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感谢我的论文指导教师李军教授支持我做这个研究，同时感谢罗泰（V，F.Lothar）教授给予我所有的帮助。关于选择巴米扬研究，我是博一时做梦梦见了图书馆有重要的民国时期旧书等我去翻阅，那是法国出版巴米扬的考古报告，因为是法语很少有人关注，安静的躺在角落里面，书上都是灰尘。所以我打开翻看时，刹那间知道命运安排好了这一切。我喜欢读松本清张的小说，手蟓治虫根据他小说《火路》改编的漫厕（汉译《三目童子》），在我小时候这部动画片译制进入中国，里面叙述了考古学家对西亚和贵霜王朝未解之谜的探索故事，让我开始关注这片地区，后来长大后我了解到其他中亚的探险考古背景，也是和小时候的兴趣一脉相承。

巴米扬佛教美术研究中存在隐形中国元素影响的问题，是巴米扬研究中无法回避的事实。巴米扬佛教美术研究每一个阶段的研究重点改变，和形态变化都与考古学的发展紧密相连。在这种研究背景之下，我主动追寻过一些年迈古稀的学者，保持频繁的关注和通信往来，他们给予我很多指导，在对于他们研究成果分析方面我顶多算半个继承者，半个旁观者，保留自己的意见和态度。

巴米扬研究没有结束，任何研究都是可持续性的，即使巴米扬石窟中的两尊大佛被炸毁，但仍留下很多材料，因为大佛只是巴米扬研究的一部分。过去国际学者研究巴米扬时，由于时代环境局限和掌握材料问题都曾出现过一些内容忽略和理解歧义，但总体来说研究上非常自律，推动了巴米扬研究的发展。我在写作分析时被很多学者的观点背后研究故事打动，也准备有机会多介绍这些学者人生经历和探索精神。但在自我认知方面，对于不同学者对于同一事物问题所持的观点进行裁决判断是件困难的事情，这个时候必须收敛起所有感情，做研究总需要一些铁石心肠坐穿冷板凳。巴米扬山谷佛教的确发展很早，从三世纪开始就留下丰富的寺院建筑文化遗存，之后有可能经历佛教部派信仰的转变，在六、七世纪西突厥王朝统治下由于中亚地理交通路线等原因变化，巴米扬成为一个重要的链接东西方的枢纽，石窟寺院开凿旺盛，两个巨佛就在此时建造，建造信息很可能是受到来自于中国云冈石窟的影响。毕业论文写了好多年，求知中接触到很多人和事物，在北京大学李崇峰老师、段晴老师那里旁听过很多课程，他们都乐意帮助我鼓励我，段晴老师组织我们几次聚餐喝酒，畅谈人生，紧张的学习气氛一下子都消融了，我很感激他们。在ucLA中亚研究中心和阿富汗研究中心学习时，周围的师生都主动给我这个陌生的中国面孔提供信息，给我很多机会参与很多事情，大家都很享受这个交流过程。最后校对论文文稿时，身边的好朋友王磊、孙兵等博士生都陪。

论文摘要

巴米扬佛教艺术百年学术史的生成是文化发展和学术自律的必然结果。本文通过对世界遗产巴米扬遗址的学术史进行整理和研究，围绕国际范围内关于巴米扬遗址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轨迹，阐释了巴米扬佛教遗址的形成、发展和终结的过程。这漫长的研究过程中，一代代学人预设的推论、争辩、讨论和思索都促进了对巴米扬佛教以及中亚佛教和其他宗教的认识。因此本文关注的不仅是有关巴米扬自身历史的研究，还包括对于近代佛教美术研究的反思。

