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存刚

八岁那年，因为吃了表哥从老家门前的那棵树上摘下的两个半生不熟的李子，肚皮痛、拉水一样的大便，我再次被父亲送进了县人民医院。那是那一年里的第三次，前两次是因为自小就有、记不清让我住了多少回医院的贫血。

浑身绵软无力地躺在病床上，看着冰冷的液体一点一滴，滴滴答答地流进我的血管，盯着高处干净但陈旧得斑斑驳驳的天花板，我想我的目光一定是安静的，而且，是那种无助的安静——我不知道，刚才还剧烈难忍的腹痛所以消失得那么迅捷，完全是因为正滴滴答答流进我身体的止疼药液在起作用；我更不知道，就在此刻，我的肚皮痛险些蒙蔽了为我诊治的那位内科大夫的眼——和以前一样，我入住的是内科，为了明确我腹痛的原因，他正在考虑约请外科大夫会诊，以排除“急性阑尾炎”的可能。

内科大夫和父亲的谈话就在病房外的走廊上展开。“如果不行，就得开刀。”内科大夫这么对父亲说。为防止我听到，他们都尽量压低了自己的声音，但我还是听得一清二楚。内科大夫口中的“开刀”两个字一出口，我就哇哇大哭起来。我的哭声惊动了父亲和内科大夫，他们飞快地窜进病房，约好了似的，看着我，脸色凝重。我猜，那一定因为我惊天动地的哭声又一次蒙蔽了他们，使他们误以为我的肚皮又开始痛了。

为我会诊的外科大夫是一位满脸络腮胡子的中年人，和蔼可亲。他一边伸手在我肚皮来回按压，一边轻声地对我说话，要我放松。可我哪里听得进去呢。想想，现在他按在我肚皮的手，等一下就要拿着手术刀划开我的肚皮，取出发炎的阑尾。想到此，我的哭声便不由得更加浩荡起来，我多么希望，我的哭声能够唤起医生们的同情，让我免除挨他们的手术刀。

仿佛是一道魔咒，手术室，就这样在我八岁那年猛一下击中了我。在那以后的漫长岁月里，我一听到有人说起它，脑海中便浮现出一个人躺在手术台上，鲜血淋漓的样子，心里禁不住几个冷颤。直到选择了医生这个职业，我可以随意推开属于它的那道门，想起那一幕，我依然是心有余悸。尽管那一次，我最终躲过了那位外科大夫的手术刀，与手术室擦肩而过，但那不是因为我的哭泣声有多么强大的感染力，而是当我终于哭累了，安安静静地睡去之后，医生们彻底排除了我的腹痛为“阑尾炎”所致的可能性。我心里清楚，如果真的需要，医生们断然不会因为我是一个八岁小孩，就手下留情；而手术室，同样不会因为我是一个八岁小孩，拒绝我。

那是我作为病人，离手术室最近的一次。我不敢肯定，如果我真的被判定为“阑尾炎”，或者此前和后来那么多次住院过程中，有那么一次，我被认定需要手术，从而经过那道可以双向开启的大门，躺进其中一张冰冷的手术台，任医生用他们指间锋利的刀片划开我的肚皮，露出血肉、肠胃或者他们以为有必要露出的部位，我不知道，多年以后，我是否还会选定“医生”作为终生从事的职业。

手术室的所在，通常是某幢楼房的最高层，最靠近边角的地方。如果站在远处看，你冷不丁就会联想到一个人的头颅或者肩膀。一个人的头颅和肩膀，对于它们的拥有者，自然是不可或缺；而手术室，也应该就是医院的头颅或者肩膀了——很难想象，一家没有手术室的医院是否还能算作真正的医院——所在位置的特殊，明白无误地说出了他的重要性。但如果事先不知道，在远处看的时候，你看到的也不过就是高楼的一个部分。一样颜色的外墙，一样的窗户挨着窗户。你定然觉察不出这里和那里、这个部分和那个部分有什么不同。手术室，就隐藏在这样的不易觉察当中。

