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俊文

【摘 要】《通典》是唐代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杜佑编撰的史学著作，所叙内容与前代记载相同历史时段的史料存在重合与差异，折射出不同时代史学家们对于同时段史事的同感和分歧。本文选取《通典·边防十二·北狄三》卷一百九十六中《乌桓》《鲜卑》两部分章节与《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卷九十进行校勘分析，探究杜佑著史特征，辨析中唐时代背景下杜佑的政治、边防思想。

【关键词】杜佑 《通典》 《后汉书》 乌桓 鲜卑

杜佑（735—812），字君卿，唐代政治家、史学家，在顺宗、宪宗两朝位居宰辅，久任理财大员，在中国古代史学家中极为罕见。关于杜佑的政治、经济、军事及史学思想，前人与学界业已评述颇多，毋需多论。本文仅从其著作《通典》出发，选取《边防十二》中的乌桓、鲜卑部分内容，与南朝刘宋史学家范晔所著《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内容比对，探析杜佑的政治、边防思想。

一、以史为鉴，经世致用

杜佑生活的唐王朝，历“开元盛世”，经“安史之乱”，盛世不再，各种矛盾爆发。政治上，藩镇割据、宦官专权与朋党相争造成朝政腐败日甚，中央政权孱弱无力。经济上，长期战乱使中原地区的生产遭到极大破坏，朝廷控制的户口锐减，赋税不足，财政拮据。同时为应付军费和官僚机构开支压力，苛捐杂税与横征暴敛层出不穷，造成社会下层骚乱不断。而对外方面，吐蕃、南诏、回纥等政权也在西北、西南等边地不断侵扰，给唐王朝带来很大威胁。面对困局，杜佑作为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殚精竭虑，力图在历史总结中寻求解唐王朝于危难之际的良方，其忧国忧民之思想，尽显于耗时36年于贞元十七年（801）撰成的《通典》巨制的字里行间。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杜佑的丰富阅历与宽广厚重的学识积淀令他具备超越同时代大众群体的忧患意识与反思应策，也更多地从吸取过往历史经验教训的角度出发思考如何处理朝政与社会问题。针对当时内部藩镇割据、边境外族祸乱的实际状况，杜佑在军事上坚持“强干弱枝”的兵制准则，力图削弱地方藩镇势力，增强中央军政实力，扭转中唐中央政府的颓势；在政治上则强调“计熟事定，举必有功”的对外态度，对于唐朝与少数民族政权的边境纠纷主张怀柔为主[1]，而非一味顺应边镇统帅要求付诸武力。对唐宪宗元和元年（806）一次党项、吐蕃联合进犯唐朝西北边境的处理意见即是杜佑相应军事、政治理念的集中体现：

且党项小蕃，杂处中国，本怀我德，当示抚绥。……今戎丑方强，边备未实，诚宜慎择良将，诫之完葺，使保诚信，绝其求取，用示怀柔。来则惩御，去则谨备，自然彼怀，革其奸谋，何必遽图兴师，坐致劳费[2]。

显然，杜佑始终强调唐朝此时的统治重心应倾向于内政治理与休养生息，边疆对外宜以安抚羁縻为主。他对于边镇节度使军将们的讨伐求功态度并不赞同，也恰恰反映杜佑本人与众不同的历史与政治修养。

二、“将施有政”，积极归纳治国良策，应对时代危机

作为中国史学史上典志体政书的奠基之作[3]，《通典》的编撰著述具有相当明显的政治服务意识，杜佑本人也曾直言不讳地表露了以此书来总结前朝历代兴亡教训，供唐朝政府施政之借鉴参考的现实政治目的，如其所言：

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4]。

每念懵学，莫探政经，略观历代众贤著论，多陈紊失之弊，或阙匡拯之方。……至于往昔是非，可为来今龟镜，布在方册，亦粗研寻[5]。

诚然，修史以参政的“以史为鉴”思潮在唐代颇为盛行，并非始发于杜佑所处中唐时期，而早在初唐即已形成风尚，蔚为大观，彼时大规模设馆修史的盛况即是明证。但在国势由盛转衰的特定时期，杜佑为代表的有时代责任意识的史学家们重新审视历史得失教训，来挽救朝廷衰颓态势的思想行动依然彰显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为国利民的情怀与抱负。

三、安内为重的政治态度与稳健的边防政策

中唐时期内有藩镇割据地方不宁，外有异族侵扰边疆纷乱，在此内忧外患的严峻局勢下，治史严谨又为政多年的杜佑自然与拥兵自重以战立功的边镇军事将领们施政思路截然不同，对于唐朝国内朝政民生治理的重视程度亦远高于边境杀伐武力行事，力求以休养生息恢复国力为首，而非轻率开启刀兵战祸。这种安定内部、稳定民心的政治纲要在《通典·边防》中也同样有所体现：

