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杏轩

(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福建福州　350116； 福州大学跨文化话语研究中心, 福建福州　350116)



隐喻·认知·叙事
——聚焦“女儿水作，男人泥作”的概念隐喻

沈杏轩

(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福建福州350116； 福州大学跨文化话语研究中心, 福建福州350116)

摘要：借助《红楼梦》“女儿水作，男人泥作”这一耳熟能详的概念隐喻，可以了解概念隐喻的认知特点和本质，理解隐喻、认知和叙事之间的内在联系。“女儿水作，男人泥作”的概念隐喻是贾宝玉言行一致的认知表达。同时，“女儿水作，男人泥作”的概念隐喻也积极参与小说的人物叙事和结构叙事，塑造了“水作的女儿”林黛玉的人物经典；并通过“还泪”隐喻，呈现了宝黛爱情悲剧的隐喻叙事。

关键词：“女儿水作， 男人泥作”； 概念隐喻； 隐喻认知； 隐喻叙事

一、表达认知的概念隐喻，概念隐喻的认知表达——“男人泥作”的人物聚焦

“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看似是《红楼梦》主人公贾宝玉的一句玩笑话，其实贾宝玉对两性认知的隐喻表达，即表达宝玉两性认知的概念隐喻。概念隐喻是1980年莱考夫(Lakoff) 和约翰逊(Johnson)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提出来的。两位学者指出隐喻的本质在于“通过一物理解和体验另一物”[1]，强调隐喻的认知本质和认知功能。“X是Y”的表达句式，是概念隐喻的基本表达方式。X是目标域，Y是源域。“X是Y”的概念隐喻在源域和目标域之间架起了相关的隐喻映射，将源域的认知特点系统地投射到目标域上，从而形成更加具体、鲜明、清晰的认知表达，帮助人们接近目标域的认知范畴。“女儿水作，男人泥作”的概念隐喻恰恰反映了贾宝玉对世界的基本认知，他用隐喻的形式表达了自己对两性世界的认识判断。由“水”到“女人”，由“泥”到“男人”是贾宝玉认识自身、认识世界时，由此及彼，由远及近的表达习惯和认知特点。“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这句话奠定了贾宝玉在世人面前的形象，“虽然淘气异常，但其聪明乖觉处，百个不及他一个。”也充分刻画出宝玉身上常人不及的灵气，是个难得的情痴情种。

概念隐喻的认知表达是由量变到质变的累积过程。重复性地表达某个认知结果或者认知特点是判断概念隐喻是否成立的重要标准。之所以断言“女儿水作，男人泥作”是暴露贾宝玉两性认知的概念隐喻是因为，在小说中宝玉不止一次发出这样的感慨，称自己是“须眉浊物”，详见小说第19、36、43和58回。“须眉浊物”聚焦在“女儿水作，男人泥作”的隐喻认知上。这样的人生感慨是贾宝玉清醒的身份解读和身份认同。

“你说的话，怎么叫我答言呢？我不过是赞她好，正配生在这深堂大院里，没的我们这种浊物倒生在这里。”(第19回)

“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儿，也学得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这总是前人无故生事，立言竖辞，原为导后世的须眉浊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琼闺绣阁中亦染此风，真真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第36回)

“你若芳魂有感，香魄多情，虽然阴阳间隔，既是知己之间，时常来望候二爷，未尝不可。你在阴间，保佑二爷来生也变个女孩儿，和你们一处相伴，再不可又托生这须眉浊物了。”(茗烟代言)(第43回)

“天既生这样人，又何用我这须眉浊物玷辱世界。”(第58回)

第19回，仅仅与袭人两姨妹子有一面之缘，宝玉便深赞两位年轻女子而贬损自身“浊物”；宝玉被打后(第36回)，比起“错里错以错劝哥哥”的黛玉，宝钗对他“立身扬名”的劝导却招致宝玉的愤懑和惋惜。也自此，宝玉对钗、黛的态度变得清晰；第43回，宝玉对无辜金钏祭奠时，茗烟所言透露了宝玉对自己身为“须眉浊物”极度的厌恶、对自身存在价值莫大的怀疑。宝玉“须眉浊物”的自损不断向世人透露其“女儿水作，男人泥作”的核心认知，也不断刷新世人对宝玉的形象认知，而这都源于概念隐喻的认知本质。

