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9832/j.cnki.0559-8095.2023.0063

收稿日期：2023－01－03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美国对朝鲜半岛政策档案文献整理与研究（1945-2001）”（21&ZD24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夏亚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研究员，美国纽约长岛大学（Long Island University）资深教授，研究方向为冷战史、美国外交史。

①  美国学者有关中美新冷战的主要观点，参见Odd Arne Westad，“The Sources of Chinese Conduct：Are Washington and Beijing Fighting a New Cold War？” Foreign Affairs，Vol.98，No.5（Sept./Oct.2019），pp.86-95; Kurt M.Campbell and Jake Sullivan，“Competition without Catastrophe：How America can both Challenge and Coexist with China，”Foreign Affairs，Vol.98，No.5（Sept./Oct.2019），pp.96-110; Charles Edel and Hal Brands，“The Real Origins of the U.S.-China Cold War，” Foreign Policy， 2 June 2019，https：//foreignpolicy.com/2019/06/02/the-real-origins-of-the-u-s-china-cold-war-big-think-communism/，2023-09-18; Hal Brands，“The Upside of a New Cold War with China，” Bloomberg Opinion，7 July 2020，https：//www.aei.org/op-eds/the-upside-of-a-new-cold-war-with-china/，2023-09-18.

②  Hal Brands and John Gaddis，“The New Cold War：America，China，and the Echoes of History，” Foreign Affairs，Vol.100，No.6 （Nov./Dec.2021），pp.10-20.

摘  要： “冷戰”作为概念最初是指美苏之间“不是和平的和平”的状态。到了1947年下半年，杜鲁门政府将与苏联的“冷战”对抗作为美国对外干涉的战略。20世纪50年代中期，冷战对抗延伸到亚非拉国家。冷战时期西方学者就已经开始研究冷战，关注的是冷战的起源和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与冷战两极对立一样，学者们有关“冷战”的界定和范畴的观点泾渭分明，针锋相对。冷战时期的西方学者主要依赖美国档案，从事以美国为中心的冷战研究。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之外的历史学家提出 “冷战研究去中心化”的议题，希望不要仅仅从超级大国的视角来观察和研究冷战， 提出强化对冷战时期超级大国对第三世界干涉的研究，这使冷战研究的地理范畴大大扩展，成为过去30多年冷战研究的一个热点。尽管有学者坚持认为，冷战是美国的国家项目，但事实上，冷战既是美国历史的一部分，也是全球史的一部分。

关键词： 冷战研究；美苏对抗；“去中心化”；第三世界

近年来，有关中美“新冷战”的争论不断出现。①

《外交事务》2021年第6期发表了美国大战略研究学者、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哈尔·布兰茨（Hal Brands） 教授和耶鲁大学教授、著名冷战史学家约翰·加迪斯（John L.Gaddis）共同署名的文章，题为《新冷战：美国、中国及历史的回声》。两位作者写道，“世界是不是已经进入新冷战？我们的答案：‘是’也‘不是’。‘是’新冷战，（原因在于）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国际对抗，这里指的‘冷战’（cold wars）可以说是与历史一样久远……‘不是’新冷战，意味着这并非那个大写的‘冷战’（the Cold War），也就是大家熟悉的20世纪美苏两国的冷战对抗”。他们认为，大写的“冷战”发生在1945—1947年和1989—1991年两个时段，对抗双方是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大阵营，争论的问题包括二战后大国势力范围、意识形态冲突和军备竞赛等。而现在，“中美这两个在冷战后期心照不宣的盟国，如今已经进入它们的新冷战”。② 尽管2021年4月拜登就任总统后在对国会发表的第一次讲话中避免使用“冷战”一词，但他完全赞同美国正在与中国进行一场为了“赢得21世纪”的长久竞争的提法。“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in Address to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28 April 2021，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4/29/remarks-by-president-biden-in-address-to-a-joint-session-of-congress/，2023-09-18. 这不由得令人想到，美苏冷战结束30多年以来，国际学术界虽然对冷战的方方面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是直到现在，学者们对于冷战研究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还难以达成共识。在2018年出版的著作中，著名冷战史研究专家沈志华教授认为，“到冷战结束后的今天，学术界对冷战的定义已经没有什么分歧，即把它作为其国际关系结构表现为两极对抗的一个时代”。参见沈志华主编：《冷战国际史二十四讲》，世界知识出版社2018年版，第9页。这种说法有待商榷。 例如，何为“冷战”？“冷战”开始于何时？关于冷战开始的时间，一般认为是在1945年8月美国对日本投放原子弹，因为杜鲁门总统希望借此警告苏联，美苏在二战时期建立的同盟关系已经出现严重裂痕，所以冷战已经开始。1947年3月，杜鲁门主义出台，冷战正式开始。参见沈志华主编：《冷战国际史二十四讲》，第9页。本文涉及笔者对此问题的讨论。 美苏哪一方应该对“冷战”的发生负主要责任？关于冷战起源问题，特别是谁对冷战起源应负主要责任的讨论，参见张曙光：《美国遏制战略与冷战起源再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4-6页。 “冷战”结束于何时？沈志华写道，“人们说到冷战结束时可以异口同声地确定在苏联解体这一天”。参见沈志华主编：《冷战国际史二十四讲》，第9页。其实不然，西方学者对此也有不同看法。笔者认为，冷战终结是一个历史过程，可以从1988年底美国总统里根宣布冷战结束算起，到1991年7月华沙条约组织作为冷战对抗的一个军事集团而解散，冷战彻底结束。参见夏亚峰：《西方学术界关于冷战终结的研究述评》（待刊）。 “冷战”研究应该包括哪些内容？为了认清所谓中美“新冷战”的有关情况，有必要梳理20世纪下半叶美苏冷战对抗的历史，明确“冷战”的界定、研究对象和范畴。

