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时期辽西地区的移民与民族构成——以大宁路、懿州、广宁路为例

2016-12-17吴凤霞渤海大学政治与历史学院辽宁锦州121013

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年2期

关键词：辽西地区

吴凤霞（渤海大学政治与历史学院，辽宁锦州121013）

吴凤霞（渤海大学政治与历史学院，辽宁锦州121013）

摘要：从大宁路、懿州、广宁路民族迁徙的情况看，蒙元时期辽西地区的民族构成较辽金两朝更趋复杂，在原有汉、契丹、奚、女真、渤海等族的基础上又有蒙古、西域人、汉人等移入，其中的变化体现了民族统治的特点，也反映了民族间的重新组合和融合。

关键词：蒙元时期；辽西地区；民族构成

13世纪初，金朝开始走下坡路，金朝北边的蒙古部迅速崛起。蒙金之间的军事争衡随之展开，在东北，蒙古军队很快控制了辽西地区，因多种原因导致的人口迁徙也改变着辽西地区原有的民族分布格局。尽管辽西地区只是元朝幅员广大领土中的一部分，但透视这个区域的民族构成的变化，我们依然可以领会到元朝的时代特点。只是史书对于这一区域移民的情况记载较少也较为零散。本文仅以大宁路、懿州、广宁路为例作简略的分析。

一、大宁路的民族构成

大宁路（治所在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大名城），元初为北京路总管府，领兴中府及义、瑞、兴、高、锦、利、惠、川、建、和十州①。中统三年（1262），割兴州及松山县属上都路。至元五年（1268），并和州入利州为永和乡。至元七年（1270），兴中府降为州，仍隶属于北京，改北京为大宁。至元二十五年（1288），改为武平路，后复为大宁。这是《元史·地理志二》所记大宁路行政沿革的基本情况。另据《元史·顺帝本纪》，至正二年（1342），懿州（治今辽宁阜新东北塔营子）升为路，大宁路所辖兴中州、义州改属懿州路。整体上看，元代大宁路统辖的地区包括今天内蒙古赤峰，辽宁朝阳、锦州的大部分地区。《元一统志》称其为“临闾之西，海阳之北，地实要冲。”[1]

大宁路的位置重要有其历史渊源，辽朝时，其地为辽中京、兴中府、锦州所在，为辽代中后期重点建设的地区，那里除了契丹、奚、汉人之外，先后有辽东豪右、高丽俘户、渤海户、女真民迁入[2]。可以说自辽朝始，其地就是多民族杂居之地。辽金的易代，该地区又一次出现较大的人口流动，仅以兴中府一带为例，由于遥辇昭古牙和契丹九斤、兴中尹道温领导的当地军民英勇抵抗金兵，金代控制原辽中京地区后将昭古牙领导的遥辇九营改编为九猛安，并将他们很快迁往他处。《金史·兵志》记载：“所谓奚军者，奚人遥辇昭古牙九猛安之兵也。奚军初徙于山西，后分迁河东。”[3]同时，金朝开始逐渐有女真人进入原辽中京、兴中府一带。吴松弟先生研究认为金代东北地区女真人的主要分布地就有利州、建州、兴州等州[4]。蒙金战争又一次改变着其地的民族构成，作为统治民族的蒙古人像当年的女真人一样意识到加强对该地区控制的重要。丛佩远先生认为：“蒙族向辽阳行省西部的扩展，具有移居迅速、发展稳定、规模较大等特点。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除了行省西部地区的自然条件适于游牧生活而外，更重要的是蒙族统治者在辽阳行省内采取了封王分民和长期驻军等强制手段，使蒙族居民迅速扩散到行省的西部以及南部的部分地区。”[5]大宁路正位于辽阳行省的西部，它是札刺亦儿部木华黎一系的封地。姚大力先生研究认为木华黎家族的封地最初在桓州至兴和一带，至中统、至元年间东迁至大宁路境[6]。贾敬颜先生依据明代文献认为：“札剌儿一贵族之墓在锦州，锦州于元代属大宁路，仍系辽阳行省的辖区。有元一代，札剌儿‘国王’还镇‘辽西’亦见于记载，则锦州也是木华黎的封地，故其后人得以埋葬于此。”[7]由于发展经济的需要，也有记载表明其他民族的人口迁入大宁路，比如，《元史·兵志》记载：“英宗至治二年八月，发五卫汉军二千人，于大宁等处创立屯田，分置两翼屯田千户所，为田二千顷。”[8]除了蒙古人、汉人之外，还有西域人来大宁落户，《元史·廉希宪传》言其为北京行省平章政事时，“有西域人自称驸马，营于城外”[8](3093)。当然，大宁路（北京路）一带的原有居民因为蒙金战争，有很多人走死逃亡。原居民族人口有所减少是必然的。比如，乙亥岁（1215），石抹阿辛率北京等路民一万二千余户归附蒙古，他所统帅的黑军皆猛士，己卯岁（1219）黑军受诏分屯于真定、固安、太原、平阳等地[8](3603)。也就是他统领的很多原金北京路的人随着他及其后裔进入到了华北。有学者研究认为，“金末东北女真族分布的变化可以概括为：上京地区明显减少，咸平、东京、北京三路大大减少，速频、曷懒等路则有显著增加。”[9]可以肯定的是，元代大宁路辖区的民族构成在蒙元时期发生了一定的改变，出于加强对辽西的控制和发展经济的需要，一些蒙古人和少量西域色目人以及屯田的汉军成为其地的新居民，加之元朝之前当地的汉、奚、契丹、渤海、高丽、女真等各族人口，民族构成更趋复杂。

