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满霖+王艳红+夏洁

【摘 要】 在当前中国新常态大背景下，经济新常态将不可避免地带来金融的新常态。通过对国内外金融包容的文献梳理，对金融包容从金融排斥、金融生态角度进行辨析，详述了金融排斥到金融包容的发展过程及两者异同点，分析了金融生态各层面对金融包容水平的影响，最后提出通过改善金融生态各层面提高金融包容水平的建议，以期对我国未来的金融包容性发展有所裨益。

【关键词】 新常态； 金融包容； 金融排斥； 金融生态

【中图分类号】 F83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6）22-0013-05

一、问题的提出

金融排斥（Financial exclusion）指社会中一些弱势群体（如落后地区、低收入者、小微企业等）被主流金融体系所排斥，无法以恰当的形式获得必要的金融服务的过程。2011年金融包容全球合作伙伴组织（GPFI）统计显示，全世界约25亿劳动适龄成年人无法获得正规金融服务。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下滑，金融排斥的程度处于恶化状态，而金融排斥对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使各国政府和学者对这一现象更加重视，金融包容的概念随之被提出。

联合国在2005年宣传小额信贷时首次提出金融包容一词，并将“包容性金融体系”的构建作为千年发展目标实现的重要途径。此后，亚太经合组织（APEC）2013年年会将“提高金融包容性”作为公平、可持续增长的重要举措之一。国内也意识到了金融包容的重要性，如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发展普惠金融（包容性金融）作为金融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随着国内外学者对金融包容研究的不断深入，金融包容对经济的正效应逐渐被证实，金融包容已经成为实现社会公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及建设公正、和谐、有活力的市场经济的必需手段。

二、金融排斥与金融包容的理论辨析

（一）金融排斥的理论及现状

金融排斥由Ldydhorn & Thrift（1993）首次提出[ 1 ]，较早的金融排斥是指地理排斥。英国（Fuller，1998）、美国（Pollard，1996）等一些发达国家的研究表明，金融排斥具有明显的地理倾向性，贫困地区金融分支机构的关闭率相对较高，尤其在多民族地区、蓝领家庭和单亲家庭聚集的地区以及租赁房子的地区最为突出。其后的学者Kempson & Whyley（1999）将金融排斥的研究扩展到人文指向性，在地理排斥之外将金融排斥概括为五个维度：评估排斥、条件排斥、价格排斥、营销排斥和自我排斥[ 2 ]。Sherman Chan （2004）界定金融排斥为：在金融体系中人们缺少分享金融服务的一种状态，包括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缺少足够的途径或方式接近金融机构，以及在利用金融产品或金融服务方面存在诸多困难和障碍[ 3 ]。

国内关于金融排斥的研究时间尚短，最早是2006年田霖在研究金融地理学时引入，田霖（2007）利用我国31个省份数据分析得出目前我国金融排斥水平区域差异很大，这种差异不仅表现在贫困地区，而且富裕地区也存在不同程度的金融排斥[ 4 ]。此外，田霖（2007）在国内开创性地对中国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使用状况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落后的农村地区以及城乡边缘地区金融排斥非常严重。此后关于农村金融排斥的文献还有王修华（2009），不同于田霖使用综合竞争力模型的测度方法，王修华创新地使用金融排斥的六维度确定计算金融排斥的指标，结果表明农村地区的金融排斥是影响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原因，推动新农村建设必须破解金融排斥。鉴于中国不同年份统计数据的灰度较大，胡振（2013）创新地使用灰色聚类和灰色关联分析法对全国的金融排斥状况进行了分析。刘长庚、田龙鹏等（2013）则通过2006—2011年全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实证研究了金融排斥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结果显示农村金融排斥显著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所有金融排斥维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解释度达到了26.1%。焦瑾璞（2015）对我国目前的金融排斥分布情况进行了总结，认为金融排斥最大的困难群体是农户，其次是低薪工人（特别是农民工）、小微企业和失业人员。

综观以上金融排斥的文献，国内外学者对金融排斥的研究基本围绕以下方面展开：金融排斥的内涵分析、区域差异、影响因素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虽然研究时间不长却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有些问题阐述得还不够深刻。第一，对金融排斥的内涵界定没有达成共识，导致金融排斥的衡量指标较为混乱，造成不同文献的不可比较。第二，对金融排斥的根本原因缺乏深入研究。金融排斥是社会排斥的一个子集，是特定社会制度和经济背景下的产物，要解决金融排斥问题就不能忽视这些因素。第三，金融排斥的研究范围偏于狭隘。金融排斥的研究对象主要针对金融服务的需求者，没有站在供给者的立场考虑。金融排斥激化了金融服务需求者与供给者之间的矛盾，不利于双方问题的解决，正因为如此，金融包容的概念应运而生。

