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秋月

摘要：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在江西南昌发起了一场“精神方面的重大战争”，即所谓“新生活运动”。实质是要假借恢复以“礼义廉耻”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道德来进行社会变革，但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关键词：“新生活运动”；传统道德；蒋介石

一、 “新生活运动”的缘起

任何一场社会运动的产生皆有复杂的原因，蒋介石发动这场“新生活运动”也不例外，它同样具有错综复杂的深刻根源；且因我们无法复原历史，无法直面蒋介石本人的真实想法，所以导致学术界对“新生活运动”的缘起问题观点颇多，莫衷一是，而且诸多看法及观点都有着支撑自身理论体系的充足理由和翔实证据。但实际上，“新生活运动”的产生并不是单一的一条导火索就能引燃的，而是一系列纷繁复杂的矛盾促成的，对于新生活运动的缘起要从多个方面、多维视角来审视，才能更加全面透彻地了解新生活运动。

首先，由于国民党的总体决策是要攘外安内，“安内”就是要将所有异己力量消灭，其主要矛头就是要对准共产党。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蒋介石大量调集和训练军队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力图有力对手共产党，达到统一全国、巩固个人独裁的目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通过在全国内发动武装起义、建立大大小小的革命根据地、发展正规军队等与国民党一决高下，使得蒋介石愤怒不已。由此可见，打击共产党成为蒋介石当时巩固统治所背负的最艰巨任务，他曾说“赤匪不灭，军人之羞”，“反共”可谓是“新生活运动”的直接导火索。

其次，国民党内部叛变纷争与政权巩固困扰着蒋介石。在中央红军反“围剿”胜利及“抗日反蒋”浪潮的推动下，国民党内部有相当一部分曾经参加过围剿共产党的军队叛变，他们举行起义，改编为红军，在蒋介石军队中引起极大震动，削弱和打击了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及蒋介石权威。为同国民党内部诸多政治派别和地方势力进行斗争，强化个人权威和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希望通过“新生活运动”来加速他的目标实现。

再次，由于蒋介石意识到形势的严峻性，想要在国民党内站稳脚跟、在国民党内树立自己至高无上的个人权威，必须想方设法寻找一种能够让大家接受的所谓“合情合理”的方法来抬高并巩固自己的权威和地位，最终想到建立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来规范和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让人们顺其自然地归顺于他，由此便产生搞一场精神领域社会革命的念头。

最后，抗日呼声愈发高涨，安抚人心任务迫在眉睫。而此时蒋介石却采取不抵抗政策，并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更有甚者，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协定，使得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遭到全国人民一致谴责。在这种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在民族凝聚力空前加强的危情之下，蒋介石迫于外界强大政治和舆论压力，只好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缓和日益紧张的矛盾，控制人民日益高涨的“反蒋抗日”气焰，最大程度减轻、缓和自身受到的强压。基于以上原因，蒋介石发动了“新生活运动”。

二、“新生活运动”的实质

蒋介石清醒意识到一系列复杂多变的矛盾，企图更好、更隐蔽地解决这些紧迫棘手的问题，他不再仅从正面军事对抗入手，反而选择一个更有力的侧面即从意识形态、精神领域突破防线。蒋介石以“复兴民族，建设新国家”为借口，假借中国固有道德在传统社会的普遍认同，企图在中华大地上恢复“礼义廉耻”等传统道德观念来达到彻底打击共产党、统一思想、弱化矛盾、加强个人独裁、维护和巩固自身统治的目的。

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打起“恢复中国固有道德、求民族复兴”这面大旗，开始一场“精神领域的战争”。随后每年的这一天都被定为“新生活运动”发起纪念日。“新生活运动”的主要内容可算是独辟蹊径，分别将中国传统道德“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进行重新诠释，打造成为“新生活运动”之“四维”与“八德”。旨在通过将这些重新诠释后的所谓传统道德推广到全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去，使之成为必须遵守的道德准则，以此来转变社会风气，迅速建立抵御外侮复兴中华民族之基础。依于此，蒋介石将这场悄无声息的政治色彩极浓的意识形态层面的战争转化为“摒弃国民粗卑生活，提倡国民过健康生活”的社会改良运动。

