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嘉

(四川师范大学图书与档案信息中心，四川成都610066)

当代中国古籍文献图书编纂整理的旷世巨制──四川大学古籍所《儒藏》编纂述议

黄永嘉

(四川师范大学图书与档案信息中心，四川成都610066)

由四川大学古籍所率先提出并最早付诸实施的旷世古籍文献整理工程《儒藏》的编纂，历经近20年的艰辛努力，已经取得了“史部”儒学文献类编274册，总计达1.5亿文字之巨的辉煌出版成果。《儒藏》史部文献资料宏富，类目分明序列完整，编纂体例创新，自成一家风范。作为有史以来第一部集大成的儒学文献丛书，《儒藏》成果的出版问世具有不可估量的学术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意义。

儒藏；儒学；古籍文献；川大古籍所

一、《儒藏》编纂的缘起及阶段性出版成果介绍

在中国传统文献典籍的编纂整理发展中，原本用来储存财货，具有“府库”意义的“藏”，常被用来作为某一类文献图书编纂汇集的总称，如佛教文献经典的总汇称为《佛藏》,道教文献典籍的汇编称为《道藏》等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拥有数量最多的文献经典累积，却始终没有一部以“藏”归类汇编的集大成儒典丛书或类书。明代学者孙羽候、曹学佺，清代学者周永年等人，都曾先后提出编纂《儒藏》的建议或构想，但终因工程浩繁难度太大，最终无所能为而无成编。

儒学无“藏”，成为明清以来儒学研究者们的不尽遗憾；编纂《儒藏》，则成为无数中国学人长久期盼的学术梦想。

到20世纪90年代，四川大学古籍所学人群体，怀着“为往圣继绝学”的极大学术勇气，重倡明清以来学界编纂《儒藏》之议，把实现儒学有“藏”之梦，作为承负在肩的厚重学术使命。在古籍所学人中，舒大刚教授是新中国建立以来首倡 《儒藏》编修的第一人，早在20世纪90年初的四川德阳国际儒学研讨会上，就率先提出编纂《儒藏》的建议。其后，舒教授又对儒学文献的著目分类和编纂体例，提出了自己慎密深思的规划构想。在此基础上,古籍所学人经过群策群力的反复论证及深入细致的分析研讨，思路日益清晰，目标日渐明确，编纂方案日益完善。最终，于1997年正式向学校提出《儒藏》编纂立项申请，经主管校长批准列为校级重点项目。1999年，《儒藏》被列入国家“211工程”重点学科项目,并通过省新闻出版局、国家商标局取得“儒藏”著作权登记与商标注册，从而对《儒藏》编纂拥有完整的知识产权和商标权。2005年，中国孔子基金会将《儒藏》列为该基金会“重大项目”，并给予专项经费支持。

《儒藏》编纂工程由四川大学古籍所率先启动并率先完成首批阶段性重大学术成果，这是由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因素推动促成的。

所谓“天时”，即难得的历史机遇：改革开放，经济腾飞，国家昌明，国运兴盛，党和政府对弘扬优秀传统学术文化的高度重视，为《儒藏》工程的实施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所谓“地利”，是指承担《儒藏》编纂学术使命的四川大学，地处巴蜀文化发祥地的中心区域──古蜀成都。成都作为儒学传播的最早区域之一，历来儒

学人才辈出，并因儒学研究成绩斐然而形成独具特色的“蜀学”流派。而地处成都锦江河畔的百年名校四川大学，溯其历史渊源，可追溯到清代前期的锦江书院和清代后期的尊经书院，这两所学院以儒学研究为己任，培养了一大批卓有建树的儒学人才，成为近代学术史上“蜀学”的中心和策源地。“蜀学”优秀儒风人文传统的地缘优势，是《儒藏》工程得以在四川大学率先启动，率先由四川大学古籍所学人承担这一学术使命的得天独厚“地利”条件。

