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红希

[摘要]1931年“九·一八”事变与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以及危机后世界各国都推行保护关税的政策，这些因素都是导致1929-1933年对外贸易入超激增的直接原因。解决近代对外贸易入超的主要方法和路径主要包括：彻底取消帝国主义的特权，收回关税自主权，厉行关税保护政策，为国货保留国内市场；以政治的力量发展农村经济，奠定国民经济的基础；厉行生产奖励政策，使国民改变投资的方向；采取金本位，使国货对外价值稳定；设立国营管理贸易及运输机关，使对外贸易占据自动地位；实行输出奖励政策，扩充海外市场；设计发展无形输出，共同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的顺利。

[关键词]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入超；1929-1933年经济危机

入超是指一个国家在对外贸易中，一定时期内（一般是一年）若一国的进口额大于出口额，称为人超，即贸易逆差，或叫贸易赤字。它表明一国的外汇储备减少，该国商品国际竞争力弱，在国际市场上处于不利的地位。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在1932年的一次演讲中曾经指出，“内地所用洋货购自上海、天津、香港，就是煤油、香烟、甚至米面亦须由上海购买。全国对于上海，差不多都是人超”。金融界人士章乃器说：“近年以还，农产输出减退，而工业品之输入农村，则旦夕滋长。农村人不敷出之结果，现金一味外流，而甚少运回农村之机会”。众所周知，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遭遇到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作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半殖民地中国，对外贸易陷入了深重的灾难，入超现象更趋严重。

一、1929-1933年中国对外贸易入超现象更趋严重

从19世纪中期鸦片战争结束到20世纪2、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以前，近代中国政府对外贸易入超本已成为社会常态和趋势。但是自从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以后，中国人超情况更加严重，1926-1929年入超数控制在250，000，000关两左右，到了1930-1933年猛增到556，605，240关两，“最近两年之入超与以前相较增长一倍”。大危机过后，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对外贸易开始萎缩，中国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半殖民地附庸，情形当然也不例外。这种入超状态的增加，几乎无法使进出口贸易的平衡，更不可能出现出超状态了。

众所周知，帝国主义要攫取中国的原料和劳动力，将中国变为其海外销售市场，也就根本不会考虑社会经济的和谐运行与贸易精神的存在，只顾一味追求独占的，排他的，锁国的重商主义。在这种情形之下，把本国的工业当作自身经济的基础，把对外贸易当作侵略争夺的手段，依靠本身生产的速度，产量和成本的进步，于是压价倾销，垄断市场，占领销路，独占原料。而中国以薄弱的经济力量，幼稚的工业基础，不受关税的保护，没有便利的管理贸易的设置。各地的产业组织也不能和城市的金融机关发生关系。以上种种原因当然不能在商战市场中占胜利的，并且在中国进出口贸易的物类上看，进口的都是商业制成品，出口的都是原料。本来列强帝国主义对华贸易的重心，就是夺取原料和销售商品，以贱价买进，以重价售出，期间不过经过若干经营的手段，而能攫取财富；在中国方面，因为机器工业还在萌芽时期，技术人才更加缺乏，天然没有地方去消化这些原料，于是，原料输出成为唯一出路。根据海关的统计，在一切进口商品价值的总额中，机器进口价额竟然落在第十位以下，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企业还没有阻止于机器工业的发展，因为没有广大和进步的制品工具，当然不能容纳如下原料，于是原料输出，无法挽回。因此，大危机过后的几年，中国的对外贸易已经进入不利方面的固定状态，一年约555，950，000海关两的人超，可见，大危机过后这个入超数字是很正常的数字，更是有增无减的数字。

二、1929-1933年对外贸易入超激增的直接原因

自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对外贸易由战前出超转为对外入超。“我国的对外贸易，近年衰退的现象，甚为显著，尤以输出贸易为甚，如1923-1933年10年间，如入超额比输出额相差甚远”。可见，在1929年以前的中国已经是入超大国，入超已经成为了我国对外贸易的严重问题，但是自从经历了1929-1933年的大危机，我国对外贸易人超激增现象更加严重。以广东省为例，在国际贸易方面，1931-1933年是人超最严重的三年。1932年入超额甚至占到进口值的70.55%，1933年也占63.69%。洋米大量涌进是这三年进口值显著增长的主要原因。全国进口洋米的大部分是运销广东的。近代中国在1929-1933年期间，入超数字每况愈下的直接原因主要有：

