践行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共进强国论<br/>——评《反思“国有经济强国论”》

践行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共进强国论
——评《反思“国有经济强国论”》

2016-12-15张炳光

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年3期

关键词：群力主导国有经济

张炳光

(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福建福州　350116)

践行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共进强国论
——评《反思“国有经济强国论”》

张炳光

(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福建福州350116)

摘要：本文对《反思“国有经济强国论》一文的观点和方法提出异议，认为狭隘的“国有经济强国论”已被摒弃，我们当今践行的是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共进强国论，后者才是国家主流经济思想的组成部分。国民共进强国论，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坚持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和民营经济的群力作用，共同前进，做大做强，形成合力，成为实现中国梦的重要物质基础和制度保证。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带动改革开放、带动创新、带动合法竞争、带动保障国家和人民利益、扶助民企。群力作用主要体现在吸引更多劳动者就业、创业、创新、创造财富、创造新生活。国企民企做大做强，既为保障国计民生，也是为应对外国垄断资本的不公平竞争。国有经济比重较高的国家，国际竞争力和国内政局稳定力并不低于国有经济比重较低的国家，关键在于国民共进的合力。

关键词：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共进；主导；群力

《反思“国有经济强国论”》[1]一文(以下简称《反思》)，说中国自秦汉以来的“国有经济强国论”，“核心观点认为，把国有经济做大做强，能够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所以，国家必须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国有经济必须在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中保持垄断或控制地位。”这种“国有经济强国论”，官方只顾“控制关键性资源和垄断最有利可图的企业”，罔顾民营民生。笔者认为，如果这要称为“国有经济强国论”的话，也不过是狭隘的“国有经济强国论”，它的是非和历史功过，在此不论。可是，《反思》认为，在当今中国，这种“国有经济强国论”“仍然是国家主流经济思想的组成部分，并用于指导国有经济的战略重组。”那么，问题就严重了。下面我们据实展开讨论。

在当代中国，新版的狭隘“国有经济强国论”是理论和实践中“重全民、轻集体、打个体、反外资”。它虽不同于剥削阶级的“国有经济强国论”，但违背历史发展规律，脱离中国实际，不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受到许多人的抵制和反对。1979年，正当我国经历文革造成的严重危机之后、尚未复苏之时，笔者提出：“我们过去是重全民、轻集体、打个体、反外资，这样就束缚了自己发展经济和扩大就业的手脚。如能调整所有制结构……让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国家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和劳动人民个体所有制这五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重点发展集体所有制经济，那么，经济增长速度一定会加快，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一定会加大。”[2]1980年4月，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体制小组办公室提出要研究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存问题。1984年7月下旬，胡耀邦提出，要把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写进《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3]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论和笔者后来提出的“国企与非国企共进论”[4]相结合，可称为“国民共进强国论”。围绕此论，笔者还提出不少相关意见，如:资本主义用过的方法，对社会主义有利的，我们也可以用，那不是道路问题，而是方法问题。[5]面对商品经济不发达的现实，要进行商品经济普及化的补课。[6]国企改革首先要实行两权分离，企业要自主、兼并、跨地区跨所有制改组，发行股票和债券，向国外扩展；国企要以支持各种经济成分发展、开展竞争、带动竞争来发挥主导作用。[7]

