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慧月

(河南理工大学文法学院，河南焦作454000)

左思《三都赋》晋人旧注略论

杜慧月

(河南理工大学文法学院，河南焦作454000)

左思《三都赋》的晋人旧注有张载、刘逵、卫权、綦毋邃四家，这些在唐前单行的注本后被唐人《文选》注吸纳，原注渐次亡佚，唐钞《文选集注》便成为认识晋注的重要媒介。诸家晋注各有特点，又皆具有无征不信的精神，和《三都赋序》所言的征实作风一致。对晋人旧注的考察，促使我们再次思考《世说新语》注中提出的《三都赋》左思自注说。

《三都赋》;晋人旧注;《文选》

一、引言

西晋博物之学盛行，郭璞注《山海经》、《尔雅》、《子虚上林赋》，张华撰《博物志》，目力穷于四极八荒，都昭示着这个重新一统山河的新王朝的新气象，汉赋的大一统精神由此也在这个时代再次复活。左思《三都赋》作为京都大赋的典范之作，表面上是班固《两都》、张衡《二京》的流裔，但在形式和精神上都分明是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的翻版①左思《咏史》其一：“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其四：“言论准仲尼，辞赋拟相如。”“准《过秦》”、“准仲尼”当有倡“宣汉”、“大一统”之意，《子虚上林赋》以此为旨归，《三都赋》本之。皇甫谧序即称其“因客主之辞，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如同司马相如抑齐、楚而扬大汉，左思则抑蜀、吴而扬魏。晋承魏统，平吴又平蜀，从齐地来到洛阳的左思，在精神上迅速和中原的汉魏旧族合拢，对大一统的弘扬成为《三都赋》奇珍异兽琳琅满目背后的思想内核。冷僻字词的驱遣，需要博学的读者；罕见物象的罗列，需要博物的视野。为汉大赋作注，是晋人对大汉精神继承的方式；而为当朝赋作作注，则是其文化自信的体现。据说，左思自己开启了为其《三都赋》作注的历史。之后，晋人张载、刘逵、卫权、綦毋邃都有《三都赋》注。从最初的“洛阳纸贵”到当朝文人学者踵续作注，至梁昭明太子《文选》的时代，《三都赋》早已完成其经典化的历程，而且覆盖了它的一个源头——可谓《京都赋》先声的扬雄《蜀都赋》——的影响。

被收入《文选》之后，《三都赋》逐渐失去了文本的独立性，在宋代以后的《文选》刻本中，晋人旧注也逐渐成为唐人注释的一部分。而《文选集注》残卷的发现，则又为我们揭开了晋唐诸家注释的真面目。晋代赋注兴盛，李善注《文选》征引的晋人旧注，因而也颇为不少②参见：王立群.从左思《三都赋》刘逵注看北宋监本对唐抄本《文选》旧注的整理[J].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1).张珊.《文选》赋类李善注所收旧注解题[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0(6).。《隋书·经籍志》集部总集类“《杂赋注本》三卷”下小注：“梁有……张载及晋侍中刘逵、晋怀令卫权注左思《三都赋》三卷，綦毋邃注《三都赋》三卷，……亡。”［1］刘逵注《蜀都赋》《吴都赋》、张载注《魏都赋》，为李善所征引，“并于篇首题其姓名。其有乖缪，臣乃具释，并称臣善以别之”［2］，惟因后世以李善注与五臣注合刻，以致注家题名多有舛漏，待李善注从六臣注中分出，便只在《三都赋序》、《吴都赋》篇首标

明“刘渊林注”，《魏都赋》注者题名则完全被埋没了；而六臣注和六家注本则径以张载注为刘注 （綦毋邃注也被误题为刘注）①参见：熊良智.试论韩国奎章阁本《文选·魏都赋》注者题录的有关问题[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6).。《文选集注》的发现澄清了“刘逵注《吴》《蜀》，张载注《魏都》”的事实②《文选集注》卷八《蜀都赋》“刘渊林注”下陆善经注：“臧荣绪《晋书》云：‘刘逵注《吴》、《蜀》，张载注《魏都》。’綦毋邃序注本及集题云：‘张载注《蜀都》，刘逵注《吴》、《魏》。’今虽列其异同，且依臧为定。”，且在《吴都赋》集注所引《钞》中保存了部分卫权注、《三都赋序》陆善经注中保存五条綦毋邃注，使我们通过唐注看到了晋注的残影。