（一）众所周知，半殖民地经济地位本身就是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侵略的目的就是要变中国为他们的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他们把持着关税大权，使中国沿海的门户洞开。更依靠国内生产事业发达，生产过剩产品，在本国使普通老百姓消费标准极度提高，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则增加输出。特别是农产品，在美国小麦的过剩，过剩到把麦子当燃料烧掉。生产既然过剩，物价必然跌落，凡是波及的国家，唯一的出路就是把积累的存货倾销远东，贱价竞卖，对中国的影响有以下三方面。第一，进口商品价值增加，使入超数字上涨；第二，国外货拥挤，货价低廉，鼓动国内人民购买欲望，使得国货商业都受压迫和打击；第三，中国主要输出如茶丝，因受国际竞争的影响而出口价额减少；第四，世界购买力萎缩，中国出口商品销路狭隘。因此，世界经济危机严重影响了中国对外贸易，导致中国入超。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三省被日本直接割占，就对外贸方面的损失来说，出口货物但是豆类及豆饼两项而言，其价值每年达到19，000万，输出总额，应当在32，000万两左右，在中国输出总额上占据1/3的地位，特别是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以后，中国更是直接就减少了1/3的收入，中国对外贸易的形势更加严峻。

（二）金贵银贱。1929年银价跌落，金价飞涨；1930年到1931年更是每况愈下。“1928-1930年中国白银进口平均每年约143，000，000元，较1928年前平均年进口白银多80%以上”。“大危机爆发的前两年，世界银价一直呈下降状态。当时伦敦银价每盎司降到53.8美分，下降幅度达到了58.8%，纽约银价每盎司降到49.7美分，下降幅度为49.7%”。中国是银本位的国家，出口贸易以银折金，进口贸易以金折银，这一上一落，其中差距显而易见，中国入超数字更加惊人。“银价跌落固可增加中国之出口贸易而减少其进口贸易，但因货物之供需常有惰性，进口贸易量虽可银价跌落而减少，至其价值则可因金价之高涨而有增加。出口贸易在银价下跌之时期内虽有增加之可能，但因世界之衰落需要减少，故出口贸易量亦减”。在这次金贵银贱的狂风暴乱中，“中国的出口贸易，并未因银贱而受到便宜，中国的进口贸易，也没有受到金贵的抑止，甚且反常的中国的国产商业，因受着各国贱销政策的压迫，更一蹶不振”。

（三）近代中国连年天灾人祸，兵匪灾乱，祸不单行，尤其是在内地和广大农村，本来都是生产的区域，但是一旦遇到空前的祸害，有的属于天然，有的属于人为，都使中国农产品的产额锐减，导致本来还可以自给的粮食、棉花以及其他原料，都要从国外进口。1931-1932年中国的米麦和棉花的输入也已经达到了30，000万两。1932年长江流域发生了大水灾，几乎将整个中国陷于死命，灾区的分布面积25，000万余亩，损失最惨重的是湖南、湖北、江苏，损失的金额各10，000万元，其次像河南、安徽、浙江，损失金额共13，000万元，再次，像江西、山东等，损失金额各1，000万元，合计在45，000万元以上。被灾害导致流离失所的达五六千万人，这25，000万余亩的灾区面积，不能耕种和经营，这45，000万元的金额是多年的积聚，本来可以用于生产，因灾害被洗劫一空。这五六千万人本来都是生产者，这是生产力的巨大浪费。“总之这次空前的水灾，使中国的农业生产大受打击，主要输出品如生丝、植物油等，一落千丈”。

