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忠

从现实描摹到头脑风暴（代主持人语）*

张志忠

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我经常有一种孩子般的好奇心，不知道在当下还是在明天，哪一位作家，哪一部作品，就会新鲜出炉，会让我们眼睛一亮，大吃一惊。太阳，每一天都是新的。这就是追踪当代文学现象的乐趣所在。而且，这种预期，往往都不会落空。新年伊始，就读到了王安忆的《匿名》，这是一部远远超出我对王安忆的预想的作品，是一部充满了阅读的挑战的作品，给我们带来了解读的难度，提供了丰富的话题，因此，主持这次笔谈，作出我们的回应，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面对王安忆的冒险与挑战，我们也不妨激活自己的思考和想象，进行一次心灵的冒险。兴奋之余，却也令我沉吟再三，不停地自我反问，是否真正读懂了王安忆，读懂了《匿名》。

我来开个头，谈谈我对《匿名》的一点感想。

说起来，1990年代初，我曾经给《文学评论》写过一篇两万多字的长文章《王安忆小说近作漫评》，为此，把王安忆的全部作品，都读过不止一遍。此后，王安忆也一直是我非常关注的重要作家，她的《长恨歌》，她的《启蒙时代》，我也都有文章论及。但是，《匿名》的写作，却是一次奇特的华丽转身。王安忆的小说，除了1980年代的艺术探索活跃时期，进入1990年代以来，一向是以贴近现实生活，贴近世俗风情见长，《匿名》却完全是一场头脑风暴，是逐渐与现实生活拉开距离，无中生有，凌虚高蹈，在语言叙述所营造出来的空灵缥缈的境界中自由徜徉的作品。《长恨歌》《富萍》《启蒙时代》等作品中，王安忆的叙述伦理，是遵循一种演绎逻辑的，是从一种普泛性的存在当中，提摄出一种可能性，就像她笔下的王琦瑶，是大上海的弄堂里，许多普普通通的市民家庭中都会有的女孩儿，是100个都叫作平安里的弄堂里，从许多人家走出来，背着花书包去上学的中学生，是在照相馆里，亲亲热热地照同学照、朋友照的小姑娘家。《启蒙时代》里的南昌、陈卓然，这是所谓1968年一代人的共同形象。就像王安忆自己说过的那样，她写小说，不要特别的情节，不要特别的人物，所取的是平均的大多数。《匿名》的故事，却是一场智力的游戏，如同清风荡漾中的袅袅晴丝，因为失重，失去了现实生活逻辑的牵坠，而获得了作家自由表演的极大空间，不仅仅是信马由缰，还可以上下腾挪，迎风起舞，但是，这又是一种相当的冒险，玄而又玄。就像老子所言，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惚兮恍兮，其中有象。《匿名》确实营造了这样一种恍恍惚惚的情境，不是凭依现实生活本身的逻辑，而是依靠作家的精神的运演和语言的构造。

《匿名》的缘起，类似于《长恨歌》，都是因为一件社会新闻，引起了作家的注意：一个当年曾经当选上海小姐的女性，在一桩入室盗窃案中被杀害，一个大学教师，意外失踪不知下落。但是，作家处理这两者的走向却全然不同。前者是在一个预设的结局已经非常清晰的前提下，去推想她的生前往事，给她提供一种行为和命运的逻辑关系，王琦瑶怎么样“苟全性命于乱世”，又如何成为1980年代上海时尚青年的生活导师，一步一步走向了生命的终点。后者却是给作家提供了一个故事的起点，从这个起点走向何方，可以引发出若干种可能性，这若干种可能性，给作家提供了思考和想象的广阔空间，也对作家的创作能力，提出了更为苛刻的要求，考验其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才华。选择这样的故事题材，表明了王安忆勇于自我挑战，同时，也表现了她向文坛和读者进行挑战的勇气和信念。而且，在这若干可能性之中，王安忆选取的，几乎是最不可能的可能，一个地地道道的上海老男人，一辈子做惯了财务管理的公司白领，却在阴差阳错之中，被抛弃到荒山野岭之中，失去了任何的生活保障，与现代文明逆向而行，过起了野人般的生活，这样的故事，要让人相信，确实是难上加难，但是，王安忆又不是当年写《冈底斯的诱惑》的马原，她没有像马原那样宣告，信不信由你，打猎的故事本来就是难以让人相信的。王安忆是一个心目当中记挂着读者的作家，她要用自己的头脑风暴，用精神的游戏，用绵密而富有爆发力的语言，去建构一个奇迹，靠思想的力量，靠强大的自信，去印证一个“太初有言”与“大化无言”的悖论。

