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辉

一

在《春秋时代的春与秋》和《千古斯文道场》的“高潮”部分，作者引入了一个更为宏阔的视域——雅斯贝尔斯和他对于人类文明“轴心时代”的洞见。公元前800-前200年，在世界不同的地域，各自独立产生的伟大思想，分别开启了人类文明和本民族精神的不同面向。在中国，以孔子、老子最为突出，与之并起的，有墨子、庄子、列子、韩非子，儒、道、墨、法诸家的“百家争鸣”，由此形成；在印度，则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探究了一直到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派和虚无主义的全部范围的哲学可能性”；在伊朗，则为琐罗亚斯德将世界视为善与恶的斗争的“挑战性”观点的提出；巴勒斯坦涌现出以利亚、以赛亚、耶利米和以赛亚第二等先知；希腊亦正为思想之群星璀璨之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等等不胜枚举。它们之间并无思想的交流，却几乎在同一时期，“全都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体验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软弱”，他们“探寻根本性的问题。”面对空无，力求解放和拯救。而“通过在意识上认识到自己的限度”，他们“为自己树立了最高目标，”并“在自我的深奥和超然存在的光辉中感受绝对。”

这是一个既富于创造又遍布毁灭的时代，精神价值的不断创生与生活世界的秩序崩溃并行不悖。如此“悖反”的情境却催生了诸多思想的爆发。如雅斯贝尔斯所论，“它并没有达到最终的尽善尽美。”而“个别贤哲实现的最高思想潜力及其实际表达，没有成为共同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