所谓“人和”，是指承担《儒藏》编纂使命的四川大学古籍所学人群体，是一支学力深厚、坚持求实创新、敢为天下先的高素质学术团体。这一学人群体在古籍所建所以来的二十多年中，已出版个人专著10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1000余篇，完成各类国家古籍整理项目40余项，如《全宋文》360册、《宋集珍本丛刊》108册、《三苏全书》20册等等。长期的研究治学，养成了古籍所学人经世致用的文化自觉与学术自信；长期的项目合作，形成了古籍所学人治学相通、和谐默契的团队精神。“打铁还需自身硬”，没有古籍所学人群体这样一个高水准学术平台，前所未有的《儒藏》工程很难在四川大学率先启动实施，并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巨大学术成果。

2005年，由古籍所舒大刚教授主编的《儒藏》首批学术成果“史部”50册出版问世。“史部”50册分为三编：第一编为“孔孟史志”，计13册，涉及孔孟家族、儒门人物、儒门家族志、儒门礼乐志等内容。第二编为“历代学案”，计23册，内容为儒学的传承源流及传授脉络，囊括了自汉以来儒学发展的全史。第三编为“儒林碑传”，计14册，广泛收录历代儒学人物的碑传文章，荟萃聚集了历代儒学传奇人物的大量碑文史料。首批《儒藏》“史部”50册总计2566万余字，精装16开本，装帧古朴典雅，充分凸显出这部超大型儒学丛书的大气磅礴与旷世风采。

2007年，《儒藏》“史部”第四编“儒林年谱”50册出版，内容为历代儒学人物事迹编年，对各儒学人物之师承渊源、人格风范及学术事业等内容广采博录，详悉记载。

2009年，《儒藏》“史部”第五编“儒林史传”80册出版，内容为历代儒学人物的“传记”或“专记”，是历代儒学人物活动事迹的完备档案资料汇集。

2010年，《儒藏》“史部”第六编“学校史志”68册出版，收录了儒学史上自孔子办学以来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的大量学校教育内容的各类史籍文献。

2014年，《儒藏》“史部”第七编“礼乐”14册，第八编“杂史”12册一并出版。“礼乐”收录了数量众多的儒家礼仪、礼典文献；“杂史”则主要为“谥讳制度类”、“经学源流类”、“经籍艺文类”、“教育科举类”等四类文献的分类汇编。

上述《儒藏》“史部”八编，274册，总计约1.5亿余字。自1997年《儒藏》工程正式启动到2014年“史部”274册全部出版，历经时间计18年之久。18年的艰辛努力，川大古籍所学人实现了自孔子以来中国儒学文献史料首次最大规模的“藏”集结，两千多年来儒学无“藏”的历史从此宣告终结。

笔者曾借近邻之便，专门去川大古籍所《儒藏》陈列室现场观览考察，打开书柜，“史部”类编274分册煌煌大观依序排列，全书风格古朴，印制精美，其恢弘气势让人难以忘怀。尤其是当你亲手触摸、随意翻阅那一本本沉甸厚重的书册时，编纂者们那种敢想敢为、敢创天下先的学术勇气，不禁让你发自内心肃然起敬。而漫漫18年编纂岁月中，古籍所学人那种滴水穿石、弥久绵长的学术韧性，那种心无旁骛的学术耐性定力，更是让人感慨不已，由衷佩服。

二、《儒藏》编纂对古籍文献整理的突破与创新

作为一部汇聚儒家典籍的超大型文献丛书，编纂《儒藏》没有既往成例可循，因此，无论是项目规划、编纂体例，还是著目分类及史料筛选取舍等方面，都是一个不断摸索、不断创新的实践过程。立足中国传统古籍文献整理的既往经验的历史审视，和各类传世的大型文献整理丛书或类书相比，《儒藏》编纂在诸多方面，均有卓尔不群的突破与创新。现仅择取以下两方面荦荦大端述之。

（一）独特严谨，自成系统的编纂体例

修编《儒藏》，首要前提是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编纂体例，体例是纲，纲举目张。早在《儒藏》工程立项伊始，作为主持《儒藏》编纂的首席专家舒大刚教授（建国后《儒藏》编纂首倡者），就把如何建构一套完整严密、科学合理的编纂体例，作为《儒藏》工程的顺利实施及质量保障的首要前提，并率先提出了自己独特严谨、慎密深思的《儒藏》编纂体例即“三藏二十四目”纲领体系。经古籍所同仁反复论证，“三藏二十四目”体系被正式确定为《儒藏》编纂体例。

