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莹

（新疆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新疆乌鲁木齐 830000）

管理层社会连带与在职消费效率研究

周 莹

（新疆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新疆乌鲁木齐 830000）

在职消费与企业业绩的关系在现有研究中主要有两种观点，即代理成本角度下的无效论和效率理论下的有效论。文章则是从在职消费影响公司业绩的具体路径出发，结合中国人情背景，以管理层社会连带为传导中介，进一步研究在职消费的效率问题。研究发现管理层社会关系对在职消费与公司业绩的关系具有倒u型调节效应，并且技术创新能力越弱的企业，这种调节效应越明显。因此，在职消费是否有效率是由具体的情况而定的，不可一概而论。

中国人情；在职消费；企业业绩；管理层社会关系；技术创新能力

一 、在职消费现状分析

从国内外来看，在职消费都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其作为一种非货币性薪酬，显然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在这种情况下，管理层有动机利用权力来获得更高水平的在职消费。那么在职消费到底有效率吗？现有在职消费研究大致可划分为代理理论和效率理论两类观点。

（一）在职消费现有理论分析以及存在的问题

代理理论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高管在职消费实际上是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代理成本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会损害公司业绩（Hart，2001; Yermack，2006; Grinstein等，2009）。Alchian和Demsetz从信息成本的角度阐释了在职消费的内生性，认为组织为了避免职员机会主义行为所耗费的成本可能高于其带来的收益，允许职员享有“特权、额外津贴和福利”等在职消费内生于其高昂的信息成本。Hart也指出，在职消费作为私人收益意味着其财务成本超过其带来的效率增量，是高管人员侵占公司资源的一种手段，是代理成本的一种表现形式。这些持有代理理论的学者认为，在职消费随意性大，会刺激管理层更大程度的满足个人私欲，而发生一些不必要的支出，所以往往认为在职消费是无效率的。

效率理论认为，在职消费作为激励制度的重要手段，会激发管理层努力工作的热情，是一种权利收益。Rajan和 Wulf认为，在职消费是由职务和工作需要引发的消费，公司为高管人员提供在职消费的目的在于提高管理效率或强化经理人的地位和权威。因此，高级轿车、私人、专机的使用既提高了高管们的工作效率又强化了其在员工心目中的地位与威望，对内而言是对员工的一种激励，对外也给投资人更强的信心，最终会对公司产生积极影响（Rajan 和Wulf，2006）。

但二者又各有不足，代理理论只强调在职消费是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道德风险，而效率理论只强调在职消费的“激励”本质。近年来，管理层在职消费却呈现出 “一边倒 ”的态势，其中绝大部分研究都局限于代理理论（万华林，2007;董梅生，2012），甚至很多研究在没有进行理论分析的情况下便已将在职消费默认为代理成本，并试图从公司内部治理中寻找相应制衡机制，（周玮等，2011；罗劲博，2013）。（万华林，2007） 指出,造成上述研究现状的原因在于国内研究很少分析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对在职消费的影响，在职消费的双重理论属性意味着必须详尽考察在职消费在哪些情况下有利于公司价值成长，在哪些情况下又可能被经理人用来使私人效用最大化。

（二）从具体路径出发，结合国情重新认识在职消费效率问题

中国作为一个人情大国，人情与关系是中国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们的价值、规范及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张咏梅等，2015），人情面子本身的象征意义，在社会功能方面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张丽君，2012）。常言道“人熟好办事”，而当人情作为一种商业化的市场手段，也必然带来它的利弊。边艳杰和秋海燕（2000）强调，企业不是独立孤立的个体，而是与外部环境发生网络联系的纽带通过这些纽带而获取稀缺资源是企业的一种能力。Allen等，2005）曾指出，在转型期的中国，由于法律，金融等市场机制的不完善，因此以关系为代表的非正式机制是深入理解中国经济的一把重要钥匙。而作为外部治理因素的管理层社会连带关系日益成为影响企业绩效的重要因素。社会连带是管理层构建外部关系的重要方式，从而使企业嵌入到整个社会网络中，在现有研究中发现，管理层社会连带与企业绩效具有倒U型关系（Lietal,2008）。吴承恩等（2015）研究中发现，一旦高管具备政治联系，就会使在职消费在不同产权性质下表现出截然相反的自利和寻租特征，进而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同的经济后果，对于国有控股企业而言，自利型在职消费会损害公司业绩，而对非国有控股企业而言，寻租型在职消费则会改善企业绩效 。但却只是对政治联系进行的研究，在本研究中，我们将政治联系扩展为社会连带，即包括政治连带和商业连带，因为现有研究也发现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对公司业绩也有正相关关系（廖成林，2007），而通过在职消费向有关企业“走捷径”以达到合作目的现象比比皆是，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人情大国文化背景下更是明显。因此基于以前的相关研究结果，本文对这种社会连带的不同程度所产生的不同效果进行讨论，随后更进一步，对不同技术创新能力的企业，这种影响能力做深层次讨论。这些新观点的研究将更有利于我们从内、外部公司治理机制来研究我国在职消费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来判断如何更好的发挥在职消费的积极作用，以及避免其负面效应。