一、“冷战”概念的起源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1945年发表的有关原子弹重要性的文章中，首先使用“冷战”一词。他写道，“两三个超级大国，各自拥有可以在几分钟内将数百万人彻底消灭的武器”。大家都在担心这些武器会很快导致另一场世界大战，但奥威尔认为，“这些幸存的大国更有可能达成心照不宣的协议，永远不使用原子弹攻击对方”。奥威尔指出，超级大国之间的这种关系导致国家之间令人不安的僵持状态，“与他们的邻国处于持久的冷战之中”。他将“冷战”定义为“不是和平的和平”（peace that is no peace）。George Orwell，“You and the Atom Bomb，” The Tribune，19 October 1945. 然而，作为概念的“冷战”一词则由郝伯特·斯沃普（Herbert B.Swope）发明。他是一名记者，当时担任美国谈判代表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的演讲稿撰写人。1946年，斯沃普在为巴鲁克写的一个讲话稿中首次提出了“冷战”的概念，但巴鲁克认为在当时用“冷战”来描绘美苏关系有些过头。到了1947年4月，他在南卡罗来纳州的一次演讲中，才第一次使用“冷战”术语。他说，“请让我们不要被蒙骗——我们今天处在冷战之中”。Larry G.Gerber，“The Baruch Pla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Diplomatic History，Vol.6，No.1 （Winter 1982），p.92; Lawrence D.Freedman，“Frostbitten：Decoding the Cold War，20 Years Later，” Foreign Affairs，Vol.89，No.2（March/April 2010），p.138; Bernard Baruch，The Public Years：My Own Story，New York：Holt，Rinehart & Winston，1960，p.80.

美國著名记者、专栏作家李普曼（Walter Lippmann）使“冷战”这个概念家喻户晓。1947年7月，时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署主任的乔治·凯南（George F.Kennan）在《外交事务》上以“X先生”署名，发表《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X （George F.Kennan），“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Foreign Affairs，Vol.25，No.4 （July 1947），pp.566-582. 李普曼从9月2日起，在一个月内发表14篇报刊专栏文章，批评凯南提出的对苏“遏制政策”及杜鲁门政府在联合国与苏联谈判控制核能问题上毫不妥协的立场，认为“X先生文章”是美国发起对苏冷战的宣言书。李普曼将这些文章于1947年底结集出版，书名为《冷战：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他认为，除非美国采取明智的政策，否则美苏之间的僵持状态将会演变为“热战”。他批评凯南夸大了意识形态在苏联对外政策中的作用，认为苏联的地理位置和多次从西面被入侵的历史对苏联外交政策产生了更重要的影响。美国要在全球每个地方与莫斯科针锋相对的观点是十分危险的。他在书中指出，美国这样做会导致其对独裁政权的依赖。他希望将美苏冲突限制在欧洲，美苏逐步通过协商，政治解决在欧洲的分歧；美国应该倡导美苏双方分别从西欧和东欧撤军。参见Ronald Steel，Walter Lippman and The American Century，Boston and Toronto：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80，pp.444-445; Walter Lippmann，The Cold War：A Study in U.S.Foreign Policy，New York：Harper，1947. 以上情况说明，“冷战”作为概念，最初是指两个对立国家之间处于一种大家都希望避免但很可能升级为热战的对抗状态，这种状态将持续到对抗的弱化或热战的开始。但这还是一个小写的“冷战”（a cold war），而不是后来的那场持续40多年的美苏“冷战”（the Cold War）。Lawrence D.Freedman，“Frostbitten：Decoding the Cold War，20 Years Later，” p.139.

二、有关“冷战”研究的范畴和对象

冷战时期（1945—1991）的冷战研究，学者们最关注的问题是冷战起源，并形成了“传统派”（traditionalists）、“修正派” （revisionists）和“后修正派”（post-revisionists）三个主要的研究学派。以乔治·凯南为代表的“传统派”，在20世纪50年代占据美国外交史研究的主导地位。他们认为，冷战作为相对于“热战”—— 如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种“非战非和”的大国关系，是由国际政治结构所决定的。冷战是苏联“非理性”挑战与美国“理性”应对的结果。参见张曙光：《美国遏制战略与冷战起源再探》，第4页。  以威廉·威廉姆斯（William A.Williams）为代表的“修正派”崛起于20世纪60年代。他们认为，“美国在冷战时期的政策有明确的目的性……美苏战时同盟的瓦解及随后持续不断的紧张关系，应由美国而不是苏联承担主要责任”。Michael J.Hogan and Thomas Paterson，eds.，Explaining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4.  “修正派”学者柯尔科甚至直白地说，“冷战就是美国的大规模扩张和使用暴力”。参见Gabriel Kolko，The Politics of War，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1969; Gabriel and Joyce Kolko，The Limit of Power， New York：Harper & Row，1972.

约翰·加迪斯是1970年代崛起的“后修正派”（post-revisionism）冷战研究的代表人物，在冷战和大战略研究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被《纽约时报》称为“冷战历史学家的领军人物”（Dean of Cold War Historians）。在冷战期间，加迪斯就出版了几部有影响力的研究冷战的专著。他于1972年出版《美国与冷战的起源：1941—1947年》，成为后修正学派的奠基之作。在一定程度上，加迪斯接受了“修正派”的观点，即不是美国而是苏联的核心利益在二战结束后处于危险之中。但他同时认为，战后美国国内的反苏舆论限制了美国领导人的手脚。苏联的政策和行为使得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大为恐慌，使得美国公众和国会在政策制定者决策之前就选择了支持对苏遏制。John L.Gaddi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41-1947，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2，pp.134，282-315，355. 1982年，加迪斯出版《遏制战略：对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批判与评估》，研究从杜鲁门到里根历届美国总统是如何思考、制定和实施对苏“遏制政策”的。该书是研究二战以来国际关系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成为冷战时期美国冷战史研究的经典。参见John L.Gaddis，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 1987年，加迪斯出版《长和平：冷战史考察》，研究为何美苏两国经历了40多年冷战对抗却没有陷入正面战争，加迪斯称之为“长和平”。他认为这是因为在二战结束之后的40多年中，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他们的宿敌德国与日本进行管束和改造，消除了传统国际关系中的不确定性和无政府状态。参见John L.Gaddis，The Long Peace：Inquiries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美苏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逐渐相互承认对方存在的合法性，超级大国间的关系出现了缓和。美苏在欧洲和北美都没有发生热战，冷战表现为一种稳定的国际体系。然而加迪斯只关注欧洲的稳定秩序，忽视了美苏在亚非拉广大地区所支持的灾难性热战，是典型的欧洲中心论史学，是片面的观点。他所谓的“长和平”，是对冷战时期地区性战争视而不见，这种观点遭到不少学者的诟病。