“须眉浊物”的自称仅仅是语言行为上“宣称”(say it)了宝玉的两性认知，小说中，贾宝玉的行为更是自觉“践行”(do it)这样的两性认知，演绎了一次次“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见表1)。如果没有以“女儿水作，男人泥作”作为认知背景解释的话，贾宝玉在《红楼梦》中与众多女儿的亲近行为似乎和贾琏之流的淫欲顽主没甚区别，也很难被世人理解接受。难怪连人生经验丰富的贾母都曾说：“别的淘气都是应该的，只他这种和丫头们好，却是难懂。我为此也耽心，每每的冷眼查看他。只和丫头们闹，必是人大心大，知道男女的事了，所以爱亲近她们。既细细查试，究竟不是为此。岂不奇怪！想必原是个丫头，错投了胎不成？”(第78回)贾母的一番细查为溺爱宝玉寻找一个看似荒唐又合理的解释。殊不知宝玉“女儿水作，男人泥作”的隐喻认知已暴露其价值观早与所处社会环境格格不入。

首先，“女儿水作，男人泥作”的隐喻认知违背了封建礼法社会男尊女卑的社会主流意识和价值观。小说人物所处的封建时代，女子奉行的是“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教条，无自我存在的独立价值和意义。但在贾宝玉看来，用“水”作的女儿是清爽的，与用“泥”作的浊臭男人相比，她的本质是纯洁的、是让人亲近的。正是“女儿水作，男人泥作”结构隐喻烘托出宝玉“出淤泥而不染”的隐喻幻象，避免其落入沦为与贾琏类似的淫欲形象。换句话说，贾宝玉的形象很大程度上首先定格在“女儿水作，男人泥作”的隐喻修辞幻象中。其次，“女儿水作，男人泥作”的隐喻认知违背了作为封建大家庭法定继承人贾宝玉的身份象征和正统的人生责任。贾宝玉是荣国府嫡出的继承人，是必须照封建社会理想接班人选的标准进行培养的接班人。可恰恰是这个独苗口出“妄言”，说出了一番自辱男性世界的“浑话”。显然，贾宝玉不是封建礼教的推崇者，更不可能成为封建家庭的理想接班人。他的命运——从他说出“女儿水作，男人泥作”的隐喻开始就注定了——是一个与封建势力抗争的“逆子”。

曹雪芹创造了文学史上一个经典的概念隐喻——“女儿水作，男人泥作”——定位了贾宝玉对两性截然对立的认知特点，从而成功塑造了一个封建“叛逆者”的典型形象。

二、参与叙事的概念隐喻，概念隐喻的叙事构建

“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的概念隐喻不仅关乎主人公贾宝玉的认知表达特点，也参与小说的整体叙事，即隐喻叙事。隐喻叙事是指利用隐喻而设计的叙事线索或者叙事模式。[2]这样的叙事安排借助隐喻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把作者的写作思路、写作意图渗透在叙事安排和展开过程中，同时也可以引导读者对作品的解读。这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女儿水作”的概念隐喻参与小说人物叙事，成功塑造林黛玉这个人物经典；其次，“女儿水作，男人泥作”参与了小说的结构叙事，聚焦“还泪”隐喻，呈现了宝黛爱情悲剧的隐喻叙事。

(一)参与人物叙事的概念隐喻——“女儿水作”的人物聚焦

“女儿水作”的概念隐喻站在“男人泥作”的对立面，聚焦在林黛玉的“还泪”之约，聚焦在用泪水包装出来的林黛玉——这个在《红楼梦》里用水作的女儿中最典型的人物，她是“泪水的化身，是多愁的别名”[3]。