夫边垂之患，手足之蚧搔；中国之困，胸背之瘭疽。方今郡县盗贼尚不能禁，况丑虏而可服乎[6]！

此处援引汉灵帝熹平年间议郎蔡邕针对乌桓校尉夏育求伐鲜卑的策论，虽出自蔡邕之口，但甚表杜佑之意。此中安内重于攘外的治国思路正是杜佑数十年政治经验与历史素养交互而得的稳定策略，同时也符合中唐时期恢复国力与民休息的实际需求。

同样取自于汉灵帝熹平年间蔡邕驳夏育伐鲜卑的言论，杜佑通过引用蔡邕关于“备边”“保塞”的相关论断，在此继续强调治边应稳妥从事，不宜擅开战端：

备边之术，李牧善其宜，保塞之论，严尤申其要，遗业犹在，文章尚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规，臣曰可矣[7]。

而后，杜佑也引用东汉君臣强行开战导致军事大败的实际结果来验明边防政策的重要性：

帝不从。……育等大败奔还，死者十七八[8]。

四、史料与现实结合，总结成败兴衰

杜佑在《通典》的行文布局中，总结历史经验、归纳施政策略的用意较为明显，而非单纯搜集罗列历史材料。从史源学角度出发，《通典》所引史料并不足以超越相应断代史正史的权威性，但由于杜佑相应详略有别的处理安排，从中可较为清晰地获取对历史事件与人物的判别思考，反映杜佑本人对此的褒贬评判。在《通典·边防十二》的乌桓、鲜卑部分，这种行文现象也有多处呈现，如：

后渐强盛。至后汉建武中，抄击匈奴……[9]

此处对应《后汉书》“昭帝时，乌桓渐强……二十二年，匈奴国乱，乌桓乘弱击破之……”[10]部分，对西汉后期至东汉初年乌桓与两汉新莽以及匈奴之间的长期纷争加以概括省略处理，主要用意在于凸显此后涉及的乌桓大人郝旦朝贡内附事件，进而引出司徒掾班彪的奏章应策，体现杜佑本人对前人治边策略的重视态度。endprint

至桓帝末，或降或叛。[11]

此处对应《后汉书》“及明、章、和三世，皆保塞无事。……延熹九年夏，……皆出塞去”[12]部分，主要记载东汉安帝、顺帝、桓帝三帝时期与乌桓发生的较大规模冲突，但与下文汉灵帝时期乌桓丘力居与东汉中山太守张纯联合叛乱相比影响力俨然不足。同时，相对于丘力居、张纯合谋背后涵盖的边疆官员治边操守、态度的深刻问题，杜佑此处的简略处理亦是其边防用人需慎重思想的体现。

是后或降或叛，边人岁苦其害。汉虽时有克获，而不补所费[13]。

此处对应《后汉书》“是后或降或叛，与匈奴、乌桓更相攻击。……后其至鞬死，鲜卑抄盗差稀”[14]部分。对于东汉安帝、顺帝时期汉地东北边境与鲜卑、乌桓、匈奴之间互相攻伐混战的糜乱局面，杜佑节选原文“或降或叛”加以概述，此外还添加“边人岁苦其害。汉虽时有克获，而不补所费”的独立言论以为评价，在批判此段时期东汉朝廷边疆治理不力的同时，也暗含对上文安帝永初年间鲜卑大人燕荔阳朝贺、入质，与汉地和睦相处史事之赞誉。

杜佑在《通典·边防》中总结了历代中央政府对待周边民族的经验教训，以供统治阶层参考。他反对粗暴镇压，主张温和对待边疆民族的态度，对于古今中外而言，都具有广泛的启发性。杜佑提出的“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的见解，从文明发展进程上看待华夷关系，是历史发展思想在民族关系上的反映，是对唐朝开放民族观念的一种继承。而在民族政策上所提出的“防遏戎狄”，倡“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来则御之，去则备之”的主张，则是在“将使有政”的指导思想下得出来的，是对唐代早期的民族政策的一种修正。《通典·边防》中折射的杜佑政治、边防思想，在今天依然有其存在的价值体现，值得今人研究探讨。

参考文献：

[1]李清凌.杜佑的经济和政治思想[J].贵州社会科学，2009（3）：119-121.

[2]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3979-3981.

[3]王锦贵.试论《通典》的问世及其经世致用思想[J].北京大学学报，1987（4）：38-40.

[4]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1.

[5]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3983.

[6][7]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5369.

[8]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5369-5370.

[9]杜佑.通典[M].北京：中華书局，1988：5366.

[10]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2981-2982.

[11]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5367.

[12]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2983.

[13]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5368.

[14]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2986-2989.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