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丹丹

(金陵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江苏南京211169)

辛克莱《屠场》中移民家庭的价值抉择

秦丹丹

(金陵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江苏南京211169)

作为对美国大工业时期移民生活的血泪书写，《屠场》再现了不同价值取向之间的碰撞，以约吉斯为代表的移民家庭在异域文化冲突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择取 《屠场》中约吉斯一家所经历的大事件——家族的婚礼、家族的求生以及家族的解体，结合克拉克洪-斯乔贝克价值取向理论中的相关维度分析这三桩家族大事，从文化差异的角度解读约吉斯家族命运浮沉的根源，从而能够洞悉美国社会进步主义时期深刻的人文危机。

《屠场》；克拉克洪-斯乔贝克价值取向理论；美国社会转型期

20世纪初期的美国，正经历着一个前所未有的非常时期。在资本经济不断膨胀和垄断寡头盘剥压榨的双重压力下，一个光怪陆离的社会诞生了。生产模式的变革带来了巨额的产值和利润，史无前例的社会发展吸引了源源而至的移民。为了逃避穷困，怀揣发家梦的东南欧移民蜂拥而至，成为附属于美国工业机器的工资奴隶。然而，付出与所得的严重不对等让他们感到了空前的失落，“给工业巨头和铁路大王带来财富的复杂情形，也给广大民众带来了无措的社会和经济难题”［1］。在如火如荼的黑幕揭发运动（Muckraking Movement）催生下，代表作家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写下了《屠场》（The Jungle 1906）这部振聋发聩的现实主义小说，这是20世纪初一个普通立陶宛移民家庭赴美后对垄断资本发出的血泪控诉，书中曝光的美国肉制品加工行业的种种内幕骇人听闻，引发了公众对食品安全和卫生的强烈反响。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美国国会在1906 年6月30日当天通过了两部联邦法案：《纯净食品与药品法》和《肉制品检查法》，并建立了以化学家威利博士（Dr.Wiley）为首的十一名专家团队，形成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雏形。一个多世纪以来，评论界对这部名噪一时的小说毁誉参半，在肯定其卓著的社会影响力的同时，评论家也纷纷指出其潜在的硬伤，如过于简单的人物刻画、程式化的情节布局、过于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等等［2］。然而，撇开对《屠场》艺术造诣深浅的讨论不谈，这部小说最初得以声名鹊起，是源于作者揭露时弊、呼吁改革的胆识以及他的新闻体书写引起的社会效应，这部小说已成为美国进步主义时期（the Progressive Era）托拉斯工业社会种种矛盾的照妖镜，更是这一重要历史时期为数不多的反映移民生活的经典小说。

《屠场》讲述的是立陶宛农民约吉斯一家老小带着对美国社会幼稚的认知，在发家致富这一梦想的驱动下，懵懵懂懂地举家迁徙到美国芝加哥屠场的故事。尽管他们的发财梦在到达美国后的几天内瞬间破灭，但屠场里热火朝天的现代化生产吸引了他们，于是，这些怀揣梦想的移民走进了资本主义的血汗工厂，开始了他们被工业托拉斯控制的悲剧人生。初来美国，这个移民家庭共有“五个成年人、六个孩子，还有半大不大的奥娜”［3］，他们付得起买房的首付款三百块，每个月的按揭付出去后，“他们还能剩下八十五块——如果安东纳斯老爹找不到活儿干，

就是七十块钱——完全可以养活十二口人”［4］，只需要约吉斯、约纳斯和玛利亚三个人工作，孩子们可以上学读书，妻子奥娜和两位老人可以呆在家里。由此可见，这个初来乍到的移民家庭是具有一定物质基础的，他们的生活本应该是充满希望的。正如社会学家所指出的，在进步主义时期，“移居国外吸引的是那些有手段追求解决经济难题的精力充沛的个体，而不是那些绝望或沮丧的人”［5］。然而，奉行丛林法则的屠场并没有给予这个远道而来的移民家庭多少优待，日复一日的高压劳作仍不能让这个家庭维持起码的生计。厄运接踵而至，安东纳斯老爹、约纳斯还有小斯塔尼斯洛伐斯被非人性的工业化生产敲骨榨髓，最后死于非命，约吉斯身陷囹圄，奥娜惨遭凌辱死于难产，唯一的幼子溺水而亡，剩下的老弱病残只能靠被逼为娼的玛丽亚的收入艰难度日。以约吉斯一家的苦难为主线，《屠场》同时揭示了20世纪初美国社会的种种腐败现象，“从城市的贪污受贿和公司的违法行为到房地产的欺诈和操纵，这些都发生在贫穷、目不识丁的移民的家里和工作中”［6］。在这部反映20世纪初东欧移民在美国城市工业大潮中艰难求生的小说里，移民来美的约吉斯一家发现他们的价值取向与美国的主流价值取向频繁地发生碰撞，价值观的差异带给遭遇跨文化冲击的社会底层移民难言的迷惘和无边的苦楚。本文试图还原小说的时代语境，关注以约吉斯为代表的移民家庭的价值抉择，从价值取向维度揭示美国进步主义时期深刻的人文危机。

