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红伍

“文革”10年，我有7年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粉碎“四人帮”后，我于1977年11月重返中央党校（即原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做落实政策和清查工作，从中了解到林枫同志遭受诬陷迫害的实情，至今回忆起来，心情依然十分沉重。

从当年那些资料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林枫从被点名批评、贴大字报、批判斗争、罢免职务、隔离关押、专案审查、校外批斗，直至正式逮捕、投入监狱、审讯逼供、罗织罪名、定性定案，每一步都是按照康生的指示、讲话或在其直接指挥下进行的，都是在他一手操纵下完成的。

1966年“文革”刚刚开始，时任中央高级党校校长的林枫就被康生点名批评。6月20日，康生严厉批评林枫在党校“镇压革命群众”，同时还警告说“你要准备，有人提你在东北反对林彪同志的问题，犯了路线错误”。6月29日，康生跑到党校看大字报，并在一张批判外单位某负责人的大字报上写下“批判得好”的批语。当日，他还在党校校委会议上，再次批评林枫“压制群众的革命热情”。

受到康生来校和讲话的“鼓舞”，7月10日，党校一名年轻学员贴出诬蔑林枫“反对毛泽东思想”等“十大罪状”的大字报。8月13日，康生接见了大字报的作者以及另一名写过“炮轰黑校委”大字报的青年干部，表示“支持你们的革命精神”，鼓动他们“坚持和林枫黑帮进行斗争”。第二天，两人按照康生的“指示精神”贴出大字报，说“以林枫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派的末日到了”，并“呼吁全校革命同志向林枫黑帮猛攻”。一夜之间，校内贴出许多“炮轰林枫黑帮”的大字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