二、左思自注说

《晋书·左思传》云：“左思字太冲，齐国临淄人也。……造《齐都赋》，一年乃成。复欲赋三都，会妹芬入宫，移家京师。”［3］王隐《晋书》载左思少学书、琴皆不成，其父雍称“思所晓解，不及我少时也”，“思乃发愤造《齐都赋》，一年不出户牖”［4］。显然，《齐都赋》是《三都赋》的前奏。此赋虽仅剩残文，但左思赌气发愤逞才的劲头是一以贯之的。少时不为父亲所许，至洛阳又不为权贵所许，左思急切需要证明自己的能力。虽谢天才，且表学问，西晋文坛繁缛绮靡的风尚为其找到了一个出口。然而，《三都赋》毕竟气象磅礴，不似《齐都赋》是偏于一隅的诸侯之文，所以，左思“构思十年，门庭藩溷皆著笔纸，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所见不博，求为秘书郎”［5］，以做学问的方式写辞赋，把汉大赋的雍容博雅发展到了极致。这样的作品，自然需要以钻研学问的方式去阅读。左思似乎已有预见，在完成辞赋之后，亲自为《三都赋》作了注。

这一说法源自《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思别传》：“刘渊林、卫伯舆并蚤终，皆不为思《赋》序注也。凡诸注解，皆思自为，欲重其文，故假时人名姓也。”［6］后人颇疑其说，如王士祯《古夫于亭杂录》三云：“按太冲《三都赋》，自足接迹扬、马，乃云假诸人为重，何其陋耶！且西晋诗气体高妙，自刘越石而外，岂复有太冲之比？《别传》不知何人所作，定出怨谤之口，不足信也。”［7］但赋作卓绝是一回事，是否假他人自重是另一回事。何况左思功名心强，为在洛阳立足，曾攀附贾谧为“二十四友”之一，且在其举荐之下任秘书郎，得以博览群籍，为《三都赋》的创作奠定了基础。作赋时亦曾咨访于张载、陆机，赋成后又求序于皇甫谧、张华，不是冀望权贵和贤达的奖掖么？左思本是齐国庶族出身，而秘书郎在西晋时是清要之职，应该说，作《三都赋》时他已然跻身于洛阳新贵了。或许正因此，左思非常渴望京城权贵的承认，而这又影响到《三都赋》以魏为主的思想主旨。此情此景，牺牲十年的光阴以成全其功名之想，就其人格心理而言，假人以自重当非没有可能。钱锺书《管锥编》引左思《魏都赋》“周轩中天”一节张载注斥王褒、扬、班、张诸赋之失，而美左赋之独得云云，言其“指摘甚当，而抉发文心意匠，于全注殊为破体。……此段注文果类作者恐读者着眼或未分明，而不惜卷帘通一顾也”［8］，认为只有作者方能得此文心之幽微，推断注文出自左思之手，颇有道理。

三、张载注

根据前揭《世说》注引《思别传》，“凡诸注解，皆思自为”，则《隋志》所载诸家注又当如何解释呢？左思或许确有自注之举，但张载等曾注《魏都赋》似亦难以否认③左思、张载生年均不详，据今人考证，似皆在曹魏嘉平年间（249-254），二人年龄相仿，但左思作《三都赋》时张载文名更大，张载为《魏都赋》作注可能不合情理，然史料无征，只能存疑。。臧荣绪《晋书》曰：“张载，字孟阳，武邑人也，有才华。起家拜著作佐郎。”［9］武邑为冀州安平国属县，张载从郡国到洛阳，起家即受知于司隶校尉傅玄，而为著作佐郎，这是和秘书郎相似的清要之职，专掌史任。以此，张载当谙熟北方史事，为《魏都赋》作注，颇合乎其身份。在对当代政权正统性的宣扬上，他与左思亦不谋而合。其“至蜀省父，道经剑阁，载以蜀人恃险好乱，因著铭以作诫”［10］，《剑阁铭》使张载名声大噪，左思曾咨访蜀事于他，而其作品中的政治寓意，想必左思也是认同的吧。

