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福辉

现代文学家传记杂谈

吴福辉

谈传记，完全可以从独立的传记文学系统或散文写作的立场去说，也可以从传记与文学研究的关系上来探讨。我偏向于后者。因为我是研究现代文学的，从学术的角度伸入到作家传记的领域，正是我特别关注之处，也是我的兴趣所在之处。

先说作家传记的现状。近30年来，大量的传记纷纷面世，其中要数记述现代作家的为大宗，而作者的大部分便是曾经研究过这些作家的学者（其他作者如相知的文学家，如作家本人或亲朋，均属少数）。这是个颇有意味的现象，不是科学家被“立传”的多，也不是政治家被“树碑”的多，反倒是操笔的身影潇洒的作家受到青睐。学者们原本在书斋（假设他们都有书斋。但是据许多人回忆，书房这种奢侈品要到本世纪初以后才普遍为文人所拥有，所以，改“书斋”为“图书馆”可能更确切些）坐得好好的，突然叫外面的世界“诱惑”了，觉得往日熟悉的作家的文学笔头，自己不妨也来弄弄。于是给研究过的作家写个曲折生平故事啦，让作家的文学个性更加张扬、彰显啦，便自然成了一种学术的延伸。我个人就是在写出了沙汀论文后，写了《沙汀传》，后来还出了他的简传、画传；与钱理群合作给江苏文艺出版社主编过一套“名人自传丛书”，有几十个作家入选，我具体编了胡适、梁实秋两种；另给苏青、叶圣陶等的传记写过序文、书评之类。虽然我个人的传记工作微不足道，却顺便也能列举出若干来，更不必说整个现代文学研究界同传记的广泛关联了。这样，从上世纪50至70年代屈指可数的几种传记（如我借抄过的王士菁《鲁迅传》、读过的林辰《鲁迅传》片断和《辽宁日报》连载的彭定安《鲁迅传记》——当年留有剪报。郭沫若则有自传。此外就是空白，两个巴掌绝对数得过来），到今日突然冒出千百种文学家传记来，一时竟有眼花缭乱之感。最多的还是鲁迅，可能有三十几种，并有名品，如林志浩的《鲁迅传》、王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林贤治的《人间鲁迅》及朱正的《鲁迅传》。富有10种到20种传记的作家是巴金、胡适、茅盾、徐志摩、林语堂、郁达夫、周作人。最热门的女性作家张爱玲、萧红、林徽因、丁玲每人都坐拥多种传记，张爱玲传记直逼鲁迅数目，萧红的十几种传记有的很有分量。过去被忽视的京派、海派、通俗作家如沈从文、废名、汪曾祺、柯灵、戴望舒、徐讣訏、张恨水等，都有了传，而且不止一本。有争议的作家传记更出版得快，像王实味、高长虹、路翎、邵洵美。文学史上历来偏于一隅的作家，如苏曼殊、陈衡哲、钱玄同、靳以、耿庸、陈企霞、陆晶清、石评梅，现在都传上有名。类型也是各式各样的，巨型大传如四卷本超百万字的《叶圣陶全传》，小型十万字左右的有简传、别传、外传、画传。夫妻档的合传格外受欢迎，偏偏我们的作家夫妻店和才子佳人店开得还真不少，比如，《鲁迅与许广平》《巴金与萧珊》《萧红与萧军》《徐志摩与陆小曼》《郁达夫与王映霞》《梁思成与林徽因》《陆侃如和冯沅君》，等等。总之，几乎重要一点的现代作家都有了传记，几乎重要一点的现代文学研究者都卷入了作家传记大潮。研究带动了传记写作，传记标志着研究的深入，我们迎来了文学家传记写作的繁盛年代。

