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训茜

讲学、制艺与经世*
——东林士人赵南星八股文观探析

刘训茜

东林士人赵南星在其罢官居乡期间，出于对经世之业的追求和对时文教化功能的认知，开始高度推崇制艺。他首先观察到随着科举行之既久，举子要在考试中制胜，就要极力发挥新义，由此偏离常轨，这是造成晚明八股文体弊端的主要原因，这一看法也与袁宏道的观察相一致。赵南星于是提出文体上以秦汉古文为典范、内容上以程朱学为圭臬的救正措施。不同于晚明的其他制艺家，赵南星的八股文主张并非出于文学好尚，而是始终从国家政治目的着眼，希望八股文能帮助国家选才、育才，这其实反应出东林士人的一般特点。

晚明；赵南星；八股文体

八股文，又称“时文”“制艺”或“时艺”，是明代的官方考试文体。过去因其高度程序化，而被视为拘泥和僵化；然而，近年来的研究已经发现，明清两代，无论八股文体还是内容，实际都处于高度的流变当中。①启功《论八股》专辟一节题为《八股文的基本技巧和苛刻的条件》（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然而，从《明经世文编》中出现的大量呼吁厘正八股文体的文章可知，晚明时期的八股文绝非“拘泥”与“僵化”。正如学者何怀宏所说，八股文这种程序的形成实际上是一个漫长的、无数人参与的过程。不能以为八股文规则是明初由朝廷自上而下、一次框定的，而是经过了考官和士子在作文与衡文中的反复互动，逐渐成形并得到某种默认。（何怀宏：《清代朱卷的应试功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6年秋季卷。）

在晚明八股文批评史上，河北高邑人赵南星（1550－1627）②生平参见赵清衡：《先君赵冢宰忠毅公行述》，刘家平等主编：《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23册，北京：线装书局，2003年版，第1页；《明史》卷二百四十三《赵南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279－6301页；Chaoying Fang and Lee Hw－chou，“CHAO Nan－hsing”in L.Carrington Goodrich and Chaoying Fang，eds.，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1368－1644，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pp.128－132.是一个较为特殊的人物。他被陈名夏《国朝大家制义》、梁章钜《制艺丛话·题名》共同列为万历朝八股名家之一，影响力可见，其主要身份则为晚明东林领袖。赵南星成进士于万历二年（1574），之后担任着大体呈上升趋势的京官。万历二十一年（1593），他在京察中失势，罢官居家长达28年；居乡期间，开始高度推崇制艺，组织时文集社，并刊刻时文选。天启二年（1622），他再次被擢升入京，旋即卷入东林与阉党之争，因失势而戍死代州。史籍对其记载和评价多为正面，③如《明史》称之为“持名检，励风节，严气正性，侃侃立朝，天下望之如泰山乔岳。”见《明史》卷二百四十三《赵南星传》，第6301页。学界的研究亦多本诸赞许的态度展开。④张永刚：《东林党议与晚明文学活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陈炜舜：《赵南星及其〈离骚经订注〉》，《中正大学中文学术年刊》第8期，2007年3月，第125－151页；龚笃清：《明代八股文史探》，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60－466页。本文拟对其八股文观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晚明八股文体弊端的产生原因。

一、“以文章扶世运”：赵南星关注时文的原因

赵南星居乡期间，高度关注时文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其一，受业师艾穆的影响。

隆庆三年（1569），赵南星为诸生，从学于地方官艾穆。《明史·艾穆传》记：“以乡举署阜城教谕，邻郡诸生赵南星、乔璧星皆就学焉。”①《明史》卷二百二十九《艾穆传》，第6003页。赵南星于次年（1570）中乡举，由于河北地区的科举传统并不发达，该年考中的诸生也多出艾穆之门。②赵南星：《赵忠毅公诗文集》卷十二《重修恒阳书院记》，《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68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323页。从赵南星后来的回忆可知，当时艾穆教授诸生的就是时艺。③赵南星：《赵忠毅公诗文集》卷七《乔章甫时义序》，第168页。

