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欣

关键词：保罗·利科；话语；言语；文学；事件；意义

摘要：保罗·利科在“事件”的维度上赋予言谈、话语、文学触及存在本身的“意义”。他从对当代思想中言语与劳动间关系的反思出发，将言语视为人自身的有限性构成，理论与实践的中介；在话语的时间性、意向性、主体性、他者维度上确立其事件性，话语构成意义与事件的中介；文学话语在现实的意谓之外具有意谓维度，即可能世界，其中小说和诗歌以潜在的模式意指存在本身，在日常现实之外打开了一个可能性。

中图分类号：1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16）03-0310-06

语言问题在保罗·利科（1913-2005）的诗学及哲学总体中都是一个根本性问题，他的“反思解释学”所选择的“漫长迂回”道路即解释的语言学及语义学之路。解释学从最初的注释学（exegesis），由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发展为认识论哲学问题，即一般解释学；胡塞尔（《逻辑研究》到《笛卡尔的沉思》时期）和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时期）则最终促成了理解的认识论到存在论的转向，这在利科看来是将解释学建基在现象学之上的“捷径”，即理解存在论，解释学问题变成了对存在即此在进行分析的问题，此在就是通过理解而存在。

与之相对，利科决定“绕道”，因为存在论理解作为一种原始理解，衍生出一切历史理解，但这衍生的过程未曾得到说明；此外，从认识论理解到存在论理解，困难在于“本身是此在分析结果的理解正是在这种存在通过其并在其中理解自身为一存在的理解”，这要求我们在语言本身之中寻找理解是存在方式的指示。于是，语言分析和语义学进路成为利科取代“捷径”的“长路”，这是在细致描绘海德格尔的“通向语言之途”，即作为“存在之家”的语言抵达存在的进程。而语义学中对多义的或象征的理解与自我理解息息相关，利科于是推进至“反思”的进路，因此语义学成为利科全部解释学的核心和基础。而利科所谓开启意义，抵达存在的“语义创新”（1innovation semantiquc）之所以可能，就在于话语作为事件（cvcncmcnt）存在。本文尝试从核心的语言问题出发，发现利科的“话语事件”思想所达到的深度。文学话语是区别于一般言谈的特殊话语，那么人在言说、书写文学话语时，发生了什么？或者说我们是在什么意义上可以将文学话语的发生视为事件？利科的“话语事件”思想是我们绕不开的路标。

一、言语：在理论与实践之间

利科在1961年的耶鲁“特里讲座”中发表了关于论“弗洛伊德与解释学”的三次报告，清晰而明确地阐明了关于语言、象征与解释的关联性（1965年作为《弗洛伊德与哲学：论解释》的第一部分正式出版）。在他看来，语言（1alangue）、言语（1a parole）、语词（1e mot）、话语（1e discours）对于理解存在及我们自身切身相关的意义在他看来已经超越了知识论的维度，成为一种“信心”：“相信语言，蕴含象征的语言，被我们言说的远不如向我们言说的多。我们生而在语言中，在‘照亮每个在世之人的逻各斯的光中。正是这种期许、信心、信仰，赋予了关于象征研究的极端严肃性。诚实地讲，我必须说这一点鼓舞了我所有的研究。”在神学的维度上，利科和海德格尔都承认语言是“原初事件”，即先于主体存在的意义充沛的领域，太初有道，道即言（logos），《创世纪》中上帝说出的一句“光”标志了创世的开始，而人祖亚当尚未从泥中站立起来，上帝给亚当的第一件任务也与语言相关：为一切动物命名。语言的启示只能通过聆听语言本身所言，而非我所能言，这也是利科与列维纳斯的共同信念。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的绝对沉默，言语（parole）作为人自身的有限性构成，在利科看来并不是外在于人的命运的纯粹沉思，而是人的存在的一个方面：“言语产生和创造世界上的某种东西；更确切的说，会说话的人创造某种东西和自我创造，但只能在劳动中进行创造。”利科于是从对当代思想中言语与劳动（travail）的关系之反思出发，发展出关于人的言语的事件意义理论。