冷战结束之后，加迪斯开始对冷战进行重新思考和认识。他于1997年出版了《我们现在知道了：重新思考冷战历史》。该书源于加迪斯1992年在牛津大学担任讲席教授期间所做的八个讲座。他在序言中写道：“这是后冷战时期的第一年，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将冷战历史从起源一直讲到终结。”John Gaddis，We Now Know：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vii.  该书描述了冷战前15年的历史（截至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讨论冷战的起源、结构、发展及冷战在国际史中的地位，涉及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欧亚两洲建立的相互对抗的阵营、核武器问题、古巴导弹危机、德国问题、第三世界、经济冷战、意识形态和同盟关系等专题。John Gaddis，We Now Know，p.xi. 加迪斯认为1945年之后，美苏两国都成为帝国，但美国是个“受邀请的帝国”，苏联则是个通过胁迫建立和维持的帝国。在这本书中，加迪斯已经放弃了后修正派的观点，退回到“传统派”的观点，即苏联要对冷战起源和发展负主要责任。在加迪斯看来，西方在古巴导弹危机结束之后已经赢得冷战胜利。John Gaddis，We Now Know，p.261. 加迪斯指出，苏联在60年代初已经开始衰退，不再对美国和西欧造成实际的威胁。那么，为什么之后冷战还会持续近30年呢？他认为主要是因为苏联在军事上，特别是在核武器方面还有本钱与西方对抗。加迪斯还试图从国际史的新视角来解读冷战，他表示，由于冷战的终结，来自“铁幕另一边”的苏联、东欧和中国的档案资料正在改进冷战史的书写。他提出了“冷战史新研究”（the New Cold War History）的概念，即可以将冷战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事件来进行研究，回答一些重大问题：谁挑起冷战？为什么冷战会升级？冷战为什么持续那么久？冷战为什么会终结？加迪斯的这部著作在冷战史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对冷战时期冷战研究的权威总结。正像他的书名表明的那样，他以“西方赢得冷战胜利”的自信来重新审视冷战历史。他的口气就像一个法官，居高临下，在为一个案子做最后的结论和判决：“我们现在知道了”，冷战全是共产主义的错。有学者批评说，“主导叙事如果受当代风尚影响太重会很快过时。加迪斯《我们现在知道了》与弥漫于当时西方媒体的‘西方胜利论’共鸣，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福山《历史的终结》一文更具学术性的一个外交史对应文本”。Melvyn P.Leffler，“The Cold War：What Do ‘We Now Know’？”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04，No.2 （April 1999），p.523;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No.16 （Summer 1989），pp.3-18.

尽管加迪斯使用了翻译成英文的苏联、东欧和中国档案，但这本书并不能算作“冷战史新研究”的开山之作。“冷战史新研究”必须利用来自“铁幕另一边”的原始档案，走出只关注美苏两极对抗的冷战体系，从而具有全球视野。笔者不同意将后冷战时期的冷战研究学者称为“国际派”或“‘新’冷战学派”（New Cold War Historians）的提法。关于这一提法，参见张曙光：《美国遏制战略与冷战起源再探》，第6-7页。“冷战史新研究”（New Cold War History）是一种学术潮流或学术现象，是一种研究方法（approach），但不能算一个学术流派。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论述，参见夏亚峰：《英文学术界冷战史研究二十年：回顧、批判与展望》，《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第82页。

2005年，加迪斯又出版了《冷战：一部新历史》一书，这主要为成长于后冷战时期的大学本科生所著，是一部冷战简史。该书语言风趣幽默，适合普通读者阅读。John L.Gaddis，The Cold War：A New History，New York：The Penguin Press，2005. 他以美国外交史专家的视角写成这部冷战通史，关注的重点是美苏冷战对抗，基于美国经验、以最合适美国读者口味的叙述方式写成。作者的政治取向非常明显，在书的前言部分为美国赢得冷战欢呼，认为美国赢得冷战使得“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John L.Gaddis，The Cold War：A New History，p.xi. 加迪斯是“里根赢得冷战胜利学派”（Reagan Victory School）的主要代表。 他非常推崇里根，称里根是“美国多年来少见的机敏能干的政治家”。参见John L.Gaddis，The Cold War：A New History，p.217; John L.Gaddis，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A Critical Appraisal of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During the Cold War（Revised and updated edi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此外，對美国霸权地位表示强烈赞许的还有罗伯特·卡根，参见Robert Kagan，Dangerous Nation：America’s Place in the World，from its Earliest Days to the Dawn of the 20th Century，New York：Alfred A Knopf，2006. 加迪斯的著作受到美国主流媒体的高度评价，但冷战研究学者对加迪斯的以下观点提出了批评：斯大林应对冷战起源承担主要责任；西方民主制与共产主义极权制度的斗争是正义战胜邪恶，而对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中暴力、不道德和违背法律的行为视而不见；将1970年代美苏缓和仅视为维持二战后的均势，而低估了西欧政策的重要性；对二战结束后苏联的安全需求缺乏理解和同情；对中国如何影响冷战进程缺乏认识；对冷战时期两个超级大国对第三世界所造成的巨大伤害不予关注和反思；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冷战历史的了解和书写非常肤浅；对西欧，特别是法国在冷战中发挥的作用表示轻蔑。 尽管加迪斯在冷战时期出版的很多著作充满智慧，然而，在柏林墙倒塌之后，他成为“西方胜利论者”。对加迪斯观点的批评，参见 Tony Judt，“A Story Still to be told，”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Vol.53，No.5（23 March，2006）. 他强调冷战是意识形态之争，是人心之争，对二战后美国成为全球霸主表示赞许。