文化价值是跨文化交际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文化价值是一组代表人们所期望或希望，所求或所禁的法则，它是人类用来解决文化所碰到的问题与如何作决策的依归”［7］。文化研究者们发现，“价值不是感官可以直接看到、闻到或摸到的，而必须从观察实际生活，包括语言的使用、育婴、社交行为、神话故事、法律等方面，才能归纳出来”［8］。为了获取某一特殊文化里其文化内涵与行为指标的资讯，他们将文化价值观具体到 “文化价值取向”（cultural value orientation）层次，以便运用实证的方法来比较不同文化之间的价值差异。

最早提出“价值取向”概念的是克拉克洪和斯乔贝克这两位哈佛大学跨文化研究的先驱学者，他们把价值取向定义为一个社会用来解决普世性问题的方法，认为通过实证法研究，可以从人们的行为方式上察觉（behaviorably observable）其价值取向［9］。在克拉克洪-斯乔贝克的价值取向理论 （Kluckhohn& Strodtbeck value orientation theory）中，他们提出了人的本质(human nature)、人与自然的关系(man-nature)、人生时间定向(temporal focus)、人类行动形态 (modality of activity)以及人与人的关系(human relations)这五项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普世性问题，对每一个普世性问题，他们都提供了三种解决方法，这就是价值取向。克拉克洪-斯乔贝克的价值取向理论具有极大的应用价值，以后不同学者发展出的文化价值取向模式几乎都以这个模式为基础。

辛克莱在《屠场》这部小说中以移民作为其文学再现的主要对象，关注作为弱势群体的移民在美国资本主义垄断时期的生存状况。国内辛克莱小说研究专家胡碧媛曾注意到《屠场》中婚礼的举办和房宅的购买这两个消费异化行为，指出“移民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所面临的文化和价值观转型等都在移民的消费习惯与消费模式这一符号化表征中有所体现”［10］。其实，这个移民家庭除了在消费理念和消费行为上不得不入乡随俗、调整伴随他们成长起来的本族价值观念外，为了在异域文化中求得一席生存的空间，他们的文化和价值观转型更充分地体现在这个大家庭在风雨中的坚守以及它的最终解体。本文择取《屠场》中约吉斯一家所经历的大事件——家族的婚礼、家族的求生以及家族的解体，结合克拉克洪-斯乔贝克价值取向理论中的相关维度分析这三桩家族大事，体悟美国社会转型期移民在异域中坚守本族价值取向的艰难以及为之付出的代价，以期从文化差异角度解读约吉斯家族命运浮沉的根源。