（四）经济危机之后，世界各国都推行保护关税的政策。世界各国都采用保护关税政策，直接给中国对外贸易一大打击。危机爆发以后，各国纷纷高筑关税壁垒，自从1931年9月到1932年7月，20国提高了关税以限制进口，38国对于特种货课以重税。还如法国、荷兰、英国、摩洛哥都提高了茶叶进口税，甚至挑花品、抽纱品、发网也因德国实行外汇管制而减少输出。在关税没有完全独立的近代中国总是受人冷箭，毫无还手之力。例如美国1930年新税则，在中美贸易上，中国就大为不利。我国对美主要输出品如生丝、丝织品、羊毛、茶叶等，因有新税则的无形排斥，销路大减。生丝的输出额（对美），“1929年上半年为640余磅，至1930年上半年即减至450余磅，丝织品1929年上半年为188，000磅，至1930年上半年减至16万磅……其他输出原料之退减，为数亦不在少”。各国保护关税，一面抬高外货进口税，一面为输出奖助政策。例如减少本国出口税，甚至退税，及给予补助金；再更进一层的，更有退还本国出口货所包含之原料进口税。诸如此类，凡是足以发展其国的对外贸易，无不罗列。中国本为各国之消费市场，门户开放，输出已经被控制，输入更加活跃。而在中国国内的厘金、通过税种类繁多，吓得国内商人南方不敢到北方，北方不敢运往南方。即使是南北流通，也一定因为种种额外的剥削而抬高货价，不能畅销，连维持自身生存都不够，更不可能与外货竞争。

三、1929-1933年对外贸易入超激增的主要原因

无形输出是指“无形输入”的对称。亦称“非贸易收入”，一国在国际收支中不属于商品贸易和资本往来的各项收入。如船舶修理费、运费、利息、保险费、旅游费、侨汇、专利费以及其他非商品性等项目的收入。当国家对外贸易处于入超的时候，无形输出往往能在国家人超时可以能够起到抵补的作用，这种抵补可以保证国际收支平衡，从而达到稳定国家社会经济秩序，保证良好的就业状况和人民生活的稳定。近代中国无形输出贫乏，一直无法抵补国际收支平衡，是1929-1933年对外贸易人超激增的主要原因。

近代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和产业的落后，不平等条约的束缚，知识的衰落，国家许多大规模和中等规模的企业依靠外国人投资经营，更不用说到国外市场投资了。辅佐对外贸易的事业无一例外都“莫不受外商操纵”，难以自立。“如在外商聚集的东方都市上海，自从开关辟埠以来，凡国际进出口贸易，悉操纵于外人之手”。至于航运事业，近代中国更加没有地位，中国的对外进出口贸易，尚且需要外商的远洋航运机关经手运输，因此，近代中国的对外贸易是绝对处于被动地位的；这不但不能形成无形输出，而且是被剥削的无形输入。根据世界航业的调查统计：“中国仅有大小船舶528艘，共423，000吨：英国有船只7，810只，共19，754，000吨；美国3，653只，共13，705，000吨；日本2，048只，4，187，000吨；以百分数计算，英国占全世界海运30%，美国占22%，而中国则为零下。”“航运大权既操纵他人之手”。如“民国十九年时，国内米价飞涨至二十元之谱，但不久因洋米倾销，国内新米登场，米价即见狂跌”。在有形方面，一年大约为30，000万元运费的流出，在无形方面，间接影响对外出口额的减少。这样，中国不但不能依靠自己航业的功能来扶持国家的经济平衡，并且还因为被外国航业所操纵而损失了巨大的财富。当然，其他如上所述的保险事业、银行事业，以及如列强在中国的铁路投资、电器业投资、矿业投资和纺纱业投资等，一切都谈不上。那么再次谈到外国的使馆和在华的外侨的消费，以及其他与商业无关的款项收入，更次之而谈到国际慈善事业对中国经济施惠，这些都可以认为是无形的输出，但我们都知道这是杯水车薪，根本不可能抵偿55，595万两人超的毫末了，最后所依靠的只有华侨汇款。