文安立（Odd Arne Westad）现任耶鲁大学讲座教授，是当今国际史坛最有影响力的冷战史专家，是冷战结束后“冷战史新研究”的领军学者。这位出生于挪威、在美国获得中国外交史研究博士学位的学者，能熟练使用多国档案，具有宽广的国际视野。2005年他出版了《全球冷战：第三世界的干涉与我们时代的形成》，重点考察了美苏冷战对抗对第三世界的深刻影响，揭示了冷战的全球推进。由于美苏两大军事集团的存在和紧张对峙，冷战中的欧洲局势陷入僵局，取得突破的空间和机会很少。相反，美苏在第三世界的角逐却有可能取得突破的机会，第三世界成为美苏两家推广和验证各自奉行的一套政治理论和经济发展模式的场所。文安立认为，“冷战最重要的方面既不是军事的，也不是战略的，同时也不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而是与第三世界的政治和社会发展相关联”。美苏在第三世界的争夺，实际上代表了冷战最主要的方面和最核心的问题。Odd A.Westad，The Global Cold War：Third World Intervention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396. 文安立的研究表明，第三世界的领导人，并不是美国或苏联争夺中的傀儡和附庸，而是机会主义者，为自身或是他们的国家利益行事。文安立的这本书也是“去中心化冷战研究”（de-centering the Cold War）的一个代表性成果，对其他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起到了引领作用。关于“冷战研究去中心化”相关情况，参见夏亚峰：《英文学术界冷战史研究二十年：回顾、批判与展望》，《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第83-87页。

2005年是西方冷战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年份。这一年，加迪斯和文安立分别出版了《冷战：一部新历史》和《全球冷战：第三世界的干涉与我们时代的形成》。前者是加迪斯对传统冷战史学研究的总结，代表了以加迪斯为首的从东西方两大阵营对抗视角研究冷战的学者之最高成就。这些学者关注的是华盛顿和莫斯科是如何制定和实施冷战政策的，他们主要使用美苏两国官方档案。《全球冷战》的贡献是将冷战研究拓展到美苏两国冷战时期在第三世界的争夺，凸显冷战对第三世界的深刻影响，大大扩展了冷战研究的范畴和领域。在此之后，不少学者开始关注冷战研究的新领域，例如“非殖民化、全球南方与冷战”“亚裔美国人与冷战”“中苏在第三世界争夺的冷战”“冷战时期中美在第三世界的争夺”，等等。这些研究非常重视使用多国多语种档案。近年来，有学者认为，冷战研究将成为殖民研究（colonial studies）的一个分支领域。参见Nikhil Singh，Race and America’s Long War，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7.

由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莱夫勒教授和时任伦敦经济学院教授文安立共同主编的三卷本《剑桥冷战史》于2010年出版。该书由 20个国家的71位冷战史知名学者共同完成，目的是阐明冷战的根源、动力和结局；说明冷战是如何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两次大战之间的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政治环境中演化而来的；冷战遗产是如何影响当今国际体系的。Melvyn P.Leffler and Odd A.Westad，chief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Vol.Ⅰ：Origins，1917-1962; Vol.Ⅱ：Conflicts and Crises，1962-1975; Vol.Ⅲ：Endings，1975-1991，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两位主编指出，这部冷战史著作的编写原则是“方法论上的综合、比较和多元”。Melvyn P.Leffler and Odd A.Westad，chief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Vol.Ⅰ，p.xvi. 这样做的缺点是“冷战”研究被庸俗化，冷战无处不在，从高端政治话题到日常生活，从领导人的决策到市井小民的普通经历，都成了冷战研究的课题。这部书可以看作是21世纪第一个10年结束时学者们对冷战研究领域的概述和介绍，但不是全面的综述和分析。

2017年，文安立出版的《冷战：一部世界史》，则是对21世纪冷战研究新方法、新领域的全面概括。他采用世界史的写法，有广阔的空间视野，讲述冷战在全球五大洲的历史，展示不同人群所经历的不同冷战冲突，涉及冷战历史的方方面面。文安立认为，冷战是一种“国际体系”，与16世纪、17世纪的英国—西班牙两极对抗，以及11世纪中国宋辽之间的冲突有类似之处。这种“国际体系”的特点是两极对抗、意识形态尖锐对立和积极动员盟国参与各个领域的激烈斗争。文安立在导读中写道，“冷战是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竞争，这种竞争在1945—1989年间达到顶峰”。Odd A.Westad，The Cold War：A World History，New York：Basic Books，2017，pp.1-2. 该书对冷战的记述很全面，有一个宏大的时间跨度。文安立从编年史的角度，将冷战分为四个阶段：冷战萌芽阶段（1890—1917）、冷战初始阶段（1917—1941）、冷战激烈对抗阶段（1941—1971）和冷战衰退与结束阶段（1971—1991）。该书在讨论冷战缘起时，没有以大家习知的历史事件如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等作为切入点，而是将冷战根源追溯到19世纪90年代出现的第一次全球经济大萧条，资本主义制度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社会主义理念和实践趁机登上历史舞台。文安立认为，这是冷战意识形态冲突的缘起。有关这本书主要观点的介绍和评价，参见夏亚峰：《冷战与当今世界——评Odd A.Westad，The Cold War：A World History》，《二十一世纪》，2018年12月号 （总 170期），第 135-144页。

受文安立的影响和启发，学者们也尝试从中东和拉丁美洲的范围，考察区域性和地方性发展如何受到美苏对抗的影响，以及它们如何反过来对冷战的发展与演变产生影响。参见Nathan J.Citino，“The Middle East and the Cold War，” Cold War History，Vol.19，No.3 （2019），pp.441-456; Thomas C.Stella Krepp and Vanni Pettinà，eds.，Latin America and the Global Cold War， 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e Press，2020.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吕德量（Lorenz Luthi）教授于2020年出版了《冷战：亚洲、中东和欧洲》一书，从亚洲、中东和欧洲多视角全面考察冷战的地区性发展。这位出生于瑞士的学者师从加迪斯，在欧洲和美国接受了一流的史学研究训练，且能熟练使用多国档案。他将冷战史的叙述从全球视角转向地区视角，较好地展现了中小国家在冷战中的作用。他提出的重要观点是：冷战时期中东、亚洲和欧洲的发展与演变并不源于美苏两国主导的冷战，倒是这些地区的变化与发展预示了冷战的终结。吕德量重视冷战时期亚洲、中东及欧洲中小国家的作用，认为“非殖民化、亚非国际主义、不结盟运动、泛阿拉伯主义、泛伊斯兰主义、阿以冲突，以及欧洲经济发展对美苏主导的冷战国际体制起到了钳制作用”。Lorenz Luthi，Cold Wars：Asia，Middle East and Europ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20，p.1.有关这本书主要观点的介绍和评价，参见夏亚峰：《冷战研究的区域视角——评Lorenz M.Lüthi，Cold Wars：Asia，the Middle East，Europe》，《二十一世纪》，2022年10月号 （总 193期），第 165-173页。 作者试图回答的中心问题是：冷战时期亚洲、中东、欧洲地区和相关国家作为集体和个体是如何影响与改变全球冷战体系的？这种影响又如何为冷战终结创造了条件？作者将冷战起源与欧洲帝国主义历史联系到一起讨论，将冷战发展与二战后非殖民化和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联系到一起讨论。从时间上说，不同于传统冷战史学认为冷战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文安立将冷战起源追溯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想激烈交锋的19世纪末，吕德量认为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是冷战意识形态冲突的根源，而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可以被看作是亚洲区域冷战对抗的起点。Lorenz Luthi，Cold Wars：Asia，Middle East and Europe，pp.2，4.