一、家族的婚宴：对传统不合时宜的推崇

辛克莱曾和《呼吁理性》（Appeal to Reason）的编辑谈过《屠场》开篇描写的婚礼场景，这个场面表达了这些移民虽然贫穷但却不愿放弃“盛大宴会”的辛酸［11］。无论从这个家族事先的准备，还是从婚礼的现场效果来看，这绝对是一场体面而盛大的庆典。全家人——包括年迈的安东纳斯老爹、幼小的斯塔尼斯洛伐斯、准新娘奥娜，当然更包括作为顶梁柱的约吉斯、约纳斯和玛丽亚——老老少少在条件恶劣的工厂中拼命干了“整整一个夏天”［12］，支付了每月的按揭和利息之后，结余的钱就是为婚礼而攒了，终于，他们可以“按照家乡的传统举办一场体面的婚礼”［13］。为了确保这是一场最忠实于家乡风俗的婚礼，这些生活窘迫的移民去了教堂、租了马车、请了乐队和傧相、办了婚宴、邀请了他们所有的朋友甚至包括看热闹的人，他们努力让所有的宾客——“甚至是狗，都能满意而归”［14］，因为“立陶宛婚礼有这样的风俗，婚礼上的人不能饿肚子”［15］。客观地讲，这是一场讲排场、尊老礼的婚礼，这让他们虚花了很多来之不易的血汗钱，然而，在这个谨遵古训的移民家庭看来，这笔花销是应该的。伊莎比塔大娘当仁不让，“她还是知道怎么保持体面的，传统仍然是她要坚守的”［16］。这个家的另一位老人老安东纳斯也坚持要办一场最忠实于家乡风俗的婚礼，虽然他们的境遇今不如昔，但放弃婚礼就意味着背弃“家乡美德的根基”［17］。在整个家族看来，结婚仪式的意义在于“能有一次挣脱锁链”［18］的机会，这样“一个人才能重新投入艰苦的劳动，在无尽的日子里用回忆安慰自己”［19］。此外，基于切实的考虑，他们清楚“婚宴上的花销，毫无疑问，会回到他们手里的”［20］。按家乡的习俗，婚礼来宾们理应在跳完舞之后给他们留下相应的份子钱，好让一对新人能开启他们的新生活。然而事与愿违，“这儿每个人呼吸的空气里似乎有看不见的毒素——所有的年轻人们都中了毒。这些人一群一群地来婚礼上胡吃海塞，随即就开溜”［21］。扔给了他们高得可怕的账单。这场高消费的婚宴办下来，他们一贫如洗，欠下了一百多块钱的债务。

在克拉克洪与斯乔贝克看来，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对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时间认知，一个社会与另一社会的区别就在于它们对这三个时间取向的重视程度（rank-order emphasis）。如果清楚了某一社会或该社会某方面对时间取向的序列排行，那么就可以加深对其的了解，同时可以预知其变化的方向［22］。在《价值取向的变奏》一书中，克拉克洪与斯乔贝克比较了不同社会以及同一社会里不同文化群体迥异的时间取向，指出“崇尚祖先以及强大的家族传统都是重视过去这一时间取向的表征”［23］。从约吉斯一家对婚礼的坚持中，诸如“传统”、“风俗”、“美德”、“回忆”等字样被一再地提及，可以窥见这个移民家族对过去这一时间取向的重视，而这一价值取向引发了他们排除万难、大宴宾客的行为。

主人与宾客价值取向的分歧诠释了他们的雪上加霜，推崇传统的主人举家移居此地，初来乍到，他们的行为处事方式仍受着农业社会价值观的制约。婚礼这一具有普世意义的文化符号不仅宣告了新人的成家立业，预示他们婚后的幸福生活，婚礼上的亲朋团聚以及赠送喜钱等传统习俗，更是承载了互帮互助、社会公关、文化娱乐等丰富的农业社会文化内涵。正因如此，全家人决定“用全部灵魂的力量紧紧抓住”［24］婚礼这一古老的仪式，并且遵照立陶宛的习俗，大方地款待了所有的来宾。然而，比他们先移民至此的宾朋好友却早已被工业社会大背景下的价值取向同化，谋生方式的变更、文化要素的流变让物质主义、利己主义、金钱至上、效率至上等工业价值观在人们心中得以沉淀，他们享受主人用心捧出的美食、糟蹋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老乡的血汗钱，并且吃完就溜之大吉，肆意地僭越古老的礼节，让无辜的主人在长久的辛劳之后，还得面对欢庆过后债台高筑的尴尬。小说开篇鼓乐喧天、列鼎而食的婚宴，与他们旋即开启的筚路蓝缕、食不裹腹的血泪人生形成触目的对照。

二、家族的求生：人与自然的逆行

美国生态批评界代表人物、哈佛大学劳伦斯·布尔教授（Lawrence Buell）反复提及《屠场》中的毒性话语 （toxic discourse）写作，认为辛克莱从感觉（sensuous）、心理（psychological）、空间（spatial）、概念（conceptual）等多个层面建构了毒性话语的哥特式环境想象［25］。书中所揭露的20世纪初美国食品工厂里那些让人作呕的肉制品生产方式，以及芝加哥屠场内外人类行为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性改造，共同构成了约吉斯一家赴美后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在由丛林法则所操纵的商业竞争中，一无所有的移民被剥离了他们与自然原初的亲密，不得不违心地接受大工业环境中人与自然逆行的生活方式，最终导致人在工业社会中肉体和精神双重异化的悲剧。

