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健

古代笔记的衍化论析*

刘师健

古代笔记常参杂于其他文体之中，衍化之后方自成一系。综合体例、文体、学术等多方面的因素考虑，它是在中国古代子部小说家类的学术传统中孕育衍化发展起来的，脱胎于先秦的诸子历史散文，后又与无关乎道术、道听途说的古“小说”长期处于杂揉共生的状态。内涵始终是变动不居的。其一，它的题材是变化着的，志怪、轶事、考辨等内容在不同时代所占的比例不尽相同；其二，它的主体是变动着的，曾衍生新的类型，如考辨类、历史琐闻类笔记，无严格的体例可言，最为基本的特征是记录性、非正统性、非系统性的散文文体性质。

笔记；古“小说”；渊源；衍化

在中国古代，人们时常将无韵之文的笔记视为“小说”，或称“笔记小说”，由此后人多将笔记归于小说一类中进行探讨，①陈文新《中国笔记小说史》（台湾：志一出版社，1993年版）、《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苗壮《笔记小说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吴礼权《中国笔记小说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宁欣、史明文《笔记小说的演变与唐宋社会研究》（《西北师大学报》2002年第5期），程毅中《漫谈笔记小说及古代小说的分类》（《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3年第3期）文本主体考察的都是笔记作品，却都以“笔记小说”或“小说”命名之。诸多探讨中又多集中在对笔记名称之由来、分类、特点等方面的考察。②诸如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张晖《宋代笔记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郑宪春《中国笔记文史》（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张智华《笔记的类型和特点》（《江海学刊》，2000年第5期）、马茂军《唐宋笔记文体辨析——为中国古代笔记散文正名》（《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等。傅璇琮在《全宋笔记》序言中曾指出：“关于笔记的研究，应当说，现在还是起步阶段，有不少问题，还需要作认真探讨，如中国古代笔记的渊源与分类，笔记与其它文体的关系，其自身的历史发展阶段，它所包含的史料价值和文化意义等等。”③傅璇琮、朱易安：《全宋笔记》，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第1册，第6页。鉴于此，本文在充分关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撷取其中的渊源问题，从古人对“小说”内涵的认识谈起，以此厘清笔记的具体衍化以及与古“小说”的渊源关系。

一、古人关于“小说”的认识及主要评注

笔记与小说纠缠于一起，实跟古人对 “小说”内涵的认识有关。“小说”之名的内涵历来纷繁复杂，目录学家多难以清晰地将其区分出来。宋代目录学家郑樵曾指出：“古今编书所不能分者五：一曰传记，二曰杂家，三曰小说，四曰杂史，五曰故事。凡此五类之书足相紊乱。”④郑樵：《通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版，第834页。小说便位列在编书时难分的五类之中，个中缘由实与古时“小说”概念的内涵相关。古时“小说”概念并非我们今日所指称的虚构故事的文体小说，它的内容风格极具不确定性，或近于经、或通于史，①明代著名文艺批评家胡应麟如此认为：“小说，子书流也，然谈说理道或近于经，又有类注疏者；纪述事实或通于史，又有类志传者；他如孟棨《本事》、卢环《抒情》，例以诗话、文评，附见集类，究其体制，实小说流也。至于子类杂家，尤相出入。郑氏谓古今书家所不能分者有九（按当作五），而不知最易混淆者小说也，必备见简编，穷究底里，庶几得之，而冗碎迂诞，读者往往涉猎，优伶遇之，故不能精。”（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83页。）内涵相当丰富，可谓是“小说之名虽同，而古今之别，则相去天渊”②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82-83页。，这从先秦两汉时人关于“小说”的主要记载中便可窥见一般。

《庄子·外物篇》作为“小说”一词的最早出处之所在，如此记录：“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③郭庆藩：《庄子集释》卷九《杂篇》，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918页。将“小说”与“大达”对举，旨在说明“小说”是那些琐屑的言谈、无关政教的小道理。至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④班固：《汉书》卷三十，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45页。这里的“小说”仍是指那些琐屑的言论，且都是由小官员记录的，是君子不屑为之的言论。并且，作者认为作“小说”只是记录，则意指“小说”并非经过作者独立构思所进行的文体创作，它只是实录当时的传闻而已，这也就可见出此期“小说”内涵有近于史的倾向。胡应麟则针对这种“小说”概念，鲜明指出：