三、有关“冷战”研究范畴的争论

著名国际史学者马克·特拉亨伯格认为，冷战意味着17世纪确定的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的崩溃；美苏两个相互对立的国家，不承认对方领土主权、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合法性。Marc Trachtenberg，A Constructed Peace：The Making of the European Settlement，1945-1963，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 他指出，冷战在欧洲和北美的主要特征是政府之间正常联系几乎完全中断，谍报取代了正常的外交电报。他在1999年出版的《搭建和平：欧洲和解的形成，1945—1963年》中提出两个主要观点：第一，德国问题是美苏冷战对抗的关键。在1945年之后，德国问题的核心是如何处置德国。战时盟国美、英、法及苏联分区占领德国，改变了这个国家的边界，并赋予这个战败国新的政治制度。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也逐渐认识到在德国问题上达成和平协议是建立新的國际体系的关键。第二，核武器问题是美苏达成和平协议的基础。1961年柏林危机、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之后，美苏可能发生核战争的危险基本消失，美苏之间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体制。这个体制有三个相互关联的支柱：对中欧特别是柏林现状表示尊重；西德无核化；美国继续维持在西德的驻军。要实现西德无核化，美国就必须在中欧驻军，以便平衡苏联的军事力量。苏联如果希望西德无核化，就必须接受美国及倚重美国军事力量的北约在欧洲驻军。东西柏林的分治状态与北约和西德的无核化紧密相连。如果西方想保卫西柏林，西德就必须无核化以避免刺激苏联人。同理，苏联人如果给西柏林太大压力，那么西德就会寻求发展核武器。Marc Trachtenberg，A Constructed Peace，pp.398-399. 特拉亨伯格指出，就这一点而言，冷战在1963年就基本结束了，因为美、苏、英三国在这一年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确保了冷战对抗双方从此可以和平相处，实现了自冷战开始以来美苏双方希望“搭建的和平”（constructed peace）。特拉亨伯格认为美国在1945—1963年间的对苏政策是防御性的，目的是维持现状，美国并非企图在欧洲建立霸权。到了1963年，美国人终于构建了“一个自由国家能够和平生活的”体制。Marc Trachtenberg，A Constructed Peace，pp.119，401. 毫无疑问，这本书体现了美国中心论史观，是从美国的视角来观察研究冷战。

英国卡迪夫大学教授坎贝尔·克雷格和时任康奈尔大学教授（现任哈佛大学教授）的弗雷德里克·洛格瓦尔合著的《美国的冷战：缺乏安全感的政治》于2009年出版。该书批评美国政府从1950年开始将冷战逐步军事化的政策。Campbell Craig and Fredrik Logevall，America’s Cold War：The Politics of Insecurit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 这是一部研究美国国内政治如何影响冷战政策的著作。作者认为，二战结束后，杜鲁门政府冷战政策的目的是要阻击苏联向欧洲“中心地带”扩张。他们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即到1949年，美国领导人知道美国已经拥有足够的实力来遏制苏联扩张，并有实力与其达成解决东西方问题的方案，冷战本来可以就此结束。但是，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苏联原子弹试爆成功，导致美国对外政策军事化，国内出现了以反共名义对公民无端指责和迫害、打压反对派人士的“麦卡锡主义”。作者指出，尽管美国在冷战的绝大多数时间里是相对安全的，但是，自从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领导人认为美国已经失去了自1814年与英国签订《根特协定》（Treaty of Ghent）之后一直享受的被两大洋保护的“免费安全”（free security）屏障。在珍珠港事件之后的50年中，美国经历了二战期间纳粹德国的安全威胁、二战结束之后苏联对欧亚大陆绝对军事优势的威胁、20世纪五六十年代核灭绝的威胁，以及1989—1991年苏东共产党政权垮台可能引发的灾难性后果的威胁，美国成为一个缺乏安全感的国家。鉴于以上原因，冷战被扩大和延伸到“边缘地带”。Campbell Craig and Fredrik Logevall，America’s Cold War，p.11. 每当超级大国关系出现缓和，美苏之间可能就重大国际问题达成妥协之时，一些别有用心的政客便会找出理由，制造新危机，从而使得冷战对抗扩展到第三世界，美苏军事竞赛也日益加剧。两位作者批评美国从杜鲁门到老布什历届政府违背了1947年凯南提出的“遏制战略”的基本精神，即苏联的实力“存在从内部毁灭的种子，而这些种子正在茁壮成长”的基本判断。凯南与同是苏联问题专家的查尔斯·波伦（Charles Bohlen）都认为，斯大林既没有意图也没有能力像希特勒一样发动一场征服世界的战争。因此，美国政策制定者们完全可以耐心等待苏联的自我毁灭。从这个角度看，到了1950年，凯南最初从地缘政治角度设计的“遏制战略”的目的已经实现。美国最佳的冷战战略就是避免卷入国外的战争和超级大国的正面冲突。然而，美国随后的所作所为恰恰相反。Campbell Craig and Fredrik Logevall，America’s Cold War，pp.355，362-363，366-367. 这本书的作者将“冷战”作为“战争”的概念予以具体化，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政府为战争做准备，搞军备竞赛；其二，民众担心战争随时可能发生。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席教授安德斯·斯蒂芬森曾发表一系列文章，批评美国政府的冷战政策。他在2000年发表《自由或死亡：冷战作为美国意识形态》一文，提出到当时为止还没有学者准确论证“是什么使得‘冷战’成为冷战的”。他认为，1947年年中之后，美国拒绝与苏联进行正常外交是冷战开始的重要标志。到了1950年4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68）的起草者们宣布对苏联实施不分核心与边缘利益、不分主次威胁、不考虑资源有限性的“全面遏制”。除了遏制之外，还要“反攻”（rollback），导致冷战升级。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苏联？原因只有一个：苏联是个极权国家，与苏联的任何谈判必须等到西方取得实力优势、美国可以对苏联发号施令之后。Anders Stephanson，“Liberty or Death：The Cold War as US Ideology，” in Odd Arne Westad，ed.，Reviewing the Cold War：Approaches，Interpretations，Theory，London and Portland：Frank CASS，2000，pp.83-84，95.斯蒂芬森對冷战这一概念，在他的一篇较早的论文中也有讨论，参见Anders Stephanson，“Fourteen Notes on the Very Idea of a Cold War，” in Gearoid O’tuathail and Simon Dalby，eds.，Rethinking Geopolitic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8，pp.62-86.