约吉斯的家乡是一块“方圆十万亩的地方，从无法追溯的年代就是贵族的狩猎场。只有很少的几家农民住在这里经营着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土地”［26］。这是几乎接近原始的、未经人工修饰或任何技术改造的荒野，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范式下，人是自然的一份子，人的生活起居有常、不妄作劳；人的活动遵从节令物候的周期性变化；人在劳动中尊重各类生灵的进化过程、秉承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人道主义，不超越自然的承受限度。总之，整个自然界保持一种环环相扣、生生不息的动态平衡。初来工业生产如火如荼的美国，“从荒野自然转换到建构自然”［27］，约吉斯一家人满怀憧憬，信心百倍，相信他们健壮的肌肉和实干的精神能带给他们好运。初次求职，约吉斯高抬手臂，让人们看到上面滚动的肌肉，豪情满怀地说：“这样的胳膊……人家还会让我饿死？”［28］然而，屠场的现实将移民们的美好梦想击得粉碎。首先，遭到严重污染的自然环境呈现出病态症候，完全丧失了生命的气息。正值七月，罐头镇却看不到绿色，高耸入云的大烟囱浓烟滚滚，将天空和大地都染成了黑色，空气中有一股古怪、呛鼻子的味道，“不仅一闻就能闻到，甚至都能抓在手里琢磨琢磨”［29］。其次，对工业化的片面追逐导致城市的无序发展，人居环境破坏严重。屠场区房屋破败、污水横流，臭气熏天的烂泥坑、半空中黑压压的苍蝇群以及在垃圾里刨食的数不清的孩子共同构成了一个满目疮痍、毒气肆虐的巨型垃圾场。再次，生产和消费环节危机重重，资源的周期循环被扰乱。待宰的数以万计的牲畜发出不堪入耳的惨叫，母牛、牛犊甚至连刚刚下完牛犊的母牛一律被不加区别地屠宰并加工成罐装肉制品，生产环节中骇人听闻的内幕让人侧目：染上霍乱的猪、带有结核病毒的牛，甚至包括用化学品染色的肉、用香料调味的牛杂以及用硼砂和骨胶处理过的发霉香肠一律被包装好销售给一无所知的民众。此外，最让人痛心疾首的是，高压的工作环境吞噬了约吉斯一家善感快乐的本性，使他们逐渐堕落成无知无觉的行尸走肉：工伤不断出现，失业突如其来，无穷无尽的苦役，接踵而至的厄运，产后的奥娜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而约吉斯的脾气也越来越糟，最后连伊莎比塔大娘也不得不出去工作，全家人都被压榨到了崩溃的边缘，沦为恶性生态循环的受害者。在这个以高效批量屠宰牲畜、以无限增值商业利润为运营逻辑的社区，以达勒姆工厂为代表的机器大生产的存在诠释了屠场自然活力的衰竭，“人操作机器屠宰动物，反过来，机器又扼杀人性，吞噬他们整个身心”［30］。

在《价值取向的变奏》这本书中，克拉克洪和斯乔贝克用美国西南部西班牙裔美国文化、中国文化以及美国主流文化分别诠释了人臣服于自然、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人征服自然三大价值取向维度［31］。文中指出：“征服自然是大多数美国人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首要价值取向，各类自然力都必须被克服，为人所用。各地的桥都被架起了桥梁；山脉被道路打通，环山公路建起来；新的湖泊被建造，有的时候这些湖泊建在沙漠里；当需要更多的土地来建房子、道路或者机场时，人们就部分地将湖泊填起来……总而言之，人们认为攻克障碍是为人职责所在，因而美国人尤其地强调科技。”［32］屠场中病态的自然环境、城市环境以及市场环境无不书写着这里人类活动与自然逻辑的逆行，而约吉斯一家身心俱伤的结局正是这个毒性空间给予他们的最致命的一击。