巴米扬遗址在中亚佛教史上占据重要的位置，作为佛教文明的十字路口它也是诸多宗教和文化交汇的地点，因此必然与中国发生关系。中国的文献最早勾勒出巴米扬的佛教样貌，因此奠定了巴米扬佛教艺术研究的基础。20世纪20年代初至70年代末，西方人文研究秉持实证主义原则，以“物”为中心，从建筑、考古、语言学等多元角度对巴米扬佛教遗址展开调查研究，揭示出巴米扬的佛教内容和物质文化内涵。尽管本地区的年代学架构尚未完善，并遗留下很多问题，但这一阶段仍是巴米扬佛教艺术研究的繁盛期。此后长达20年的国内战争期间，巴米扬大佛的毁灭与地下考古材料的新发现一同冲击着佛教美术研究领域。进入21世纪以后，在新科技手段和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协作下，巴米扬遗址呈现出石窟寺院和城市遗址相结合的更加完整的文化景观。

巴米扬历史的兴衰和变迁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中亚游牧民族和各种政治势力的来往脉络。同样，巴米扬遗址作为古代城市和寺院经济发展的典型代表，汇集了佛教影响下中亚城市的所有特征。研究巴米扬学术史除了是对佛教艺术研究得失的总结，同样也是对中亚文明的历史进程的梳理，照亮阿富汗艺术史研究的未来。

着我彻夜不睡觉，大家一起围绕着我校对文稿，披星戴月，很多时候他们都是出于一种无名的、无私的使命感，让我见证了友情的伟大，我非常感动。

我的家人朋友并不清楚我具体在做什么，最开始她们只是看着我每天努力的样子很感动，决定支持我。后来他们又决定赞助给我研究所需的物质条件，让我安心研究问题，全无后顾之忧。很多时候闲聊谈论研究话题，只能折衷的选择他们理解的方式，我会说我研究的是《西游记》中唐僧玄奘去过的地方，大家瞬间都明白了。毕业后想多陪陪家人，未来已经安排了一些中亚考察项目，会和几个当代艺术家前往中亚，期望会有更多收获。

博士期间是学生时代最宝贵的光阴，做巴米扬研究是自己的兴趣，写出博士论文也是兴趣使然，关注的时间和投入的精力多了，很多感觉也上升为感情，巴米扬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伴随我一起经历很多人情世故。未来的研究方面还有很多可能性，例如在巴米扬山谷寺院、周边地域城市遗址联系研究，在重新确定重点区域内研究巴米扬佛教的属性，这是过往研究薄弱的环节。中国的工矿企业正在阿富汗国家重建中担任起重要作用，但在经济建设中也传出一些破坏文物古迹的负面新闻，我希望未来也可以在文化建设上起到一些积极作用。

我参加过李军教授和郑岩教授组织的《云冈石窟》读书班，对我论文帮助最大。此外，在博士三年级时期我参加了中国岩彩高研班与胡明哲教授和李军教授一起带队前往新疆考察石窟和很多优秀的艺术家、理论家一起考察石窟的经历非常难忘，大家还一起救助遇到交通事故的陌生人，那些欢声笑语和生死别离的事情都留在了新疆的记忆里面。

因为身边部分好朋友要毕业，他们在创作期间就经常约我交流，他们很信任我，在我面前几乎毫无掩饰。看着他们现在执着的样子，以后肯定会有很好的结果。很遗憾展览期间现场我没去看，就布展和撤展的时候帮助同学收拾东西，干干体力活，大家都知道我是著名‘撤展人。在毕业展期间，有一个本科生三年级王孝尤跨专业制作的‘透明人的‘平行展作品很有意思，用透明胶带缠绕成的透明人出现在学校的各个角落，参与到各种生活细节中，带来很多乐趣，我也参与了部分的策划和行动。

cAFA学生初次见面都会问以下问题‘你指导老师是谁？‘你认识那个谁谁谁吗？‘你最近忙什么呢？，然后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就是‘学术，画画要画得‘学术，写作要写得‘学术，说话要说得‘学术，牛人面相要长得‘学术，看书是在‘搞学术，聊天是在‘聊学术，这些都很有趣，不知道谁教育出来的众口一词，好像全院人都在忙着搞学术，遗憾的是我快毕业了也没学会这些腔调。去年和今年的毕业季基本都没有参加，但是校园空气中弥漫的集体主义狂欢气氛的确会影响自己的一些情绪。