按着医院白墙上张贴的带着箭头的示意图，找到手术室的所在，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这时，你就可以看到那道双扇的可以双向开启的大门了。门框顶上方似乎永远亮着的灯箱上，永远闪亮着三个大字：手术中。有时候，你还可以在两扇门靠上的那个框里看到如下告示：“家属止步”、“闲人免进”。也就是说，这里是不允许你任意出入的，即便你的某位亲人正躺在里面的某张手术床上，你也只能等在这里，更不要说是“闲人”了。

幸运的是，对于这道门，因为我后来的选择，拥有了可以自由出入的通行证，我便再也不是这里的“闲人”。因此我看到的，便不仅仅是手术室的白色外墙和它不时大开的大门。

第一次踏进手术室时，我还是个医学校的实习生。所谓实习生，就是在带教老师的指导下，为病人看病、治疗、开具处方，当然也包括必要的时候拿起手术刀，切开病人患病的躯体，祛除病灶。我的带教老师是一位在教学和临床双线作战了多年的“老资格”，稀疏的头发已见斑白。我们的病人是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因为突然而剧烈的腹痛入院。看到他，我禁不住想起十多年前的自己——不仅我们住院的病因相似，带教老师为他做出的诊断也与我八岁那年与手术室擦肩而过的原因惊人的一致：急性化脓性阑尾炎。区别仅仅是他比我当年多出了三个字：化脓性。就因为这三个字，一些必须的准备过后，青年便很快被送进了手术室。

跟在青年躺着的手推车后面，我的脚步轻快得像飞。走到手术室门口的时候，我遇到了麻烦——我的一只脚刚跨进去，就听到一声严厉的喝斥：“站住！”说话的是手术室的护士长，监督所有进出手术室的人的穿着，以保证手术室干净、无污染，是她工作的内容之一。她呵住我，是因为那是我平生里的第一次，而且我还只是个实习生，手术室没有准备我的手术衣和进出手术室必须换掉的鞋子。 我呆立在那里，满脸涨得通红。方才还激荡在心底的兴奋，顷刻间没了踪影。如果我再迈出一步，我就可以抵达了——我梦想了这么多年，就在梦想即将实现的那一刻，我却被堵在了离目的地一步之遥的地方——站在手术室门口，我实在是心有不甘啊。

后来，我终于还是进去了。是我的带教老师帮助了我。他将自己备用的衣服和鞋子给了我，并且当面告诉护士长，说，我是他的学生，以后要多关照。带教老师的话果然很起作用，从那以后，我就成了手术室的常客，可以任意出入，再没有人阻拦，我甚至还有了自己的手术衣和必须的鞋子。

这些是后来才发生的事情。而在那天，我得以顺利地跨进手术室以后，我就亲眼目睹了德高望重的带教老师，拿着手术刀，在青年的右下腹划开了一个不长的口子，然后我就第一次在那个口子里看到了大活人的肠子。和以前在解剖实验室里看到的完全不同，在刚刚粘去又渗出鲜血的手术视野里，那么鲜活，还不断腾起温热的水汽。那些温热的水汽，来自青年刚刚被打开的腹腔，来自青年体内滚烫的血液和无影灯的烘烤。

起初，我以为也是因为无影灯的烘烤，带教老师骤然紧皱的纹路密织的额头上，渐渐冒出了丝丝不易觉察的热气，与之相伴的是细细密密的汗珠，身边的护士刚刚擦去，又冒出来了，冒出来，就挂在带教老师的额头上，在无影灯的光影里，亮晶晶的，泛着油油的光。我看到带教老师再次将两个手指，沿着那条小小的口子，伸进青年的腹腔，摸索了老半天，说：“奇怪，怎么找不到呢？”带教老师的语声很低，像自言自语。说着就又拿起手术刀，沿着刚才的小口子上下分别划了一刀，随之，青年的盲肠便完完全全地暴露在无影灯下了。