斯蒂芬森于2012年发表《冷战零度》一文，试图说明“冷战”如何成为一个解释和理解1945年之后历史的概念。他认为冷战研究应该回归根源，即冷战是二战后美国谋求建立国际秩序的一个国家项目，是为美国国内政治服务的。Anders Stephanson，“Cold War Degree Zero，” in Joel Isaac and Duncan Bell，eds.，Uncertain Empire：American History and the Idea of the Cold War，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p.19-49.另参见Anders Stephanson，“The Cold War Considered as a U.S.Project，” in Silvio Pons and Federico Romero，eds.，Reinterpreting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London：Frank Cass，2005，pp.52-67. 他指出，莫斯科和华盛顿都重视二战遗产，希望建立“一个共享的世界”，但这个目的根本无法实现。在苏联领导人看来，二战是在“反法西斯”的名义下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合作，目的是消灭法西斯主义的根源。到了1947年后期，苏联人认为法西斯余孽不但死灰复燃，而且在后罗斯福时代的美国乔装打扮，粉墨登场。在美国领导人看来，二战是为自由而战。然而，由于罗斯福总统在雅尔塔会议上对苏联的重大让步以及战后几年苏联对东欧内政外交的粗暴干涉，二战胜利使得另一个更危险的极权政权势力大为膨胀。为此，双方在战后采取了相互对立的政策：苏联强调反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大陆采取防守政策。美国则采取进攻战略，打出在全世界为自由而战的口号。这样，冷战成为美国在和平时期卷入全球事务的借口，名义上是应对一个由“国际共产主义”阵营挑起的没有热战的对抗。从美国国内政治视角来看，为了对抗由苏联挑起的冷战，并使得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对民主党杜鲁门政府国际主义战略无法加以阻挠，杜鲁门政府毫无愧疚地故意夸大苏联对全世界的威胁。时任副国务卿的艾奇逊 （Dean Acheson）是个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他看到对苏冷战战略可以彻底扑灭“孤立主义”在二战结束后可能的回潮，可以打破美国在和平时期不与他国结盟、无所作为的外交传统，积极干预欧洲事务，使美国荣登“自由世界领袖”的宝座。为了应对国内政治现实，杜鲁门政府不顾一切，对苏联展开意识形态斗争。等到美国深陷朝鲜战争不能自拔时，美苏之间便形成一种两极对抗，其外部特征是貌似和平但战争可能一触即发，双方互不承认对方的合法性，持续不断通过舆论攻击对方，不断强化军备竞赛，将一个两极对抗体制强加给了国际社会。苏联强烈反对美国的冷战霸权，但也逐渐看到与美国彻底切割的好处，认为美国最终不得不承认苏联的实际存在这一现状。因此，斯蒂芬森认为，冷战不是战略，而是由美国设立和主导的一种地缘政治体系。这个由美国主导的地缘政治体制到了20世纪60年代上半叶开始出现质的变化，主要是由三个方面的发展所导致。其一，核武器成为冷战意识形态的致命杀手。美苏两国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之后认识到核对抗可能导致人类文明彻底毁灭。斯蒂芬森赞同特拉亨伯格的观点，认为美、苏、英三国在1963年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双方正式承认对方存在的合法性，确保了冷战对抗双方从此可以和平共处。其二，1960年代初愈演愈烈的中苏分裂表明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并非铁板一块，美国的冷战意识形态基础坍塌。其三，到了60年代中后期，随着越南战争升级，美国深陷越战泥沼而不能自拔。到了1968年，美国民众反战活动达到顶峰，使得美国领导集团面临合法性危机。约翰逊总统逐渐意识到，越南战争关乎美国的面子、声望和信誉，而不是与“共产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之争。Anders Stephanson，“Cold War Degree Zero，” pp.34-37. 因此，在斯蒂芬森看来， 美苏两大阵营的冷战对抗发生在1945年至1963年之间。1963年之后的美苏关系已经不是冷战对抗，而是传统大国竞争。