（二）金融包容的兴起和研究范畴

金融包容正是在金融排斥程度愈加严重的背景下提出的，目前国内外关于金融包容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金融包容的内涵研究

在对金融包容的概念理解上，目前学界大都从产品接触性和使用效用性两个层次进行阐述，即要求在接触到金融服务的同时还要有能力和机会去使用金融服务。鉴于金融排斥首先表现在地理排斥，人们对金融包容一开始的定义表现在产品接触性。如威尔士议会政府将金融包容定义为不论收入水平或社会地位，每个人都可以接触到合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以有效管理资金。随着对金融包容研究的不断深入，Regan & Paxton（2005）将金融包容的内涵扩展到了需求宽度与参与深度。宽度体现在人们需要在适当时接触到一系列产品与服务，不仅包括银行账户，也包涵合适的、支付得起的信贷、储蓄及保险工具，使人们能够应付收入波动、管理额外支出及规划未来财务。深度则不仅限于接触，也需要能力及机会去使用这些金融产品和服务[ 5 ]。Ardic et al.（2011）也认为金融包容的内涵包括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和金融服务的使用两个方面，前者取决于金融服务的供给特别是金融机构营业网点和ATM机的分布和密度，后者由供求两方面因素决定。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金融包容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金融包容只研究某些群体，如Fernandez认为应重点关注低收入者、失业人员等弱势群体如何长期稳定地获取基本金融服务，从而帮助他们减少贫困。从广义上讲，金融包容涵盖了所有的社会阶层。如Leeladhar（2006）、Sarma（2011）、Chakravarty（2011）等都认为金融包容是应该让经济体中每一个人都有权利以合理的成本享受金融服务，不再指向特定群体或者阶层。田霖（2013）认为金融包容实际上是“包容性增长”理念在金融领域的破题，指个体、群体、企业、组织或者地区等接触并融入金融系统的过程和状态[ 6 ]。王国红（2015）强调金融包容包括两方面要义，一方面强调经济主体以合理的成本获取较广泛的金融服务，另一方面强调金融机构在稳健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下提升竞争性和创新性，为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选择[ 7 ]。

综上所述，金融包容内涵的进展主要有两次突破：第一次突破体现在要求对金融服务从产品接触性到使用效用性的转变；第二次突破表现在从单纯考虑资金需求者演进到兼顾资金供给者的可持续发展。

2.金融包容评价指标

在金融包容的测度指标设计上，Beck et al.（2009）最早提出了测度普惠性金融发展的八个指标，分别是每万人金融机构网点数、每百平方公里金融网点数、每万人ATM机数、每百平方公里的ATM机数、人均储蓄/人均GDP、人均贷款/人均GDP、每千人储蓄账户数、每千人贷款账户数[ 8 ]。在此基础上，Sarma（2008）结合金融排除的概念，提出了金融包容的三大维度：地理渗透性、使用效用性、产品接触性。Arora（2010）在Sarma的基础上进行改进，提出了覆盖面、交易便捷度和交易成本三个维度。与Sarma显著的不同是Arora对每个维度均选择了多个指标变量，同时她还提出了交易便捷度和交易成本两个新维度，用于测度获得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和成本。田霖（2012）从农户、企业、区域三个维度构建农村金融包容综合指数，每个维度包含若干指标，以此反映不同区域农村金融包容水平[ 9 ]。陈三毛和钱晓萍（2014）借用联合国人文发展指数方法的CP指数对中国31个省市的金融包容水平进行测度，主要指标包含四个维度：银行营业网点在地域上和人口中的分布指标、人均存款和人均贷款与人均收入比率指标。王修华（2014）[ 10 ]，刘波、王修华和彭建刚（2014）[ 11 ]则从渗透性、使用效用性和可负担性三个维度设计了14个指标，沿用Sarma的赋值方法对湖南87个县域的金融包容水平进行了衡量。