林黛玉是中国文学上最深入人心、最富有艺术成就的女性形象之一。这个曹雪芹耗尽生命的力量所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曾使多少人为之落泪，为之销魂。据不完全统计，林黛玉在《红楼梦》前八十回落泪的次数高达几十次之多。眼泪是林黛玉的生命，是林黛玉的全部。连她爱哭的个性也为她赢得了“潇湘妃子”的别称，“当日娥皇、女英洒泪在竹上成斑，故今斑竹又名湘妃竹。如今她住的是潇湘馆，她又爱哭，将来她想林姐夫，那些竹子也是要变成斑竹的。以后都叫她作‘潇湘妃子’就完了。”她的泪水是唯美的，她的泪水是为爱情而生的，她的泪干也是为爱情而亡的。林黛玉的爱情并不是甜的而是苦的，是比甜蜜更有味道的苦酒。哪怕是含着眼泪也要喝下人生的这杯苦酒，所以“她爱得深沉，爱得美丽，然而也爱得多疑和痛苦”[4]。

林黛玉正是这样一个用泪水浇灌自己爱情的痴情女儿。若没有了眼泪的烘托和渲染，林黛玉的角色形象将大打折扣，林黛玉也不成其为林黛玉了。如若少了眼泪，黛玉葬花的情景也无法永远定格在无数《红楼梦》的读者心中。“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的孤高自许伴随着少女倔强而无奈的泪水。“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的生死困惑掺杂着少女无助而悲恸的泪水。林黛玉葬花时的泪水定格了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凄美。“死亡以眼泪和流水为意象，灵魂以情爱和落花为现身。一场以泪相伴的爱情，一脉流水落花的气韵，合成一种在死亡面前的审美观照。死的恐惧在此全然升华为美的享受。”[5]

(二)参与结构叙事的概念隐喻——“还泪”隐喻叙事聚焦

“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的概念隐喻包含着为宝、黛爱情进展专门设计的隐喻叙事——“还泪”隐喻叙事。“还泪”隐喻叙事是指以“还泪”为隐喻焦点，将“还泪”的神话故事作为隐喻化的叙事线索，集中在绛珠仙子下世用泪水偿还神瑛侍者甘露之惠的知遇之恩。同时，“还泪”隐喻叙事也是在“女儿水作，男人泥作”的概念隐喻基础上铺陈开来的隐喻叙事。一端连接着“还泪”女主人公林黛玉，她的一生为还泪而生，她的一生陪伴着泪水度过，她的一生为泪而亡……另一端连接着宝玉对“女儿水作”的骨肉的亲近和喜爱，特别是对泪作的女儿——林黛玉——发自内心的情有独钟。

绛珠“还泪”的神话隐藏着宝黛爱情的秘密，也蕴含着宝黛爱情的深层结构，这也是“还泪”隐喻叙事的核心所在。“他是甘露之惠，我并无此水可还。他既下世为人，我也去下世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也偿还得过他了”，绛珠“还泪”的传说从一开始就为宝、黛爱情的发展奠定了悲剧的基调。小说安排男女主人公初次见面的场景里，因宝玉摔玉已让黛玉心存不安地落泪了，“林姑娘正在这里伤心呢，自己淌眼抹泪的说：‘今儿才来，就惹出你家哥儿的狂病，倘或摔坏了那玉，岂不是因我之过！’因此便伤心，我好容易劝好了。”这泪水从此开始再也没有停止过，在宝、黛主要的几次争吵中，黛玉均落下眼泪，包括第20、23、26、29、30、32和64回。[6]更不要算她自己在没人的时候，不管是悲、是愁、是叹、还是惊、是恼，她都能掉下眼泪来。小说第27回，清楚地交代了黛玉落泪的可怕程度“无事闷坐，不是愁眉，便是长叹，且好端端的不知为了什么，便常常的自泪自干的……那林黛玉倚着床栏杆，两手抱着膝，眼睛含着泪，好似木雕泥塑的一般，直坐到三更多天，方才睡了。”刚刚开始大家还好心相劝，慢慢都习以为常，也都不理论了，“先时还解劝，怕她思父母，想家乡，受了委屈，用话来宽慰解劝。谁知后来一年一月的竟常常的如此，把这个样儿看惯，也都不理论了。”