斯蒂芬森对文安立的《全球冷战》一书颇有微词。他批评文安立没有明确指出对外干涉和扩张是美国帝国主义或苏联帝国主义行径的自然表现形式。他认为文安立提出的“全球冷战”是个错误概念，因为文安立在书中指出美苏争夺通常是通过支持当地代理人发动热战并对第三世界造成灾难性的后果，那么，还有什么“冷战”可言？在斯蒂芬森看来，文安立并没有给“冷战”一个明确的定义。文安立最初认为冷战就是指美苏主导国际事务的两极对抗的时期。美苏两国由于历史原因，都认为自身的意识形态具有普世价值，从而在具体政策方面用干涉主义来推行自己的政治经济理念和模式。美苏的对抗演变成冷战是因为“美国的意识形态坚信如果不对共产主义的全球扩张进行遏制，苏联的势力在二战之后会大大膨胀”。Odd Arne Westad，The Global Cold War，p.25. 文安立所关注的是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以及为此推销各自的现代化模式所产生的灾难性后果，而不是冷战。文安立在《全球冷战》的结语部分写道，“从历史的角度看，冷战是殖民主义以略微不同的方式的继续。对第三世界来说，冷战作为殖民主义的延续并非始于1945年，也不是在1917年，而是在1878年欧洲帝国主义列强瓜分非洲的柏林会议上，甚至可以追溯到葡萄牙在非洲建立第一个殖民地的1415年”。Odd Arne Westad，The Global Cold War，p.396.这里原文有误。欧洲列强瓜分非洲的柏林会议于1884年11月至1885年2月举行，而1878年的柏林会议是解决巴尔干问题。 据此，文安立所指的冷战已经变成1415年开始的西方殖民主义的另一个名称。因此，文安立《全球冷战》不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冷战史。斯蒂芬森反对文安立等倡导的“去中心”冷战研究方法，他坚持认为，冷战研究必须“严格和一丝不苟地重视美国中心”。他指出，两个超级大国对第三世界的干涉并不代表他们所定义的冷战，也不表明他们将最主要的资源用在第三世界。斯蒂芬森同时指出，重视美苏对抗的冷战历史并不是忽视第三世界，但是没有冷战就不可能有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Anders Stephanson，“Cold War Degree Zero，” pp.42-43. 笔者赞同斯蒂芬森的观点，冷战是具有全球影响的历史事件，但并没有“全球冷战”。 “冷战”只出现在欧洲和北美，而在东亚、非洲、东南亚、中东和中美洲则是发生了灾难性的热战。在最近出版的一期《冷战研究杂志》（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上，该刊主编、哈佛大学马克·克莱默教授发文批评文安立“全球冷战”提法。他指出，“在‘冷战’一词之前加上‘全球’是多余的，这就等于在‘水’前面加上‘湿’字、在‘火’前面加上‘热’字”。那种认为在20世纪70—80年代，学者们只是关注美苏对抗，忽视中小国家在冷战中发挥作用的观点是荒谬的。事實上，不少学者在冷战时期已经关注并发表了有关美苏在第三世界争夺的著作，文安立的《全球冷战》一书只是给这段历史增添了新史料并提供了新解读，并不具有原创性（novel）。他在“冷战”之前加上“全球”，给人一个错误的印象：在他这本书出版之前，学者们没有认识到冷战的全球影响。参见Mark Kramer，“Editor’s Note，” The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Vol.25，No.2 （2023），pp.1，4.

2011年，时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的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发表《冷战作为一个历史阶段：一篇解释性文章》。Prasenjit Duara，“The Cold War as a Historical Period：An Interpretive Essay，”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Vol.6，No.3 （2011），pp.457-480. 在2008年加盟新加坡国立大学之前，杜赞奇是芝加哥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现为美国杜克大学讲席教授），他以研究亚洲特别是中国的宗教文化著称。杜赞奇认为冷战研究过多地强调两大阵营的对抗，而忽视了从全球史的角度研究美苏“冷战秩序”（Cold War Order）的共性。“冷战秩序”可以看作是近代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新组合，也就是说，“冷战”是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历史的一个阶段。冷战冲突是美苏这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尽管未必是殖民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 “冷战秩序”是一种新的帝国主义秩序。冷战时期两个超级大国对附属国的帝国主义统治，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领土占领或种族统治，而是以发展为导向，支持非殖民化和民族独立，向发展中国家推销各自的政治经济模式。在此过程中，两个超级大国会不时表现出家长式的专制作风，为了自身的国家利益而损害附庸国的利益，对附庸国人民实施隐性的种族歧视等，从而导致附庸国人民的不满和抵抗。二战后美国倡导建立的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和世界银行为依托的自由国际主义秩序，促进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便利了以发展或现代化为导向的美苏两个新帝国对非殖民化世界的介入与干涉。美国利用“政治和军事的隶属关系”，在“帝国和附属国之间实施产业功能专门化”，建立了一个全球帝国。从这个角度看，二战后的美国达到了民族国家帝国主义（the imperialism of nation-states）的最高点。美国全球帝国首先是通过在100 多个民族国家建立的大约1700个军事基地和驻军来维持的。Prasenjit Duara，“The Cold War as a Historical Period：An Interpretive Essay，” pp.457-459，461-465.杜赞奇这里用的数据应该不准确。根据维基信息和其他信息来源，美国在80个国家建有约750个军事基地。 美国在海外的这些军事基地往往是战略要地，由国防部直接管控，由一个巨大的军工复合体支撑。美国在这些军事基地的驻军，往往享受比当地人高得多的物质文化生活待遇，常常对当地人表现出傲慢和自大，尤其是在亚非拉欠发达地区。例如，美国在菲律宾和韩国的军事基地附近的城镇，当地人的主要经济来源就是为美国驻军提供性服务。参见Chalmers Johnson，The Sorrows of Empire：Militarism，Secrecy，and the End of the Republic，New York：Henry Holt，2004，pp.23-27; Linda Carty，“Imperialism：Historical Periodization or Present-day Phenomenon？” Radical History Review，Issue 57 （Fall 1993），p.43; Katherine H.S.Moon，Sex among Allies：Military Prostitution in U.S.-Korea Relation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7，pp.17-18. 杜赞奇的这篇文章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和研究冷战的新视角，与文安立认为冷战是殖民主义以略微不同方式的继续的观点有所呼应。

结  语

“冷战”作为概念，最初是指美苏之间“不战不和”的状态。到了1947年下半年，杜鲁门政府将与苏联的“冷战”对抗作为美国对外干涉的战略。到了50年代中期，随着第三世界非殖民化运动的興起，冷战对抗延伸到亚非拉国家。冷战时期西方学者就已经开始研究冷战，关注的是冷战的起源和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与冷战两极对立一样，冷战研究者也泾渭分明，针锋相对。在政治上比较保守的自由派学者中，加迪斯是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冷战是以美国为首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与国际国内反对势力之间的较量。他们在毫不含糊地批评苏联政策的同时，对美国国内持不同意见的批评者也毫不留情，指责他们亲苏亲共。Odd Arne Westad，“Exploring the Histories of the Cold War：A Pluralist Approach，” in Joel Isaac and Duncan Bell，eds.，Uncertain Empire：American History and the Idea of the Cold War，pp.52-53. 斯蒂芬森是左派学者的代表人物之一，认为美国在二战后国际政治中的霸权地位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这方面的代表作有Anders Stephanson，Manifest Destiny：American Expansion and the Empire of Right，New York：Hill and Wang，1996. 他们一般没有使用外国档案的能力，主要依赖美国档案，大多主张以美国为中心做冷战史研究。一些学者明确坚持，“冷战”是一个美国国家项目，主要发生在1945—1963年间。