1979年为什么提出“重点发展集体所有制经济”呢？因为当时全国有2000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要返城，全国城乡还有许多失业半失业劳动者。国有企业尚未复苏，它自身还有不少劳力待工，无法接纳许多新增劳力。个体经济虽已开始恢复合法地位，但它的技巧性、灵活性、流动性，以及习惯势力对它的限制和歧视，使很多待业劳动者难以适应。外商独资企业还未出现，本土私人企业尚未露头。国家资本主义正在探索。集体所有制经济是民营经济，它不依赖国家，可以通过知青家长集资，街道或国企帮扶，挂靠街道或国企，办起集体企业；可以由原工商业者(他们正好领回了“文革”时被红卫兵没收的私有财产)及其亲属集资办起集体企业；许多乡镇社队，可以集资办起集体企业；学校也可以集资办起集体企业。集体企业有自己的产权，有独立性、灵活性，协作可以产生新的生产力，又有社会帮扶，就地就业的劳动者日常生活还有家庭依托，所以集体企业能够吸纳大量劳力，较快发展经济，稳定社会。果然，1980年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在全国工业企业中占到77%[8]，也就是说，民营工业企业数已经超过国有工业企业数。一些集体小厂，逐渐做强做大，如今有的已成为著名的跨国集团(如海尔)。今后集体所有制经济还要有大发展。

1985年，新生的私有企业刚刚露头，社会上有人说要承认有人说不能承认。1986年，笔者提出：私人企业是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需要的产物，它可以参与国企改革，可以跨地区跨国界发展，德才兼备的私人企业家可以成为公私联合企业的领导人，并且要培养他们更好地成长。[9]

在“国企一卖了之”“国退民进”“国进民退”的争论中，笔者提出“国企与非国企共进论”，并阐述了进退规律。[10]在当今中国，赞成和实践“国民共进强国论”者是主流，持狭隘“国有经济强国论”者已少见。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这是对狭隘“国有经济强国论”的否定，这才是“国家主流经济思想”的组成部分。2015年11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这是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

当今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国人民正在强国之路上奋进，这是逐渐成熟的国家主流经济思想的胜利。

《反思》中，把新中国的国有经济同中国历代王朝的国有经济、国民党政府的国有经济混为一谈，是不对的。中国历代王朝的国有经济是皇室所有制，国民党政府的国有经济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这些国有经济都以保证剥削阶级利益为出发点。新中国的国有经济是全民所有制，它以有利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它同上述那些国有经济有着本质区别。

新中国的国有经济由于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在建国初期，遏止解放前延续下来的极度通货膨胀，稳定物价，保障民生，促进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起了明显的主导作用，举世瞩目。《反思》不看不同性质的国有经济的表现，笼统地反对国有经济掌握命脉，毫无道理。“文革”结束后，改革中的国有经济更深入更广泛地起着主导作用：通过自身改革，带动民营经济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参与经济全球化作贡献；通过国有金融、粮食、能源、矿冶、交通、通信、军工、航天企业的发展，保障人民生活安定和国家安全，为各类企业创造良好的生存发展环境；为各类企业提供先进的技术装备；通过领先创新、合作创新，带动各类企业持续创新；依靠国企强大实力，带动合法竞争，维护合法竞争，使国企民企做大做强，共同前进。与此相对应的，是民营经济强大的群力作用，主要体现在，民营经济吸引了更多的劳动者就业、创业、创新、创造财富、创造新生活。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共进强国论，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坚持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和民营经济的群力作用，共同前进，形成合力，成为实现中国梦的重要物质基础和制度保证。

《反思》反对国有经济做大做强。但我国大陆和台湾众多学者都认为，国企民企做大做强，才能应对外国垄断资本的不公平竞争，才能在世界上争取经济平等、政治平等的地位。做大做强的国企民企，有可能取得垄断优势。垄断的条件是产品无替代性和实力强大，所以产品无替代性的小而强中而强的企业也可取得垄断优势。世界各国只反不合法不合理的垄断，不反合法合理的垄断。