三、家族的解体：饱含讽刺意蕴的救赎之道

社会学界普遍接受的人类关系形态是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两极模式，然而在克拉克洪与斯乔贝克看来，这种两极模式大多为描述性的通论，此外，这种模式在构想方面的静止性难以为动态的人类社会关系层次提供充分的解读［33］。有鉴于此，克拉克洪-斯乔贝克价值取向理论提出，不同文化中的人际关系按不同原则维系着，其间有极大的可变性，但在某一特定的文化体制下，必有某一种起支配性作用的关系原则（the dominant relational principle）。克拉克洪与斯乔贝克概括出直系（lineality）、旁系（collaterality）和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三种关系形态，在诠释这三种关系形态时，他们频繁地使用“支配的”（dominant）一词来修饰。当个人主义原则起支配性作用时，个体的目标就高居旁系和直系的群体目标之上，但这并不指个人可以自私地去追求自我利益而不顾及他人，个人主义只是意味着个体对社会或群体的责任仅仅适用于个人自主目标尚未出现的情况，一旦个人拥有了独立于直系群体或旁系群体目标之外的自主目标，他就可以重新界定自己与群体的责任关系。换言之，当个人有更好的发展前景时，他完全可以去努力企及那更高的目标，而不必顾虑在道义上能否迈出自我发展的那一步。当旁系性关系取向居于支配地位时，族群的目标和福祉便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直系的关系取向与旁系相似，族群利益至高无上，不同的是直系更强调历时的存续性 （continuity through time）和有序的继承制（ordered positional succession）。《价值取向的变奏》一书中提到 “最成功的维系直系取向的方法”有两个，一个是“诸如长子继承体制类，直接取自遗传因素”，另一个则是依靠“家族体系的同化”［34］。

《屠场》中约吉斯一家共十二口人，这是一个基于两个家族的联姻而诞生的大家庭。在艰难谋生的岁月里，他们不分你我，不挟私虑，一切以家族利益至上，齐心协力，风雨同舟。为了凑钱买房，每个人都倾囊相助，“伊莎比塔大娘还有一点钱，约吉斯也是，玛利亚缝在袜子里的还有五十美元，安东纳斯老爹还剩下一些卖农场的钱。这些钱加起来差不多够首付款”［35］。为了养活家中老小，人人争着工作挣钱养家，然后慷慨地交出自己的血汗钱，供一家老小度日，“玛利亚和约纳斯每个月交上来十六块食宿费，安东纳斯老爹固执地说他一找到工作就能交上同样多的钱……玛利亚和约纳斯表示能负担三分之一的房款，算下来约吉斯每个月只需要承担八块钱就行了。他们还能剩下八十五块……完全可以养活十二口人”［36］。为了给约吉斯和奥娜筹办一个像样的婚礼，尚未婚嫁的“玛利亚和约纳斯慷慨地把自己全部的工资给了他们”［37］。然而，一家人的精诚团结并没能阻止灾难的来临，这场不合时宜的婚宴让全家钱财两空，陷入购房陷阱之后更是厄运连连，除了超出他们预计的月利息，还有修缮费、保险费、家具费、水费、税费等，“需要购买的东西和各种意外事件似乎永远没个完”［38］。更让人痛心的是家族成员的命运，安东纳斯老爹因病辞世，玛利亚因伤失业，约纳斯失踪杳无音讯，艰难困苦中，年迈的伊莎比塔大娘也进了血汗工厂，孩子们被迫辍学、逐渐习得街头不良习气，奥娜产后心力交瘁、濒临崩溃的边缘，约吉斯身陷囹圄……悲惨的命运将这个家庭逼到了绝境。全家人最终身心俱疲、钱财两空，因交不起房贷而被赶出房子。

美国是奉行个人主义的社会，在这个“典型的人种竞技场”［39］里，整个社会机器都掌握在统治者的手中。工业化时代的美国社会处处暴露着“丛林”（the jungle）的血腥和残忍，经济秩序混乱、腐败成风、贫富分化鲜明、劳资冲突剧烈，这是一个尔虞我诈、你死我活的非常态社会。对于来自农业社会的约吉斯一家老小而言，这片非自然的丛林绝非立陶宛的森林那么美好，在立陶宛乡下，安东纳斯老爹的身体康复了，奥娜像只小鸟一样欢歌笑语，大自然为老弱妇孺随时准备着疗伤的草药。在传统型小农经济的生存条件下，家庭生产的自给自足性质不仅使成员有安全感，而且产生了对家庭的严重依赖性，个人独立生存的愿望和能力都很弱。一旦离开家庭，人们不仅难以解决衣食所需，而且还会因失去情感和精神的寄托而变得无所适从。此外，社会结构对直系价值观的盛行也具有一定的决定作用，在传统型农耕社会里，个人的社会地位取决于家庭以及家族的社会地位——尤其是在讲究门阀制度的社会里，家庭成员都自觉维护家族的整体利益，这在无形中促进了家族主义的形成，增强了家族成员同舟共济、荣辱与共的家族意识。因此，家族利益至上是传统家庭伦理的主导精神和基本价值取向。在克拉克洪-斯乔贝克看来，“直系性取向重视内亲与外戚结合的大家族系统，它是一种集体主义的实践”［40］。在直系性占主导的社会关系中，族群利益至高无上，家庭成员各司其职，量力而行，老人得以颐养天年，幼儿得以健康成长。然而，拖家带口地移民赴美后，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的生存和荣辱无需依靠家族门第，而直接取决于自身。此时，直系观念遭遇了个人主义，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价值背景下，这个成年劳力稀缺、老弱妇孺居多的大家族举步维艰，日渐凋敝。最终，奥娜难产而死，幼子溺水而亡，悲痛欲绝的约吉斯离家出走，家族开始解体，约吉斯最终选择左翼阵营，肉体和精神获得救赎。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正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重要社会转型期，新旧生产关系更替，田园牧歌式的小农经济渐行渐远，市场经济价值观甚嚣尘上，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大行其道，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演绎成对物质的无限占有。作为对美国大工业时期移民生活的血泪书写，《屠场》再现了那个特殊历史年代中不同价值取向的碰撞，以约吉斯为代表的移民家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本族文化中昭示新生活的婚礼却让刚刚移居美国的他们债台高筑；为了求生，他们不得不接受了人与自然逆行的生活方式，结果全家被压榨到了崩溃的边缘，沦为恶性生态循环的受害者；以直系关系维系的大家庭在奉行个人主义的美国更是寸步难行，最终，直系家族解体，以约吉斯为代表的青壮年移民逃脱了死亡，获得新生。