二、管理层社会连带对管理层在职消费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具有倒U型调解作用。

管理层在职消费作为一种内部治理机制，而社会连带作为一种外部治理机制，管理层在职消费对企业绩效的作用受到社会连带的影响。而不同程度的社会连带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当管理层社会连带较弱时，管理层在职消费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原因主要为资源集聚作用（张祥建等，2015）。建立良好的关系网，就相当于给企业获取资源打开了“绿色通道”，政治连带有助于企业集聚政治资源，商业连带有助于企业集聚市场资源，这些稀缺资源会激发企业投资扩张，获得市场竞争优势。此时为建立、维持这种社会连带关系而付出的在职消费所带来的收益大于其付出的成本，提升企业绩效。但当社会连带超过一定的限度，人情“泛滥”，将会产生钝化效应，使在职消费无法发挥它的最大功能，从而减弱在职消费对企业绩效的提升效果。主要原因，一是连带惰性。由于关系的粘滞性，社会连带一旦形成，其路径发展会出现依赖的特征，从而形成嵌入惰性，造成网络的封闭性和排他性（Granovetter，1985；郑方，2011）社会连带网络的人员冗余，但企业又不得不继续维持这种连带关系，高额的在职消费成为企业的负担。二是自利行为，紧密的社会连带关系也为管理层谋取私利提供机会，例如为了更加体面，争“面子”，会想使用更加高级的轿车，到更好的酒店宴请宾客，这些高管可能会通过在职消费彰显自己的实际地位、社会影响力等，或是维护个人的私人交际圈，占据大把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浪费资源，最终损害企业业绩。根据以上分析，管理层社会连带关系对管理层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倒U型调节作用。换句话说，当管理层社会连带较弱时，效率理论占主要地位，而当超过一定限度时，代理理论便占据了主导地位。

三、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技术创新能力较弱的企业，管理层社会连带关系对管理层在职消费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的倒U型调解作用越明显。

技术创新活动是企业长期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认为是促进企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之一，决定着企业长期竞争力水平的高低甚至国家竞争战略优势的保持（Tian&Wang,2014）。而技术创新能力较弱的企业相当于失去了这一竞争优势，相比创新能力强的企业更容易寻求新的渠道弥补这一欠缺。再加上重视人情，是我国社会的典型特征，深刻影响着政治生活和经济运行（陈国权等，2013）。利用管理层社会连带关系向政府“寻租”和依托创新能力强的企业形成合作关系便成了一种不错的选择，因此企业会更加注重这部分的“投资”。但同时又根据Auty(1993)以及后续出现的资源诅咒理论的研究，在资源丰裕程度高的地方经济增长率可能更低。基于相同的逻辑，资源丰裕的企业不一定经营业绩好，较强的社会连带反而会更加降低企业的能力建设，这类企业往往不注重技术创新活动，而是热衷于需求社会关联，企业为为此而付出的成本挤占了研发资金，最终损害公司业绩。这里类似于杨其静（2011）所提出的关于政府资源的观点。而技术创新能力较强的企业则会依靠自己的技术创新活动来获得超额利润，而不是社会连带，自然这方面所消耗的在职消费比重也不会很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也不会很明显。

四、研究小结

我国的高管在职消费具有效率吗？已有的研究基本上是“一边倒”，代理理论不能解释为什么在职消费到现在为止依旧作为股东激励管理层的一种手段；同样效率理论忽视了在职消费引发的道德风险。这种双重理论属性就要求我们在不同的条件下分析在职消费不同的效果。我国特殊的国情使得高管在职消费受到政治关联和商业关联的影响，而这种“关联程度”的掌控才是对在职消费效率划分的界限。因此，当管理层社会连带较弱时，管理层在职消费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但当社会连带超过一定的限度，人情“泛滥”，将会产生钝化效应，使在职消费无法发挥它的最大功能，从而减弱在职消费对企业绩效的提升效果。与此同时，在当代这个技术创新的时代，科技代表着竞争力，那些没有创新的公司会把大量的研究资金投入到社会关联的建立中，最终损害公司业绩。在职消费的出现本身没有好坏，只是应该正确利用，加强控制与监督，真正做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才能让在职消费更好的发挥积极作用，减少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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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Social Joint and on-the-Job Consumption Effi ciency

Zhou Ying
(College of Xin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Accounting, Urumqi Xinjiang 830000)

There are two main idea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n-the-job consumption and the corporate performance in the existing research, namely futility thesis under the theory of agent cost and effi ciency under the theory of effective theory. From onthe-job consumption affecting the specifi c path of the company's performance, combined with the Chinese culture background, this article takes management social joint as conduction intermediary to research on-the-job consumption effi ciency further.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agement social relations and on-the-job consumption as well as the company's performance has the inverted u-shaped regulating effect and the enterprises with weake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bility have more obvious regulating effect. Therefore, on-the-job consumption effi ciency is decided by the specifi c circumstances, which cannot be treated as the same.

Chinese culture; on-the-job consumption; corporate performance; social relations of management; technology innovation ability

F272

A

10.3969/j.issn.1673-0968.2016.1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