此后，艾穆入京任职。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夺情”事起。艾穆坚决要求张居正回乡守丧，遭到“廷杖”的严厉惩罚，被遣戍凉州。④此事本末原委，参见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江陵柄政》，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35－962页。其仗义立朝、直言敢谏的作风令赵南星终生敬仰。因此，其在地方上教授诸生的“化乡”工作，也一并成为赵南星效仿的对象。

其二，对经世之业的追求。

万历二十一年（1593），赵南星罢官还乡。他在朝堂上得君行道的愿望随之落空。并且，他数次谋求复出都不获成功，最后一次已经是万历四十年（1612），⑤《明神宗实录》卷五百二，万历四十年闰十一月甲戌，第9519页。却始终不获启用。他因而感叹说：“余蒙累世之业，自致颇早，性刚才拙，不能用世，其退居也亦早，然又不能为他事，则惟以时义授徒。”⑥赵南星：《赵忠毅公诗文集》卷七《张质余时义序》，第170页。又说：“余里居授徒，时而为诗为古文词，亦时而为时文，为时文亦稍依时格，余不复举进士，而为时文亦自嬉已耳。”⑦赵南星：《赵忠毅公诗文集》卷七《正心会房稿选序》，第165页。“自嬉”两字，暗示了在乡里教授时文，成为他发挥政治影响力、追求经世志业的唯一出口。对此，他的友人叶向高也说：“御史大夫侪鹤赵先生，以伉直不容于时，里居三十年，澹然无所嗜好，独好为时义。”⑧叶向高：《苍霞余草》卷六《正心会全稿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25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458页。这正是余英时先生所说的，当士大夫在政治领域得君行道的抱负受挫时，他们往往会逐渐转向地方社会，从事“化乡”工作，选择在乡野间经世济民。⑨余英时：《明代理学与政治文化发微》，《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台北：允晨文化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76－279页。

从赵南星在时文选集中自叙“余之成进士四十余年”⑩赵南星：《赵忠毅公诗文集》卷七《时尚集序》，第166页。来看，他是在万历四十年以后才开始关注八股文的，可见从其罢官归家，最终感到复出无望，决定以教授时文来追求经世之业，也经历了一番思考的过程。

其三，对时文功能的认识。

赵南星标举八股文有载道之功，根柢经术，关乎国运。他在《叶相公时艺序》一文中说：

今取士以时艺言，古无此体也。然主于明白纯正，发明经书之旨，亦足以端士习，天下太平繇之。前辈如王、薛、唐、瞿诸公，皆高才博学，能古文词，而其所为皆时艺也。斯事虽细，孟子不曰生于其心乎？且进士之科日重，公卿大夫皆从此出，所关于士风世运大矣。⑪赵南星：《赵忠毅公诗文集》卷七《叶相公时艺序》，第166－167页。

在他看来，八股文并非科场小技，而具有扶助世运的作用，与整个王朝的气运相联属。八股文被最大多数的士子所研习，因而可以潜移默化地灌输儒家理念，指导士人的日常践履活动，从根本上改变一个时代的学风。这个看法在明代相当普遍，比如，晚明制艺大家艾南英就说：

士生斯世，小之以文章扶世运，大之以功名奖帝室，其大者责不相及，而尽其小者亦庶几忠孝之思非好之也。⑫艾南英：《天佣子集》卷一《庚午墨恕序》，台北：艺文印书馆，1980年版，第109页。

出于这样的认识，赵南星将自己所创办的时文结社命名为“正心会”。其友叶向高作序说：“欲救今日之世道，挽今日之人心，必自时义始，欲救时义之弊，则赵先生其正鹄矣。”①叶向高：《苍霞余草》卷六《正心会全稿序》，第458页。其家乡地方志也记其缘起说：“其时国政民风江河日下，士子为文多舍周道而趋邪径。先生忧之，以为挽回世道，必先正学术、端士习，乃本孔孟微言，阐发六经奥旨，立论多为前人所未道。”②王天杰修、宋文华纂：《高邑县志·著述》，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影印民国二十二年（1933）铅印本，第349页。