《匿名》的恍兮惚兮，表现在作品主人公的意识中，再借其视角传导到读者心中。他莫名其妙地被讨债的人抓去，自始至终也没有理清楚其中的深浅，反而是不停地从一个莫名其妙的处境跌入另一个莫名其妙的处境，从林窟到九丈，再到福利院。作品中有一段描写，他被塞在汽车的后备箱里，这一片黑暗和混沌当中行车赶路——道路和汽车，在王安忆的《遍地枭雄》和《匿名》中，都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它们可以将城郊的农村人引向大上海，也可以将上海人劫持到深山；而深山大岭，本来是自足的存在，却被利剑般的公路开膛破肚，向外界展开——他凭着残缺的直觉和知觉，去感受汽车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颠簸起伏的过程，一个人的认知能力，本来就是非常有限的，而这位失踪者，更是在一种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乃至隔墙猜枚的状态中，去面对一种完全陌生的生活，这里不缺乏新鲜感，但是，伴随着新鲜感的，是对于外部世界的不理解，是对于个人记忆的完全丧失。而且，许多时候，他都是处在一种孤独无援的状态之下，无法从外界，从他人那里获取帮助，即便后来，他走出深山，进入一座福利院，这里的人们，也各有各自的残缺和蒙昧，在人生经验和认知能力方面，都很少能给他实质性的帮助。同时，由于作品大量采用了这位失踪者的个人视角次第展开，他所看到的，也就是读者所能看到的，他的浅尝辄止，不求甚解，以其昏昏，不仅不能使我们昭昭，反而让我们陷入他的感知困境。他在一片暧昧昏聩之中，走过了一段人生的终结之旅，这个故事本来可以有多种处理方式，完全可以写成一个失忆的人最终在各种信息的刺激下恢复了记忆，回归了大上海这样的情节，在小说和影视作品之中，可以说比比皆是。王安忆却非常重视这种浑浑噩噩的状况，让他在记忆尚未完全恢复、离回归大上海还有一定距离的时候意外死去，这正是作家的匠心所在，同时，这也让这个人物和作品的叙事始终保持了那种身在虚无缥缈间的朦朦胧胧、恍恍惚惚。

巴尔扎克曾经说过，要想文思不绝，只需追随偶然。《匿名》就是一部充满了偶然性的作品。但是，这种偶然，不是建立在丰富的生活现实的基础之上，而是作家用语言营造出来的。用语言去触摸现实，刻镂细节，是一种现实主义创作中对偶然的器重；《匿名》的偶然，却是一个个思维游戏，思想实验，作家的推演工具就是语言。一方面，作品的主要推动力，就是人物的各种对话，在彼此的对话中，产生各种各样的歧误，比如关于“我是吴宝宝”和“我不是吴宝宝”的自相混淆，比如关于杨莹瑛在寻找失踪的丈夫的过程中，一直是靠彼此间的对话引导和推动，或者横生枝节，或者柳暗花明，但是有限的语言，始终无法穿透云遮雾罩的屏障，无法抵达生活的真实所在。一方面是这种屏障，越到后来越是严重，失踪者的失忆，同时也带来了语言能力的丧失，在作品的下部，他甚至没有说过什么完整的句子，完整的段落，他的结结巴巴，只言片语，既是由于思维的障碍，又造成作品叙事的危机。这一座幽暗的迷宫中，间有电光石火，灵光乍现，但我们最终还是不得其门而入，始终处于一种悬置的状态：精神的悬置，语言的悬置。尽管说在《匿名》中也不时看到王安忆的刻意为之，看到她类似健美表演的用力过度，矫枉过正，但是，《匿名》毕竟给我们带来了处理生活、文学和语言的新的方式，证明了这一代作家强悍的文学生命力，和自我突破自我更新的自觉意识，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值得大力提倡的。

张志忠，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

* 本文是北京市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莫言与新时期文学创新经验研究”（13WYA002）和2013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13＆ZD122）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