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振东

钟振振教授提出“对仗宜分解到单字”（以下简称“分解”），我却说“对仗不宜分解到单字”。于是，围绕对仗是“宜分解”还是“不宜分解”？便成了问题的争论焦点。顾绅先生却绕开争论焦点，对词、词组、单句、复旬四类对仗的正格诗例与变格诗例置若罔闻，楞在四类对仗定义中强加“必须”二字，有意把我的观点说成“未免片面”。甚至，把与“分解”一说并非相干的对仗常识，诸如“词类演变、邻对诗例、词的变性、借对诗例、变格对仗”诸说，也罗列其中。请问，未免“文不对题”了吧？

尽管如此，我还要心平气和，愿与顾先生研讨，答其“四点质疑”。

质疑一：词的对仗，是否必须同类？

答：我从来没有说过“必须”二字。我认为，词的对仗，即指同类词（名词、动词、形容词、方位词、颜色词、数目词、代词、副词、虚词）的相对。

但是，我同时声明：“语法规则是固定的，实际使用可以灵活，给对仗留有一定活动空间”。这个“灵活”与“活动空间”，即指对仗允许变化。因为，王力先生在《诗词格律》中说：“在一联中，只要多数字对的工整，就是工对。”具体点说，五言对仗一字不工，七言对仗二字不工，仍为工对。譬如，杜甫《登高》“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虽然“无边”与“不尽”词类相异，但仍为工对。如果各增加一字不工，便为宽对。譬如，刘长卿《饯别王十一南游》“飞鸟没何处？青山空向人”，其中“没何”与“空向”二字不工，即属“宽对”。又如毛泽东《赠柳亚子先生》“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其中“三十一”与“落花时”三字不工，也属宽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