“奇怪啊！”带教老师说。然后轻轻地拿起青年的盲肠，迎着无影灯明亮的光，仔仔细细地翻看起来。

“真是奇怪！”带教老师最终放弃了寻找，摊开双手，对合了一下手掌，像是在祈祷，或者是要捧住什么，却两手空空，只好无声地缩回去，放进胸前的手术衣胸兜里，无声地坐到旋转椅上去了。

同样德高望重的科主任老师闻讯赶来。在我和带教老师的注视下，戴上手套，在护士早已准备好的盐水盆里洗过手，就着青年完全裸露的盲肠端详起来。结肠带，回肠，系膜……科主任老师每念出一个词，带教老师就应和一声：“对啊。”接着就又问：“可，阑尾在哪里呢？”“那，就是没有了。”科主任老师说。

科主任老师的话很快被快速冰冻切片报告证实。切片的组织来自两个地方：盲肠末端应该是阑尾附着的部位和靠近它的系膜上那些微微肿大的淋巴结。报告上写着几个我从未听闻却再明白不过的字眼：先天性阑尾缺如。

像一道原本算不得繁复的难题，终于解出时我们才发现，答案其实简单到让我们生疑。“先天性阑尾缺如”的青年，因为“急性化脓性阑尾炎”被送进手术室，却发现，青年根本就没有阑尾。在此过程中，手术室接纳并见证了一切。像一个不大不小的秘密，手术室便是这个秘密揭开的场所；如果没有那次手术，这个秘密也许将伴随青年一生，无人知晓，也无从知晓。

被送回病房以后，青年的病很快奇迹般地痊愈了。后来，在科主任老师的建议下，带教老师以《先天性阑尾缺如一例报告》为题，撰写了一篇精短的学术论文，发表在当年的《四川医学》上。按照惯例，文中隐去了青年的名字，但他“先天性阑尾缺如”这个事实，从此再不属于他一个人，甚至已再也算不上什么“秘密”。

记忆总是残酷，而且难以捉摸。有些事，似乎也只在刻进记忆之后，才显现出它非比寻常的意义。

现在，我已没法弄清，在那个青年之后，我还有多少次跟着带教老师，走进手术室了；我更是无从知晓，有多少人和我一样，首先是个病人，而后才做了医生。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个青年在我，便有了些许源头的意味——那以后，记不清有多少次，当我推开手术室紧闭的大门时，我的脑海中总浮现着带教老师汗珠密织的脸，和无可奈何、无以言说的神情。

在我而言，从病床上躺着的病人，到可以随时出入手术室的医生，这样的角色转换，似乎是一夜之间就完成了的。但这不过是我此刻回想起来时的一种错觉，或许还有那么一点对时光飞快流逝的慨叹。事实上，为了顺利实现这样的角色转换，花掉了我不下十三、四年的时光。十三年，或者十四年，这似乎不是个需要刨根问底去弄清楚的问题，至少现在，我可以说，那不过是“一转眼”之间的事情。

“一转眼”之前，我还是个八岁的懵懂孩童；“一转眼”之后，我就成了医学校的实习生；又“一转眼”，我便是一名名副其实的医生了。

那么，再“一转眼”之后呢？

我无数次想象过其间可能发生的场景。想到最多的，竟是自己有一天也变成了个病人，躺在某张手术床上。想象中，我躺在炽热的无影灯下，表情木然，没有哭也没有笑，就那么躺着，等待我的医生为我解除身体里的苦痛。后来我终于明白了，那些都不过是我的想象而已，所有的想象又都有着无数未知的变数和可能，在没有兑现之前，它们也就只是想象，都不过是徒劳罢了。于是，我索性放弃了设想，一心一意地做我的医生去了，为病人们看病、治疗、开具处方，必要的时候，就推开手术室的门，清除他们身上的病灶。

在无数种可能中，单单属于我的那一种变成现实之前，这也许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了。

那位老人被送进手术室，是在一个初夏。作为我的病人，老人并不是我唯一一个手术治疗过的，但却是我至今记得最为清楚的一个；作为医生，老人也不是我目睹到的唯一一个死者，但老人却是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个。

