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晓艺

英法美德等发达国家作证豁免权与出庭豁免权一体化模式，而我国实行的则是作证豁免权与出庭豁免权分离化模式，发现一体化模式在立法原则上选择了以牺牲犯罪控制价值为代价，来保障家庭伦理与社会和谐价值，实际运行效果好；我国分离化模式虽然秉承了维护家庭稳定、社会和谐的立法初衷，但实际运行过程中，作证豁免权与出庭豁免权相互分离是以牺牲正当程序价值为代价，“合一取二”造成了对三种价值不同程度的损害。

不能将分离模式解读为被告人近亲属的免证特权

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第一款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按人民法院通知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这一强制证人到庭的例外规则，即所谓“出庭豁免权”在刑诉法草案征求意见期间就得到了广泛关注，相关媒体将此规定解读为新刑诉法对“亲亲相隐”“近亲属容隐”理念的回归而大加赞扬；一些专家将其视为对我国现代亲属拒证权制度空白的填补，彰显了我国与现代西方法律制度相融合的趋势；部分学者直接将其“目的解释”为对近亲属证人免于强制作证权利的立法。

然而需要明确的是，《刑事诉讼法》第60条第一款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依据这一规定，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如果知道案件情况，有当然的作证义务，不能自然获得“作证豁免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