综上所述，赵南星在乡居期间对制艺的重视，主要出于对八股文教化功能的认知，并以此作自己发挥政治影响的另一条出路。他以“进则直谏以匡时，退则修身以正人”③赵南星：《赵忠毅公诗文集》卷七《冯少墟先生集序》，第158页。描述友人冯从吾，折射出的也是自己的经世追求。加之，他虽然以“专权植党”的罪名被罢，但时人普遍认为其遭遇与开罪内阁首辅王锡爵有关。其人不畏强御，讲求风节的态度，博得了舆论的同情，在士风激昂的晚明，反而声名愈高，前来从学者遂络绎不绝。他的侄孙魏裔介描述当时的情况为：“一时海内望为祥麟威凤，途出赵郡者，未尝不过鄗上，而聆其謦咳，分其片札，以为荣逾华衮也。”④魏裔介：《兼济堂文集》卷四《赵侪鹤先生闲居择言序》，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82页。

二、“不异不足以胜”：晚明时文弊端的产生原因

赵南星的《时尚集序》一文，将晚明时文弊端归纳为四点：

近日之时义，可谓胜于往时矣。往者多用释氏语，今多用讲学语，一也；往者骋词或失之痴肥，今作者每力为玄谈，二也；往者滞于言诠，如人行路，寸而后尺，跬步不越，今据其要会，馀皆可略，三也；往者逐字解诂，如以为元善之类，今惟语神理而遗糟粕，四也。⑤赵南星：《赵忠毅公诗文集》卷七《时尚集序》，第166页。

他指出当时科举文场，或偏于玄谈，或偏于释语，此种担忧在当时颇具代表性。

早在万历十五年（1587），礼部尚书沈鲤就上疏云：“国初举业有用六经语者，其后引《左传》、《国语》矣，又引《史记》、《汉书》矣。《史记》穷而用六子，六子穷而用百家，甚至佛经、《道藏》摘而用之，流弊安穷。”⑥《明史》卷六十一《选举志》，第1689页。然而这一情况并未好转，到万历三十年 （1602），时任礼部尚书的冯琦依旧上疏说：“自人文向盛，士习浸漓，始而厌薄平常，稍趋纤靡；纤靡不已，渐鹜新奇；新奇不已，渐趋诡辟。始犹附诸子以立帜，今且尊二氏以操戈。背弃孔、孟，非毁程、朱，惟《南华》、西竺之语是宗是竞。”⑦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十八《科场禁约》，第660－661页。

学界一般认为，这种举子不遵经文传注，内容流于释老的做法，与阳明心学在中晚明的传播和流衍有关。⑧龚笃清：《明代八股文史探》，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00页。论者往往引用顾炎武、艾南英的说法为据，比如，艾南英就说：

嘉靖中，姚江之书虽盛行于世，而士子举业尚谨守程朱。无敢以禅窜圣学。自兴化（李春芳）、华亭（徐阶）两执政尊王氏学，于是隆庆戊辰论语程义首开宗门破题见下，是年主考李春芳，兴化县人，此援浸淫，无所底止。科试文字，大半剽窃王氏门人之言，阴诋程朱。⑨艾南英：《皇明今文待序》，录自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658－659页。

顾炎武、艾南英指责徐阶、李春芳等阳明后学，乘担任首辅的机会将王学带入科考，遂收招来之效。艾南英继而又指责王门高第杨起元，以禅入制艺。⑩卢前：《八股文小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19页。然而，徐阶本人对释老入制艺的做法也是不赞同的，他说：

在宣德以前，场屋之文虽间失之朴，略而信经守传，要之不抵牾圣人。至成化弘治间，则既彬彬盛矣。正德以降，奇博日益，而遂以入于杨、墨、老、庄者，盖时有之。彼其要归，诚与圣人之道不啻秦、越，然其言之似是，世方悦焉，而莫之能放也。①徐阶：《世经堂集》卷十二《崇雅录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79册，第587页。