次问繁盛的原因何在？过去的读书市场本来就重视传记，著名的翻译家傅雷就专译了五种外国传记，仅罗曼·罗兰写的就有三种：《贝多芬传》《弥盖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文学对钻研“人”之不懈的努力，就贯穿在这对传记的重视中。不同年龄和不同职业的读者大都喜欢读传记，也是显然的。进入1950年代以后，政治、文化环境大变，变得对传记不利了。本来，如郁达夫所说，中国只有“谀墓文”（见《传记文学》，《郁达夫文集》第6卷），传统上就少自由臧否人物的环境。政治成了人物评价的主要的或者说是唯一的标准，政治起伏不定，评价也一日多变。以某个人物为原型的文学作品都有了“影射”“反党”之嫌，何论专写人物历史的传记呢？于是人人自危，不敢写别人，也不敢叫别人写自己。左翼的标杆郭沫若、茅盾都无传，遑论他人！新时期开始的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给传记写作注入了新的生命。而学术上，新时期发轫的文学史重写思潮，必然带来重新评价左翼作家、民主作家、市民作家的重大契机。学术新势头成了传记写作的新推力。研究突入了传记，传记带动了研究。主流文化带来对左翼文学的反思，便有了《周扬传》。流行文化可以带动海派作家传记的出版，施蛰存的生平就会重起炉灶，有人来叙述。地方文化也有一定的带动性，它尊乡贤而发扬光大之，山西收集高长虹的资料聚成他的传记，哈尔滨一再出版萧红的画传，山西会把对赵树理的怀念置入多种《赵树理传》当中。很显然，如果读书市场正常运行，社会的政治清明，思想束缚得到解禁，文化的环境自由、松动、繁荣，那么，人物传记的写作就绝不会寥落寂寞。在某种意义上，作家传记写作的风气是作家研究的试金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繁盛里面没有点问题吗？有。传记理论薄弱是显然的一条。这个文学和学术交叉的写作文体，在中国还是个新事物。如果“散文加评论”是传记文体的基本模式，我们虽然有“起承转合”文章作法的强大传统，无奈现代散文的理论输入和学理探讨从来就不够，记叙性和评论性兼有的传记写作理论就强不到哪里去。有人称，传记文体存在不确定性，为我们的写作和研究带来了不确定性，这也有道理。还有一条是传记的读书市场的不可测。最明显的是这几十年其作品被市场绝对看好，即经典化过程之中文学史地位节节升高的作家如老舍，他的传记却出人意外的少。是老舍的评价难以把握，还是老舍的生平资料收集不易，甚至是老舍的传记需要更有实力的写家而这个写家还未产生吗？这是个谜。市场选择传记的传主，必然有它合理的一面，也有媚俗的一面，需要学术界的参与。假如专家和媒体及早来研究有水平的老舍传记为何不能如鲁迅、胡适、萧红、张爱玲那么多地涌现，对市场给出补充性的建议，或许迟早会改变这种不合理的情况。

至于说到写作传记的要素，我认为第一是材料。材料是传记的“实体”。一本传记主要看它有没有人物的材料，即人物以往的历史行迹。材料精彩，传记就精彩，材料稀松，传记就稀松。司马迁《史记》所记历史人物经久而熠熠发光，因太史公精于调查、搜集、选择材料，他是中国撰写人物传记的不朽祖师。我写传记的时候，最早进入“情况”的也是材料。开辟“材料”的来源要从多方面入手。阅读作家传主的全部作品，是不可逾越的第一步。一直到第N步，到传记的文字都写出来了，有一天你还会感觉对某部作品的形成没有从传主的生命旅程里找到根据，作品还没有读透。要读“全部”作品，最好比作家全集的编辑者还要读得全、读得用心才好，包括轶文、非主流作品、未刊稿等等。因为这些作品很可能泄露出传主特别的心思及心理过程。理解郭小川主要不看他到东北钢都、煤都写的《两都赋》，而要读他如何写“团泊洼”，如何“望星空”。传主的全部作品，最是“信史”。不要将花哨的材料读了一大堆，反而漠视作为“信史”的最能传达出作家真实信息的作品。此外，还要读与传主有关的“回忆录”，历史回忆和人物回忆，传主自己的和别人的回忆，带细节带感情的回忆，以帮助你进入或接近进入历史现场。档案里，公家的材料和私人的材料都不能轻视，鉴定、表格、书信、日记、笔记、交待揭发类手稿都十分重要。口述材料不可忽视。本人口述、亲历者口述、亲密者口述都可能带有个人偏见，但经过辨析就是最真实的带着体温的记忆。“口述自传”自有特殊价值，不然就不会有研究者专门给胡适、张学良录音了。人物对立面的材料，反面的材料，是尤其可贵的，如果你到开始动笔的时候竟然发现所有的材料都是“一边倒”的，不妨专门下功夫去听点不同的声音，让你不至于被材料倾向所淹没，而“蓦然回首”，你或许会找到那个俯视材料的制高点。