那之前两天，老人为了给自己三岁的小孙子摘取樱桃，爬上了高高的樱桃树。小小的樱桃树枝没能承受住她和满树的樱桃的双重压迫，咔嚓一声，老人和她踩着的那节樱桃树枝一起，猛一下从高高的半空中坠落了下来。经过一次短暂的加速运动，老人保养了七十多年的身体，就那么重重地摔在了树下坚实的水泥地上。

这个细节，是我后来根据老人的孩子们的讲述描绘出来的。那时，老人已被儿女们送进我供职的这家医院。我看到的，其实是老人被儿女们救起，然后经过几百公里的路途颠簸后的样子：老人就那么躺在病床上，没有一点生息，仿佛是进入到甜美的睡梦中去了；四肢像是放弃了空气的气球，没有了筋骨，就那么软绵绵的，连缀在同样软绵绵的身体上；我叫了好几声，老人才勉强睁开眼，但只是轻轻地眨了一下，就又重重地闭上了。

老人的病情很快明确：双下肢多发性骨折；颈椎粉碎性骨折；高位截瘫。

我接下来看到的，也许是世界上最最艰难的一次抉择：老人有三个孩子，但他们都没有多余的经济来源，都靠伺弄庄稼和牲口换取日复一日的生活支出，更多的支出是孩子们的学费，现在，又“平白无故”地多出了老人的医药费。尽管从一开始，医院就免除了老人的所有治疗费，但日复一日不知道何时终了的药费对于他们，仍就是个庞大的天文数字。

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棘手最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如何治疗老人的伤病。方案无非两个：手术，或者放弃手术。事实上，对于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无论哪一种方案，都无异于高空走钢丝，危险随时可能降临。比较而言，手术也许是相对积极的一种，但也不过就是用更大的风险来换取那么一丝微弱的希望而已；而放弃手术，就等于把老人完全留给时间，和它不远的尽头随时可能现身的死神。那之前和以后，我若干次遇到过同样的情形，抉择者们几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后者，选择了退让和妥协。

结果出人意料。老人的三个孩子以异乎寻常的速度选择了前者，为了凑足老人所需的药费，他们甚至以更为迅速的方式，贱卖了所有的牲口和家里囤积起来用以糊口的粮食……

后来我不止一次地想，如果我是老人的孩子，我是否也有足够的勇气做出这样的选择。但老人的儿女们选择了，我因他们的选择，又一次明白了，什么叫义无反顾，什么叫彻底和决绝。

那天的手术，从早上九点，一直持续到晚上六点。起初的时候，一切都很顺利。问题出在老人的颈椎管里一处可恶的血管丛——就在手术最关键的时候，一直被血凝块包裹着的血管丛似乎再也耐不住寂寞，突然就那么肆无忌惮地汹涌起来。什么办法也止不住。那么多的鲜血，就那么汩汩地从老人本就羸弱的身体里流淌出来，在场所有的人，想尽了所有办法，最终无计可施。

老人躺在手术推车上，从头到脚被白色布帘包裹着送出手术室的那一刻，一直围坐在门口的孩子们，猛一下齐刷刷地站起来，又那么约好了似的，齐刷刷地瘫倒下去。滂沱的泪水，霎时间，挂满一张张疲惫而木然的脸。

然后就是可怕的静默。老人的孩子们，就那么静默着，推着老人，一步步，从我的视野里走开，而后消失。跟在他们身后，在那份静默里走着，我的脚步踉跄而凌乱得仿佛背负着千斤重荷。

“吱呀——”一声，突然在身后越来越远的地方轻轻地响起，像谁猛地里的一声叹息。我扭过头去，看到手术室的门刚刚又被打开，尔后又迅速无声地阖上了。就在它即将阖上的瞬间，透过门缝和逼仄的过道，我一眼就瞥见即将开始的那张手术台上亮着的无影灯，像伫立在茫茫孤岛上的一座灯塔，那么清晰，那么明亮。

此刻，它将照亮谁的行程？

责任编校：周家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