可见，从王学盛大的角度还不能解释晚明时文流弊的全部原因。赵南星则提供了另一个观察角度——随着科举行之既久，考生要在考试中制胜，就要发挥经书新义，不断寻找新的思想资源。他说：

夫以文取士者，是教人以求胜者也，不胜不足以取科名，不异不足以胜。故其始也，未尝不正，正之久则求奇，求奇则易至于支离，支离之久则反于正，而既奇则不能粹于正，此百世可知者也。②赵南星：《赵忠毅公诗文集》卷七《时尚集序》，第166页。

余隐授且三十年矣，文愈变而愈奇，奇非人人能也，而繇时义起者，皆以奇售，何天下之多奇也，大氐以离于正为奇，然则奇者，与奇奇者皆莫知其所繇然也，而孰知其售不售哉。③赵南星：《赵忠毅公诗文集》卷七《张质余时义序》，第170页。

在“不异不足以胜”的背景下，考生“人人好奇”，于是“强非其质，每至绝不似物”；但如果书写平正，又为主考官所不喜。④赵南星：《赵忠毅公诗文集》卷七《离骚经订注序》，第148页。因为追求新颖而偏离经义的正轨，这是造成晚明“文章极衰”的主要原因。这一看法与袁宏道的观察相一致，如《叙竹林集》谓：“今夫时文，一末技耳。前有注疏，后有功令，驱天下而不为新奇不可得者，不新则不中程故也。”⑤袁宏道：《袁中郎文钞全稿》，上海：中央书店，1935年版，第8页。其《叙四子稿》则解释得更为清楚：

今世禁文体者日益厉，而时文之轨辙日益坏。上之人刻意求平，下之人刻意求奇，所标若此，所趋若彼，岂文体果不足正哉？夫禁士者一人，取士者又一人，士响利则德，故从取不从禁。即不然，令禁士者取士，将一出于平，而平不胜取，不得不求其异者。求其异者，而平者自斥，虽欲自守其禁，不可得也，势为之也。⑥袁宏道：《袁中郎文钞全稿》，第7页。

也就是说，上疏要求厘正文体的高阶官员，（如上文所述沈鲤、冯琦等），并非录取士人的地方考官，士子跟从的是考官的要求，自然对朝廷厘正文体的要求不予理会；此外，在实际的科考过程中，文章平淡的士子太多，难以抉择，结果考官只能录取文体新奇的八股文，这是万历朝以降，朝廷对厘正八股文体三令五申，实际却收效甚微的原因。

赵南星与袁宏道的观察是信而有征的。通过翻检《明代登科录汇编》的考官评语可以发现，明代前期，科举考试首重士子对经义的掌握，要求模仿圣人语态，做到所谓的“无我”。可是，当程朱学的一字一词都被发扬殆尽，代圣人立言的要求就转变为发前人所未发的层次，于是内容上逐渐倾向于表现作者独特的学养，评审标准出现了从“无我”到“有我”的转变，而这类“有我”的试卷往往被称赞为“体认真切”。⑦丁颖茵：《王学与科举：从考试用书、讲会与地方教育说明二者的关系》，硕士学位论文，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部，2000年。比如，嘉靖十年（1531）顺天府乡试考官评语就说：“作论能体认真切，则不待假于外而意味无穷矣。此卷不烦剽窃，数百言皆胸中流出，而题意发明殆尽，此必学而由于自得者。”⑧《嘉靖十年顺天府乡试录》，《明代登科录汇编（七）》，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版，第3734页。