“三藏二十四目”体系，是把《儒藏》收录的所有儒典文献，分别归入三个大部类即所谓“三藏”，藏为部之别称。三部类即“三藏”，分别是儒经、儒论、儒史即经部、论部、史部三大板块。各大部类文献著录的具体分工是：经部收录儒家经书原典及经注、经解类“经学”著作；论部收录儒学理论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性著作；史部收录儒学人物、流派、制度等“儒学史”类著作。每一大部类之下，又分门别类地划分若干小类子目，如“史部”设置八个子目，分别为孔孟史志、历代学案、儒林碑传、儒林年谱、儒林史传、学校史志、礼乐、杂史等八目。合三大部类即“三藏”子目门类，共计为“二十四目”。

“三藏二十四目”体例建构，既吸收了我国传统目录学分类的宝贵经验，又成功借鉴了我国 《大藏经》、《道藏》等大型专题丛书编纂的有益方法，同时，根据现存儒学文献全面摸查调研的实际情况，结合儒学研究的现代需要推陈出新，最终形成为一套实用合理、自成体系的创新编纂体例。目前已经完成的《儒藏》“史部”类编274册著述出版，就是这一编纂体例的创新实践成果。

考察《儒藏》史部“八目”分类的著录内容，不难发现，传统的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框架在《儒藏》“史部”编纂中被彻底打破，《隋书·经籍志》有关“史部”繁杂的类目陈规也一概弃之不取，而是根据《儒藏》编纂的实用需要，自创出一套“丛书与类书”相结合的创新编纂体例。如《儒藏》史部“历代学案”之目，将历代众多有关学案的整部著作完整收录其中，具有专题性的“儒学丛书”性质。而《儒藏》史部“儒林碑传”之目，则是在浩如烟海的各类文献典籍中将散见的、零星的、局部的资料辑录汇总，类聚成编，故这一子目又具有专题性的“儒学类书”性质。“丛书”与“类书”互补相融，这一科学合理的编纂方法，使浩如烟海的儒学文献史料各有类编各有所属，形成了 《儒藏》史部“八目”全书庞而有序、慎密严谨的完整框架体系。

《儒藏》编纂体例在其“史部”内容的编排实践运用中，效果甚为良好，非常圆满成功。体量浩瀚且庞杂纷繁的各类史料，通过“八目”框架的有序梳理，不仅从纵向宏观历史的开阔视野展示出儒学发展的渊源流变、传承脉络、流派兴衰及时代特征等总体风貌，而且从横向空间区域及各朝代时间分段方面，展示出儒家文化的博大精深与儒学活动的丰富多彩。

早在2005年首批《儒藏》“史部”50册成果出版问世之际，清华大学著名学者廖名春教授就根据这批《儒藏》成果的既成实例，高度评价《儒藏》工程的编纂体例称：“在现今已有的种种 《儒藏》编纂体例中，最早成型、最为系统、最成熟而且最为切实可行的，是四川大学古籍所的方案。从目前所做的工作来看，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的工作不但做得最早，而且也做得最好。”［1］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周桂钿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报》撰文称：“川大本《儒藏》在编纂方面具有较大创新，它打破了《四库全书》的格式，将经、史、子、集改为经、论、史……突出了儒的内容，使《儒藏》更名副其实。这样的《儒藏》更适合学习和研究，更能反映儒学的真面目。”［2］此外，陕西师大教授刘学智先生也认为：“三藏二十四目的著作体系……是笔者迄今所见到的最为合理科学的儒学类著作的编纂体系。”［3］

总而言之，独具特色、自成体系的一套科学合理的编纂体例，既是《儒藏》全书的重大突破创新之处，也是《儒藏》全书得以圆满完编的重要保证。

（二）内容宏富，文献史料覆盖全面，堪称儒学全史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主流，其文献史料及研究资料经历代层层叠加累积，可谓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但由于在二千五百余年的儒学发展史中，始终没有出现一部以“藏”统率的超大型文献汇编的综合丛书，庞大繁杂的儒学典籍文献被笼统分散杂录于别集、总集、碑文及史部典籍的人物传记之中，致使儒学源流混淆不清，儒人活动及学派传承兴衰轨迹不明，大量儒史文献的资料价值得不到应有的彰显。