李善征引的张载《魏都赋》注，在不同版本的李善注中虽有文字详略异同，但张载注的特色还是比较分明的，即长于史学，尤其是地理、都邑之学。

其一，张载虽亦辨明章句训诂，但在引书时常常大段节录，详于古史轶事，与李善摘引有异。如注“干木之德自解纷”引《吕氏春秋》，注“亲御监门，嗛嗛同轩”引《史记》，注“张仪、张禄”引《史记》等。

其二，古史轶事之外，张载注特重近代史事及职官、礼仪、祥瑞等，以史之实济文之虚。注史事者，如“英喆熊豪，佐命帝室”，注以建安二十三年鄢陵侯曹彰大破叛胡事［11］。注礼仪者，如“藉田以礼动，大阅以义举”，注云：“建安二十一年三月，魏武帝亲耕藉田于邺城东。建安二十二年十月甲午，治兵，上亲执金鼓，以诏进退”［12］。

其三，张载注中明辨地理、都邑、宫室、河渠者俯拾皆是，其征引古地理书如《尚书·禹贡》、《山海经》、《汉书·地理志》、《汉书·沟洫志》者姑不论，不言出处之注文尤详于宫室都邑，读之宛若身临其境，最能见出征信的特色。如“三台列峙以峥嵘”，注云：“铜爵园西有三台，中央有铜爵台，南则金虎台，北则冰井台，有屋一百一间。金虎台有屋一百九间。冰井台有屋百四十五间，上有冰室。三台与法殿皆阁道相通，直行为径，周行为营。建安十五年作铜雀台。”［13］“其府寺则位副三事”，注云：“当司马门南出，道西最北东向相国府，第二南行御史大夫府，第三少府卿寺。道东最北奉常寺，次南大农寺。出东掖门正东，道南西头太仆卿寺，次中尉寺。出东掖门，宫东北行北城下，东入大理寺。宫内大社西郎中令府。城南有五营。”［14］

左思作赋、张载作注之时，后赵石虎尚未迁都至邺，二人虽有可能亲历其地，像这些对邺都殿门、台阁等方位明晰的叙述，连房间数目都历历可查，若非有宫殿簿之类的书籍参看，不可能如此细致入微。左思《三都赋序》云“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正文和注文参看，确实有史家之风范。尽管“词赋之逸思放言与志乘之慎稽详考，各有所主”［15］，左思在作赋时抑制不住辞赋家诡激夸大的冲动，和其赋序中的标榜相违，但求实征信确实是其刻意追求的目标，否则注文也不会在实证上用力了。

四、刘逵注

刘逵注《蜀都赋》《吴都赋》，在北宋监本及其后的李善注单刻本和李善、五臣注合刻本中，混入了他家注释，如綦毋邃注①参见：王立群.从左思《三都赋》刘逵注看北宋监本对唐抄本《文选》旧注的整理[J].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1).。李善注从合刻本中离析出来之后，刘逵注不标注者名，又有与李善注混而不分的情况。今存唐钞《文选集注》有《蜀都赋》《吴都赋》二篇，其中比较完整地保存了刘逵注的原貌，故考察李善征引之刘逵注，当以《文选集注》为本。

