移和向服务经济的转型③。在之后全球发展高新技术制造业、高增值新兴服务业浪潮中，和香港同为“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通过积极的产业政策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向高技术制造业、高增值服务业升级，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转型。香港没有像其他“三小龙”那样实现向创新科技和资讯科技产业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也没有像欧美发达国家那样实现服务经济向知识经济延伸发展［8］，而是延续了传统服务业+（转移的）低端制造业的结构，以至于在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体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率普遍明显提高的情况下，中国香港却相对下降，且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低于中国内地、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和新加坡［9］。如果香港不能及时进行经济转型，那么在全球化市场竞争中很有可能被边缘化。

（三）相对于中国内地经济的比较优势降低

随着内地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和与世界经济的日益融合，原有的内地—香港产业分工格局已被打破，香港传统的贸易物流、金融、旅游业和专业服务竞争优势，以及内地联系世界的“中介”地位正在弱化，内地部分地区、部分产业已经和香港演变为“竞争”关系。1997年香港GDP与内地GDP之比为19％，2015年则为2.97％，上海和北京的GDP分别于2009年和2011年超越香港，2015年广州GDP超过香港④，深圳、天津GDP已接近香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加快形成，上海、深圳、广州等物流中心的崛起⑤，上海、广东、天津、福建等自贸区和深圳前海现代服务合作区的建设，都对香港形成了很大的竞争压力。

（四）经济体系比较脆弱

对进出口贸易、金融和房地产业的高度依赖，一方面使得香港对外部经济波动极为敏感，另一方面容易形成房地产和金融泡沫。“小型高度开放经济体”经济系统脆弱，在外部经济冲击或国际游资冲击下，很容易导致泡沫破灭和经济动荡。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1年网络科技泡沫破灭与“911”事件引发的全球经济不景气、2003年“非典”疫情、2008年金融危机和2011年“欧债危机”等外部冲击都诱发了香港进出口贸易、金融和房地产业及香港整体经济的衰退。2015年，随着全球经济下滑，金融市场动荡，资本外流加剧，内地经济调整和放缓，香港经济在第三季度开始减速，服务输出继续收缩，入境旅游持续疲弱，股市出现大幅波动和调整，住宅和写字楼的售价及租金指数均转升为跌，香港特区政府预测香港经济在2016年仍将疲软，实际本地GDP增长仅为1％～2％。

（五）房地产价格过高带来一系列经济、社会和民生问题

1997年，中国香港曾推出发展创新科技产业的计划和抑制房价的“八万五计划”。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香港不得不放弃科技发展计划，通过救助房地产业等传统产业来复苏经济。2003年，香港房地产业开始复苏。其间虽然发生了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香港特区政府为防止房价过快上涨而进行了一系列调控，但未能改变房价上涨总趋势。2011年2月住宅售价突破1997年的高位，2015年10月住宅售价指数和写字楼售价指数分别较1997年10月房地产泡沫时的最高点高出77％及116.4％。香港写字楼租用成本已居亚太地区之首，并明显超过了包括纽约市中心在内的世界其它热点地区，在全球仅次于伦敦西区［10］，楼价、租金的快速上升带动了香港企业经营成本的上升，抵消了香港的低税优势，削弱了香港经济的国际竞争力。2015年第二季度，以50平方米住宅的平均价格与私人住宅住户的家庭收入中位数之比衡量的置业负担能力指标已达15.9，超过1997年的最高值14.6，以50平方米住宅（以20年期、七成按揭计算）的按揭供款与私人住宅住户的家庭收入中位数之比衡量的收入杠杆比率已达70％，远高于50％的长期平均水平。香港楼价中值与家庭收入中值之比已居全球首位，昂贵的楼价和租金使一般居民甚至是中、高收入居民都难以承受。同时，高楼价、高租金、地产业的高利润和居民住房生活成本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香港社会的贫富分化。随着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拥有土地和物业的“富人”群体收入显著增加，而一般工薪阶层的工资升幅追不上楼价、租金的升幅，住房开支负担日益沉重。房地产已经超越经济范畴而成为一个受到严重关注的社会民生问题。

四、对香港经济发展的思考

经济转型关系到香港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和国际竞争力，是影响当前和未来香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香港应基于国际、区域经济格局，香港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与约束条件，明确经济转型方向，为经济注入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

（一）从传统服务业为主向知识经济和高增值服务经济转型

由于空间、资源、成本等因素的约束，香港大规模重振制造业或者吸引制造业回迁的可能性很小。同时香港人均名义GDP在1993年突破2万美元，2007年突破3万美元，2014年超过4万美元，已进入了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所说的“后工业社会”的工业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也是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所说的“追求生活质量”的经济成长阶段，经济结构应以服务业为主导。因此，香港应明确以知识经济和具有比较优势的高端服务业为经济转型方向，制定产业结构调整的长远规划，推动香港价值链的合理布局和整体竞争力的提升。