3.金融包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Sarma（2010）利用49个国家的数据分析得出高收入水平的国家金融包容水平相对较高，金融包容水平与人均收入水平高度相关。王修华和关键（2014）研究发现金融包容主要是通过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就需要实现金融包容，金融包容对收入增长的作用在低收入地区最为有效。刘波、王修华和彭建刚（2014）认为提升金融包容水平有利于缩小“相对收入差”，这对于低收入县域地理单元的作用更为明显。徐敏和张小林（2014）通过对中国1985—2012年普惠制金融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普惠制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12 ]。粟勤、朱晶晶和刘晓莹（2015）认为从长期来看，金融包容、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互相促进，即随着金融服务覆盖面和金融交易规模的扩大，更多的企业，特别是创新型小微企业获得了资金支持，使这些企业在促进就业的同时也通过刺激技术创新推动了经济增长[ 13 ]。

4.金融包容的影响因素研究

田霖（2012）从需求（收入、年龄、金融素养）、供给（地理特征和技术）及社会三个层面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收入、技术、社会关系等都是影响金融包容非常显著的因素。王修华（2015）从受访者个人特征、家庭资源禀赋特征、信息化程度、社会资本和区域金融特征5个方面共21个指标对影响金融包容水平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连接互联网情况以及新型信贷模式和金融知识宣传对农户金融包容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综上研究表明影响金融包容的因素是复杂和多维度的，既包含居民个人因素，也包括诸如信息技术、创新信贷模式等社会、制度因素。因此，改善金融包容水平需要从多角度入手。

（三）金融包容与金融排斥的区别与联系

1.金融包容源于金融排斥，是金融排斥的拓展和深化

金融包容是在金融排斥的背景下提出的，但它又与金融排斥显著不同，这体现在金融包容是一个多维度的动态概念。

第一，金融包容研究的空间范围更加广阔。金融排斥聚焦微观视角，仅仅是站在金融服务需求者的立场，不能公平获得金融服务使用者的诉求进行研究。而金融包容突破了这一局限，扩展到区域乃至产业层次。它将金融服务的供给者也纳入了考量，也就是通过将金融服务的供给者和需求者联系起来，构建一个包容性金融体系来解决目前的金融服务公平性问题，而不是仅站在金融服务供给者的对立面，斥责其对某些弱势群体的金融排斥。总而言之，金融包容更接近一个公平和中立的立场，通过对双方问题的分析，寻找最佳解决方案。

第二，金融包容的内涵研究更加深入。金融排斥只是就人们被排斥在金融体系之外进行的研究，只涉及到了产品接触性，而金融包容则被视为社会包容的一个维度，它同时包含金融服务的宽度和深度，要求人们不仅可以接触到各种金融服务（银行、储蓄、信贷、保险等），而且要有能力去使用这些服务。可见，金融包容比金融排斥的研究内容更加深入，不仅拓展了宽度（从银行账户单一指标扩展到银行、储蓄、信贷、保险等多维度指标），也加深了研究深度（对金融服务的接触性深入到使用效用性）。

2.金融包容和金融排斥在某些方面存在共通点

第一，金融排斥和金融包容都是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经济背景作用于金融生态的产物，两者都对经济增长和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起着非常显著的作用，破解金融排斥和推进金融包容都将有利于经济发展。

第二，在影响因素方面，收入、地理位置和信息技术对两者的影响都非常显著，对这些因素的重视和解决有利于金融排斥的破解，同时有助于金融包容的实现，因此，这样看来金融排斥和金融包容又是共通的。

三、新常态背景下从金融生态角度剖析金融包容

“新常态”这个词最早由美国太平洋资产管理公司前CEO穆罕默德·埃里安（Mohamed Erian）在2010年提出，用于描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可能出现的长时期经济衰退。在中国这一词由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5月提出，并在此后引发了广泛讨论。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概括起来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二是从规模速度型的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的集约增长。在新常态背景下，作为我国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金融业，其生态环境不可避免地将受到新常态的冲击。所谓金融生态环境，是借用生态学的观点对金融外部环境的形象描述，通常指金融运行的一系列外部基础条件，主要包括宏观经济环境、法制环境、信用环境、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等方面[ 14 ]。研究表明，稳定的金融生态环境有利于降低金融运行风险、增强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随着很多国际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对一系列金融包容政策的推广，金融包容的相关研究不断丰富，如产生原因、效应和促进措施等，但鲜有学者从金融生态角度对金融包容产生的相关机理进行研究。金融包容状态是整个金融生态的产物，是金融生态主体相互作用、金融生态环境相互影响的结果。因此，从具体的金融生态现状对金融包容进行分析，不仅可以了解目前的金融包容状况，知悉其产生的原因，还可以从根本上对症下药，促进金融包容水平的提高。因此，下文主要通过对影响金融生态的因素分析进一步剖析金融包容产生的机理，寻找提高金融包容水平的方法。