作为黑幕揭发运动的代表性文学作品，《屠场》不仅抨击了公众食品安全问题，也触及了美国20世纪初移民的文化适应问题。在美国宽松的移民政策背景下，具有不同背景的移民群体涌入美国工业城市，在随之而来的文化碰撞与整合过程中，移民的异质性使其不可避免地产生文化适应危机。正如小说中所书写的，移民主体与美国主流价值观念的冲突，移民在异域中遭遇的生活方式的变更以及人际关系的异化，一系列不容忽视的移民问题应运而生，移民的生活举步维艰。辛克莱在世纪之交书写移民的文化适应困境，充分体现了作家对美国社会转型期移民制度的思考。

[1][5][美]史蒂文·J·迪纳.非常时代进步主义时期的美国人[M].萧易,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p4,p72.

[2]胡碧媛.奥娜的堕落——辛克莱两性伦理观的心理学机制[J].国外文学,2010(4):p136～137.

[3][4][12][13][14][15][16][17][18][19][20][21][24][26][28] [29][35][36][37][38][39][美]厄普顿·辛克莱.屠场[M].孟繁强,译.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p20,p40,p64,p64,p3,p3,p55,p55, p11,p55,p11,p13,p11,p19,p18,p21,p39,p40,p56,p87,p57.

[6][11][美]萨克文·伯科维奇.剑桥美国文学史·散文作品[M].蔡坚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p560,p560.

[7][8]陈国明.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p84,p62.

[9]Guo-Ming Chen,William J.Starosta.Foundation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p45.

[10]胡碧媛.《屠场》的异化消费[J].南京邮电大学学报, 2011(4):p76.

[22][23][31][32][33][34][40]Kluckhohn,F.K.&Strodtbeck, F.L.Variations in Value Orientations[M].Illinois:Row,Peterson and Company,1961.p14,p14,p13,p13,p18,p19.

[25]Buell,Lawrence.Writing for an Endangered World: Literature,Culture and Environment in the U.S.and Beyond[M]. Harvard: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 p138.

[27]胡碧媛.厄普顿·辛克莱小说研究[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p53.

[30]肖华锋.《屠场》与美国纯净食品运动[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3(1):p92.

On Value Orientations of the Immigrant Family in Upton Sinclair’s The Jungle

Qin Danda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Jinl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Nanjing Jiangsu 211169,China)

A tearful record of immigrants’life in the American progressive era,The Jungle presents the conflicts between different value orientations.The immigrant family,represented by Jurgis Rudkus,paid dearly in the wake of culture shock.By analyzing the three significant events in the immigrant family–the wedding,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 and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ir collateral family–this paper sets out to interpret the root causes of the ups and downs of the family and g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humanistic crisis of the American progressive era.

The Jungle;Kluckhohn&Strodtbeck value orientation theory;the American progressive era

I712

A

1671-6639(2016)02-0057-06

2016-04-18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美国社会转型期小说人物价值取向研究”（项目编号15YJC752026）的阶段性成果。

秦丹丹（1983-），女，金陵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