《汉艺文志》所谓小说，虽曰街谈巷语，实与后世博物、志怪等书迥别，盖亦杂家者流，稍错以事耳。如所列《伊尹》二十七篇、《黄帝》四十篇、《成汤》三篇，立义命名动依圣哲，岂后世所谓小说乎？又《务成子》一篇，注称尧问；《宋子》十八篇，注言黄老；臣饶二十五篇，注言心术；臣成一篇，注言养生，皆非后世所谓小说也，则今传《鬻子》为小说而非道家尚奚疑哉？⑤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九，第280页。

在这里，作者一则指出了《汉书·艺文志》中的“小说”实与后世的博物、志怪存在着迥然的差别，班固只是因无法将内容琐屑的作品归入正统的类别之中，才另列一类，统统将其归入“小说”。后人也就大都沿袭班固的观点，把著述琐闻、杂志、考证、辨订等非经典内容的作品，比之于“小道”而归入“小说”之类。按作者之意，这些作品，有的考证史事，有的记录诸家言论，有的记录异闻，内容都极琐屑而零杂，实不是后世的“小说”所指，它反倒却符合我们现今所言的笔记文体执笔记录的特征。关于此种认识，梁朝史学家萧子显在其《南齐书·丘巨源传》中指出：

笔记贱伎，非杀活所待；开劝小说，非否判所寄。然则先声后实，军国旧章，七德九功，将名当世。仰观天纬，则右将而左相，俯察人序，则西武而东文，固非胥祝之伦伍，巫匠之流匹矣。⑥萧子显：《南齐书》卷五二《丘巨源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894页。

“小说”与“笔记”同时出现，可见出其都含有执笔记录史实内容之意。

二则说明议论和考证性质的笔记作品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开始在酝酿了，只是人们常将其归入“小说”之类。关于此种认识，宋人史绳祖在其《学斋占毕》中也指出：“前辈笔记小说，固有字误，或刊本之误，因而后生末学，不稽考本出处，承袭谬误甚多，今略举其一端。如马大年永卿着《懒真子录》，辨王逸注楚辞……”⑦史绳祖：《学斋占毕》，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313册，第31页。作者所举的《懒真子录》（即《懒真子》）笔记小说，主要是一部以考据辨证为主的笔记。可以说，笔记在孕育产生之初，就已可见小说故事、叙述史实、考据辨证三种类型的雏形。可见，今人程毅中所说：“当时人所谓小说，大体上还可以说是介于子史之间的作品，而更近于史。”⑧程毅中：《唐代小说史话》，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确属实情。

从上可知，先秦两汉时期，时人对于“小说”的基本认识是：就其价值而言，“小说”是无关乎道术的琐言琐语；就其来源而言，“小说”是源于民间的道听途说的“街谈巷语”；就其篇幅而言，“小说”是篇幅短小的“残丛小语”，只是对“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在这些基本的内涵中，我们可以看出，古人意识中的“小说”，范围非常广泛，总揽了其不能归入经、史等正经著作的历史传说、礼教民俗、方术秘籍的所有“短书”之作，笔记也由此包含在其列。因此，我们说这些“小说”概念都非现代意义上强调虚构的小说文体，还只是执笔记录的有近于史的特征的短篇小语。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便对这种执笔记录意义上的“小说”进行了如此的界说：“然稗官者，职惟采集而非创作，‘街谈巷语’自生于民间，固非一谁某之所独造也。”①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7页。并进而指出：“稗官采集小说的有无，是另一问题；即使真有，也不过是小说书之起源，不是小说之起源。”②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269页。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小说”的写作只是记录而非创作，内容多是些无关乎政教的琐言琐语，并非我们今日所说的小说文体的起源，当时的“小说”包含有笔记文体的特征，有“入史”的倾向。

二、“小说”的“入史”倾向

“小说”的入史倾向确立的标志是南朝梁殷芸所撰的 《殷芸小说》。其书编排以历史发展为序，收录了很多正史未载的史料，广录民间传说、地方风物、名人遗迹等内容。清代目录学家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三十二中言及其成书情形：“殆是梁武帝作《通史》时，凡不经之说为通史所不取者，皆令殷芸别集为《小说》。是《小说》因《通史》而作，犹《通史》之外乘。”③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二十五史补编》编委会编：《二十五史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5537页。直言《殷芸小说》虽以“小说”书名，却是记录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而有别于正史的一部野史杂记。余嘉锡在《殷芸小说辑证》中，也认为“其说是矣”④余嘉锡：《论学杂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80页。，对其史实内容予以肯定。唐宋时期，人们则进一步从理论上对“小说”的“入史”倾向作出了阐释。如刘知几《史通·内篇·杂述》中曰：