当“材料”进入传记，对它的处置方式不外两种：客观地如实写下，是谓“纪实”；主观地加以文学化，则是“虚构”。纪实与虚构，关系到传记的根本。或许你认为纪实用的是材料，虚构靠的是想象，那是个误解，因为传记的想象是在材料基础上生发的，无从凭空产生。白薇这个女作家和杨骚的同居及其分分合合的一波三折，是《白薇传》的基本材料违背不得，你只能在纪实的基础上才能想象他们是如何相处的。在传记里，人物生平的大关节、时代命运的主要走向、主人公的基本性格，都是不能虚构的；能虚构的只是次要情节、场面，个别的对话和内心活动。便是这些具体的虚构也要以纪实为依据，并不能随意向壁而造。这就是说“想象力”在传记写作中应受到限制，只能适当使用。“纪实”和“虚构”似乎使用了两种材料，但都归向材料的真实性。纪实并非一定真实，虚构绝非虚假。凡历史记述性的作品，虚构、纪实都会发生严重的复杂纠葛：以影射为主要目的的历史小说和历史剧，往往做出抛弃“纪实”的姿态；报告文学，或与新闻结合的各类历史作品，甚至概括大历史的史诗，就要牢牢守住“纪实”这个基业。而传记无论有多少虚构，“纪实为主”是不能丢的。有一种考证型的传记，全书处在驳难的过程中，言必有据，言必不己出，并着力研究人物、故事的原型，即便是“评传体”，仍然是以纪实为主的。只是这种传记把学术性和文学性高度结合了，比如高长虹的传记，考证高氏与鲁迅的关系，重述狂飙社的文学历程，足以冲击已成的文学史，补正了文学史，但它还是立足于基本的人物史实，以“纪实”为主的。有的传记材料多，有的少，材料多的传记要注重选择，材料少的传记就容易铺张。但铺张不能过度，比如坊间流行的张爱玲和林徽因的传，因生平材料太少而竭力铺张作品的故事与加入许多作品分析段落，显得“虚胖”“浮肿”。还是要从深处挖掘两位女性作家的材料出发，来写好她们的文学活动史和生命史。

传记的另一个要素，据我的体会是对话。正是作者和传主的对话关系，决定了某一种传记的记述个性。因为传主已经被历史定格，作者却是站在当代立场上来记述他的，作者当下的主体性和传主历史客观品格之间的张力，会影响到传记整体和各个局部。传记的历史价值有没有被歪曲，传主的思想行动有没有被作者给予同情的理解并恰当地传述，文字风格有没有融化了过往与今昔，传记结构是不是一种特别的“对谈”，它们最终影响到一本传记的成败优劣。而作者的关键，是有没有在传记中创造性地阐释作家。看作者能否重新解读作家作品，揭示其遭受历史或以往评价的重重遮蔽。传主的地位还可能过度地影响作者的传记。大作家的传记价值，一部分被他的社会地位所制约，以至于平庸的传记也能得到膨胀。这是社会价值对传记的投影。另一种情况是作者在写作传记过程中始终不能与传主同步同调。给鲁迅写传你达不到传主思想的高度。给钱锺书写传你觉得在他的博闻强记的知识系统中你很迷惘。你已经尽量在走传主走过的“路”，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觉察到两人已经同行过了，但中间还是有“隔”。整个写传的过程，你在试图打破这个障壁，可能打破一部分，也可能一隔到底。所以写传的作者始终要寻找那个平等的“对话”关系。这当然不是指你在思想学问上要和传主平起平坐，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但“平等”可以。贴近传主、理解传主，还要持独立不倚的写作立场。要少受或不受传主及其亲友的偏见的影响，找到“对话”的平等口气和语言，而不至匍匐于传主之下，在今日应是无须饶舌的了。

传记的文体要素，是“叙评”二字。传记有叙有评，要处理好叙事和评论的关系。传记究竟是以“叙”为主的，“评”是内在，有时是含蓄隐蔽的，有时是经过特殊的设计体现的。传记既然多半是“叙述”出面，叙事学的一套方法还是可用：叙述人的位置、角度要讲究，叙述的视野，时空的插入和调动，都还可用。只是因虚构性小，要与小说做一区别罢了。要依据传记读者对专注点的不同和对语言风貌的要求的不同，来调整文体。有的传记是给大众看的，大众性的传记要求人物命运的悲欢离合，突出传奇性；有的是给知识分子读的，文字就文雅一些，书卷气重些，要求对传主能提出独特的看法。文人型的传记在对大众传记起一定的引领作用。大众型的传记有进行全社会文学教育之功。提倡文人为大众写传，另有一番意义。现在还缺少一种为儿童写作的作家传记。家长们在选择适宜孩子阅读的励志人物传记时，经常会觉得科学家传记过于深奥，政治家传记用尽计谋，作家传记充满男女情长，都不是理想的儿童读物。其实传记是最适于少年的。我自己小时候最初知道的人物除了白雪公主小矮人，便是发明家爱迪生。我想只要是不板着面孔训人，多写些让孩子们阅读的作家传记，该是个好主意。当然，对给儿童看的传记应该如何写，成熟的写作经验应如何研究，那又是学术界的事情。

了解作家的曲折生平，诠释经典作品的产生和流传的真意，推动作家研究的学术进程，追溯伟大作家生成的原因及生命呈现，依我看，作家传记的文学、教育、学术等多方面潜在的功能和意义，还是可以高估一点的。

【责任编辑 郑慧霞】

2016年10月14日避京城阴霾两日于小石居

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主编，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