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东　宋维山

解析电影《我不是王毛》中的“小人物利益观”危机

王志东宋维山

由赵小溪导演、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小成本电影《我不是王毛》自2016年上映以来，先后登上了罗马尼亚电影节、英国万象电影节、中国电影金鸡奖、华语青年影像论坛、导演协会年度表彰、浙江青年电影节等颁奖台，并陆续斩获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男演员、最佳男配角、最佳摄影等奖项。[1]

作为中国主旋律电影的重要“产地”之一，八一电影制片厂此次推出的《我不是王毛》却给了观众一个惊喜——“看海报像二次元，看简介像喜剧，看剧照像主旋律，看演员像网络剧。”[2]从内容上看，影片的小人物视角更是带领着观众坦率地展现了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内心世界，清晰明了地揭示了利益对于普通百姓行为的重要影响力。

影片中，以主人公狗剩为首的普通小人物们逐利而生，除了彼此之间的利益博弈似乎也没有别的事情可干。尽管这只是影视语言的一种表达方式，但毋庸置疑的是这的确是林河的这些普通人真实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是重要组成部分，逐利这一习惯支配着他们的一切行为，同时“利”字旁边一把刀，狗剩他们的逐利行为也跌宕着影片的故事情节。

一、小人物利益观的剧情演绎

影片共设置角色12名，除了日本小队长、驴脸、大眼、毛小二这三个戏份较少的角色外，其余八名角色让人印象深刻。从主题上看，指导员算是最特殊的一位，作为新四军中负责思想政治工作的长官，他崇高的思想觉悟成为一面旗帜，奠定了全片的主旋律基调，而他较高的业务水平力排众议，扭转着士兵们一贯的逐利思维，保障了主人公狗剩的思想行为及影片前后风格的转变。

指导员的出现是为了挽救狗剩、杨三等觉悟一般的普通人为逐各自利益而在《我不是王毛》这部主旋律电影前半部分所上演的闹剧。因此，除了指导员同志外，其余角色皆为同类——逐利的小人物形象。

（一）自私自利的小人物利益观

作为狗剩的干大、干娘，王大举夫妇首先就是精打细算之人。尤其是干大王大举，为了保全亲儿子王毛的性命便让干儿子狗剩冒名顶替出征，而其“诱饵”竟然是自己女儿——十块大洋盖三间瓦房便将杏儿许配给他。但是狗剩的应征所得却被他以“代为保管”的名义骗走，如此便令狗剩以性命换来的婚娶资本成了“铁公鸡”身上的羽毛，所有的努力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虽然狗剩的干娘没有干大那么老奸巨猾、唯利是图，但她作为妇道人家她只是不方便参与王大举的阴谋诡计而已，面对利益她其实也是无法拒绝的，只不过她比王大举多了点人性而已。

至于他们的儿子王毛只是别人眼中的“憨瓜”，作为一个“没脑子”的人，王毛并没有更多、更复杂的价值判断来支配他作出任何趋利行为，他在片中的作用就是被当“枪”使，同样的枪在不同人手上就会产生不同的逐利行为。而王大举夫妇的女儿杏儿则是片中的另一把“枪”，只不过这不是一把像王毛那样谁都可以使唤的枪，这把枪只被王大举夫妇牢牢握在手中，是王大举追逐利益的宝贝。与王毛一样，作为别人逐利的工具，杏儿也有身不由己的苦衷，但同时她也是别人所逐之利，因此她也会被迫作出一些有利于自己和家人的选择。当她发现自己的父母不再是自己最好的庇护，狗剩看似奋不顾身的行为只是为了挣钱娶她时，她终于作出了一个艰难的选择——嫁给杨三，但却发现杨三只是为了得到她的人，于是她对世界充满了恐惧。直到狗剩为了救他而拉响手榴弹的那一刻，她终于看到了那个心仪的“枪手”，一颗心终于因为肉体的安全才有了依靠。

而杨三是狗剩不折不扣的“损友”，这个天天以所长自居、把人品挂在嘴边的小人物玩转了权力与利益，国家的政策可以成为他敲诈勒索的理由，敲诈所得又可以成为他继续敲诈的资本。而他敲诈勒索的对象自然少不了主人公狗剩及其干大一家。作为“地头蛇”，连排队都要以所长身份插队的他习惯了呼风唤雨、为所欲为的生活，但从少林寺学得一手武艺的狗剩屡屡挑战他的权威，破坏他的“好事”，毁坏他的形象，并且在娶杏儿这件事上他与狗剩、王大举一家各持己见，存在利益纠纷，因此针对狗剩及王大举一家杨三实施了越来越疯狂的“人财阴谋”，其愈加疯狂的逐利行为成为一条条导火索，引来了更多的逐利者，其中就包括主人公狗剩。