是知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爰及近古，斯道渐烦。史氏流别，殊途并鹜。榷而为论，其流有十焉：一曰偏纪，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⑤刘知几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53页。

文中将“偏记小说”与“正史”对举而言，正说明了时人对“小说入史”观念的认识与肯定，也反映出时人对“小说”史料价值的充分认识。而且，这种“小说”“入史”的观念对后世产生了至深的影响。司马光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其内容来源便是“遍阅旧史，旁采小说”⑥司马光：《进书表》，《资治通鉴》卷二九四，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9739页。。欧阳修同样认为“小说不足以累正史”⑦欧阳修：《与尹师鲁第二书》，《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下册，第1796页。。从中都可见出对“小说”史料价值的肯定。今人多对唐代开启的这种“小说入史”的理论探讨的价值予以充分肯定，张舜徽论道：“唐人以纪传、编年为正史。知几于论述正史之余，复厘杂史为十科。有郡书、地理，则方志入史矣。有家史、别传，则谱碟入史矣。有琐言、杂记，则小说入史矣。于是治史取材，其途益广。”⑧张舜徽：《史学三书平议》，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6页。程毅中《唐代小说史话·序论》径称：“唐代人开始把子部的小说和史部的杂传合并，就是从《史通》开始的。这是小说观的一大发展。”⑨程毅中：《唐代小说史话》，第4页。都充分认定了其历史价值。

可见，唐宋时，人们对“小说”的认识开始突破了街谈巷议的局限，其内涵已包括了史部、子部和经部中相当一部分的内容，含有街谈巷议、道听途说在内的杂事、异闻、琐语等内容，《四库全书总目》在其“子部”中的“小说家类”序言中，概述小说类时便说道：“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也。唐宋而后，作者弥繁。中间诬谩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然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①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王云五主编《万有文库》第一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27册，第12页。明确指出 “小说”内涵中的大量史实内容。从上可知，“小说”一词已有相当明显的“入史”倾向。

三、“小说”与笔记的分流

从宋代开始，笔记与“小说”逐渐有分离之势。据张晖《宋代笔记研究》中关于笔记参杂出现在目录书中的情形的具体统计，②张晖：《宋代笔记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2页。北宋的《崇文总目》将笔记著录于小说类和史部各类中，两者所占比例均等，均为50%；南宋《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遂初堂书目》基本上将笔记著录在小说类和史部各类中，杂家类中也开始出现了一定的比例；元代以后笔记在杂家类中所占的比例逐渐增多，尤其是明代《文渊阁书目》，笔记竟脱离了“小说”，在杂家类中占到了65.8%的比例。这一方面说明古时笔记与“小说”相混的事实，另一方面也见证了南宋目录学家有将笔记从小说类中分离出来的倾向，笔记自成一体的趋势日渐明显。

宋代，伴随着社会城市文化的发展，“小说”开始与说话合流，逐渐演绎成虚构人物、有完整故事情节的一种叙事文体，时人对“小说”的认定也随之改变，多从虚构故事方面来论“小说”。如赵令畤 《侯鲭录》“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词”条中言：“夫传奇者，唐元微之所述也，以不载于本集而出于小说，或疑其非是。今观其词，自非大手笔孰能与于此。至今士大夫极谈幽玄，访奇述异，无不举此以为美话。”③赵令畤：《侯鲭录》，《全宋笔记》，第6册，第234-235页。认为唐传奇是极谈幽玄、访奇述异的“小说”，不能载于其笔记作品中。洪迈《容斋随笔》中也写道：“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婉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作者这里以“情事”、“凄婉”的标准来评定唐人小说，其所说的“小说”便含有虚构故事情节的内涵了。说明时人已开始视“小说”为一种文体，不再仅仅是前人所指称的道听途说的题材了。鲁迅因此评说：“小说亦如诗，至唐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54页。明确指出此时的“小说”是有意为之，含有虚构的成分，与笔记文体的纪实特征有分离之势。

笔记从“小说”中分离出来后，渐渐成为与辞赋对称的一种散文文体。如《艺文类聚》卷四九中云：“辞赋极其情深，笔记尤尽典实。”⑤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四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册，第879页。便突出了笔记文体的纪实性。《文心雕龙·总术》篇说：“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⑥刘勰：《文心雕龙》卷四四，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69页。同样认为笔记是一种与韵文相对的写作体裁。至宋，这种体裁的创作便日渐增多，如《辞源》云：“宋宋祁著有《笔记》，始以笔记名书。南宋以来，凡杂记见闻者，常以笔记为名，如龚颐正的《芥隐笔记》，陆游的《老学庵笔记》。也有异其名为笔谈、笔录、随笔者，如沈括的《梦溪笔谈》，杨彦龄的《杨公笔录》，洪迈的《容斋随笔》。”⑦《辞源》（修订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278页。从这一界定出发，宋人所指称的笔记多是关乎实录的内容，这与汉人所云的“街谈巷说”、刘知几所说的“偏记小说”，有着相同的实录内涵。