川大古籍所 《儒藏》“史部”274册出版问世，结束了迄今为止儒学典籍文献没有系统性、全面性进行专门分类整理的学术遗憾，体量庞杂的儒学文献从此有“藏”所统，依“藏”入序各安其位，分类进入专门的著录体系之中。

另据笔者从川大古籍所获知的消息，在《儒藏》三藏中的“史部”编纂出版的同时，其它两藏即“经部”、“论部”的编纂工作也在加紧进行。目前，“经部”、“论部”数十万页的数字化排版及文字校对已经全部结束，《儒藏》全书已经悉数完编，并将在近两年内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全部出齐。《儒藏》全书预计共600余册，总计约5亿字左右。

就已经排版完编的情况看，《儒藏》全书收录的典籍图书达5000余种，几乎囊括覆盖了儒学文献史料的方方面面。如史部类编中的“儒林碑传”，广搜总集、文集、史志、金石文类及考古文献中的相关史料，汇录各碑传文章四千余篇，涉及传主达三千多人。凡该编碑传资料涉及的历代儒学人物，皆以时代为纲，以生卒年为序，广采慎择，次第胪列，构成了卷帙浩大、全面展示各断代儒学人物文献资料的聚合总汇。再如史部编目中的“历代学案”，将历代有关涉及儒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著述，依朝代顺序一一著录，各类“学案”前后呼应蝉联而下，形成资料齐全、内容丰富，能够全面、系统展示各代儒学发展历史的庞大儒家学术史文献体系。

尤其需要提及的是，在各种文献资料甄别取舍的搜罗荟萃中，不少儒学史料都是第一次被发掘清理而著录入册的。如《孔孟史志》类编中，不少散见于历代各类文献典籍中有关孔子的言行、孔门弟子事迹的零星资料，被分别梳理辑录，荟萃入编于“孔子言行类纂”及“孔子弟子资料类编”等书。又如，在《儒林碑传》的文献资料著录中，很多过去鲜为人知、长期封尘匿迹于墓志、碑文的珍贵儒者史料，也是第一次被挖掘清理，筛选入录而首次昭示于人的。

总之，就当代古籍文献图书的整理而言，《儒藏》全书最突出的贡献或最卓越的成就之一，就是儒学文献资料的积聚汇总规模空前，体量巨大。一部部的典籍垒筑，广采博录的资料渊薮，文献史料的全面覆盖，最终使《儒藏》成为一部自儒学问世以来最为全面系统的集大成儒学全史。

三、《儒藏》编纂的学术价值与文化意义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四川大学古籍所在全国率先提出、率先启动《儒藏》编纂工作之际，就引起海内外学人及社会各界人士的热切关注与期待。2005年，《儒藏》首批成果“史部”类编50册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并在北京举行首发仪式，一时学界震动，海内瞩目，国内多家媒体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华读书报、中国新闻出版报等等，都先后予以报道。其后，随着《儒藏》“史部”274册的不断推出到全书出齐，学界开始由过去的期许等待转向对该书的理性审视和学术评议。

学术界对川大版《儒藏》的评议，涉及传统优秀文化的继承发扬、儒学文献整理的学术功用、儒家思想的当代价值以及《儒藏》编纂对中华文化发展繁荣的重大意义等诸多方面的内容。

首先，学界一致认为，川大版《儒藏》问世意义重大，是近年来我国学术界、文化界、图书出版界可贺可喜的盛举大事。

清华大学著名教授李学勤先生评议说：“川大编纂、出版的这套《儒藏》，是近年来我们学术界的一大盛事，而且也是我们今后在整个文化学术发展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4］中国人民大学著名学者张立文先生则这样评价说：“川大古籍所编纂《儒藏》意义重大，这是中国人，儒家文化圈的人，世界人民的喜事……是利在当代，功在后世，为子孙造福的大事。”［5］