《晋书·左思传》载有刘逵序，称《三都赋》“非夫研核者不能练其旨，非夫博物者不能统其异”，曰“世咸贵远而贱近，莫肯用心于明物”［16］，可见刘逵注是以“明物”见长的。“物”即方物，指方土所生之物，乃是地方政权向中央述职进贡以表忠诚的象征。据《三都赋》的意旨，蜀、吴是要向魏-晋称臣的，因此淋漓尽致地渲染蜀、吴二国的方物，胪列其鸟兽虫鱼，看似夸耀地方财货之富，实则是在政治和道德上对其进行贬抑。《魏都赋》详于宫室都邑、职官礼仪，显然是具有政治正统性的政权才有资格如此炫耀；而《蜀都赋》《吴都赋》详于方物，二国注定向魏-晋称臣，富饶的物产往往成为被攻伐的原因②刘逵注“邛杖传节于大夏之邑，蒟酱流味于番禺之乡”，引《汉书》曰：“感蒟酱、竹杖，则开牂柯、越嶲也。”，其方物越富有，便意味着魏-晋越富有。但是，对于蜀、吴方物铺采摛文的描绘和彰显，客观上还是给读者以物产丰饶生命力蓬勃的印象，这样方物财货（经济）某种意义上对宫室都邑（政治）构成了一种冲击，使《蜀都赋》《吴都赋》和《魏都赋》之间产生巨大的张力，不免造成大赋常有的“劝百讽一”的效果。

在一百七十五条刘逵注中，无论是训诂还是引书，对于方物的解释比比皆是。刘逵注的引书别具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其一，多引扬雄著述，尤其是 《蜀都赋》（十一条）。此外又有《方言》（四条）、《法言》（二条）、《太玄经》《蜀王本纪》《羽猎赋》（各一条）。扬雄《蜀都赋》可谓京都大赋的滥觞，但可能由于《三都赋》的声名盖世，以致扬雄之作被遮蔽了，其较为完整的作品始见于宋人编《古文苑》，因此后人颇疑扬雄《蜀都赋》为伪作。刘逵注不仅与其他晋唐古注、类书一起证明了扬雄之作非伪，而且揭示了左思赋作的语辞渊源，如“带二江之双流”本扬雄“两江珥其前”，“黄闰比筒，嬴金所过”本扬雄“筒中黄闰，一端数金”，更直接的袭用则有“江珠瑕英”本扬雄“瑕英江珠”，“北指昆崘”本扬雄“北属昆崘”等。

其二，多引班固《汉书》。引书义例不一，或单称篇名如《地理志》、《货殖传》，或仅言《汉书》曰、班固曰，或并题书名篇名如《汉书·律历志》。核以《汉书》篇目，刘逵注引文分别见于《地理志》（六条）、《叙传》（四条）、《司马相如传》《货殖传》（各三条）、《食货志》《礼乐志》《律历志》《天文志》《项籍传》（刘注称《项羽传》）《张骞传》《韦贤传》《公孙贺传》《贾捐之传》《扬雄传》《西域传》（各一条）。西晋时《汉书》已广泛流行，至隋唐之际形成所谓“《汉书》学”，为后起的“《文选》学”奠定了基础。有学者总结“《汉书》学”的特征有三：注音、释义为主，著书、授徒并举，抄撮、抄撰盛行③参见：肖瑞峰,石树芳.“汉书学”的历史流程及其特征[J].清华大学学报,2013(4).。这三点在隋唐之际的“《文选》学”中皆能找到。当时，《三都赋》已主要随《文选》而流传，隋唐之际的《三都赋》注亦是“《文选》学”的一部分，诸家之“《文选》学”皆与当时之“《汉书》学”相生相息。然而，因为刘逵注的存在，我们又可以窥见“《汉书》学”以引文为主的早期形态。与《汉书》的兴盛相比，《史记》在晋代的影响还颇为低微，《史记》之名亦确定未久，刘逵注仅有一处称《史记》者（注“金溢磊砢”引《史记·虞卿传》），又有一处称“史迁述《蒙恬传》”（注“临谷为塞”引），其他仅有的数处或称篇名如《张仪传》、《蔡泽传》，或称人物姓名如张仪曰、苏秦曰，在晋人眼中《史记》与《汉书》孰轻孰重，从刘逵注引书便可一目了然。

