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明+++何晞宇

跟耀邦同志接触，感觉是很平等的。他是和你交心的。你在跟他的交往中，不必有任何顾虑，不用留着个心眼儿。

这次中央这样隆重纪念耀邦，我是非常赞成的。习近平同志的讲话中对耀邦的评价很高，我很赞成，也很感动。

我对耀邦是很有感情的，在某种程度上，我的后半生是他决定的。

“明白人”之争

耀邦第一次影响我的命运，是在1982年。

当时我是北京市经委副主任，负责抓企业整顿。我跟着国家经委副主任袁宝华同志，对北京市上百家企业做了调查。那时候，知识分子政策还没有完全落实，有些厂子里知识分子还在扫地呢。我在调研中发现，有一家亏损企业，他们的财务处长连账都不会算，我就把那处长换了，没多久企业就不赔钱了。厂里的工人说，这是给我们换了一个明白人儿啊。我很受启发，当时就跟宝华说，看样子，这整顿企业第一关就得用“明白人”。宝华非常赞成，说这个提法好，鼓动我在当年的全国企业整顿会上发言。1982年7月11日，在全国企业整顿工作座谈会上，我以“明白人”为主题在小组讨论会上发了言。我说，这个“明白人”，既不唯成分，也不唯资格，也不唯学历，就是政治上明白、业务上明白。当天，袁宝华就让大会秘书处把发言整理报给了中央书记处。

7月16日，耀邦同志做了批示：“王大明同志根据实际情况提出的意见十分中肯。现在有些同志讲企业整顿时往往讲得太多太散，抓不到关键。从企业基层单位来说，领导班子配上几个‘明白人，可以说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7月19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我的发言，以耀邦同志的批语做了编者按，但没有明说这是耀邦的话。文章刊登后震动很大。

提出“转轨变型”

1984年，北京市委班子调整，我进了市委常委。当时缺宣传部长，市委书记李锡铭就找我谈话。说实话我更愿意搞经济工作，我就向他提出，我只干两年，希望两年后回经济战线。

我当北京市委宣传部长后，一开始还是做调查研究。调查当中我发现，意识形态领域里“左”的东西比经济领域厉害多了。因为经济毕竟接近生产实践，“左”的影响清除得比较快。而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一些干部那时还在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问题，思想很封闭。1985年1月20日，我经过详细的调研以后，在北京市宣传工作会议上做了一篇报告，借用当时经济工作的一个口号，提出宣传工作也应该“转轨变型”。“转轨”就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变型”就是从封闭保守变成开放进取。

我做完这个报告后，就在全国思想工作研究会议上受到了批判。有一位领导质问：“我们现在走在社会主义轨道上，有人提出要‘转轨变型，他要转到哪里去？”这帽子不小啊！当时我们北京市参加会议的是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他当场就站起来发言，说我们提的“转轨变型”是有解释的，但没人理他。

当时任北京市委副书记的徐惟诚觉得我讲得好，就把我的报告给耀邦送去了。他和耀邦特别熟，“文革”时他俩关一个牛棚。他后来告诉我，耀邦看完后讲：“你们老找不着中宣部长，报告的作者可否考虑呢？”就这样，我的命运再次被耀邦所影响。

与“三宽部长”搭档

那个阶段我的身体出了严重问题，专家诊断我患了食道癌。结果开完刀，发现是误诊。后来的4年里，伤口一直没能痊愈。

手术后没多久，中组部副部长王照华等同志来找我谈话，透露出想让我去中宣部，我吓了一跳。

后来胡启立同志来看我，说调我和朱厚泽去中宣部的事，几个老人都画圈儿了，不好改。我挺苦恼的，躲不过去啊！我就泡着，不去报到。1985年7月，朱厚泽到中宣部报到后，天天给我打电话，说你怎么还不来啊！我说我身体不太好。当时小平同志在北戴河休养，让我去陪他打桥牌，我就去了。没想到，被耀邦同志的秘书看见了。耀邦同志派了一个车把我接到他的办公室，跟我谈了一下午。我一个北京市的小干部，和总书记谈话一开始有点拘束，但耀邦同志很热情，很亲切，谈着谈着就谈开了。他问我“转轨变型”是怎么提出来的，都做了些什么调查研究，说现在宣传工作确实“左”的影响很深，我讲转轨变型的思路是对的，想法很好，应该去中宣部好好抓抓这个工作。总之，一再动员我，让我大受感动。

我被任命为中宣部常务副部长。8月19日，在邓立群、乔石和尉健行的陪同下，我和朱厚泽正式履新中宣部。

那时我和朱厚泽分工，他主要对外，我主要抓机关建设。我们商量过，尽量少讲话，管好分内之事。他就讲了个“三宽”，其实“三宽”最早还是启立同志的意思。

中宣部历来都是大人物当部长，都是书生大秀才，没人管机关内部的事儿。在中宣部的两年，我带着病，埋头搞机关建设。

我很羡慕现在的干部，没那么多复杂的事，我们那时候真难啊，政治风向变来变去，但耀邦公开支持我的工作。有一次我列席书记处会议，耀邦当着大家的面说：“大明啊，你提的‘转轨变型提得好啊！”

除了工作上的关系，我与耀邦还是牌友。但打牌就是打牌，牌桌上不谈国事，开玩笑也离不开牌。

我最后一次见到耀邦，是在1986年12月底或1987年1月初。记得之前我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耀邦同志还在会上谈了今后的工作，好像就隔了一天还是两天，我又去书记处开会，他就在会上宣布了自己已辞职的消息。我记得我当时都傻了，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

1989年，我听到耀邦突然去世的消息，非常难过。他的离开是我们党很大的损失。这次中央隆重纪念他，我觉得非常欣慰。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