《反思》全然不顾当今中国民营经济大发展的事实，也是不对的。当今中国民营经济不但所占比重大大超过国有经济，经营着大量利好的企业，在金融、通信、房产、农业、石油、零售商业、电子商务等诸多领域业绩斐然。民企500强的门槛已经超过90亿元(1956年实行公私合营时，全国私营工商业全部资本只有24亿元)。众多中小企业得到扶持发展。今后民营经济和民间投资还会深入到更多领域，发挥更大的群力作用。民企的国际化程度、产品影响力、资本影响力不断增强。这些都是民国时期的官僚垄断资本和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无法相比的。阿里巴巴从最初18人借钱集资50万元，到2014年在美国上市融资218亿美元；2016财年电商交易额(GMV)突破了3万亿元，为2015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约30万亿元的10%，有望成为世界零售平台之首。华为有7万名职工持有本公司98.6%的股份。据农业部资料，至2012年底，我国家庭农场达到87.7万个，单个家庭农场的平均收入为18.47万元。今后多种形式的家庭农场、合作社和民营农业公司大发展是必然趋势。瑞士信贷银行《2015全球财富报告》：中国家庭财富总额2015年已达22.8万亿美元，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85.9万亿美元)。扶贫的力度不断增强，30多年来有6亿多人脱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海伦·克拉克呼吁各国分享中国减贫经验……这些都是开历史的先河，预示着全民致富的美好前景，绝不是罔顾民营民生。

总之，当今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共进的合力，已成为实现中国梦的重要物质基础和制度保证。

《反思》在论证“在当代中国，‘国有经济强国论’仍然是国家主流经济思想的组成部分，并用于指导国有经济的战略重组”时，引用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作论据，但是用省略号把引文中间的关键论述略去了，被略去的关键论述是“必须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根本标准”。《反思》在全文的立论中，还避开了《决定》中否定狭隘的“国有经济强国论”的其他论述，如“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格局”“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和共同发展”“坚持和完善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业民主管理，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必须切实尊重职工的主人翁地位，充分发挥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这样一来，《反思》就把体现国民共进强国论的《决定》，变成了主张狭隘的“国有经济强国论”的《决定》，并以此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这种方法，实为不妥。

《反思》认为，国有经济比重较高的都是贫穷和政局不稳的国家，国有经济比重很低的国家却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并能保持国内政局稳定。可是，科威特国有经济比重很高(45%左右)，却是人民享受高福利的国家。可见，《反思》的国际比较不恰当。

我们不妨再从应对经济危机的综合国力(含经济实力、预判力、决策力、运作力、协调力)来进行国际比较。1997年夏，索罗斯等国际金融炒家掀起亚洲金融风暴，使泰国、印尼、韩国货币大幅贬值，股价急剧下降，许多厂商倒闭，经济陷入萧条，波及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和香港。1998年国际炒家对香港发起新一轮进攻，中国银行联手香港特区政府金融机构进行反击，使国际炒家惨败而逃。国有经济比重较高的中国大陆和香港应对经济危机的综合国力，就是比国有经济比重较低的国家强。2008年从美国开始的全球金融风暴，使许多国有经济比重低的国家迟迟不能复苏，唯独国有经济比重较高(其实也不过25%)的中国，既有2007年国企倡导民企跟进的“过寒冬”准备，又有危机来临之时的沉着应对，充分发挥出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和民营经济的群力作用，成为最早摆脱危机、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国家。2009年，中国企业500强收入利润率为4.7%，超过世界和美国企业500强。这充分证明，国有经济比重较高的国家，应对危机的综合国力并不低于国有经济比重低的国家。

结论：狭隘的“国有经济强国论”已被摒弃，我们践行的是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共进强国论。

注释：

[1] 曹正汉：《反思“国有经济强国论”》，《炎黄春秋》 2014年第7期，第1-4页。

[2] 张炳光：《经济学探索文选》，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8页。

[3] 高尚全：《胡耀邦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炎黄春秋》2015年第12期，第18页。

[4] 张炳光：《经济学探索文选》，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40，277-279,285页。

[5] 张炳光：《经济学探索文选》，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6页。

[6] 张炳光：《经济学探索文选》，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8页。

[7] 张炳光：《经济学探索文选》，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3，31，43，51页。

[8] 于光远主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常识读本(一)》，经济学周报社，1982年，第157页。

[9] 张炳光：《经济学探索文选》，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09，117，118页。

[10] 张炳光：《经济学探索文选》，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40，277，279，2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