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林

电影作为最重要的媒介文本之一，对于受众的行为和认知有着重要影响，对电影的劝服性效果研究可以追溯到二战时期卡尔·霍夫兰的相关研究。当下，电影被高度商业化，其说教和战争宣传功能早已式微。然而，电影自身所具备的媒介特性使其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绝佳装置的地位并未改变：一国电影产业发展水平及国际影响力的高低，已经成为民族、国家软实力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电影在作为文化工业产品的同时，也是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之一。因此，电影并不仅仅是对现实的被动反映，而是作为一种介入性力量影响着社会意识形态，在被社会语境建构的同时，也建构着社会语境。作为客观世界的抽象凝结，电影是对现实世界的表征，因此具有很强的现实指涉性。本文认为《美国队长：内战》并不单纯是一个关于超级英雄的神话故事，而是对美国反恐历史的表征和对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反恐活动、充当世界警察现实合法性的重新定义，在意识形态功能上具有谎言效果。

一、 美国队长：凝结的符号

美国队长（Captain America）最开始作为虚拟的漫画人物，出现在1941年3月的同名漫画《美国队长》中。当时珍珠港事件尚未发生，美国并未正式对日宣战，因此以国名为头衔，以美国国旗为制服基本图案，以打击法西斯轴心集团为目标的美国队长无疑满足了当时的受众对于战争的想象性介入欲望。

几乎可以确定的是，美国队长作为一个高度符号化的存在，不管是在漫画中还是电影中，皆凝结为了美国的能指。以巴尔特的分析来看，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象征过程，具有至少两个指意系统：首先是由一系列的色彩和图像构成的能指，这个能指可以让受众明确辨认出这个由特定色彩和图像（电影中甚至还包括了演员的外貌特征）构成的人物形象指向了一个所指，即“美国队长”，这样的能指和所指相结合，构成了美国队长作为符号的初级的指意系统。其次，美国队长作为符号在次级指意系统中又再次具有了能值的功能，它所指向的所指则是以“正义、勇敢、为自由而奋斗”为代表的一切美国性。

如果说美国队长的着装上那源自美国国旗的红白蓝三色及星形图案使人物形象作为美国性的表征太过于暧昧，那么至少该人物的名字“美国队长（American Captain）”使表征的过程更为明确。“美国队长”四个字作为文字与该人物形象同时出现，作为人物形象的“脚注”，文字文本控制了被观众所熟知的人物形象美国队长的内涵生产，使其意义在原有的表意过程中实现了外延和增强。换言之，美国队长其名扩充、限定和加强了美国队长其人作为符号的内涵，在其意义的生产过程中即预先限定了观众特定的阐释方式。

这样的表征和符号化的过程，在观众共享的文化代码中完成了对“美国队长”作为符号的全部意义阐释。由此，美国队长本身作为符号，在一系列的媒介文本实践中逐渐凝结成了美国精神乃至美国的象征，并在美国的影像文化图景中占据了特殊的位置。

二、 商业电影造就的表述中继站

漫威漫画本身已经具备了大批的忠实受众，21世纪的计算机技术更是不断扩展着电影艺术的表现空间，《美国队长》系列电影凭借良好的受众基础、先进的制作技术取得了票房上的极大成功，系列中第二部《美国队长：冬日之战》更是在全球范围收获了6.79亿美元票房。①除却高票房外，诸如电脑壁纸、海报、T恤等一系列电影衍生产品更是促使了美国队长成为全球范围内家喻户晓的漫画/电影人物。

约翰·菲斯克认为虚构和非虚构角色（人物）在这个充满媒体的世界里有着体现和激励文化政治的重要作用，角色经常在此时此地的文化斗争中充当着“表述的中继站”（Discursive Replay Station）。[1]换言之，媒介赋予了虚拟人物作为文化符号的大众关注度，谁掌握了对于流行文化符号的优先解读权，谁就掌握了向大众定义现实的话语权。而美国队长作为一个被广泛接受、具有高流行度的虚拟人物，在各利益集团对文化霸权不断争夺的动态过程中，无疑具备了“为我所用”的价值潜能。

以《美国队长：内战》中新出现的人物黑豹（black panther）为例，尽管漫威漫画系列编剧斯坦·李（Stan Lee）可能会极力否认黑豹与美国60年代的黑人民权激进组织黑豹党之间的联系纯属巧合，但是漫威漫画对于政治形势的关注赋予了其虚构人物对现实的特殊表征性。而这种与现实之间的互文反过来又使得对该虚拟人物的阐释和解读处在一种巨大的张力之中，有研究就曾指出黑豹作为虚拟人物与后民权历史之间存在诸多交集②。实际上，新黑豹的作者科茨，他的父亲曾是黑豹党马里兰分会的主席。由此可见，由媒介文本建构的虚拟人物一旦在传播过程中形成为流行文化符号，它本身就成为了各种社会意识形态和利益集团需要争夺优先定义权的高地。电影不再单纯是作为流行人物的集合来承载大众的关注，而是在各种社会意识形态和利益集团的文化斗争中充当“表述中继站”的功能，使特定文化意义的生产得到加强。《美国队长：内战》正是这样的表述中继站，是对美国反恐历史和现实的表征与重写。