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之内容》中，对原有“礼义廉耻”做出新解。他认为礼义廉耻四维之间有着紧密关联，耻是行为之动机，廉是行为之向导，义是行为之履践，礼是行为之表现。四者相连贯，发于耻，明于廉，行于义，而形之于礼，相需相成，缺一不可。否则，礼无义则奸，礼无廉则侈，礼无耻则谄，此奸，侈，谄，皆似礼而非礼者也。从这四者的紧密关联可见，“礼”是四维之中心，“义”“廉”“耻”都是在“礼”的基础上延伸出来的。“礼”之主旨是让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做什么事情都要以道德准则和道德规范为最终衡量标准。而在国民党发动的“新生活运动”中的“礼”之内涵，就是蒋介石政权之下的一切国家纪律和法律法规。蒋介石之所以将“礼义廉耻”作为“新生活运动”的核心，对其做出新的解释，归根结底是为将这种被重新恢复的传统道德推广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去，利用这种被中国人认可多年的传统道德来麻痹人民群众，使“顺礼”“听命”变成一种习惯，真正把全国人民愚化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的驯服臣民和忠实奴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发动新生活运动、提倡“礼义廉耻”的实用性特点暴露无疑。

此外，蒋介石对“新生活运动”的实施要求非常具体，他强调品质之选择应合乎义——义者宜也；方式之运用应合乎礼——礼者理也。这样，“礼仪廉耻”就非常顺利地渗透到人们最基本的日常生活即“衣食住行”当中去了。为使人民能够逐渐适应“新生活运动”，蒋介石制定较为有序的实施方案，要通过两个时期的改造，即第一个时期1934年2月—1935年3月，此阶段的工作中心是实现全社会环境的整齐、清洁。第二个时期1935年3月以后，在“整齐、清洁”的基础之上，使“新生活运动”进入到实现国民生活的艺术化、生产化、军事化的更高阶段。

三、“新生活运动”的最终目的

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是在重重矛盾的威逼之下，绞尽脑汁、费尽心思地发动了“新生活运动”。蒋介石强调，“为何需要新生活”——“今日吾国社会，一般心理，苟且萎靡，其发现于行为者，不分善恶，不辨公私，不知本末……于是官吏则虚伪贪污，人民则散漫麻木，青年则堕落放纵，成人则腐败昏庸，富者则繁琐浮华，贫苦则卑污混乱。其结果遂使国家纪纲废弛，社会秩序破坏……国家与民族同受其害，若长此不变，则虽欲苟延其鄙野的非人的生活亦不可得。”“为何需要新生活运动”——“欲建立人民现代之生活，造成一个新社会，自不能无需政治，尤其是需要教育。但过去中国之教育，乃至一切政治，皆病于虚伪……值此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吾人苟愿束手待毙者，应不坐俟妻子然的推演，必以非常手段，谋社会之更新。质言之，当以劲疾之风，扫除社会上污秽之恶习，更以薰和之风，培养社会上之生机与正气，负此重大使命者，唯新生活之运动。”

实际上，将“礼义廉耻”贯彻到“衣食住行”当中仅是蒋介石发动“新生活运动”的一个最能掩人耳目的政策，他的最根本目的是要打击共产党，不仅要军事上打击，还要精神和文化上打击。“新生活运动”的矛头正是指向共产党的红军，从政治上配合对红军的第五次武力“围剿”。蒋介石要求国民都能“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时期长上”，为的就是麻痹人民大众，让他们欣然地接受国民政府高举的这面中国固有的传统道德大旗，实质上人民则成为了为蒋介石摇旗呐喊的小丑。殊不知扩大封建主义的君权、父权、保证蒋介石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迫害站在人民立场上的共产党红军队伍才是新生活运动的真正目的所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想要通过“新生活运动”来打击共产党，通过恢复和重建以“礼义廉耻”为核心的所谓传统伦理道德体系来达到精神上与军事上相互配合以实现对共产党的打击，最终以失败而告终，“新生活运动”也只能留下自生自灭的下场。

参考文献：

[1]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续编（三）[Z].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

[2]温波.试论新生活运动的缘起[J].江西社会科学，20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