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聪

摘要：近年来我国GDP飞速增长，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获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诸多后遗症随之显现。GDP可以估算，但是GDP的社会成本却无法估算，GDP主义所产生的一系列负面效应越来越明显，如贫富分化、劳工权利保护、环境恶化、贪污腐败、社会道德水平下降等等。通过对用GDP指标来衡量社会发展程度所带来的问题进行警示，期寄对地方发展、政绩考核、传统模式和科学发展模式进行新的思考。

关键词：唯GDP主义；衡量社会发展；GDP指标带来的危害

我国从1985年开始引入SNA核算体系中的GDP核算指标，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始，我国经济运行体系、经济产业结构均产生了巨大改变，生产规模不断增大，市场利益主体逐渐多元化，经济运行方式也多种多样，与世界的经济、技术交流不断加深。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1992年南巡的名言：“发展才是硬道理”。但是长期以来，不少地方政府形成了“以GDP论英雄”的倾向，用GDP的发展速度来衡量社会的发展程度，导致近年来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

1.单纯的GDP增长并不能解决贫富悬殊问题

基尼系数是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是全球经济学家研究贫富差距问题而建立的一套预警机制，0.4的数值是它的“警戒水位”。

由于基尼系数比较客观地反映、监测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因此国际上通常把基尼系数作为衡量收入差距的重要指标。按国际上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的标准，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居民收入平均。基尼系数在0.2-0.3之间表示居民收入差距不大。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表示收入分配比较合理。基尼系数在0.4-0.5之间表示居民收入趋于两极分化。基尼系数>0.5则属收入分配极度不公，影响社会稳定。为了防止社会动荡，各国都努力把基尼系数控制在0.4以内。据世界银行的报告显示，日本与欧洲各国的基尼系数大多在0.24到0.36之间。

2012年5月发布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指出：家庭收入贫富不均现象尤其严重，没有或几乎没有储蓄的家庭占比55%，而最高收入家庭却有着高达60.6%的储蓄率，2011年每月收入少于1500元人民币的人口占55%，而1%到3%的人口却集中了大量财富。55%的人口生活勉强温饱，而1%到3%的人口却能够一掷千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财富分配不均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是当今中国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保持GDP的高速增长远没有将财富公平的重新分配重要。

一个国家创造的财富只有能够让国民分享到才是真实的。世界发达国家的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一般为50%-60%，如同英国达71%，美国是65%，日本是60%。根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郑新立的研究核算，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由从1985年的56.18%下降至2007年的50%上下，2010年则快速下滑至43%。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低，同时也意味着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过高，实际上就是国民缴纳的税款过多，即“国进民退”。在政府、企业、百姓三方利益分配中，政府处于主导地位，居民则完全处在弱势地位，在初次分配中，国家财政收入水涨船高，而居民的劳动报酬率相对的却是不断下降。

虽然自2001年开始国家统计局就没再公布过我国的基尼系数，但根据国内学术机构研究，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已高达0.55，大幅度凌驾于国际公认基尼系数0.4的警戒线。中国城乡居民家庭与家庭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分配不平衡更为严重，我国的收入差距已迈入世界上最严重的国家行列。

2.单纯的GDP增长并不能解决人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关系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宾和诺德豪斯提出净经济福利指标，他们主张应该把城市中的污染等经济行为所产生的社会成本从GDP中扣除，按此计算，美国从1940年到1968年，每年净经济福利所得，几乎只有GDP的一半，1968年后，差距变大，每年净经济福利所得不及GDP的一半。1973年日本政府提出净国民福利指标，制定单项污染的允许标准，超过污染标准，列出治理污染所需经费，这些经费必须从GDP中扣除。当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8.5%，扣除治理污染费用后，经济增长率降至5.8%。近年来我国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为特征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带来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直接制约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1我国土壤重金属污染处于爆发临界值。食品安全箭在弦上

2011年10月14日《经济参考报》报道，重金属污染出现了城市向农村、工业向农业、上游向下游、地表向地下的扩散趋势，多年累积的污染正处在连锁性、区域性爆发的临界值。2011年10月10日，中国工程院院士罗锡文在广东科协论坛第45期专题报告会上表示：全国有3亿亩耕地正在受到重金属污染的威胁，占全国农田总数的1/6，而广东省未受重金属污染的耕地，仅有11%左右。由于水土污染极易影响到人们的食品安全，此问题的解决首当其冲。

2.2雾霾、大气污染、水污染

2013年1月14号，由亚行等机构编纂的《迈向环境可持续的未来一中国环境分析》中陈述道：中国最大的500个城市中，仅有不到1%的城市达到WHO推荐的空气质量标准；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中有7个在中国。我国雾霾严重程度有目共睹，尤其是我国北方华北平原方圆几千公里遮天蔽日，南方沿海也难以幸免，北京呼吸病例爆发式增长，无疑为国人的健康埋下了定时炸弹，严重影响了社会发展质量。

我国668座城市中缺水的有400多个，相当一部分是水质型缺水，其中不乏沿海城市、降水丰富的城市。经统计，我国平均每10000元的工业增加值，需要耗水330M3，并产生污水230M3，且80%以上的工业污水和生活废水、农药化肥污水未经处理即排放到自然之中，使江河变色，湖泊营养物密集，长三角绿藻爆发不绝于耳，我国七大江河水系中，完全没有使用价值的水质已超过40%。

2.3土壤荒漠化日益严重

据文献资料数据显示，我国的濒临或已经荒漠化的土地已达267.4万平方公里；此外荒漠化还在以每年1万多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长，涉及全国18个省区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

如果GDP的增加，却没有合理地用在改善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和生存环境上，这样的GDP总量增长对百姓来说是没有实际意义的。严重的环境污染也严重危害了人类的身体健康，触动了人的核心价值——生存。

3.仅仅用GDP无法衡量出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

人们的实践活动都是为获得幸福而创造现实条件，然而在追寻幸福的路上，人们的行为却出现了偏差：人们忘记了自己才是发展的目的，追求GDP增长只是人们更好生活的手段，忽视了人的精神发展，使人的生活缺少价值理性的指导。更严重的是，拜金主义抬头瓦解了部分人的意志，出现了道德滑坡现象。以GDP衡量社会发展和进步出现片面性的同时，不仅给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带来了无尽的灾难，也使人沦为了金钱的奴隶，付出了不合理的道德代价。

此外，专注于GDP的增长，而忽视了人们对生活的享受，也会拉低社会的幸福程度。例如：假设A国实行一周5天工作日，B国实行一周6天工作日。如果两国的收入水平一样，那么A国的福利水平比B国高。即使B国的收入水平高于A国，但闲暇减少的福利损失抵消了人们得到更多的收人中所获得的物质利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劳动者不希望节假日加班，而希望与自己的亲朋好友待在一起享受生活的乐趣与情感交流，如我国的春节、国庆，到处车水马龙、游人如织。

伴随着我国GDP的高速增长，人们并没有觉得比以前更加快乐。正如1968年肯尼迪评价GDP的作用时说，“GDP并没有考虑到我们的孩子的健康，他们的教育质量，或者他们游戏的快乐。它也没有包括我们的诗歌之美，或者婚姻的稳定；没有包括我们关于公共问题争论的智慧，或者我们公务员的清廉。它既没有衡量我们的勇气、智慧，也没有衡量对祖国的热爱”。虽然人民物质水平明显提高，社会商品供应总量达到了天文数字，但以其来衡量社会发展程度显然有失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