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玉梅



公共文化

属下能说话吗
——论斯皮瓦克的后殖民女性主义

江玉梅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深圳 518055）

［摘 要］斯皮瓦克以《属下能说话吗？》一文详尽披露了第三世界女性受西方白人中心主义，本土男权话语的双重压制，其形象被扭曲和丑化，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成为哑言的群体。她指出第三世界女性要说话，首先解构西方殖民话语对东方的扭曲再现；其次，批判西方女性主义的错误代言；第三，努力扩大处于帝国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双重压制下的第三世界属下妇女的反抗声音。

［关键词］斯皮瓦克 第三世界 属下 解构

印度裔美国女学者盖娅特里·查克拉巴蒂·斯皮瓦克（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是美国一位举足轻重的后殖民批评家。她的理论带有鲜明的女性主义和解构主义色彩，在后殖民批评中引进了性别视角，将女性（性别）话题作为后殖民批评独特的分析类型，以女性（性别）的视角进行富有洞见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因此“性别问题在斯皮瓦克整个经历以及她全部的兴趣范围内都是她著作的焦点”。斯皮瓦克最有影响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主要体现她的《属下能说话吗？》（Can the Subaltern Speak？）论文中。她以第三世界的身份背景，将关注的目光投向第三世界妇女，关注“属下”（subaltern）那些沉默的边缘群体。

一、属下研究发端

属下阶层研究是后殖民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理论流派。属下阶层的概念首先由20世纪30年代安东尼·葛兰西提出，而后由50年代的英国左派历史学家改造，继而在印度“属下阶层小组”手中与结构主义嫁接。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的印度“属下阶层小组”注意到，关于印度的表述长期以来被殖民者和本地精英所垄断。关于印度民族及其意识的形成发展，殖民主义历史学认为应该归功于英国的殖民统治，而本地民族主义者则认为应该归功于印度资产阶级。但唯独广大被压迫阶级没有发言的空间，长期处于沉默状态。“属下阶层小组”试图重新发现“印度下层社会或属下阶层为印度的民族独立进行斗争的事例，并进行个案研究”［1］。斯皮瓦克参与了其间的工作。按照斯皮瓦克的观点，“属下”是指那些承受性别、种族、阶级多重压迫不能言说自己，失去了自身主体性的女性群体，她们是承受双重权力话语，即白人中心主义和男权中心主义的压制而成为沉默的“他者”群体。于是，斯皮瓦克将葛兰西有关“属下”的命题运用于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斯皮瓦克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其内容是“反对帝国的殖民话语和男权中心话语，批判帝国的霸权意识、殖民主义意识和殖民主义的叙事；同时，质疑欧洲中心主义或帝国主义的产物——西方白人女性主义，反对和抵制女性理论中的白人主义的话语霸权，揭露西方白人女性主义对第三世界妇女形象的扭曲和丑化”［2］

二、属下不能说话

在《属下能说话吗？》文中，斯皮瓦克通过对印度寡妇殉身的分析，指出印度属下阶层意识论忽略了属下阶层女性和女性的属下阶层特性，并对西方帝国话语和本土男权话语都进行了批驳，认为殖民地妇女受到双重权力话语或文化霸权的压制。寡妇殉身指的是印度寡妇登上已故丈夫的火葬堆自焚。以身殉夫，这个习俗在印度并非普遍流行，同时也不固定于哪个种姓或阶级。英国将印度占为殖民地后从法律上废除了这个习俗，这种行为被斯皮瓦克用话语表达为“白人正从褐色男人那里救出褐色女人”。英国的殖民主义话语霸权主要表现在对寡妇一词的翻译的讹误和讹误之中夹杂着意识形态意指。梵语“寡妇”一词的传统写法是“sati”，而早期英国殖民者却将其改为“suttee”，“sati”的原意是“好妻子”，而“suttee”则是“忠诚”的自焚殉夫的仪式之意。对此，斯皮瓦克指出，“白人，在试图从褐色男人手中拯救褐色女人时，通过在话语实践中绝对地把好妻子与在丈夫的火葬堆上的殉身认同”，这无疑是给印度妇女（尤其是寡妇）以一种话语纵控和女性主体建构，实质上这是“一种更大的意识形态的限制”［3］152。同时，在这种误译中，殖民主义者还将专有名词变成了普通名词，斯皮瓦克认为，“再没有比把专有名词变成普通名词、将其翻译过来用作社会学证据更危险的消遣了”［4］153。殖民主义者的语言误译中凸显出来的是“男性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结构”［5］138，这里面透射着帝国话语和男性话语的双重霸权，从语言的所指、意义对主体性所具有的质询和模塑功能看，误译的语词无疑对女性的行为产生一种误导，即只有自焚殉夫才是忠诚的，这样久而久之则会形成一种先在的结构，从而操纵并作用于人的思想观念，进而形成一种“帝国主义的主体生产”。斯皮瓦克对殖民主义者在语言的误译中表现出的主观臆断性和随意性而给第三世界妇女造成一种话语的压抑，表示出极大的不满和反抗。