其三，多引“异物志”，尤集中于《吴都赋》注中。“异物志”是汉唐之间一类专门记载周边地区及国家新异物产的典籍，据考察，见于史志著录和他书征引的“异物志”共有二十二种之多①参见：王晶波.汉唐间已佚《异物志》考述[J].北京大学学报（国内访问学者进修教师论文专刊）,2000.。这些著作大多产生于南方，尤其是岭南地区，因此刘逵注的征引亦主要体现于《吴都赋》一文。刘逵注引有《异物志》（九条）、谯周《异物志》（二条）、薛莹《荆扬以南异物志》《南裔志》（各一条），其中唯谯周《异物志》见于《蜀都赋》注。由于左思赋作中铺陈的名物鳞次栉比，刘逵注几乎遍释诸物，故其自注与所引“异物志”往往难明起讫。如“狖鼯果[猓]然，腾趠飞超”，刘逵注曰：“《异物志》曰：狖，猨类也，露鼻，尾长四五尺，树上居，雨则以尾塞鼻孔，建安临海皆有之。鼯，大如猨，肉翼，若蝙蝠，其飞善从高集下，食火烟，声如人号，一名飞生，飞生子故也，东吴诸郡皆有之。猓然，猨狖类也，居树上，色青赤有文，日南、九真有之。”［17］若《异物志》仅释“狖”，则对“鼯”、“猓然”的解释当出自刘逵之手，但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来看，这些记载若无文献依据，或亲身闻见，着实难以杜撰，而这些方物涉及地域颇广，亲身闻见的可能性不大。刘逵注既以引书为重，若有文献依据不会不注明，因此，不妨作一大胆推测：前引文字皆出《异物志》。由此，一个有趣的问题产生了：《吴都赋》中对方物的描绘难道逐字逐句是以《异物志》为本的么？同样的例子在刘逵注中还有很多，注释这些草木虫鱼，刘逵注均以“《异物志》曰”起始，似乎其下全为《异物志》文，左思《自序》云“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正文与注文之间由此而具有了奇异的互文性。这种注文和赋文相应的情况不仅存在于刘逵引《异物志》，也存在于其他数种“异物志”类著述之中。不是因文而作注，而是据注而生文，且赋和注中对方物铺叙的次第也是完全相同，确实令人诧异！

注者一一为《吴都赋》所叙方物在“异物志”中找到文献依据，不能不令人生疑，这又回到了刘逵注是否为左思自注的问题。左思据“异物志”创作《吴都赋》，又假托刘逵注明出处，有无这种可能？《文选集注》引陆善经注曰：“刘逵，自尚书郎为阳翟令，与傅咸、陆机、杜育同时。”［18］则其与左思、张载之年相差亦当不远。据前引《隋书·经籍志》，刘逵为晋侍中②《文选集注》卷八《蜀都赋》“刘渊林注”下引李善注，其中亦曰：“阮孝绪《七录》曰：刘逵，字渊林，济南人，晋侍中。”。侍中之职本掌傧赞威仪，驾出则护驾陪乘，登殿则备切问近对，晋时成为朝廷要职，比中书监、中书令地位高，甚至已具有宰相的权限。若刘逵注出于左思假托，则似借重其权位。然而，和对张载注真伪的怀疑一样，毕竟孤证难为定说，只能暂付阙疑。

五、卫权注

前引《隋志》载有卫权注《三都赋》。《三国志·魏书·卫臻传》裴注引旧事及《傅咸集》：“（卫）楷子权，字伯舆。……权作左思《吴都赋》叙及注，叙粗有文辞，至于为注，了无所发明，直为尘秽纸墨，不合传写也。”［19］这是晋人对卫权“叙”（序）和“注”的评论。卫权“叙”略见于《晋书·左思传》，“注”早已失传，散见于唐钞本《文选集注》中《钞》的征引。《文选集注》卷九《吴都赋》中的《钞》，注文中偶有“卫子曰”云云，“卫子”即西晋的卫权。问题是，残存的卫权注只有二十一条③案条数以《钞》所释的正文而计，部分条目中“卫子曰”两见，均视作一条。另，《文选集注》刘逵注有一条“卫瓘[权]曰”云云，当为《钞》文误窜于刘逵注下。参见：唐普.左思《三都赋》卫权注校考[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1).据唐普文，周法高于1956年已发表《吴都赋卫权注辑》，然讹漏颇多。，仅见于《吴都赋》注中，与《三国志》裴注相合，但《晋书·左思传》载卫权序曰“聊藉二子之遗忘，又为之《略解》”［20］，言其在张载、刘逵注的基础上作简注，那么，其注自然当包括《魏都赋》和《蜀都赋》了。文献无征，如今，我们只能从《吴都赋》的残注中管窥卫注的特点④因为卫注散见于《钞》中，多难明起讫，欲判断何为卫注，须知《钞》引卫注之义例。：