（二）无限的利益与无限的伤害

对于狗剩这样的小人物而言“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如此生存环境之下，越纯洁便越难以洁身自好，因为人终究都会有欲望，狗剩的欲望就是娶杏儿。娶杏儿的条件是干大王大举的一张空头支票——十块大洋盖三间瓦房，于是，十块大洋便领着狗剩染上了逐利的毛病。“利”字旁边一把刀，狗剩在“王毛”这张面具下、在逐利的道路上逐渐失去了自我，战友的生命比不上兜里的大洋，自己的身体则成为了随意买卖的东西，仅存的一点民族意识还可以证明他不是行尸走肉。而当从军挣钱的路被堵时，杏儿便成了一种形式的利益，引诱着狗剩走上了又一条迷失自我的道路，仅存的那点民族意识也已随着募兵钱的消失而荡然无存，没有了信仰，只有满眼的金钱和心中遥不可及的媳妇杏儿。病态的利益观侵蚀着他的思想，让他变得麻木，任凭指导员正义满满的教导也唤不醒这个沉醉于欲望和自利的人。

其实，利益不光给了狗剩一刀，每一个逐利的人都公平地受到了伤害，而且沉迷得越深，受到的伤害就越大，其中当属杨三和王大举为甚。当杨三幻想着借日本人的手来扫清障碍时，没想到自己请来的帮手是比自己更有野心、更有实力的逐利集团，以至在“魔爪”失控后招来了杀生之祸，自己更是从此背上了千古骂名。杨三的结局早有征兆，狗剩便是他逐利道路上的第一个障碍，也是他能力范围之内追逐利益最大化的一个极点，从一开始拍断他面前的桌子腿到动手打他，再到最后拉响手榴弹与他同归于尽，狗剩越来越极端的做法一方面表达了他捍卫自我权益的急切心情，另一方面也表现了杨三愈加疯狂的逐利行为。劣质的手榴弹让杨三走运躲过一劫，但却暗示了事态进一步发展的后果，下次再不会有如此好运了。事实上果真如此。

相比狗剩和杨三，王大举没有狗剩的运气和本领，也没有杨三的地位，属于夹在二者之间吃点蝇头微利的小逐利分子，而他却企图虎口夺食，玩弄二虎于掌间，既给狗剩画了个“杏儿饼”，又让杨三屡屡扑空，这些不自量力的行为最终让他在“二虎”的利益纠纷中难以自保，而杏儿、王毛娘等依附于王大举的更小的逐利者都一同受到株连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当小人物利益观被无限的利益所吸引，无限的伤害也就随之而来，个人之间的利益纠葛最终变为了家仇，甚至国恨。但即便是再伟大的事业也会因小人物利益观而变得惨不忍睹，因为更大的利便有更大的刀，无法保持冷静的狗剩最终就倒在了这把刀下。

二、剧情映照下的消费社会

电影意识形态论后期研究代表齐泽克认为：“电影意识形态并非‘幻象’，而是主体存在的真是境况，也即‘实在界’”[3]，这一观点较好地吻合了电影作为一种艺术源自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特性。因此电影看似虚构的故事情节中往往蕴含着对现实世界某些方面的真实写照。而电影《我不是王毛》中利益即普通人行为动因的现状与当下消费社会的真是面貌有着一定程度相似，无疑便不是一种想象与现实的巧遇。

文明给了人类虚伪的外衣，因此便有了博弈，而博弈的目的则是利益。在全社会的这场博弈中，不同的人充当着不同的角色，狗剩、王毛，亦或是杨三。充当狗剩的这类人本性善良而又不屈不饶，在这场博弈中常常会不断调整自我，从而不断适应这个社会，或许也有迷茫甚至迷失自我的时候，但日子总是充满机遇和挑战。杨三这类人属于操控全盘者，万事皆因他而起，所有逐利的人都得在他的布局中攫取自己的一杯羹。他常常假借为对方着想之名大行其道，但归根结底都是在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当然众人总因他而衰的同时往往也会因他而兴。而杨三与狗剩这两类人之间由于品性的天壤之别，在所难免的也就是利益的博弈了。至于王大举这类借风行舟之人命运皆悬于狗剩和杨三二者的博弈之间，二者之间的博弈如果处在一个动态的平衡当中，他便可以饱食终日而又可自居高于王毛、杏儿一干人等之上，甚至可以挟杏儿以令二者。但后果却是如果二者的博弈因自己不合时宜的手脚而失衡，便会立刻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甚至会成为受害最重的一方。当然，王毛和杏儿这类的人在这场博弈中往往为数最多，这类人往往沐浴在各利益争夺者爱的假象中，实际上无论他们站在哪一方，都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他们利益争夺的无辜受害者。有时他们的选择也是无奈的，因为生在社会总得立足，立足之地也归充满博弈的社会所有。