二、懿州的民族迁徙

懿州，辽圣宗时始建州，最初是私城，“太平三年越国公主以媵臣户置”，隶属于辽上京道，辽道宗清宁七年（1061）宣懿皇后将其进献朝廷，懿州便成为隶属于东京道的节度州（军号宁昌军）[10]。辽天庆八年（1118）十二月，宁昌军节度使刘宏以懿州民户三千归金[10](1185—1186)，金朝仍保有懿州之名，先隶咸平府，金泰和末为北京路属州。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懿州被蒙古军攻陷[3](306)。

懿州作为军事要地，颇受历代统治者重视，辽兴宗曾在重熙二十一年（1052）幸显、懿二州[10](245)，金朝得到懿州将其地的原居民强制北迁“内地”（金上京一带）[3](1719)，同时补充了一定量的女真人以加强对懿州的控制。《金史·徒单阿里出虎传》言其本为会宁葛马合窟申人，“徙懿州”[3](2823)。另据《金史·选举志》，懿州参加策论进士（女真进士）考试者赴咸平府考试[3](1146)。《金·奥屯忠孝传》提到他为懿州胡土虎猛安人，也就是女真人落籍懿州。值得重视的是，蒙元时代懿州的地位较辽金时期有进一步的提升。由于时局的变化，懿州的行政区划几经调整。学者研究指出：元代懿州路的设置时间当在元世祖朝前期。蒙古国时期，东北有北京等七路兵马都元帅府，但并不包括懿州路，有关懿州路的史料最早出现在中统四年（1263）二月[11]。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置东京总管府，懿州路并为东京支郡[8](1396)。至元十七年（1280），懿州又改属辽阳路。至元二十四年（1287），辽阳行省设立。至元二十五年（1288），元廷改东京路为辽阳路[8](1395)。懿州为辽阳路所领的一县二州中的一个。到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懿州改隶辽阳行省，“大约至此以后，辽阳行省的省治移至懿州。”[11](71)也就是说懿州至此成为东北的区域政治中心。对于元仁宗为什么把辽阳行省的治所迁到辽西懿州，李治安等先生认为：“一是此时东北地区的政局相对稳定，将辽阳行省的治所迁回到辽西是安抚东道诸王的政策体现。另一方面，漠南辽西一带是蒙古著名的五投下的封地，五投下‘列镇北方’，是‘藩屏’京师的重要力量。长期以来，五投下就是北京行省、辽阳行省内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势力，是担任行省的主要官员。为有效地发挥利用五投下控驭东北的职能，元廷将辽阳行省的治所迁回辽西也在情理之中。”[11](66)至正二年（1342）正月，“升懿州为路，以大宁路所辖兴中、义州属懿州”[8](863)。这是进一步扩大了懿州统辖范围。