从上可知，自唐宋时始，文人“小说”不再局限于简单地记述异闻琐记，而是融入了虚构的成分，开始走向纯文学的领域，小说体由此逐渐形成，小说本身“史化”倾向中的述史、考史类部分日渐向笔记体演化。笔记由此与“小说”分流，形成相对独立的体裁，题材日趋朝着专题化、百科化方向发展。

四、笔记的特点与渊源

笔记从其萌芽到成熟、发展、繁荣，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历程。先秦时期，尚无自觉的文体意识，笔记依附于经史百家著述的整体系统之中，处于萌芽和孕育之际。此期历史散文中的一些片段，实际上已初步具备了笔记的一些文体特征。如《春秋》“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①刘知己：《史通通释》卷二，第25页。，完全按年、月、日的次序记载史事，如将其时间节点上的章节拆散下来，每一片断便是一则笔记。如“隐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②左丘明：《春秋左传注疏》卷二，台湾：台湾商务印书，1986年版，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43册，第64页。简略地记录时间节点上所出现的情形，实际上就是一则简短的笔记。再如编年体史书《左传》，以时间为纲，国别史著作《国语》《战国策》，以空间为纲，其时空片断中的历史记载，都已具备笔记的要领。诸子散文如《论语》“为师弟问答，乃亦略记旧闻，散为各条，编次成帙，斯曰《论语》……亦犹古言方策，汉言尺牍，今言札记也。”③章炳麟：《国故论衡·文学总略》，黄霖、蒋凡：《新编中国历代文论选》（晚清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31页。再如《老子》《孟子》等，其记言记行，一语一录，一行一记，设问作答，往来辨析，不计工拙，人物情态，悉所俱现，这恰恰体现了笔记散文随手随记的札记体特征。

秦汉是笔记创作的起步时期。具体而言，主要指汉代。内容叙写方面呈现两个鲜明的特点：其一，多讲经说教，神仙怪异。如《汉武故事》《汉武帝内传》所写武帝会西王母的情节；《汉武洞冥记》所写黄安服砂成仙、武帝升苍龙阁等故事；《东方朔传》所写东方朔脱布挂树化为龙、东方朔折指星木授武帝等描写，皆具有典型地张惶神仙道术的特点。其二，多叙帝王风流轶事。如《汉武故事》中关于武帝少时欲作金屋贮阿娇的记录；《西京杂记》中关于王昭君出塞而元帝悔之的叙写；《飞燕外传》中汉成帝宠幸赵飞燕姊妹，《杂事秘辛》中汉桓帝选美之事，皆是乐道帝王风流的笔触。这些作品大多描写生动，初具笔记的特点与规模。

六朝时，笔记出现了第一次繁荣与兴盛的局面。首先，有着阵容强大的笔记作者群，诸如张华、干宝、吴均、陶潜、沈约等一代名家，还有如魏文帝曹丕、临川王刘义庆等。其次，创作艺术比汉代更为成熟，形成了以《搜神记》为代表的志怪派和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轶事派两大创作流派。④此期“小说”实则具有笔记的特征。披发生在《红泪影·序》中，认为汉魏六朝时期“所谓小说，大抵笔记，札记之类耳。”（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02页。）志怪派以仙、鬼、神、妖为主要描写对象，“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是它们的主题，较之前多出了一些释道信息。⑤鲁迅在《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中说：“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讫隋，特多鬼怪之书。其书有出于文人者，有出于教徒者。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29页。）大多描写生动、形象、饶有风趣。轶事派专门记录当时士流任诞放旷的骇世行为与清言隽语的清谈。大多体例严谨，笔墨简约，风格新奇。正如鲁迅所说：“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下至缪惑，亦资一笑。”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47页。主要是实录魏晋名士言行，极少有意虚构。此期的笔记创作多以“小说”故事为主，史料性与考辨性的笔记相对数量较少，特征也不明显，唯有晋代崔豹《古今注》研究了古代的一些文物和制度。