其一，与其“略解”之名相应，卫注颇简，似无引书⑤残存卫权注中，仅有一条言出处者，但与引书亦不同，即“趫材悍壮，此焉比庐，捷若庆忌，勇若专诸”，“《钞》曰：卫子曰：趫，使也。悍，勇也。比卢谓勇果之士，……出《史记》”。，与张载、刘逵注皆异。如“尔乃地势坱圠，卉木镺蔓”，《钞》曰：“坱圠，卫子曰：升降高下也。又曰：镺，草木无叶也。《尚书》注：少长曰镺。蔓，延长也。”［21］从《钞》引“卫子曰”来看，大多先列所释之辞，而后节引其文，故其中夹杂的引书皆非卫权原注。最典型的例子是“东西胶葛，南北峥嵘。房栊对榥，连阁相经。阍闼谲诡，异出奇名。左称弯崎[碕]，右号临硎”［22］句，卫注仅释“胶葛”、“峥嵘”、“阍”、“闼”、“异出奇名”、“弯碕”、“临硎”诸词，其间夹杂征引《鲁灵光殿赋》、《释名》、《说文》、《尔雅》等。

其二，注重疏通文义。如“隐赈崴嵬衣，杂插幽屏，精曜潜颎，硩陊山谷”，“卫瓘[权]曰：杂臿幽屏，精耀潜颎，言虽生于幽屏，然光潜颎也”［23］。然而，正因为卫注以疏通文义为重，对于那些文义显豁的句子，便常常无端堆砌，以不解作解，如“斯寔神妙之响象，羌难得而覙缕”，《钞》引卫子曰“斯皆神妙之响像，故难得而覙缕委细”，有学者便指出其“虽为略解，但实合《魏书·卫臻传》裴松之注‘了无发明，直为尘秽纸墨，不合传写’之评”［24］。不过在这些地方，卫注也会略作点染，有向辞章之学发展的倾向，如其注“旭日晻”，曰“旭日，日初出也。言望之荫蔚，如昏暮之暧暧，初晨之也”［25］。后世的五臣注与卫注何其相似！

《钞》的注释风格兼具文献派与辞章派之长，既有李善引书的周详，又有后来五臣对疏通文义的看重，因此在引书的字里行间，训诂字词、疏通文义之时，偶引“卫子曰”，可见其对卫注的认可。由此，被晋人加以讥评的卫权注凭借《钞》的零星征引，竟得以存世至今。

六、綦毋邃注

《文选集注》之《三都赋序》题下陆善经注曰：“旧有綦毋邃注。”［26］《蜀都赋》“刘渊林注”下陆善经注有“綦毋邃序注本及集题云”［27］之语。綦毋邃在李善注和五臣注中皆不见其名，但其注文在传世的刻本中却有保存，只是被混入李善征引的刘逵注中，《文选集注》的发现使我们得以重新认识綦毋邃注。在《文选集注》卷八《三都赋序》的注文中，保留了五条綦毋邃注，罗国威、王立群先生皆有辑论。罗国威据臧荣绪《晋书》、《隋志》、《通典》等考证綦毋邃为东晋人，言其大约生活于东晋成帝至孝武帝年间，较刘逵、张载约晚五六十年，哀帝时或官祠部，章太妃卒，上疏驳尚书奏章太妃服议，其著述见于著录者有 《列女传》七卷、《孟子注》九卷、《二京赋音》二卷、《三都赋注》三卷，并从《三都赋注》残存的吉光片羽中，总结出其注已兼备阐析文义、训释语词、指明用典等古注的三大要素①罗国威.左思《三都赋》綦毋邃注发覆[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4(6).文中言綦毋邃注运用征引的训诂方式，开裴松之《三国志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乃至李善《文选注》之先声，实则张载注、刘逵注已然，刘逵注尤以引书擅长，见前文论述。。王立群则从版本流传入手，探讨了綦毋邃注混入刘逵注的原因，认为綦毋邃注经过北宋天圣监本《李善注文选》的特殊处理，而逐渐演变为秀州本、明州本、奎章阁本、赣州本、建州本及尤刻本等诸宋刻《文选》的刘逵注，并推测除了单独流传的綦毋邃注外，保存綦毋邃注者当是唐代的陆善经注本②王立群.从綦毋邃注看唐写本至宋刻本《文选》注释的演变[J].文献,2004(3).。