论文摘选

早期巴米扬研究与中国的关系

1922年-1952年间是法国独占阿富汗考古事业时期，也是巴米扬佛教美术科学研究的最初阶段。研究阿富汗佛教遗址的法国学者们，一方面认为巴米扬地理位置上靠近印度佛教起源地，另一方面又从热爱修史纪年的东亚来寻找年代学和时间上的坐标。所选取的标准都是东方有明确纪年的建筑物，如中国云冈石窟作为巴米扬大佛建造年代学依据，巴米扬东大佛龛壁画上的年代也以日本的法隆寺建筑作为时间断代作为依据。

早期巴米扬研究学者与中国关系

法国的佛教美术学者中富歇（A，Foucher，1865-1952）、哈金（J，Hackin，1886-1941）、列维（s，Levi，1863-1935）等都曾经访问过中国，哈金访问中国时间最长，交流最深入，最了解中国，但是法国学者在中国学界影响并不是很大，仅局限于少数的官方形式交流，这也与当时中国考古学、美术史学科刚刚成立起步有关系。当时这些学者在北京所举办的活动，主要是局限于法国使馆与中法大学教育界的交流，由教育界李煜瀛等人主导，与学术界并没有太多联系。

1926年9月30日，富歇曾经转道北京短暂停留，在中法大学做印度佛学研究报告，但是关于此次富歇的北京之行，所留资料甚少。中法大学采用法国教育制度，很多学生毕业后将留学法国，法国的法中大学聘请一系列讲座教授包括伯希和、哈金等人，因此该校与法国交流密切。哈金在日本时和滨田耕作（KousakuHamada，1881-1938）、梅原末治、岛田贞彦等人有密切来往，后参加东亚考古学会组织的中国东北牧羊城考古考察活动，对中国东北地区和日据朝鲜地区考古学也有很深的兴趣。1931年10月哈金加入雪铁龙探险队横穿亚洲活动，中国资料上称为“民国十九年中法学术考察队”，在西方称为“Croisie re Jaune西路探险队”，哈金作为中段路途帕米尔路段领队，在与考察队一起穿越阿富汗境内的时候加入考察巴米扬的行程。探险队进入中国后，陆续考察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线的克孜尔石窟、柏孜克里克石窟、木头沟石窟等遗址，再行经吐鲁番、敦煌等地，经历一年半科考后，车队于1932年2月到达北京。此后哈金又数次访问中国，但都未形成太大影响。

语言学家列维在1923年到达中国，在当时中印友好交流的前提下，以及在泰戈尔和蔡元培的积极斡旋下，中国曾经积极研究印度文化和古代语言，但是对于阿富汗佛教考古美术关注兴趣并不是很大。

尽管研究巴米扬的第一代法国学者都曾在中国进行过系列活动，但当时中国并未关注到法国关于阿富汗的研究状况，邻国日本由于经过明治维新强国后却又是另外一番积极学习的景象。云冈石窟与巴米扬石窟的比较研究

20世纪初的巴黎是当时欧洲汉学研究的中心，汉学研究的学者深刻影响着其他亚洲学科的研究，也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便利。在1907-1909年沙畹（E，Chavannes，1865-1918）和伯希和（P，Pelliot，1878-1945）师徒二人在中国考察，伯希和在甘肃新疆进行考察敦煌莫高窟。而沙畹则在中国的北方进行考察，特别是对龙门石窟、云冈石窟进行考古学调查，收集大量资料，这样关于中国石窟的基本资料就已经形成。这些资料对于富歇和伯希和对巴米扬的年代学判断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尤其是表现在伯希和发现了慧超撰写的《往五天竺国游记》资料和沙畹对于云冈昙曜五窟的进一步年代学解明，可以将石窟开凿年代定位在460年以后。在20世纪初的研究中，欧美以印度和犍陀罗为中心论的佛教美术研究，认为所有亚洲佛教美术中的东方样式都应该晚于西方，在东方中国出现大佛也是因为位于西方的印度和中亚地区应该先出现大佛的缘故，这种建造佛像的思维应在印度或者中亚产生后再传入中国。