隋唐五代时期，笔记蔚为大观。题材内容扩大，在继续六朝志怪类题材外，政治主题与朝野轶事题材大大增多。体裁形式更加多样化，流派纷呈，有以《宣室志》《博异志》《纪闻》《杜阳杂编》为代表的“称道灵异”、“张皇鬼神”的志怪派；以《酉阳杂俎》《刘宾客嘉话录》《封氏闻见记》《玉堂闲话》《桂苑丛谈》为代表的内容庞杂、记人叙事生动的杂俎派；以《隋唐嘉话》《大唐新语》《国史补》《阙史》《因话录》为代表的旨在补正史之缺的国史派；以《次柳氏旧闻》《明皇杂录》《朝野佥载》《东观奏记》《隋遗录》为代表的专记皇室轶事的轶事派；以《云溪友议》《羯鼓录》《本事诗》《北里志》为代表的专写某类事情、以类相从的事类派。作品大多描写细腻，有向专与杂两个方面发展、远离神仙鬼怪、贴近世俗生活的务实倾向。此期“小说”类作品仍然独占鳌头，但也出现了不少补史、续史之作，考据辩证的笔记数量有所增加。如封演的《封氏闻见记》、李匡乂的《资暇集》、李涪的《刊误》、苏鹗的《苏氏演义》、后唐马缟的《中华古今注》、五代丘光庭的《兼明书》等。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中即称道唐人小说是“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①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全宋笔记》，第4册，第192页。，充分肯定这些作品有史才和议论方面的价值。

宋代，笔记在前代基础上努力发展创造，成为文体的开拓期。作家和作品众多，著名文人学者官员参与笔记创作。题材更加广泛，内容更加丰富，不再局限于异闻、街谈巷议。文人更多地有意识地搜集、记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社会生活、朝野轶事、礼仪风俗等方面的内容，出现了专题化和百科式的笔记，比随意随时记述更有系统，并蕴含着个人志向、褒贬，更注重纪实性。因有后人“论次多实，而彩艳殊乏”②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九，第283页。、“偏重事状，少所铺叙”③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81页。的评论。

元代由于戏剧、小说等通俗文学的盛行，笔记的创作相对呈现停滞的状态。创作数量少，也无可传世的作品，更无什么新流派出现，主要是汇编前代作品的笔记总集或选集，如《说郛》等。这些汇编的总集或选集，对历代笔记的保留、传播乃至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明清是中国古代笔记发展的鼎盛期，同元代相比，笔记创作呈现着一种回光返照的回升现象，涌现了不少名家和名作，创作更加兴盛与丰富。记事、记史、记人、记物，言志抒情，无所不具，体无定格、风格简约，呈现出覆道和反传统的特征。代表作有明代的 《西湖游览志》《丹铅总录》《四友斋丛说》《古今说海》《少室山房笔丛》《留青日札》《陶庵梦忆》《古今谭概》《日知录》，清代的《广阳杂记》《池北偶谈》《扬州画舫录》《阅微草堂笔记》《子不语》《金壶七墨》《夷氛闻记》《十驾斋养新录》等。尤其是《阅微草堂笔记》，追求一种“尚质黜华，追踪晋宋”④鲁迅：《鲁迅小说史论文集》，台北：里仁书局，2006年版，第192页。的魏晋风格，形成一股风潮。新文化运动开始之后，由于白话文运动的推进，以及白话文学革命的成功，以文言为载体的笔记创作从此成为绝响。

综上所述，“笔记”这一概念出现在相关作品产生之后，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衍化发展过程。脱胎于先秦的诸子历史散文后，又因古“小说”内涵无关乎道术、道听途说的“残丛小语”的特征，与其长期处于杂揉共生的状态。直至唐宋时期，“小说”开始“入史”，笔记经由街谈巷议的异闻、琐记逐渐向杂记、见闻转化，并且主要以考史、专题、百科等题材和形式为主，因虚、实与“小说”而有了明确的区分，之后自成一系，引领明清笔记走向了更为生活化的私人领域，以展现世俗、展现人生为主。可以说，笔记的内涵始终是变动不居的。其一，笔记的题材是变化着的，志怪、轶事、考辨等内容在不同时代所占的比例不尽相同；其二，笔记的主体是变动着的，曾衍生新的类型，如考辨类、历史琐闻类笔记。综合体例、文体、学术等多方面的因素考虑，笔记是在中国古代子部小说家类的学术传统中孕育衍化发展起来的，无严格的体例可言，以记录见闻、心得为主，主要是以助谈、博见、补史为目的，呈现出记录性、非正统性、非系统性的散文文体性质。

【责任编辑 郑慧霞】

刘师健，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散文与审美文化。

湖南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资助项目“清末民初诗人群体研究——以南社为中心”（12YJC751064）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