七、结语

综上所述，左思《三都赋》的晋人旧注有张载、刘逵、卫权、綦毋邃四家，这些注本后被唐人《文选》注所吸纳，原注也渐次亡佚。阅读这些晋人旧注，必须通过唐人《文选》注，如李善注、《钞》、陆善经注等，而后二者仅存于唐钞《文选集注》，所以《文选集注》便成为我们跳出宋刻而以唐钞认识晋注的重要媒介。

诸家晋注各有特点，如张载注长于地理、都邑之学；刘逵注长于解释方物，引书亦多引汉晋“异物志”；卫权注似无引书，而注重疏通文义等。其中有学术风格的差别，也有注释对象不同而造成的差异。整体而言，这些晋注具有无征不信的精神，和左思《三都赋序》所言“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的征实作风一致。同时，无论是修辞上张载注对赋作文心的揭示，还是文献上张载注邺都城邑、刘逵注引“异物志”与赋文遣词造句的暗合，都促使我们再次思考《世说新语》注中提出的《三都赋》左思自注说。这一仅有孤证的悬案，在被学者反复辩诬之后，是否还有重新探索的空间？

[1][唐]魏征等.隋书（卷三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3. p1083.

[2][唐]李善注.文选·西京赋[M].中华书局影印本,1977. p36.

[3][5][16][20][唐]房玄龄等.晋书·文苑·左思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p2375～2376,p2376,p2376,p2376.

[4]北堂书钞（卷一〇二引）[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7]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2007. p292,p296.

[8][15]钱锺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p990～991,p1152.

[9][唐]李善注.文选·七哀诗[M].中华书局影印本,1977. p329.

[10][唐]房玄龄等.晋书·张载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 p1516.

[11][12][13][14][唐]李善注.文选·魏都赋[M].中华书局影印本,1977.p106,p105,p100,p102.

[17][21][22][23][25][26][27]周勋初纂辑.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卷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p148～149,p133, p181,p163～164,p145,p3,p13.

[18]周勋初纂辑.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卷八）[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p13.

[19][晋]陈寿.三国志（卷二二）[M].北京:中华书局,1959. p649.

[24]唐普.左思《三都赋》卫权注校考[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1).

On the Jin Dynasty’s Annotations of San Du Fu Written by Zuo Si

Du Huiyue
（School of Humanity and Law He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Jiaozuo Henan 454000,China）

The annotations on San Du Fu written by Zuo Si have four editions,which were respectively fulfilled by Zhang Zai,Liu Kui,Wei Quan,Qi Wusui,the scholars in Jin Dynasty.All of them were absorbed in the annotation of Wen Xuan by the scholars in Tang Dynasty.Thereby,the original annotation gradually lost.The manuscripts version Wen Xuan Ji Zhu in Tang Dynasty has become the important media that can be used to recognize and identify the annotation in Jin Dynasty.Each annotation in Jin Dynasty has its characteristics,but they all pursue the spirit of truthfulness,“being not credible unless supported by evidence”,which is accordance with the spirit “graining levies”in Preface of San Du Fu.The research on the annotations by the scholars in Jin Dynasty,will impel us to think about the viewpoint that it was Zuo Si who annotated San Du Fu himself put forward in the annotation of Shi Shuo Xin Yu again.

San Du Fu;the annotation by the scholars in Jin Dynasty;Wen Xuan

I207.22

A

1671-6639(2016)02-0051-06

2016-05-24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魏六朝集部文献集成”（项目编号13&ZD109）的阶段性成果。

杜慧月（1979-），女，河南理工大学文法学院中文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