此外，斯皮瓦克还对印度本土在“寡妇殉身”这一习俗上所表现出宗教的桎梏性和男权中心主义作了批判。传统的带有宗教色彩的印度本土话语认为，女人如果在丈夫逝世时不进行火中自焚，她的肉身就将在生死轮回中永远不得解脱，只有到丈夫的火葬堆自焚，女性才能在轮回中杀死自己的肉身。因为在宗教教义看来拥有女性肉身是异常不幸的，由此可以明晰地看到宗教话语对妇女所施予的精神统治与胁迫。印度的本土精英的男性中心立场在对“寡妇殉身”所表现出的自我牺牲的妇女的纯洁、力量和爱的民族主义浪漫描写中暴露出来，对此，斯皮瓦克指出，性别的意识形态建构一直是以男性为主导的，男性将女性行为阐释为英雄主义，那么在故事流传中这种男性意识形态将会作用于主体和意识形态的再生产。斯皮瓦克认为印度本土的精英“是为对他者声音有兴趣的第一世界知识分子提供材料的当地人”，那些精英在有意或无意中有充当了帝国话语的配合者。

在对殖民话语和本土传统作分析批判后，斯皮瓦克认为“在双重权力话语的压制和模塑下，第三世界的妇女，只被自我牺牲的意识形态所迷惑和占有，从而发生了严重的自我错置和误认，对此，形象消失了，不是消失在原始的虚无之中，而是消失在一种疯狂的往返穿梭之中，这就是限于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第三世界妇女’错置的形象”［4］154。斯皮瓦克总结说：在父权制与帝国主义之间、主体构成与客体形成之间，在殖民主义与男权主义的双重压制下，属下妇女无疑成了哑言主体，即“属下不能说话”。她在《在国际框架里的法国女性主义》一文中指出属下要通过非属下的中介才能被听到，或者说在属下能说话时西方人会选择不听，再或者属下说的话可能是被多种因素决定的，即被帝国与男性话语进行了重新编码，因而不能恢复“纯粹”形式的属下意识，不能发出真正的自己的声音。

三、属下需要说话

斯皮瓦克主张从内部清理西方批评话语本身的本质主义倾向，把属下阶层的存在事实从被压制的深渊中解脱出来。首先从否定的角度解构主流话语对属下妇女的再现。在这一方面，斯皮瓦克对西方经典文本中对属下妇女的再现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例如，在《三个女性文本和一种帝国主义批评》中，斯皮瓦克对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简·里斯的《藻海无边》和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三个女性文本进行解读，认为这些文学文本在人物塑造上都不同程度地流露出了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从而使文学文本与帝国主义的权力话语形成共谋关系。后殖民批评家的任务就是要解构这种西方殖民主义话语对东方的扭曲性再现。

其次，斯皮瓦克批判了西方女性主义的西方中心主义和本质主义倾向。她认为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是以白人中产阶级妇女为中心，从她们的视角去看待第三世界妇女并为她们代言，这种以白人中产阶级为主体建构起来的话语没有考虑阶级、种族、宗教等因素，忽略了第一世界女性和第三世界女性之间存在的差异，体现了西方中心主义和本质主义的倾向。在斯皮瓦克等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家看来，西方女性主义者无视妇女中存在的不同阶级、种族、文化等背景而把自己的认识推广到第三世界的做法是一种“女性帝国主义”，他们在为第三世界的属下妇女代言的同时压抑了第三世界属下妇女的声音。因此，必须对西方女性主义中存在的这种“帝国情绪”予以批判，同时关注妇女生存状态的多样性和差异性。

另外，由于任何历史叙述都是一种话语，而话语与权力密切相关，掌握话语权的统治阶级必定将属下妇女排除在主流的叙事话语之外。斯皮瓦克认为，虽然受主流意识形态控制的文学文本无法真实地再现属下妇女的生存状况，但仍有一些非经典的、处于边缘状态的文学文本为言说属下妇女的历史提供了可能的空间。例如孟加拉作家马哈斯威塔·德维（Mahasweta Devi）的作品聚焦属下妇女的生活，努力挖掘属下妇女反抗主流话语的题材，是对印度主流的历史和政治话语企图擦除和抑制属下妇女声音的有力回击。因此斯皮瓦克通过翻译和评论德维的小说来放大潜在的反抗声音，尤其是扩大那些处于帝国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双重压制下的第三世界属下妇女的反抗声音，从而凸现属下妇女的生存现状，并逐步使属下妇女走上渐有声音的道路。