1991年美苏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之外的历史学家提出 “去中心化” 冷战研究的议题，希望不要仅仅从超级大国的视角来观察和研究冷战，应加强冷战时期超级大国对第三世界干涉的研究。这是文安立等学者倡导的冷战研究“去中心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成为过去二十年冷战研究的一个热点。这使冷战研究的地理范畴大大扩展，包含了美苏对亚非拉干涉活动及其灾难性后果的研究。另外，冷战研究的领域也大大扩展，除了外交、安全、意识形态等传统话题之外，跨国问题（如移民、人权等）、国内政治、文化社会和科学技术等问题也被纳入冷战研究中。《剑桥冷战史》的主编采用了这一宽视角、兼容并包、多元化解释冷战历史的方法。这样做也难免会造成“冷战研究失去了明确的研究对象，对什么是冷战缺乏明确概念界定”。Holger Nehring，“What Was the Cold War？”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127，No.527 （August 2012），p.923. 2012年，文安立发表《探讨冷战历史：多元研究方法》一文，回应一些学者对 “去中心化” 冷战研究方法的批评。Odd Arne Westad，“Exploring the Histories of the Cold War：A Pluralist Approach，” pp.51-59. 在这篇文章中，他用盲人摸象的比喻，批评某些学者将自己关注和研究冷战的某个方面、某个部分，看成是“冷战”的全部。这也是他对斯蒂芬森所倡导的“以美国为中心”，认为冷战研究就是要关注“美国在和平时期是如何为应对国际共产主义挑起的一次没有实际热战、在全球范围卷入国际政治的方式”的回应。Anders Stephanson，“Cold War Degree Zero，” pp.34，42. 文安立坚持认为冷战既是美国历史的一部分，也是全球史的一部分。其实，通过研究美国国内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来研究冷战历史无疑是很有意义的视角，对我们深刻理解冷战冲突大有裨益。但是，如果只是从美国历史的角度来研究冷战，无论从方法论还是从史学史角度来看都有片面性，因为冷战研究拒绝任何主导叙事。此外，要避免冷战研究的庸俗化。早在2000年，哥伦比亚大学马休·康纳利教授就发文指出，不能将冷战时期发生的任何事情都装到冷战这个筐子里，都用冷战视角来分析，有些研究需要“取下冷战的透镜”。Matthew Connelly，“Taking off the Cold War len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05，No.3 （2000），pp.739-769. 比如，用“冷战”这个概念来解释冷战时期一些国家的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并不合适。

笔者认为，“冷战”是发生于1945—1991年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对抗，最初是指美苏之间在欧洲的对抗，对抗双方利用了除热战之外的一切手段来削弱对方。到了50年代美苏加强对第三世界的干涉，推广各自的政治经济模式，支持当地的代理人发动战争，给广大的亚非拉地区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冷战”这个隐喻最重要的特征是指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处于“冷”的状态。如果将“冷战”的起点追溯到1917年，甚至1878年，“冷战”便成了一个空洞的记号，失去了清晰的方法论和概念工具功能。

如今，“冷战”已经成了一个时代的概括，成为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历史特征。“冷战”也成为一门重要的学问，是外交史、国际关系史及其他领域的研究对象。了解这些，将有助于我们清醒认识当下所谓中美“新冷战”这一研究课题。美苏冷战的历史告诉我们，美苏冷战的起源不仅仅是因为两个超级大国的存在，而是世界经历了30年的革命、战争和经济大萧条的后果。而中美之间目前的竞争和对抗是在世界经历了30年的和平与发展之后。与二战结束后苏联领导人主动将苏联经济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隔离不同，经过改革开放的中国已经成为国际资本市场的重要部分。美苏冷战刚刚开始的时候，苏联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几乎没有贸易关系，这使得美国孤立和遏制苏联几乎没有经济损失。然而，当今世界经济相互依存、供应链十分复杂、中国拥有大量美债和美元存储，如果美国一意孤行对中国发动“新冷战”，这将对国际经济秩序和资本主义制度产生重大的冲击。著名冷战史家莱夫勒教授在2019年发文告诫美国政府，“我们不要与中国进行一场冷战。我们必须审慎行事，避免实施相关政策而使（中美两国）走向冷战。与（对苏）遏制不同，当今美国的目标不是中国现政权的垮台”。相关论述，参见Melvyn Leffler，“China Isn’t the Soviet Union.Confusing the Two is Dangerous，” The Atlantic，December 2，2019，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19/12/cold-war-china-purely-optional/601969/，2023-09-18.

責任编辑：宋  鸥

What is the Cold War？：The Debates on the Definition and

Research Scope of the Cold War in the Western English-Speaking Academia

XIA Ya-feng

（Department of History，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200241，China

）Abstract：The “Cold War” as a concept initially refers to the status of “peace that is no peac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By the latter half of 1947，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utilized the “Cold War” confrontation with the Soviet Union as America’s foreign intervention strategy.By the middle of the 1950s，the Cold War confrontation extended to Asia，Africa，and Latin America.During the Cold War，Western scholars started to conduct studies on the Cold War，concerning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superpower confrontations.Almost identical to the fierce conflict between the U.S.and the Soviet Union during the Cold War，Cold War scholars sharply contested the definition and research scope of the Cold War studies.In general，they couldn’t use foreign archives，mainly relying on U.S.archives and conducting “U.S.-centered Cold War studies”.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historians outside of the U.S.have advocated “de-centering the Cold War”，hoping to observe and study the Cold War not being confined to a superpower lens and reinforcing the study of the superpower interventions in the Third World.This has greatly extended the geographical scope of the Cold War studies and has thus become a fad in the last 30 years.Although some scholars insist that the Cold War is a U.S.national project，in fact，the Cold War is partly U.S.history and partly World history.

Key words：Cold War studies; American-Soviet confrontation；de-centering; the Third Wor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