（一）宏观经济环境

新常态下经济增速放缓已是短期无法改变的事实。张慧莲和汪红驹（2014）通过对中国与美国经济新常态的比较分析，总结了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结构调整、要素供给等方面的新常态。总的来说，宏观经济的下行带来银行总资产的减少和不良贷款的增加，资产—负债比下降，银行资产状况恶化。截至2015年第一季度，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增至9 825亿元，相比2014年第四季度增加了1.16%①。随着中高速的经济增长成为常态，这一形势并不会明显改善，金融生态面临恶化。在新常态这一转型期，金融包容的倡导和实施将有助于缓和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阻力。目前国内外研究均证实了这一说法，并且分别从减少贫困、缩小收入差距和促进金融发展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Sarma，2010；王修华和关键；刘波、王修华和彭建刚；徐敏和张小林；粟勤、朱晶晶和刘晓莹）。

因此，在新常态背景下，虽然经济减速使金融生态环境面临恶化，但通过金融包容的发展，可以在改善金融生态的同时促进经济增长。金融生态与金融包容，并不仅仅是金融生态影响金融包容的关系，金融包容反过来也可以作用于金融生态，包容性的金融体系对金融生态有着显著的正效应。

（二）法制环境

法制环境影响着金融包容的进程，公正合理的金融法律制度将有利于金融包容程度的改善。邢会强（2011）从金融法的二元结构出发，认为低水平的金融包容违背了二元结构，转向了专为富人服务的一元结构，而包容性金融体系则以包容性增长为背景，将复杂的经济社会分为“穷人”和“富人”分别具体对待，他提出了金融包容的关键在于“二元化”，即通过对不同阶层和群体的不同政策标准，实现金融包容，最终减小贫富差距[ 15 ]。戚莹（2012）认为金融法是保障金融资源配置公平的法律规范，金融包容通过给予弱势群体使用金融服务的机会减少了不公平，同时金融包容带来的正效应也将促进金融机构的发展。霍昱廷（2013）认为阻碍金融包容推进的重要原因是监管框架的缺失，通过对各类金融机构、移动金融乃至一些小的信用社和社区银行的审慎监管，金融包容并不难实现。周仲飞（2013）也认为金融包容的实现离不开监管，金融包容应成为监管机构的监管目标之一。冯果、袁康（2014）则围绕开放和民生两个角度阐述了当前金融改革问题，指出金融改革应遵循“两种功能”和“三重价值”，金融的功能并不仅仅限于经济功能，还有社会功能，金融改革也不应仅限于金融安全与效率原则，金融公平原则同样重要[ 16 ]。

综上所述，金融包容符合金融法要义，从公平性来看，银行的存款来自社会大众，因此银行具有向这些公众提供金融服务的社会责任。从金融安全与效率原则来讲，小额信贷贷款金额低，并不会对经济带来系统性风险，因此更加宽松的金融包容环境应该倡导。总而言之，金融法改革应该保障社会公众尤其是低收入群体使用金融服务的权利，同时，金融机构应该将这一社会责任法律化，推动金融包容的实现，最终改善金融发展的生态环境。

（三）信用环境

信用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是造成金融包容难以实现的重要原因。王蓉（2012）对江苏省中小企业的调查显示，没有做过资信评级的中小企业占全部被调查企业的45.28%，超过一半的企业被拒绝贷款的原因是企业信用等级不够[ 17 ]。究其原因是目前缺少合适的风险评价体系和信贷管理办法：国有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采用与大企业相同的信用评级标准，这造成中小企业信用评级相对较低。在农村这种现象也普遍存在，李韬和罗剑朝（2014）对山东泰安地区的农村调研显示，有59.6%的农户受到了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配给，而农户家庭自有土地面积是影响信贷配给的重要因素。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资金供给者如金融机构一般要求贷款的农户和中小企业采用保证、抵押、质押、农户联保等方式来降低金融机构的风险，这样就使得一些无法提供这些材料的农户和中小企业难以获得贷款；另一方面，资金的需求者如很多中小企业财务管理不规范，没有真正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又缺乏自我约束意识，在出现信用问题时，往往选择逃避银行债务，严重影响了银行加大乡镇企业信贷投入的信心。

因此，在新常态背景下，信用问题的解决对提高金融包容水平至关重要。主要体现在下列方面：第一，增强全社会的诚信意识、还贷意识；第二，完善征信体系，建立专门适用于中小企业和农户的信用评级标准；第三，加强对新型融资服务手段、信贷产品及抵押与质押方式的创新和使用，缓解中小企业抵押资产缺乏现象。只有在良好的信用环境体系下，金融包容水平的提升才有保障。