三、赵南星的救正措施

为了挽救八股文弊端，达到厘正士风的政治目的，赵南星了提出如下三点主张：

其一，文体上，标举秦汉古文为典范。

赵南星认为，就文章而言，“两汉而上之，代高于一代，繇两汉而下之，代卑于一代”，下到当今时文，更是鄙陋已极，“递相剿袭，而青紫可得。”⑨赵南星：《赵忠毅公诗文集》卷七《两汉书选序》，第147页。因此文体自当上溯秦汉，并选取《左传》、《国语》至六朝古文，而成《两汉书选》；至于先秦文章，赵南星将《离骚》与《屈原列传》合刻成《离骚经订注》，作为教习诸生的课本。他希望诸生能够“读万过，令不思而诵于口，寤寐而悦于心，为文不模拟而得其似，则亦可以动有司，取青紫矣。”①赵南星：《赵忠毅公诗文集》卷七《离骚经订注序》，第148页。这一表述与李梦阳的文学主张相同，所谓“学不的古，苦心无益。又谓文必有法式，然后中谐音度。如方圆之于规矩，古人用之，非自作之，实天生也”。②李梦阳：《空同集》卷六十二《与周子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69页。即，第一、作文当以学古为目的；第二、要学习古人作品中自然的创作法则，而非言辞上生硬模拟。

赵南星推崇制艺的时间在万历四十年（1612）以后，此时文学风气已经由复古派转向公安、竟陵。万历二十年（1592），王世贞去世而袁宏道考取进士，廖可斌教授便以此年作为两造学风一盛一衰的交接点。③廖可斌：《复古派与明代文学思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41页。那么，何以赵南星在这样的时代风气下，一意主张复古，并推尊李梦阳呢？这与他的学术渊源有关。赵南星自叙：

己巳（1569）之岁，余读书恒阳书院，当道者聘请阜平广文艾纯卿先生为之师。艾先生，楚平江人也，博学能古文，平生慕李献吉之文章气节，数向余道之。④赵南星：《赵忠毅公诗文集》卷十二《重修恒阳书院记》，第324－325页。

献吉是李梦阳的字，他忤逆刘瑾而下狱，不得不求救于康海的著名故事，具有不畏权贵、忠于信念的象征意义，“文章气节”即指此而言。⑤邹观光《答邹尔瞻》就称：“本朝至弘、正而后有三大文章：以理学为文章则王文成……以气节为文章则李献吉，凛秋霜而劲烈日，而仲默为之翼……”见《明文海》卷一百五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574页。而艾穆在万历五年（1577）坚决上疏反对张居正“夺情”一事，暗示出他对政治风节、道德立场的极端看重。

相比明代中期的文学复古主张，赵南星另有一项特殊的考虑——他希望士子通过模拟汉人奏疏文风，将来中举立朝，进而仿汉人之风节行事。⑥赵南星：《赵忠毅公诗文集》卷七《两汉书选序》，第147页。就士风而言，史家普遍认为东汉、晚明有相似之处。梁启超就曾多次将晚明士人的道德节操与东汉并美。其《论私德》评东汉士人为“尚气节、崇廉耻，风俗称最美”；而明代则是“东林、复社，舍命不渝”，“晚明士气，冠绝前古”，因而“发扬尚名节，几比东汉”。⑦梁启超：《论私德》，《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1－129页。赵南星立朝以放言高论、不畏强御著称，倾慕东汉士大夫高节异行，自然也在情理之中。因此，可以说，赵南星标举秦汉古文为典范，并非出于文学审美，而是所谓的“文以人重”，出于其以道德观文章优劣的评价立场。⑧按：此种以道德、人品观文章优劣，并侧重文章现实功能与教化意义的，一般称之为“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参见李春青：《中国古代文论教程·绪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

其二、内容上，以程朱学为圭臬。

明代尊奉程朱学为官方正统，朱熹及其学派对于儒家经典的诠释构成了科举考试的标准。然而时间久了，学子因袭背诵，缺乏自得之见；阳明学说一出，可谓振聋发聩。然而王学大盛之后，其弊病也随之显现；王学末流游谈无根，束书不观，以说良知为致良知。王学发展到赵南星活跃的万历时期，“无善无恶”“良知现成”之说非常流行，让很多离经叛道的行为得到了理论上的依据，这样的情形引起了在朝官员的忧虑⑨有关阳明学在晚明引发的批评，参见朱鸿林：《晚明思想史上的唐伯元》，田浩编《文化与历史的追索：余英时教授八秩寿庆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63－183页。，其中自然也包括赵南星，以及其友人冯从吾、门生高攀龙等。赵南星特作《学庸正说》，希望劝导从学诸生恪守程朱旧学。⑩赵南星：《赵忠毅公诗文集》卷二十三《与高景逸》，第700页。他这样描述自己的撰著动机：

