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炳涵

摘 要：从近代史中的“李约瑟难题”入手，对以制度经济角度解读西方世界兴起原因的学说进行修正与解释，并以此在经济史观的基础上再度分析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

关键词：李约瑟难题；制度经济；西方世界的兴起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 3198.2016.22.067

1 引言

对于中外学者来说，西方世界的兴起一直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早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我们就接触过“李约瑟难题”和“大分流”问题。在近代史的研究范畴内，我认为这主要归结于地理、经济与制度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解答，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地理环境、人口、生产方式等因素影响了近代科学的产生；同时，社会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

2 西方世界兴起原因的初步探究

鉴于“李约瑟难题”研究的文化分流范畴是经济领域的一个表征，因此我又查阅了当时研究“李约瑟难题”时搜集的资料，得出了如下的初步分析：

我们从文明间的对比和西方文明的特点中发现，西方文明在农业、手工艺、战争技术和商业方面创造出某种知识本体而后知识在西方通过各种媒介传播的，同时也存在评价知识发生的批判和反思活动，知识不仅作为现成的活动处方起作用，而且显示出学术论研究的深远意义，进而形成了系统和完备的体系。特定问题的解决主要涉及一般的、理论本性的计算等，从而使得科学缜密、系统从而具有可移植性。

在科学研究中获得的技术总结成科学，而科学反过来指导生产。工业文明的标志蒸汽机的改良就是这样的过程，正是由于牛顿力学等系统科学的帮助让瓦特的工作成为可能。系统理论的指导提高了工作效率与收益。而中国只是在生产生活中单纯的技术改良，技术学习周期长，可移植性差使其无法被大量推广和进一步应用。包括所谓的四大发明在应用过程中，全部在西方改良后才得以应用。这就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找到了文化方面的诱因，但是缺乏一个有力的解读方式，李约瑟难题我就浅尝辄止了。西方世界崛起的原因一直困扰着我。诺斯的学说给了我一个新的角度，经济学观点的确让我产生了新的想法。而如果从经济的角度或者经济文化表征下的更深层次探究与思考，我们是否能得到更深层次的原因呢？

3 从制度经济角度对西方世界兴起的分析

从诺斯《西方世界的兴起》中我们得知，西方世界的兴起和主要分叉可以通过构建一个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之间关系的框架进行初步的解释。诺思认为，“制度”之所以会发生变化和演进，主要是由于人口、知识、技术与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因素改变稀缺资源的分配。变动的结果一方面产生了新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也会专业化和分工的增益。想要收益降低成本，就必须提高组织效率并完善制度，从而造成既存的组织、结构发生变迁。为进一步论证制度理论，诺斯还构建了一个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荷兰、英国推行的制度促进了生产和贸易，形成了财富的积累，而欧洲的其他地区选择了促进财富的分配消耗的资本制度，他指出，这些制度的合理选择是资本主义在西方出现的原因。诺思的理论尝试整合制度、技术、意识形态等理论，他认为是制度决定了技术的发展，而不是由技术决定制度及其变迁。

反思诺斯理论，还是会思考文化与社会意识方面对制度变迁的作用。因此我也查阅了诺斯所著《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他提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形象的说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形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这就是说制度问题归根究底也是一个博弈问题。这就意味着在人为选择中必然存在一个内生激励的问题，这在《西方世界兴起》并未论证而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有所提及。这就是说，诺思在制度分析中重规则、轻激励，重结构、轻组织，重功能、轻过程的弊端导致“制度中心论”无法顺利实施。诺斯认为，制度就是规则，制度的设计和制定具有灵活性，可以人为操控。然而，想要人们的行为完全依照规则、信念和规范进行，显然是不可能。那么我们就要解释人们遵守某些制度却忽略其他的内在作用。

制度的博弈性质可以很好地结局内生激励问题，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即“制度”实际上是人们在特定的环境下，依据一定的博弈规则，根据不同的预期而制定的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均衡策略。那我们可以认为，真正的“制度”应该具有主观能动性。在分析制度时，不同的社会、文化、历史等因素相互作用规范导致了博弈参与人不同的选择策略和行为，这些因素相互均衡，进而形成了新的“制度”，实际上，诺斯所提倡的“制度规则轮”和“制度功能论”本质亦此。

同时，在不同因素的作用下，无疑会形成多重均衡，这大概就上可以解释为什么国家和地区存在制度和经济绩效方面的差异。因此，我们的制度分析应该是建立在史观的比较上，即全球视角的必要性。因此我们可以得知“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运作中也会受到这些既有的文化、技术等因素的综合作用。

4 西方世界兴起原因的再思考与总结

综上我们得知，西方世界的兴起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兴起，而是政治、经济、制度、文化等方面的共同兴起。制度是联系经济与组织的桥梁，制度的博弈其实是多因素的共同作用。那就是说社会意识与文化也是经济增长一个深层次的动因。在理性的选择中动机与路径依赖都会对博弈结果产生较大干扰。经济的增长过程是一个传送带，每一个影响因素都会以明显或不明显的方式被表征。组织效率的提高推动了经济的增长，而由于效率和成本变迁导致的博弈不均衡促进了制度的变迁。博弈策略的选择正是通过这些文化与社会意识的先存心智理念实现的。而经济的增长便体现在创新、教育、规模经济和资本积累。这些经济增长的成果最终作用于文化等上层建筑。这样就形成了社会的“闭环控制”。正是其中某个因素的拉动，带动此框架中其他因素的改善或变迁，最终表征于经济的增长。

然而我们也可以想到，生态理论、区位地理和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也会在一定程度作用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推动或制约着社会意识和经济发展。人类社会的发展本来就在偶发和继发的影响中不断修正，而我的分析只是冰山一角，太仓一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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