懿州等地在蒙元时期由于各方势力的争衡，强制性的人口迁徙和为避战乱而自动迁移的现象都是存在的。早在蒙金交战时，仕金为北边千户的契丹人耶律留哥不满于金朝对契丹人的防范政策起兵叛金臣附蒙古，他曾招抚懿州、广宁一带的契丹人迁往临潢府。这次迁徙契丹民的活动是蒙元初期辽西地区比较大规模的一次移民。蒙古贵族孛秃因随木华黎征战东北有功，其家族亦乞列思氏得到懿州为封地。[8](2922)后来懿州也是蒙元军队戍守的地方，其地又补充了一些蒙古军人。史载：中统三年二月辛亥，“敕元帅阿海分兵戍平滦、海口及东京、广宁、懿州，以余兵诣京师”[8](82)。至元二十四年（1287）东道诸王乃颜之乱爆发后，元廷增加了对懿州等地戍守的力量，懿州等地也确实为叛乱诸王们看中，成为他们攻取的目标。当然，由于战争也引发了人口的流动，其中军队的流动多见于记载，懿州人民为避战乱的流亡虽少有提及，但当地“民废耕作”表明动荡的局面也使农业人口流失。具体情况是：

（六月）壬申，发诸卫军万人、蒙古军千人戍豪、懿州。诸王失都儿所部铁哥率其党取咸平府，渡辽，欲劫取豪、懿州，守臣以乏军求援，敕以北京戍军千人赴之。[8](298)

秋七月癸巳，乃颜党失都儿犯咸平，宣慰塔出从皇子爱牙赤，合兵出沈州进讨，宣慰亦儿撒合分兵趣懿州，其党悉平。[8](299)

（九月）戊申，咸平、懿州、北京以乃颜叛，民废耕作，又霜雹为灾，告饥。诏以海运粮五万石赈之。[8](300)

为了解决懿州等地驻军的粮饷问题，至元二十六年（1289），爱牙合赤请以所部军屯田咸平、懿州[8](319—320)。至元二十七年（1290），营建懿州仓。

三、广宁路一带的少数民族移民

广宁路（治今辽宁北镇市），本辽代显州所在地，辽代显州是辽世宗统治时期因奉祀耶律倍显陵而设置的奉陵州。辽中后期显州成为具有区域中心地位的重要州城和军事重地[12]。辽末显州也是军队集结之地，史书提到辽天庆六年（1116），东京渤海人高永昌反叛，宰相张琳受命征讨，五月初自显州进兵[13]。金朝占领显州后，于天辅七年（1123）将其升为府，称为广宁府。[3](559)金人依然看重广宁府的军事地位，“燕山既下，循辽制立枢密院于广宁府，以总汉军。”[3](1002)从行政建置上看，金代广宁府兼有辽代显州、乾州及梁鱼务。金末，蒙古接受耶律留哥归附后，最初的政策是允许耶律留哥招抚懿州、广宁一带契丹民迁往临潢府居住。耶律留哥死后，成吉思汗本不想让“扈从有年”的留哥长子薛阇离开他袭父爵，因为他已把薛阇看成蒙古人了，但耶律留哥妻姚里氏坚持让留哥前妻所生的嫡子薛阇袭爵，成吉思汗感叹姚里氏之贤而应允。庚寅年（1230），元太宗又命令薛阇东征，令其“收其父遗民，移镇广宁府，行广宁路都元帅府事”[8](3514—3515)。之所以窝阔台又将薛阇派往广宁，主要想用他领兵对付高丽和东夏国，薛阇确实也不辜负窝阔台的期望，“自庚寅至丁酉，连征高丽、东夏万奴国，复户六千有奇。”窝阔台汗十年（1238），薛阇死。他的儿子收国奴袭爵，行广宁府路总管军民万户府事，征高丽建有功勋。到收国奴死后，其子古乃又袭爵，行广宁府路总管军民万户府事[8](3515)。到至元六年（1269），“以户口单寡，降为东京路总管府属郡”[8](1396)。并广宁于东京后，古乃也去职。也就是说，耶律留哥及其后裔自从金末归附蒙古，前后五十余年控驭广宁路，多年征战，从前由金入蒙古的旧人多已故去，出于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至元六年，元世祖将广宁路降为散府，归新置的东京总管府管辖。但仅过了九年，至元十五年（1278），广宁仍自行路事[8](1395)。实际上，虽然耶律留哥死后他的后裔一直任职于广宁，但蒙古人对广宁一带的渗透一直在进行。