小说第32回，宝玉将黛玉引为知己的一番话似乎给黛玉吃了定心丸，“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帐话不曾？若她也说过这些混帐话，我早和她生分了”，面对真诚的宝玉，黛玉又落泪了；宝玉冒死说一回的誓言，“我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在这里，又不敢告诉人，只好捱着。只等你的病好了，只怕我的病才得好呢。睡里梦里也忘不了你！”虽然黛玉没能听到，但从此开始，宝、黛二人的关系趋向稳定，黛玉还只是一味地掉眼泪，不是担心宝玉“有了姐姐，忘了妹妹”，而是烦恼自己的终身大事没有父母主张；到了第49回，黛玉的眼泪明显变少了，“近来我只觉心酸，眼泪却像比旧年少了些的。心里只管酸痛，眼泪却不多。”眼泪变少或许有医学上的解释，但眼泪变少对黛玉来讲却是个极其危险的讯号。泪水代表了这个少女的生命，泪水变少意味着这个少女的生命快要走到尽头了。“如果说宝黛爱情是一场悲剧的话，那么其悲剧性却不在于他们有无婚姻的结果，而在于其中那个与生俱来的还泪故事。”[7]

“还泪”隐喻叙事还可以从宝玉的叙事视角加以理解。宝玉经历了从接受众人眼泪的被动意识到接受“只是各人各得眼泪罢了”的主观意识的变化。宝玉的这一转变也是“还泪”隐喻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宝玉认为“女儿是水作的骨肉……见了女儿便觉得清爽”，所以他是不厌烦女儿眼泪的，从未看见他为黛玉的泪水产生过哪怕丝毫的不耐烦。其实，宝玉不仅不讨厌女儿们的泪水，甚至希望自己最理想的死亡结局是让大观园里众多女儿们的眼泪将其尸首飘浮起来的，“比如我此时若果有造化，该死于此时的，如今趁你们在，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为人，就是我死得得时了。”宝玉所期待的不仅仅是黛玉的眼泪，他还期待大观园里其他年轻女性的眼泪，包括宝钗、袭人等等，再多的泪水似乎都嫌不够，宝玉也挣得这些人的眼泪而骄傲，并将其视为自己存在的价值。然而就在第36回里，宝玉目睹了贾蔷与龄官心心相印，一往情深的一幕，宝玉终于“识分定情悟梨香院”，明白了“从此后只是各人各得眼泪罢了。”

龄官的眼泪是属于贾蔷的，而谁的眼泪才是属于宝玉自己的？梨香院的一幕让宝玉“深悟人生情缘各有分定，只是每每暗伤‘不知将来葬我洒泪者为谁？’”这样的觉悟对宝玉来讲或多或少是个打击，虽然这样的打击被偶结海棠社开始的吟诗作词的精彩生活渐渐冲淡了，但宝玉的“洒泪者”终究是谁？这恐怕也是一个永远无法解答的谜。但毋庸置疑的是，宝玉是“还泪”隐喻叙事积极的推动者，他创造的“女儿水作”的隐喻为泪水的凄美，女性的柔美作了一个非常正面、积极的意境铺垫；他关于识分定的“得泪”觉悟将“还泪”隐喻叙事从绛珠“还泪”的单线进行扩展到了复线甚至多线并行的叙事可能性。

“还泪”隐喻叙事也让爱情的讲述包裹着悲怆的气氛，没有泪水浸泡的爱情似乎是不完整的，也是无法永恒的。宝黛爱情正是按“还泪”隐喻叙事展开、在古今中外的爱情文学中得到永生。

《红楼梦》主人公的认知特点和小说的叙事特点都蕴含在“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的概念隐喻之中。隐喻是表达认知的，表达认知的隐喻是参与叙事的，既可以建构小说中的人物叙事也推进小说的结构叙事。

注释：

[1] Lakoff, G. & Johnson, M.MetaphorsWeLiveB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p5.

[2] 沈杏轩：《〈红楼梦〉隐喻叙事探析——“梦”的隐喻叙事为例》，《大连海事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3][4] 蒋和森：《红楼梦论稿》，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189，111页。

[5][7] 李 颉：《红楼十五章》，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年，第66，42页。

[6] 沈杏轩：《注定宝黛爱情悲剧的“起誓”语境分析》，《沈阳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责任编辑：陈未鹏]

收稿日期：2016-03-01

作者简介：沈杏轩， 女， 福建诏安人， 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博士。

中图分类号：H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321(2016)03-008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