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大为

在当代藏族汉语诗歌“原乡写作”的研究视域当中，优先浮现于众人脑海的肯定是在地的藏族诗人，因为这种名单最可靠。事实正好相反。原乡写作的先决条件是距离，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离开原乡越是久远，诗人越能发现在地人已经麻木的东西，由此挖掘出属于他个人或足以扩大到整个族群新的崭新意义。当初阿来倘若没有经历大草原的壮游，他看不到嘉绒藏族文化的深邃；列美平措要是不曾丧失，就不会去展开漫长的朝圣之旅；扎西才让正因为有了兰州与杨庄的距离，他后来体验到的甘南才不致扁平；才旺脑乳、旺秀才丹兄弟是天祝地区的，因而对以拉萨为中心的密教文化，有更执着的追寻；最年轻的嘎代才让，也尝试着去刻划藏密佛教的存在与体悟。对某个事物的追寻，总在失去或远离它之后，经过时空距离的疏远再重合，当事人才能对他的追寻物产生更深刻的洞悉与体悟。所有出色的原乡写作，都不会由土生土长又从不离乡的本乡人完成，不管什么文类都一样。

在藏族作家的谱系中，高度汉化的西娃是很容易忽略的名字，甚至从未纳入其中。可她是远乡最久远的一个，西藏文化的铀矿在她的生命体验中渐渐转化，流失了传统的文化记忆（她不能像阿来那样写下《灵魂之舞》，让学者考据出诸多传统文化的意涵），也没有溯源或朝圣的动机，她怀抱着文化铀矿的核心——藏传佛教——远走北京，在个人的性灵成长内部（包括长达二十年的禅修经历），佛教信仰不断增生，不仅仅成为诗歌的表层元素（好比说意象，或视觉对象），更是驱动其创作的“脉轮”（或称“查克拉，cak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