余少时先大夫命之习浅说至于今，三四十矣，而世道大变，士皆喜为异说，欲高出前辈之上，且浸淫于佛老之说，余甚惧焉，命儿辈仍守浅说之学，然往时风气浑朴，学士家于圣贤之书，仅求通晓，未甚精核，其解多在廊庑之间，鲜窥突奥。余乃以浅说为主，参以近日名家之说，会粹折衷，昼夜思索，偶有所得，亦颇有先儒之所未发者。①赵南星：《赵忠毅公诗文集》卷七《大学中庸正说序》，第154页。

所谓“士皆喜为异说，欲高出前辈之上”的提法，是晚明通行的批评王学的话语。该书以朱熹对《大学》《中庸》的解释为依归，“其说《大学》，不从姚江之‘知本’，而仍从朱子之‘格物’，并《补传》一章亦为训解。其说《中庸》，不以无声无臭虚论性天，而始终归本于慎独，皆确然守先儒之旧”。②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02页。也就是说，赵南星希望通过该书，引导士子由王学返归朱学。

这里要对赵南星对阳明学的态度做一分析。万历十七年（1589），他在礼部结识王门高第杨起元，认为其人“似有道者”，遂向其问学：

己丑（万历十七年，1589）之春，余与杨复所先生同事礼闱，余睹其人似有道者，知其讲学，问之曰：“何修为而可为圣贤乎？”先生曰：“吾人与圣贤之性无二，何用修为？余应之曰：“譬如世子之生即为侯王，若曰：吾安得此分神明去之矣？”先生曰：“得之矣。”遂与余具言近溪先生之学。余于是乃知吾身之大也，为圣贤若此之易也。若鸟之出于笼，而免触隅之拘，见宇宙之廓也。欣喜之深不可为比。既而出闱，先生悉以近溪先生之书示余。③赵南星：《赵忠毅公诗文集》卷七《刻罗近溪先生语录抄序》，第154页。

在杨起元的影响下，赵南星接受了阳明学常人之“心”与圣贤之“心”无二致的观点，感到豁然开悟，并为其师罗汝芳的文集作序，从私人交谊的角度，他对阳明学是有所认同的。然而，如果从国家政治的角度着眼，阳明学就变得无可接受。其《许州重修尊经阁记》写道：

其南为严师堂，旁为号舍，东西各四，取大学之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以额之……过于庸则非道，离于恕则非仁，古之大圣贤其自视皆庸人也，夫行，庸行也，言，庸言也，非庸人而何其自视不异于人，故视人不异于已，是以能恕，若尊已而卑人，则将峭刻悻戾不近人情，悖乱之行从此生矣……邵公时士风犹淳，是以其所为教者，惟举大学之目，今谈道者每务为玄远，后学往往轻前哲而自雄内实，沈溺于利欲。郑公揭二言以为训，使士人知二者之外，无复学问，无复君子，无复英雄豪杰，庶几可以正人心哉！④赵南星：《赵忠毅公诗文集》卷七《许州重修尊经阁记》，第322页。

在他看来，真正的圣人是平庸的。王阳明虽然用事功证明了其学为有用之学，但是，如果天下举子都以这样的“英雄豪杰”作为榜样，尊奉心学，喜好异说，社会就难以稳定。因而他主张学问之道，贵在深造，应该按照朱熹对《大学》八个条目的解释，从格致诚正，到修齐治平，一步一步实现儒家最终的求道理想。

