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秦

话说工人之六：中国工人的文化、信仰与技术

■豫秦

说到中国近代无产阶级，其主要来源于破产的农民阶级。自然经济的解体、战争的波及以及自然灾害的侵袭，为了养家糊口，大量农民离开土地，前往城市。由于不识字或没有技术，大多从事技术性较低的工作，成为苦力工人。破产的手工业者、城镇贫民也纷纷进入工人队伍。工人队伍深受三座大山压迫，不仅社会政治地位低下，经济上更是备受中外资本沉重剥削，生活悲惨。因而工人阶级一般很少有时间去学习。除了诸如邮电等工种的工人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技术外，一般工人普遍文化水平较低，一字不识者为数众多。日本人西川喜在《中部支那劳动者的限制和全国劳动争议》中就曾调查发现上海日本纱厂中男工目不识丁者达60%，认识姓名者40%，会写名字者20%；女工不识字者85%，认识姓名的15%，会写名字者5%。工人家庭开支中主要为衣食住等维持生存项，几无教育费用。

工人尽管贫困，但在宗教信仰等方面的传统仍较为浓厚。很多工人家中墙上贴有神像，供奉观音菩萨等神明。有的还设有香烛等物器，农历初一或十五进行祭祀。从最贫困的工人家庭到收入相对高的，均是如此，而信仰活动的开支与家庭收入基本成正比。如法国人谢诺调查发现1920年代前后，上海杨树浦100个工人家庭中有37家，商务印书馆100个工人家庭中68家，上海邮局85个工人家庭的28户多，在家庭收入开支中，均有涉及相关迷信活动方面的消费。尽管其工资收入非常有限，生活水平很低。到1930年代，仍是如此。如1930年曹家渡230个工人中，工人收入中宗教活动支出平均占到收入的0.7%，月收入20元的工人家庭中，每月收入的0.39%，20到30元的为0.62%。九大烟草61户工人中，宗教支出占到全年总支出的0.45%，年收入在130——180元的占0.25%，年收入180——230元的则更高，占0.34%。可以说，类似宗教迷信方面的信仰活动始终存在于工人日常生活中。此外，诸如春节祭祀庆祝新年等传统信仰则仍有承继。特别是婚丧嫁娶及传统节日，旧式的习俗大量保留。

从职业方面来看，一些行业信奉有自己的行业神。如铁业工人供奉行业神李老君，木业工人供奉鲁班。屠宰工人供奉张飞。剃头的信吕洞宾，缫丝工信嫘祖。很多公所建有寺庙，供奉神明。工匠发生纠纷时，也会到此请神明调解。传统拜师时也要举行仪式，摆放供桌，磕头行礼。以此为纽带也发展出一些早期工人组织。如1858年来自广州的包工头卢文在上海组织下属工人每人捐3枚铜钱，在虹口区广州人聚集地区筹建了木业工会，名鲁班殿，供奉行业神鲁班。此后广东工人到上海从事木匠工作时，均加入该组织。清代四川自贡地区烧盐工人在自发建立工人组织时，鉴于烧盐工人信奉火神，遂以炎帝为正神，进行供奉。咸丰年间该行帮还专门斥资重修“炎帝宫”。该地区凿井工人则供奉“四圣”，橹船工人则供奉镇江王爷。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工人阶级诞生的特殊背景，使得其与传统封建社会尚未完全脱离关系，因而封建势力、封建组织对其影响很大。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多来源于农村地区，聚集于城市。因而工人群体中大量同乡聚集，使其分布中体现出来源地的集中性。如晚清上海的工人群体中，来自宁波的工人很多。这些旅沪工人建有会馆公所。如著名的四明公所，修建了关帝庙，进行祭拜。此外，在敬拜神袛的日子时，组织工人聚会祭祀。行帮组织中，更是建有佛堂，供奉青帮三祖，焚香燃烛，进行礼拜。新人入帮时更是三拜九叩，向祖师爷及师父行礼。行帮组织信仰，对工人阶级的团结有一定作用，但也影响到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与阶级组织建设，为后来党开展工人工作提出挑战。