三、 表征与重写：反恐历史和现实

正如电影理论家布里恩·汉德森所言：“重要的是讲述神话的时代，而不是神话所讲述的时代”。[2]表面上看《美国队长》系列电影设定的场景处在由众多漫画人物构成的“平行宇宙”中，这一平行宇宙不断在人们熟知的历史现实基础上拓展着虚拟的时间和空间维度。尽管它是一个架空的世界，但是关于该架空世界的表征存在着诸如二战、恐怖主义、联合国等对现实世界的明确指涉，二者相互交叠，很难认为该系列电影叙事是完全纯粹的虚拟叙事。因此，将影片制作、发行、放映的时间作为对影片意识形态剖析的参照系具有现实意义。

一方面，冷战以来，美国凭借超级大国的实力，在全球范围内推行霸权主义的对外扩张政策，招致了极端势力的打击报复。“9·11”事件、美国驻利比亚大使遭袭身亡以及波士顿爆炸案等一系列恐怖主义事件极大戳伤了美利坚民族长期以来的的自鸣得意和优越感。

应该说《美国队长》系列电影，尤其是第二部与第三部作为世俗神话，以近乎典仪的形式极大修补了美国人自“9·11”事件以来遭受的集体性心理创伤和认知裂隙。影片叙事中，不过经历何种困难，美国队长与复仇者联盟的其他超级英雄们总能以摧枯拉朽之势痛击“威胁人类和平与安全”的恐怖主义邪恶势力。这样一部对于现实具有强烈指涉的电影，通过嵌入真实的历史事件人物、地点以及逼真的影像，实现了鲍德里亚的所谓“真实感的丧失”， “在这里真实与想象、现实与幻觉、表象与内在失去了区别，结果产生了一种超真实文化。”[3]然而，不容忽视的是电影中虚构的胜利本身是一种仿真，是在真实缺席的情况下对真实的模仿。在这样的超级真实中，仿真与真实的界限被消解，虚构的复仇者联盟的超级英雄们所取得的胜利带给观众的体验是如此真实，由现代计算机技术制作的视觉奇观以及影片叙事对真实世界的不断表征和指涉，消解了观众辨别虚拟和真实的能力。至此，《美国队长：内战》“真实”再现了美国反恐战争，成为了现实世界中美国反恐行动的表征，电影由此以一种虚构的、想象性的方式重新书写、弥合了人们关于惨痛历史的记忆。

另一方面，自“9·11”事件以来，小布什政府在反恐行动上便采取了单边主义的“全球反恐战争”，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更是抛开了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直接导致了美国与联合国关系以及美国国际形象的恶化。然而，美国政府历来注意美国的国际声誉并将其视作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这一社会政治背景作为历史文本，制约和影响着影片与社会政治状况的动态关联，以“意识形态腹语术”的方式将社会意识形态书写在电影文本中，使电影成为对特定意识形态进行生产和复制的绝佳工具。

抛开作为电影故事脚本的漫威漫画所具有的强烈现实关怀不谈，作为该系列电影的第三部，《美国队长：内战》的内容表征以或真实或虚构的影像寓言，涉及了诸如二战、纳粹军队、冷战、恐怖活动等几乎20世纪以来所有重要的历史片段，因此很难说该电影是完全无关政治的。《美国队长：内战》的叙事中心和影片视觉结构中心仍然是美国队长史蒂夫·罗杰斯，叙事线索主要围绕着在尼日利亚执行任务过程中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后，作为超级英雄联盟组织的“复仇者联盟”内部两派就是否应该接受联合国对联盟成员行动的监管引发的内战而展开。在一个看似简单的情节设定中，观众看到的是关于复仇者联盟就是否因为造成了连带性伤害就应该受到管制而展开的争斗。有意思的是，从叙事上看，影片中拒绝签署索科威亚协议、接受联合国管制的美国队长最后成为了识破一系列恐怖活动阴谋的真正英雄。这样的剧情表述视乎是对影片开头对于“义务警察”无视主权国界，将自己意志强加给他人且完全不顾后果控诉的回应。影片中不论是13号特工沙朗·卡特在佩吉·卡特葬礼上发表的“在不能妥协的问题上绝不妥协”的致辞还是美国队长史蒂夫·罗杰斯本人辩解道“不完美但不该被限制”，都是对美国在对外政策问题上主流逻辑和立场的一种社会陈述。而片中，在超级英雄们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任务中无辜惨死的米莉亚姆·夏普以及泽莫男爵的家人则被主要情节巧妙地建构成为了一种结构性的裂隙和空白——作为主要情节发展的陪衬，完全被观众的注意力边缘化，再无人关心。

在鲍德里亚看来，电影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最佳装置，因为它以并不直接演说或强制，但事实上又隐藏起了言说的机制和行为，以不被感知的方式在不断讲述和言说。[4]《美国队长：内战》一片中看似与现实世界平行的虚拟表征正是这样的一种意识形态腹语术，相对于说教式的宣传，更能有效洗白美国国际形象中的污点，重新书写作为世界警察的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反恐活动的合法性。

结语

社会个体都处在特定时间和空间中，对于真实存在的认知总是有限的，电影作为影像化的文本直接诉诸于视觉，以最贴近自然状态下个体认识世界的方式为我们建构了一个拟态世界，同时作为一种介入性的力量表征并重新书写着受众对于世界的认识。劳伦斯·伯格认为，媒介被社会语境所建构，同时又建构着社会语境。而《美国队长：内战》作为具有可观受众基础的意识形态表述中继站，正是这样一个具有介入性力量的影像文本，在影像的虚拟空间中对现实世界进行着表征，成功地隐藏了背后权力集团真正的社会诉求和目的，并通过了这样的谎言效果和电影对现实指涉的巨大张力，改写着人们对于历史与现实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