巴米扬研究初期各个学科和视野的研究成果并没有形成有机组合，在研究这一地域的历史和区域社会构成中，很多情况下都是一种含蓄的接近于迷糊的状态，虽然考古学提供的证据可以提供一种优先考虑的历史图像，但是其中仍然是包含很多的推断假说和预测成分。这种假说却也是20世纪前半段法国考古学的一大原动力。在实际上，这种设定的假说基础上，链接这两个巴克特里亚和犍陀罗区域的道路上也可以发现文化东渐的痕迹，巴米扬遗址就是这种痕迹之一。

日本近代考古学参照西方学科体系建立后，延续很多金石学研究和文献研究传统，对于古代佛教寺院经典的研究，也使得日本注意到最早遣唐僧回国抄录《大唐西域记》的事实，并且联系日本东大寺东大佛建立情况的经纬，迅速展开相关巴米扬外围研究。日本对于《大唐西域记》的史地考证及其相关前往中亚旅行僧传记研究也同欧州探险考古发现结合起来，同时日本考古学研究视野很快步随早期建筑学家和人类学家的脚步，展开对中国和印度佛教遗址展开研究。水野清一（Seichi Mizuno，1905-1971）从京都大学毕业后进入东方文化研究所工作，开始研究中国佛教美术，对中国石窟寺展开考古学考察。

从1938年东方文化研究所对云冈石窟调查开始，到1945年日本战败前的7年间一直进行，包括研究所内外的有60余人参加进来。在战后研究云冈石窟的报告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研究现象：日本学者虽重点研究云冈石窟，但围绕云冈石窟之外做了很多石窟寺综合研究。关于佛教在云冈的图像学系统生成中，既有来自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铜镜、画像石等方面的研究探索，也有来自佛教本土和传播系统的新疆、中亚、印度等地区资料。对比早期斯坦因、勒克柯、伯希和、大谷光瑞等人的探险和考古报告，《云冈石窟》编撰中使用中亚的材料，尤其是阿富汗的材料更几乎每一册研究中都必定使用。这些法国撰写的巴米扬材料为云冈石窟佛教美术图像来源和佛教内容的比定都提供了一个西方的基础。

在法国垄断阿富汗考古事业的前提下，这批研究阿富汗的法国学者拥有共同的学术资源，几乎相同的知识背景，尽管学科背景大同小异，都是基本从文献、语言学、钱币学出发，来判读阿富汗物质文化和佛教文明，他们生活在阿富汗这一全新学科发展的初始阶段，他们也彼此了解。形成了一座“无形的学院”，直接影响到日本学者学习借鉴。这些联系紧密的知识分子，他们互相阅读和引用对方的著作，经常通信与会面。他们研究上的相似性，也与以后的学科研究基调相关联。但一些美术史学者从图像出发，出于对造型艺术的艺术形态、处理手法、风格的观察分析来判断阐释年代，结合在一定地域中有确切可考年代的石窟寺院遗址，在比较的观点中看待佛教艺术的发展，推断佛教艺术在阿富汗的发展脉络像波浪般有高低起伏，或者像植物一样从主茎蔓延，是一种直观而又让人接受的观点。虽然这些观点的形成中美术史家都有部分折衷思考，但是却是行之有效的研究手段，可以区别于早期单一模式的欧洲中心论模式。

巴米扬历史和佛教美术研究中古代史料的缺乏，造成现代研究史中很多具体细节都无法推断完成，很多不可能会有地下资料进行反馈循环的局部间隙，需要研究者依靠自身直观的经验进行类推。这些研究者的教育经历和出身国家都会影响到在研究过程中对于资料的整合解释，不同语言的资料相互关联相互验证都会出现一定效果。日本在战后主动研究巴米扬，也是出于这些技术和文化层次上的考虑，对于中国资料的熟悉，使得日本有自信去探索巴米扬研究中未发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