（二）统筹处理好科技创新、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的关系

在经济成长的高级阶段，经济的竞争力主要来自于技术创新［11］。因此香港应把科技创新作为发展战略的核心，在研究国际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趋势基础上，确定创新重点，建立创新体系，加强科研投入和技术引进，实现新的战略产业的突破，并利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对传统产业和低附加值环节进行改造，推动服务业和转移到内地的制造业向高技术含量、高增值环节提升，促进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融合、协调发展，创造和巩固创新推动型的经济竞争优势。

（三）把握“十三五”规划机遇，实现香港高增值服务业与内地高技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中心的产业整合

在国际和区域产业分工变革的背景下，仅仅依靠香港自身的力量来发展知识经济和高增值服务经济，也是不现实的。目前内地正处在全域、全行业、全产业链转型升级的工业化中后期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对高增值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将成为香港实现经济转型的重要动力。香港要在两地产业分工、价值链条和专业化合作基础上，发挥在金融、贸易、工程、管理、法律、会计、人才及投资咨询等方面的优势，与内地、特别是珠三角地区产业、技术、市场、劳动力、资源优势相融合，加强和广州、深圳的科技创新产业合作，建设大珠三角科技创新中心和产业生态链，实现香港高增值服务业与内地高技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中心的产业整合，推动内地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向高技术、高增值环节发展，同时寻求自己产业结构调整的支撑点和经济的新增长点。

（四）配合“一带一路”战略，推动支柱产业转型升级

“一带一路”战略涵盖亚欧大陆和非洲的60多个国家和地区，涉及基建、投融资、贸易、物流等多个领域，市场潜力巨大，这为香港金融、贸易物流和专业服务等支柱产业提供了发展空间，香港应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的发展，为支持该战略规划的实施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解决香港高端服务业发展的市场瓶颈。

首先，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基建投融资。“一带一路”基建除了依靠沿线政府公共支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金砖银行以及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开发金融之外，还需要通过银行间贷款、公私合作、机构投资者和私人部门投资的方式筹集资金。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和亚洲最大的资产管理中心，也是世界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输出地，和内地一样都是亚洲基础设施股权投资的最重要的区域来源［12］。香港要充分发挥市场、设施、融资、产品开发、资产管理、人才和风险管理等多元化优势，打造“一带一路”的国际投融资和专业服务平台。

其次，打造“一带一路”高端贸易、物流服务平台。“贸易畅通”是“一带一路”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1990～2013年，“一带一路”65个国家（地区）的贸易年均增速为13.1％［13］，2014年，中国内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达11 206亿美元，占全国货物贸易额的26％⑥。欧盟、东盟、韩国分别是内地排名第一、第三和第六的贸易伙伴，而欧盟、东盟是中国香港的第二和第三大出口市场。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和物流枢纽，是内地联系欧洲和东南亚的重要中转站，2015年，香港转口贸易总额为35 584亿港元，往内地转口占比达53.8％，由内地经香港转口占比达60.8％。目前中国—东盟自贸协定、中韩自贸区、中日韩自贸区、亚太贸易协定、中国香港与东盟自贸区等多个区域一体化协定已经达成或正在进行实质性讨论。以珠三角为关键节点的海上丝绸之路，是“一带一路”发展最成熟、运输量最大的通道。“一带一路”必将推动内地和香港与“一带一路”沿线、特别是欧盟和东盟经济体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并为香港带来巨大的业务空间。香港要充分发挥贸易、物流、航运中心和国际自由港的优势，继续为内地与“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商贸发展提供优质、高效、专业化的服务，承担“一带一路”供应链的组织、调配功能。同时要从传统贸易中介向物流管理中心转化，重点发展船舶管理、融资、保险、仲裁等航运服务，整合港、深、广三地优势，建设以香港为服务中心、以深圳、广州为枢纽港的“一带一路”高端贸易、物流服务平台。

再次，充分发挥离岸人民币业务优势。“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的“五通”之一。随着“一带一路”的发展，人民币将成为“一带一路”建设融资、贸易结算的主要货币之一。中国香港是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资金池、人民币交易结算中心和离岸人民币债券中心。2014年，香港银行体系的人民币存款达到10 036亿元，按当时汇率计算，约占全部香港银行机构存款的12.4％；2015年，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转变引起人民币存款有记录以来首次出现同比下跌，但总额仍达到8 511亿元，占比约为9.3％。2015年，香港的人民币贸易结算总额达68 331亿元，比2014增长9.2％，香港人民币即时支付结算系统的日均交易额为9 470亿元；未偿还离岸人民币债券余额达6 597亿元，比2014年增长6.7％。香港要借助“一带一路”，巩固和发展离岸人民币融资、债券和其他衍生品发行、贸易结算和资产管理的中心角色，加快推进香港国际（区域）离岸人民币中心建设，使香港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试验区。