其次，学者们认为，就儒家文献典籍整理的学术价值或当代古籍图书整理的文献学价值而言，《儒藏》的出版具有非比寻常的划时代意义。

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吴光先生认为：“川大版《儒藏》的编纂出版，是对五千年中华文明史和两千五百年儒学史文献的大展示。”［6］北京师范大学李景林教授撰文称：“川大《儒藏》出版，不仅与佛、道二《藏》势成鼎足，结束弥补了儒家无《藏》之缺憾，也为儒学的当代重建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和文献基础。”［7］台湾元智大学詹海云教授论及《儒藏》的文献图书价值云，《儒藏》是“用图书建构的儒学大厦”，将“成为图书馆与个人案头必备的大型学术数据库”［8］。

由于《儒藏》构筑了目前最大的儒学史料集成，因而不仅对学界具有提供第一手研究资料的重大史料价值，而且对研究诠释儒家典籍本身，也有其重要的文献价值意义。作为 “千古儒学第一藏”，《儒藏》“史部”全书的出版，不仅为当代大型古籍图书整理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经验借鉴，而且这一煌煌巨制274册“史部”成果本身，就足以使之成为当代大型文献图书整理的标杆典范。

再次，《儒藏》的编纂出版具有不可低估的文化现实意义。

当前，我国正在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对核心价值观的建构弘扬，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中华民族的复兴，离不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厚重历史支撑，离不开社会主义大文化建设事业的繁荣发展。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曲阜考察时曾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9］民族自强需要文化自信，民族复兴需要文化繁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前人的思想智慧，承载着民族的精神追求。通过《儒藏》编纂对儒家文化典籍进行规模空前的整理、保护，通过《儒藏》工程大张旗鼓地挖掘、阐述、传承优秀的儒家文化思想，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文化自强的历史营养及精神动力，让传统儒学在新的历史时代与时俱进地服务社会，从这个意义上，《儒藏》的编纂是“中华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10］，是当代中国“弘扬国学的标志性事业”［11］。换言之，立足大国崛起的时代需要，《儒藏》的编纂不仅是当代社会主义大文化建设的宏伟工程，而且也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促进中华民族繁荣发展的重要内容。

如果立足跨越时空的更开阔视野，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精髓部分，儒学不仅是古代的，也是当代的，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中国儒学很早就突破区域疆界跨出国门，形成了东南亚儒学文化圈。今天，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孔子学院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出现，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开始关注中国，为深入了解中国而努力学习中国文化。在如此一个多元文化互相适应、相融共生的国际大环境中，儒学作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一张古朴典雅的优质名片，愈来愈发挥着它的独特魅力和文化交流功能。从这个意义上，《儒藏》作为承载儒家智慧、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前无古人的宏伟文化工程，其跨越时空的文化意义，是没有范围限制的。

[1]廖名春.为往圣继绝学，集儒史之大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9):p3～5.

[2]周桂钿.北大本与川大本《儒藏》之比较[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9-5(B03).

[3][6][7][8]四川大学.儒藏资料汇编[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p27,p21,p24,p40～41.

[4][5]发展蜀学传统，开展儒学研究——“四川大学《儒藏》工程”笔谈摘要[J].四川大学学报,2005(6):p6～7.

[9]民族伟大复兴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N].光明日报,2013-12-4(01).

[10]张立文.中华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9):p2.

[11]李学勤.弘扬国学的标志性事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9):p1.

Research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Ancient Books Compiling and Collating of Ruzang

Huang Yongjia
(Library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Chengdu Sichuan 610066,China)

The earliest compiling work of Ruzang is put forward and carried out by Institute of Classical Studies of Sichuan University.After nearly 20 years hard work,great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274 volumes of Shibu have been published which contains a total of 150 million words.The Shibu makes a new system with plenty of document literature,clear content,complete sequence and innovative style.As the first complete Confucianism series throughout the history,Ruzang possesses itself immeasurable academic history value and culture value.

Ruzang;Confucianism;ancient documents;Institute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Studies of Sichuan University

G256

A

1671-6639(2016)02-0073-05

2016-03-16

黄永嘉（1986-），女，四川师范大学图书与档案信息中心助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