至于爱国、仁义、忠孝、诚信等传统文化也深深影响着工人精神及行动。从晚清时期开始，为反抗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很多工人在爱国主义思想下，积极斗争。如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后，为了反抗法国侵略者，香港的船坞修理工人拒绝修理法国军舰，并进行行业罢工。大量工人积极参与革命活动，以期推翻清朝反动统治。萍乡安源煤矿工人6000多人参加了同盟会领导发起的萍浏醴起义。国民大革命时期，工人运动更是积极开展斗争，支援北伐。在工人斗争的有力推动下，九江、汉口英租界一举收回。抗日战争时期，工人阶级更是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从不为敌人做工搬运等，到谱写工厂西迁的悲壮战歌。在大后方工人积极生产，以最坚强最伟大的后备军来支援抗战。沦陷区工人则以无头斗争积极配合敌后游击战争及抗日战争。特别是在一些地区工人还组建了工人武装大队，如唐山工人特务大队等，直接进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工人斗争不仅数量大为增加，同盟罢工更日趋频繁。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工人团结起来，开展各种罢工斗争，并逐渐发展为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第二条战线。

特别是随着工人运动的兴起，工人的阶级觉悟逐渐提高。工人逐渐从无组织、自发状态走向有组织有理论信仰的迅猛发展态势。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劳工问题逐渐受到一些政治派别的关注。以刘师复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积极在工人中活动，号召单纯进行经济斗争，将工人运动纳入工团主义发展道路。其还在工人中积极宣传无政府主义相关理论，组织读书会，举办平民学校等，一些工人在其影响下信奉无政府主义。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进行，受资产阶级影响的工人团体出现，虽反帝爱国，但却信封阶级调和思想，主张劳资协调。其多为招牌工会，为政客、流氓所把持，对工人斗争影响很坏。辛亥革命建立中华民国后，孙中山所提之三民主义影响逐渐扩大。因而工人中信奉三民主义者日渐增多。国民党政权以三民主义为政治信仰，以其为指导原则。国民党工会组织的建立，以及国民政府出台劳工政策及劳动立法，均立志于劳资调和与合作。其以民生主义为出发点，否认中国存在阶级斗争。依托合法工会、黄色工会，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与封建行帮勾结，压制工人运动。

随着工人人数增加，力量增大，特别是在斗争中逐渐认识到建立同盟反对资产阶级的必要性及重要性。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对劳工阶级，中国社会开始有了正确而深刻的认识。李大钊在《庶民的胜利》中，鲜明提出“世间资本家占最少数，从事劳工的人占最多数。……这劳工的能力是人人都有的，劳工的事情，是人人都可以作的，所以劳工主义的战胜，也是庶民的胜利”。劳工神圣！今后的世界必将变成劳工的世界。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各地共产主义积极分子以之为信仰、为指导，开始积极动员广大工人阶级参加革命斗争。

随着赤色工运的发展，依据马列主义及俄国经验，工人运动确立了坚持党的领导、高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旗帜。各地工人阶级也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联合起来，在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如顾正红烈士，他于1905年诞生于江苏省滨海县一户贫穷的农民家中，兄弟姐妹共九人。为了生存，1921年给他与家人一路行乞逃难到上海。1922年，他到日资内外棉九厂当扫地工，后又在内外棉七厂的布车间当盘头工。1924年他参加了党在小沙渡路成立了沪西工友俱乐部，积极学习，成为俱乐部积极分子，并加入工人纠察队，积极参与工人运动，并在1925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信仰马克思主义。

尽管中国近代工人阶级文化基础比较薄弱，技术高的少，组成结构中蓝领多，白领少，但其革命性、组织性、纪律性非常显著。更加显著的是在贫穷、落后及艰苦的条件下，中国工人阶级依然做出伟大贡献。如詹天佑主持修建的中国自主设计并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其所创设的“竖井开凿法”和“人”字形线路更是震惊中外，为国争光。特别是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工人阶级翻身当家做主人，以恢弘气势开展生产，在技术革新等一系列运动中，比学赶帮超，涌现出一个个英雄劳模，做出一项项丰功伟绩。如新时期产业工人杰出代表许振超，他仅有中学文化水平，但却坚持自学，成功发明“无声响操作”并创出船时效率和单机最高效率每小时339自然箱和70.3自然箱两项世界纪录。而今，在大国工匠发展思路下，中国工人更将乘风破浪，为中国走向创新大国做出贡献！

（作者单位：中国劳动关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