综上所述，殖民主义话语和印度的主流话语对女性身份的再现与女性的主体性自由之间存在着极大的距离和错位现象。由于被剥夺了话语权而无法自我再现，属下妇女依然还要通过其他表述主体的代言才能被听到，在这种情况下代言者的立场至关重要。代言者要不仅仅是“代表”属下阶层，还要“表现”属下阶层。另一种情况是在属下妇女能说话时，她们的言语行为可能并不为主流的政治再现系统所承认，或者说属下妇女所说的话可能被殖民主义话语和男性中心主义话语重新编码。无论是哪种情况，属下妇女没有得到公正的再现，其根本原因在于她们没有能够再现她们的政治机构，而且主流话语和受主流话语支配的社会机构在限定属下妇女的地位时形成一种共谋关系，使属下妇女无从言说。因此“对于属下妇女的各种再现，只能采取解构的策略，对不合理、不公正的方面进行否定性的批评”［5］。

四、后殖民女性主义新视点与困境

后殖民女性主义是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的理论劲旅，致力于对帝国与殖民的霸权和男性霸权的解构与反击，即反对白人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另外由于受到福柯等人的后现代话语理论即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的影响，它侧重于从话语层面尤其是文本层面反对对第三世界女性再现与阐释中的权力关系。

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是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直接对话的结果，它不仅拓展了女性主义的批评空间，而且也丰富和发展了后殖民理论，使理论界开始关注和正视第三世界女性的真实存在状况、应有的权力及女性自身的复杂性。但我们同时也看到，后殖民主义与女性主义本身的对接并非一拍即合，二者之间更多的是充满激烈冲突和对抗的。当后殖民主义抨击和揭示女性主义尤其是西方白人女性对第三世界女性所存在的白人中心主义权力话语和拯救者的姿态时，女性主义则批评后殖民主义不能正确处理女性解放和民族独立两个政治诉求之间的关系。应该说，西方女性主义在女性解放中无疑追求的是一种宏大叙事，它的初衷与最终目的都应得到肯定和认同，但在对第三世界女性解放的探求中的确忽视了由于种族、阶级的不同所造成的实际差异，以致有居高临的甚至殖民主义的倾向。第三世界女性要求突现自己本真的生存需要，但她们也容易出现民族主义立场或民族保守主义倾向，从而在话语实践上甚至现实政治中造成种族对抗。

其实，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在当今文化研究视野中都属于反对文化霸权、维护弱势与边缘群体的少数话语，它们的目的与理想是一致的。后殖民主义从单一的民族文化（东西方）来反霸权，女性主义从单一的性别视角来界定霸权，二者各有侧重，也各有局限。二者不应各执一词，形成偏执对偏执的对抗，“它们之间有效合作的基础恰恰是：相互承认对方的合理性和自己的局限性”［5］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无疑是二者联合的有意义的探索，它反对颠覆双重的话语霸权无疑使二者的局限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克服。但后殖民女性主义仍有自己的困惑和难点，那就是在抨击和解构了帝国与男性的双重权力话语之后，如何建构适应第三世界妇女文本的新的理论范式和阐释策略。

结语

斯皮瓦克从第三世界的女性身份出发，鞭辟入里地分析了第三世界女性作为属下身份不能说话的原因，帝国主义与本土男性的双重压制，导致第三世界女性的形象在文本中变形，第三世界的妇女，也被自我牺牲的意识形态所迷惑和占有，从而发生了严重的自我错置和误认。斯皮瓦克认为意识形态对属下妇女主体的建构使她们的声音消失在各种话语编织的历史网络之中，因此属下妇女要说话，只能采取解构的策略，对不合理、不公正的方面进行否定性的批评，并建立合理、公正的政治机制，在反霸权话语之后建立自己的话语。

参考文献：

〔1〕吴媛媛.后殖民中的女性视角——斯皮瓦克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思想.科教文汇，2008（7）：P221-222；

〔2〕许晓琴.斯皮瓦克“属下"研究及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基于性别和种族的双重视角.妇女研究论丛，2008（3）：P53-55；

〔3〕斯皮瓦克.属下能说话吗.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P152-153,P138,P154；

〔4〕都岚岚.论属下妇女的再现.外国文学，2006（6）：P80-85；

〔5〕陶东风.破镜与碎影.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P59。

作者简介：江玉梅（1984--），女，博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文艺学、英美文学。现任教于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应用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