《元史·别里古台传》言及元太祖成吉思汗鉴于别里古台在取天下时功勋卓著，赐给他蒙古百姓三千户，广宁路、恩州二城户一万一千六百三，以为分地。元太宗窝阔台八年下诏将一些府州民户分赐给诸王、贵戚、斡鲁朵，其中，孛鲁古带（别里古台）分得广宁府民户[8](35)。中统三年（1162）正月，元世祖忽必烈封别里古台的后裔爪都为广宁王，此后，别里古台家族一直承袭着广宁王的封号[11](73)。可见，蒙元统治时期，广宁为别里古台家族的势力范围。《新元史·帖木哥斡赤斤传》也提到：“车驾征西域，命以本部兵留守漠北，卓帐于胪朐河东南，太祖末年，收辽王耶律薛阇土地，以别勒古台镇广宁，辖辽西，而东京、临潢二道，地在辽东，移斡赤斤镇之。”[14]中统年间以来，别里古台的后裔一直承袭广宁王，同样是以蒙古宗王镇戍四方在辽西地区的具体实施。

综上，蒙元时期的军事冲突，为躲避战乱的移民和强制性的移民使民族分布格局不断发生变化，辽西地区因此成为更多民族活动的舞台：汉、契丹、奚、女真、渤海、蒙古、高丽、西域人等，多民族的色彩愈加浓厚。蒙古族统治者在笼络和利用各族上层的同时，也在不断强化对辽西的控制。值得注意的是，元朝逐渐形成的四等人制更着眼于区域和文化的考虑，比如，《元史·世祖本纪》记载：“定拟军官格例，以河西、回回、畏吾儿等依各官品充万户府达鲁花赤，同蒙古人；女直、契丹，同汉人。若女直、契丹生西北不通汉语者，同蒙古人；女直生长汉地，同汉人。”[8](268)这种规定一定程度上增进了语言文化相近的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和融合，许多学者研究得出了较为一致的结论。陈述先生认为辽廷瓦解以后的契丹人流向多个民族，他说：“很多契丹人，包括统治集团内外的，在不同的时期中，不同的条件下，已经溶合于汉人；很多的契丹人，由成吉思汗时期起直到清初，在不同的情况下，溶合于蒙古人；有些契丹人，主要是追随大石的，似已溶合于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另外，还有保存了契丹名称的。当然，在前后的时期中，也有不少溶合于女真人（满人）；部分的契丹人，在投附蒙古的初期，由于转战高丽，留驻高丽，已经溶合于现在的朝鲜人；相反的，在他们的历史过程中，或多或少的也会吸收过以上各方面的成分。直接承袭着契丹人的一部分，即现在的达斡尔，他们也是吸收了契丹属部、邻部和兄弟民族成分的。”[15]姚大力认为：“有元一代，北方‘汉人’中融入了大量其他民族成分，东北也不例外。……被迁到辽河流域的渤海遗族，元代属于‘汉人’八种之一，实际上亦有相当部分融合到当地汉族人口中，还有一些融入女真等族。总之，渤海人在元代逐渐地不见于记载。”[6]可以肯定，辽西地区的大部分契丹人、女真人、渤海人在元代不可避免地进行着重新的组合和融合。陶宗仪所记的汉人八种（契丹、高丽、女直、竹因歹、术里阔歹、竹温、竹赤歹、渤海）[16]反映了元人观念中的“汉人”标准。大宁路、懿州、广宁路民族构成的变化反映了蒙元时期的民族统治，也从侧面证实了其时民族间的重新组合和融合也是时代发展的大趋势。

①元初的北京路下辖的一府十州名称是金代兴中府及其附近州城名城的沿用。

参考文献：

[1]孛兰肹，等撰，赵万里校辑.元一统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6:209.

[2]吴凤霞.辽代移民辽西及其影响探析[J].北方文物,2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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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四卷）[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96.

[5]丛佩远.元代辽阳行省内的契丹、高丽、色目与蒙古[J].史学集刊，1993（1）.

[6]姚大力.元辽阳行省各族的分布[J].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84（8）.

[7]贾敬颜.五投下的遗民——兼说“塔布囊”一词[J].民族研究，1985（2）.

[8]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2562.

[9]王崇时.元代东北女真族试探[J].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4）.

[10]脱脱.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4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