众所周知，根据一国对外贸易的入超或出超是不能断定该国经济是否稳定，因为在欧美大多数国家他们对外贸易价值的输出，仅占全国国库收入的几分之几，例如，“美国每年的国际贸易价值仅占收入全部的8%；法国每年的国际贸易价值仅占收入全部的18%；日本为20%；英国为23%；德国为23%”。近代中国经济的现状呈现如下的特征：一方面为中国出口贸易的锐减，进口贸易的锐增，入超的数字上升，显现出帝国主义正面的侵略；另一方面，列强在中国投资经营商业的可怕，这显示帝国主义的侧面侵略。近代中国本身天灾人祸，恰好又遇上银价暴跌，使当时中国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

四、对挽救1929-1933年对外贸易入超问题政策和路径的反思

近代中国无形输出极端贫乏，绝不能与英、美、日、法等列强相提并论，由此我们可以认为，近代中国经济的命运，更和对外进出口贸易息息相关，而关键在于努力使得出口货额增加，进口货额减少，“一年少被外国攫去555，955，000两，对中国国家经济平衡，必多推进顺利”。近代中国工商业落后，凡是在外国可以依靠抵偿人超或者占收入总额重要位置的无形输出，中国不仅没有，实际还处于负债的地位（例如银行事业、国外投资、远洋航运等等），对外进出口贸易的好坏，既可以稳定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也可以致近代中国经济于死地。为了使大家能进一步了解近代中国进出口贸易的概况，我们继续研究一下1929-1931年的进出口统计。近代中国的对外贸易，连年入超，上面早已论述，但是经济危机后更加严重，数字骤增。

进出口货增减程度似乎不算太大，主要原因是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经济危机导致物价低落，国际市场衰败，并且还由于全世界资金的集中和蓄积，消费的市民日趋贫乏，购买力迅速下降，国际贸易市场自然低迷，近代中国作为帝国主义列强的半殖民地，其出口贸易也会大量减少。因为各国本身就滞销品堆积如山，更不可能容纳外货入侵。就是对原料的需要也逐渐减少，导致流通停滞的现象。但是帝国主义国家为了维持本身的生存，转嫁危机，便向广大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进攻更加猛烈，并想以此进一步畅销商品，扩大投资领域。所以我们能从上一图表表示出一个出减入增的不均衡程度，其中存在一个性质，就是中国对外进出口贸易的比较之在入超方面的进行。在这期间，进出口的百分比数，进口贸易显然要比出口贸易高，但是这是从整个观察而言的，所以他进行的速度还不能算快，主要是在1929-1931年间短短的时间内，1929年到1932年上半年，其变动不仅仅是快，而且还包含很多含义。入超的数字，“1930年比1929年多16，775万两，1931年要比1930年多12，256万两，而1932年上半年的入超，已经达到31，000万左右”。可见，由于近代中国无形输出极端贫乏，无法弥补巨大的国际收支平衡，入超数字激增，对外贸易每况愈下。

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要视其国产业的发达而发达，衰败而衰败。近代中国1929-1933年的对外贸易更加显得进口价值收支不平衡，看见了人超的增加，实质上就是看到了中国农村经济和民族国货工业更加黑暗。想要挽救这种入超并不是简单的事情。但是根据上文总结和分析，我们至少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以政治的力量发展农村经济，奠定国民经济的基础；（2）彻底取消帝国主义的特权，收回关税自主权，厉行关税保护政策，为国货保留国内市场；“造成期间贸易衰颓不振的原因，首先在于捆绑中国贸易发展的不平等条约尚未解除，在世界经济大萧条之时，列强依仗强权转嫁经济危机”。“过去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无所谓贸易政策，所以政府对于国际贸易的发展，完全听其自然，采取放任政策，自抗战发动以后，我国的经济政策有划时代的改革”。（3）厉行生产奖励政策，使国民改变投资的方向；（4）采取金本位，使国货对外价值稳定；（5）设立国营管理贸易及运输机关，使对外贸易占据自动地位；（6）实行输出奖励政策，扩充海外市场；（7）设计发展无形输出，共同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的顺利。如果当时能做到以上几点，那么中国的农村经济和国货工业，不一定会立竿见影，但至少应该会有些起色。只有当我们国家政府和国民实现了自给自足，而后我国对外贸易一定能以贸易的技术水平来争雄于国际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