最后，推动内地、香港的企业联合“走出去”，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香港要充分发挥跨国经营、管理经验丰富，与国际接轨程度高的优势，推动内地、香港的企业联合“走出去”，在“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建设和经贸发展中寻找利润空间，同时依托“一带一路”的广阔市场，拓展咨询顾问、投资融资、营运管理、商业模式等高增值专业服务的空间。

［注释］

①非经特别说明，本文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2002～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香港特区政府：《二零一五年经济概况及二零一六年展望》；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2001～2015年《香港统计年刊》、《香港统计月刊》（2016年3月）、《2014年香港服务贸易统计》、《选定行业的增加值占本地生产总值之比》（2016年2月）、《离岸商品贸易》（2015年2月）、《按服务组成部分划分的服务输出、输入及输出净额》（2016年2月）、《四个主要行业的就业人数》（2016年2月）、《四个主要行业的增加价值》（2016年2月）、《四个主要行业的增加价值占本地生产总值的百分比》（2016年2月）、《四个主要行业的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百分比》（2016年2月）、香港统计数字一览（最新数字）；香港金融管理局：1997～2014年《金融管理局年报》、《货币与金融稳定情况半年度报告》（2015年9月和2016年3月）；香港交易所：《香港交易所资料2015》、《2015年全年业绩、末期股息及暂停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香港差饷物业估价署：物业市场统计数据；或作者根据有关数据计算。

②与房地产有关的财政收入还有印花税、遗产税和对开发商利润征收的税收。印花税包括对不动产买卖或转让、不动产租约及证券的转让的税收，由于统计数据没有分离与房地产有关的印花税、遗产税和对开发商利润征收的税收，故没有计算在内。而这些税收占香港特区政府收入的很大比例，如1997/1998～2014/2015财政年度内，印花税总额占香港特区政府收入总额的比例是8.7％。

③即日本把成熟的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业转移到“四小龙”，自己主要发展技术密集与高附加值产业，“四小龙”利用日本的资金、技术和市场实现工业化之后，重点发展资本密集型工业和部分技术密集型产业，两者在保有技术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的工序的同时，将某一产品或产业中劳动密集型的工序（零部件与半成品）转移到中国大陆和东盟国家，利用其劳动力和成本优势加工组装之后再出口美欧市场。

④和讯网：广州2015年GDP总量超越香港，人均仍只有一半，http://news.hexun.com/2016-01-11/181735465.html。

⑤根据中港网发布的2015年全球10大集装箱港吞吐量统计排名表，2015年全球10大集装箱港口内地港口占据六席。其中上海港连续6年排名第一，深圳连续3年超越香港港排名第三，宁波-舟山港超越香港排名第四，青岛港、广州港排名第七、第八。香港排名第五，但已经连续四年吞吐量出现负增长。

⑥新华网：去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突破1万亿美元，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1/30/c_1274416 15.htm。

［1］钟若愚，阮萌.解析香港经济转型中的结构性困境［J］.开放导报，2004（3）：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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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刘仕国.中国会在全球价值链中扮演什么角色？［A/OL］.（2014-12-10）.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财经评论14025. http：//www.cssn.cn/sf/bwsfgyk/yc_jjx/201412/t20141210_14 3756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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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巴曙松，王志峰.“一带一路”：香港的重要战略机遇［J］.学术前沿，2015（5上）：51-61，73.

A Study on the Structural Dilemma of Hong Kong's Economy and the Development Path

Zhang Wei
（School of Economics，Beij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Beijing 100048，China）

The major problem that Hong Kong is encountered presently is its economic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Facing with the problems，such as highly service-oriented economy，virtualized service economy，high dependency of the real estate industry and slow industrial upgrading，Hong Kong has been seriously weakened considering its driving force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Therefore，based on the changes of the international and local economic patterns and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s and the restraints of its economy，Hong Kong should takes knowledge-based economy and high value-added service economy as its new direction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thus to realize a deep integration between Hong Kong's high value-added service industry and mainland's high-tech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s well as modern service industry；to take the advantages of the opportunities brought forward by"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to a make better use of its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nd provide support for its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ong Kong；economic transformation；industrial structure；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F127.658

A

1673-0461（2016）10-0055-06

10.13253/j.cnki.ddjjgl.2016.10.009

（责任编辑：李萌）

2016-07-12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13.1356.F.20160929.1415.009.html

时间：2016-9-29 14：15：5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促进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对策研究》（13BJY126）。

张伟（1975-），男，山东青岛人，经济学博士，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东亚经济与金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