人类天生就是群居动物，当狗剩、王毛之类的人聚集在不同的地方或领域便形成了一个个不同的团体，为了不同的利益而争夺，电影市场就是如此形成的。那些致力于电影艺术创作的艺术家们便是由狗剩这类人组成，杨三这类人聚集形成了电影投资人，王大举则是因电影而走红的艺人的原型，而王毛、杏儿就是万千电影观众的缩影。

以《我不是王毛》这部电影为例，导演赵小溪表示：“中国电影市场发展太快，突然有一天，我们发现，我们的投资方已经不是地方政府和地方宣传部门了，而是来自市场。我们的电影因此也要走入市场，要在市场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们要厘清创作者和市场的关系。于是，我们开始拍商业电影。”[4]与此同时，就连昔日的功成名就的导演陈凯歌也在《道士下山》中积极寻求“不改初衷的坚守之道”[5]，以更好地迎合观众口味。可见，当前电影市场上投资人高举迎合观众的旗帜，逼迫电影创作者被迫适应着，一些脱颖而出的艺人成为了其间的受惠者而名利双收。而“崛起的票房，堕落的电影”[6]则进一步揭示观众不过是投资方的棋子而已。“电影观众的观影需求被提升至电影生态中的至高地位，创作者的表达空间被压缩。”[7]

正如《我不是王毛》中所出现情况那样，资本与电影创作之间的博弈正逐渐呈现失衡状态，电影创作逐渐失去尊严和艺术的自由，而且所谓的“明星”艺人也逐渐飞扬跋扈，甚至肆意地涉足资本的操控与电影的创作，会演电影就觉得自己能够担任导演，演电影出名了就妄想以资本操控电影以追逐更大的利润，而观众在受骗于烂片后除了失望便再无其他途径改变，面对诱惑还是不得不继续贡献票房。

虽然由于从属关系，影片的剧情首先警醒了当前的中国电影市场，但剧情映照的“实在界”其实指的是受小人物利益观影响的更为广阔的“消费社会”。尽管是当今消费社会方兴未艾的一种主流价值观，但这种小人物利益观毕竟只是一种低端的社会价值观，不但侵蚀会既有的情操和境界，降低各构成要素的品味和主体的高度，而且正如影片所演义那样，这种自私自利的利益观所指导下的分散性逐利行为还暗含着层层危机，逐步构成更加严重的危害。

作为一剂良药，电影产业各构成要素首先应当重视影片的针砭时弊，以此拨开中国电影市场的票房迷雾和名人效应，唤醒理性的市场思维，永葆电影这一年轻艺术形式的生命力。同时以大众文化为首的社会各主流文化也要以此为鉴，借助电影观众的复杂性，引导全社会对小人物利益观的正确认知，为确保消费社会的和谐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结语

电影《我不是王毛》以点及面，以小人物的利益观贯穿着影片的情节发展，支配着小人物的命运，揭示了以自身所处的电影市场为代表的消费社会中小人物利益观喧嚣致上的现状，辩证分析了小人物以分散性逐利行为为典型特征的利益观。但“真理总是在远方，姑娘总是在身旁”[8]，是选择身边的还是远方的需要更多的“指导员”和更多的“狗剩”前赴后继地努力，还需要“王毛”最后的觉醒——快跑。

[1]杜思梦.《我不是王毛》导演赵小溪:我想给喜剧电影注入新元素[N].中国电影报,2016-04-06(006).

[2][8]王馨莹.《我不是王毛》：真理总是在远方，姑娘总是在身旁[N].中国艺术报,2016-03-28(004).

[3]曾胜.视觉隐喻——拉康主题理论与电影凝视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132.

[4]赵小溪,张成.青年导演，请用好题材的杠杆[N].中国艺术报,2015-05-25(004).

[5]沈浩,李江杰.电影《道士下山》：不改初衷，探索坚守之道[J].大众文艺,2016(1):192.

[6]侯李游美.崛起的票房 堕落的电影——论当下中国电影的”后现代”影像奇观[J].四川戏剧,2015(2):36.

[7]刘扬.《我不是王毛》：商业语境下“抗战主旋律”的另类书写[J].电影艺术,2016(3):50.

王志东，男，河北保定人，河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广告系讲师；宋维山，男，河北承德人，河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广告系副教授，硕士。

本文系河北师范大学教改研究项目《广告学专业实训课程教学改革模式研究》成果之一（课题编号：2015XJJG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