（四）制度环境

易宪容和卢婷（2006）认为基础性制度的缺失是金融生态恶化的重要原因，基础性制度的改进可以促进公平有序的金融生态的形成，这需要市场主体公平公正交易的平台、有效的市场定价机制和市场主体产权保护制度的建立[ 18 ]。目前这三个方面还很混乱，比如间接融资市场上，国内商业银行的信贷政策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实行差别化待遇，对前者的金融服务需求包容度较高，而后者偏低。在直接融资市场上也是如此，由于证券市场制度在设计时就存在不平等，上市融资几乎只对国有企业开放，民营企业无法进入，只能依靠成本高昂的银行间接贷款。目前我国的利率尚未实现完全市场化，没有形成风险定价机制，国内上市公司通过制度缺陷获得了大量财富，而中小企业却成为制度的牺牲品。王景武（2005）从金融生态角度对区域性的低水平金融包容给出了解释，认为中央政府实施的有差别的金融制度安排最终造成了区域金融生态的差异，进而使不同地区的经济差距扩大。他提出政府应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的支持力度，改善中西部制度环境，促进金融资源的均衡配置[ 19 ]。这种做法不仅可以改善金融生态环境，还可以改善中西部地区的金融包容状况，促进包容性金融体系的实现。

四、金融包容研究评价和展望

金融包容自2005年被提出到现在，国内外学者虽然从多个角度对其进行了研究，但总体来看仍处于初步阶段，未来研究空间仍然广阔。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金融包容的理论分析。现有关于金融包容内涵和成因的研究基本单一在金融排斥这一个视角，金融包容与金融发展、金融生态的关系鲜有提及，对这些视角的探讨将完善金融包容的理论体系。第二，金融包容研究对象的扩展。鉴于中国特殊的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的大量存在，目前仍然缺少就广大农村、小微企业的研究，丰富这些群体的研究将对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大有裨益。第三，包容性金融体系的建设措施。这些措施目前仍停留在理论层面，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未来可以从法制、信用体系、制度等方面进行研究，并结合金融生态的优化研究，促进金融包容程度的提高。

【参考文献】

[1] LDYDHORN A， THRIFT N.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UK financial services in the 1990 [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1993（3）：223-241.

[2] KEMPSON E，WHYLEY C. Understanding and combating financial exclusion[J].Insurance Trends，1999（21）.

[3] SHERMAN CHAN. FINANCIAL EXCLUSION IN AUSTRALIA. The third australian society of heterodox economists conference[C].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2004.

[4] 田霖.我国金融排除空间差异的影响要素分析[J].财经研究，2007（4）：107-119.

[5] REGAN S， PAXTON W. Beyond bank accounts：full financial inclusion[Z]. Production & Design by EMPHASIS，2003.

[6] 田霖.金融包容：新型危机背景下金融地理学视阈的新拓展[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3（1）：69-78.

[7] 王国红.中国金融包容指标体系的构建[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5（1）：29-36.

[8] BECK T， DEMIRGC-KUNT A， HONOHAN P. Access to financial services： measurement.impact and policies[J].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2009（24）：119-145.

[9] 田霖.我国农村金融包容的区域差异与影响要素解析[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2（11）：39-48.

[10] 王修华，关键.中国农村金融包容水平测度与收入分配效应[J].中国软科学，2014（8）：150-161.

[11] 刘波，王修华，彭建刚.金融包容水平与地区收入差距：基于湖南省87个县（市）2008—2012 年的经验数据[J].当代财经，2014（11）：46-56.

[12] 徐敏，张小林.金融集聚、产业结构升级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J].金融论坛，2014（12）：26-32.

[13] 粟勤，朱晶晶，刘晓莹.金融包容、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来自65个发展中国家银行业的证据[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5（1）：99-108.

[14] 苏宁.“金融生态环境”的基本内涵[J].金融信息参考，2005（10）：6.

[15] 邢会强.金融法的二元结构[J].法商研究，2011（3）：84-90.

[16] 冯果，袁康. 走向金融深化与金融包容：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金融法的使命自觉与制度回应[J].法学评论，2014（2）：69-81.

[17] 王蓉.中小企业融资困境与金融支持的对策研究：基于江苏省中小企业的问卷调查[J].会计之友，2012（9）：51-53.

[18] 易宪容，卢婷.论金融市场基础性制度[J].江苏社会科学，2006（1）：47-54.

[19] 王景武.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区域金融发展的实证分析[J].财贸经济，2005（10）：2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