其三、教育方式上，合举业与德业，书院讲学与时文教授相结合。

明代中期以后，阳明心学大盛，透过书院讲学，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在以理学为核心的讲学风气下，来自北方的赵南星却强调书院讲学不应发挥个人理学观点，而应以教授时文为主，做到“举业、讲学合而为一”。这样不但可以帮助士人“取青紫”，甚至“体之躬行，可以为圣贤”，⑤赵南星：《赵忠毅公诗文集》卷七《四书会解序》，第172页。也就是达到道德与事功的并重。反过来，如果不对士子进行讲学教育，任凭他们自己学习时文写作，那么士子依靠“记诵剿说”，虽然得以中举，品行却往往存在问题。赵南星观察到：“今天下以文章取士，高才有志者，皆以文章自负，而明理者甚少。”⑥赵南星：《赵忠毅公诗文集》卷七《王惟则时艺序》，第168页。他还以严惩讲学、禁毁天下书院的张居正作为反例说，“彼楚相者，故楚之贫诸生也，繇科第进，一旦而肆滔天泯夏之恶，彼其蒙被国恩，岂不厚哉！”⑦赵南星：《赵忠毅公诗文集》卷十二《重修恒阳书院记》，第324页。

在赵南星里居时期，虽然有不少学子慕名从学，但他从未宣讲个人理学观点，而仅限于讲授时艺。在讲学纷纷、自立宗旨的晚明①相关情况，参见刘勇：《中晚明士人的讲学活动与学派建构——以李材（1529－1607）为中心的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赵南星所作《学庸正说》坚持“以浅说”来解经，旨在引导诸生入门。他反对私人教授，坚持将教育理想与国家育才、选才的政治目的相结合，最终士子为国家所用，充实官僚系统。最后，《四库提要》对其“平生不以讲学为名”的称赞也是不准确的。赵南星对讲学实抱有宗教般的热忱，常表示“昔孔子以学之不讲为忧”②赵南星：《赵忠毅公诗文集》卷七《四书会解》，第172页。，只是认为讲学内容应限于道德教化，不应传播个人理学观点，提供国家体制以外的选项。

四、小结

通过前文梳理，我们大致还可以作出如下分析讨论：

首先，在赵南星的八股文主张中，国家政治目的是始终为其所关注的。诚如廖可斌教授所说：“东林党人最关心的是当时的朝政得失，如立储、矿税、兵事、宦官专权等，其次是探究性命之学，注重道德修养，而对文学兴趣不大，一般不以能诗文著称。”③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51页。不同于晚明的南方制艺家将刊刻时文选集（如陈名夏、艾南英等），作为争夺话语权力、推广自我理论的一种策略④吴承学：《八股四题》，《文学评论》2004年第2期。；赵南星完全是站在国家统治的角度，以追求社会稳定、士风淳厚为前提，来提出其主张。在他的理念中，个人以外，就是国家的权力运作。

其次，赵南星与文学较为疏远，他的文学复古主张并非是对前、后七子文学观念的继承或发展，而是出于以人品观文章优劣的评价原则，以及思考怎样的文风有利于士风、士习的政治考量，反映出东林士人的一般特点。

再次，赵南星对晚明八股文体流变原因的观察，与袁宏道一致。然而，赵南星诸项纠正文体的措施，则没有回应这一问题。毕竟，他的友人叶向高曾经提及“诸生中有能为良知言者，皆置高等”的情况。⑤叶向高：《苍霞续草》卷十五《大廷尉华阳宋先生传》，第228页。从学赵南星的诸生中，确有中进士者，但这恐怕与“燕赵之间，自古少文，文体之邪，不能若南方之甚”⑥赵南星：《赵忠毅公诗文集》卷七《叶相公时艺序》，第166页。的北方环境有关。按照他所提出的“文复秦汉”“恪守程朱”的主张，南方举子恐怕无法脱颖而出，这是赵南星未及思考的问题，⑦清初的魏裔介因而评价说，“天启之季，人心邪矣，鄗上赵忠毅先生刻《正心会稿》以正之，而卒不能正。”（《兼济堂文集》卷四《赵侪鹤先生闲居择言序》，第82页。）本文也就无从分析了。

【责任编辑 王宏林】

刘训茜，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博士候选人，主要研究方向为明代思想史。

* 本文曾选读于香港中文大学主办之“新诠释、新思维：第一届文学研究新芽工作坊”，2016年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