亚里士多德将人的活动归纳为三种主要形式：实用或实践，制作和理论。实践是道德的或政治的活动，其目的既可以是外在的又可以是实践本身，是对于可因我们的努力而改变的事物的、基于某种善的目的所进行的活动，它表达着逻各斯（理性），表达着人作为一个整体的性质（品质），伦理学、政治学就是实践的研究；制作则是使某事物生成的活动，其目的在于活动之外的产品，活动本身只作为手段和工具才是善的；理论是具有优先地位的沉思活动，最高的理论和“第一哲学”，其求知形式为对普遍性的沉思。在亚氏这里，理论对实践和制作都具有明显的优先性，这一判断也得到古典世界的普遍认同。现代以降，“理论”与“实践”的古典关系模式发生了颠倒，“实践”逐渐压倒“理论”成为决定性（甚至本体化）的建构力量，被从理论上及至生活（私人的、政治的）中，塑造为优先、压倒性的“主题”。哈贝马斯确认的现代思想的“四大主题”即：“后形而上学思想，语言学转向，理性的定位，以及理论优于实践的关系的颠倒——或者说是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克服。”马克思的“实践”实际上包含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和制作，并以劳动的生产性作为实践的本质，“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实际上，现代的实践理论模式并非没有问题，哈贝马斯指出其“使得许多人陷入了唯生产力论，实践被还原为劳动，由符号构成的生活世界、交往行为以及话语之间的多重关系被遮蔽了。”这是我们思考语言、文学存在方式所不得不防的陷阱。利科直言对这一转向（劳动地位的过度恢复）的失望，他认为劳动地位的重新确立的过程伴随着劳动概念的逐步扩张，从古典意义上与自然斗争的劳作，扩大到包括所有的科学、精神、思辨活动，劳动哲学逐渐走向劳动神学；与此同时，人们在一般的理解和判断中仍然固守手工劳动高于沉思活动的现代观念。这种说与做的二元对立在利科看来必须在言语事件的维度上实现突破，言语作为贯穿一切活动的能力，代表了在劳动的领域之外确立另一种存在方式的可能性，甚至具备质疑、反思神圣劳动的能力：“它能证明劳动的光荣，它能怀疑劳动的光荣。”

言语在利科的解释中不是单纯的触发语音、传递音响的过程，首先它是一种在世的事件，即言说行动，属于“实践”领域，言语与动作在劳动中一起发生，如伴随体力劳动过程的命令式叫喊属于动作的范畴。这里的言语与动作直接联系在一起，但即使是命令式的叫喊声也是在“意味”着动作，超越并监督动作。而当言语从叫喊发展为一个预期的方案和计划时，言语和动作虽然仍可被视为同一“实践”中的元素，但两者之间不再直接相关了，言语对于动作的间距化效果突显，言语包含了将做之事的意义，所以实践不能完全将作为计划的言语占为己有，言语“最初是反省所需的间距，是‘意义的因素，是最初状态的理论”。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言语同时隶属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虽然言语不能被视为本义上的劳动，但“无能”的语言并未将活生生的生活实践悬置起来，而是拉开了现实劳动与思考的一段距离，为意义的生产打开了空间，说话就是某人在用语言活动的方式提出一种“意义”，言语于是以卡西尔意义上的“符号”形式再现生活问题。这里显示了英美日常语言学派语言观的影响，J.L_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即认为主体所说是一回事，在说中所做是另一回事，以言行事的事可以通过陈述、命令、请求、怀疑等方式提出，于是就有了言语行为和以言行事行为之间的对立。利科在此基础上深入探究了以言言事与意义的关联。在他看来，怀疑的言语和祈求的言语比陈述、命令的言语更富有哲学意义。命令的言语是叫别人做某事，而怀疑的言语转向他人的同时，转向自身，因为怀疑把言语变成问题，把提问变成对话，即变成为了回答的问题和对问题的回答，总之，在怀疑的言语中，才能构成马丁·布伯意义上的“我”与“你”之间的对话，此即苏格拉底式的言语活动。就其提出、引入现实之外的可能的意义而言，从怀疑的言语中走出了思辨哲学、科学规律和律法。祈求的言语则开辟了一个条更宽广的道路，其中人以抒情的诗语将自身完全投向他者，祈求的言语成为价值评判式的言语，其中言语不仅开辟了意义领域，更是在开辟最好的意义领域。利科总结到，就其本身的“力量”而言，言语不仅可以缓和劳动分工、用休闲补偿劳动分工，还有一种奠基功能即作为“理论”的载体，言语在言说者与聆听者之间建立起意义的空间，在其中言谈触及知识、伦理、智慧的上升与下降，属于无法被“实践”包含的“理论”领域。言语从数学走向伦理学，从物理学理论走向历史，从科学走向本体论，使得知识的产生和运用、意义的创造和更新成为可能，所以言语以其创造、想象功能接近于神学意义上的基本的创造，“这首先意味着在人的有限性中，我们需要劳动和言语，以便置身于在我们之外的创造性言语的意义中。”

言语与劳动、说与做之间的二元对立消解在利科的解释中，以此为基础，利科对更为广泛意义上的“话语”（1e discours）事件进行思考，话语在事件与意义之间为何及如何构成桥梁和中介成为利科诗学的基础。

二、话语：在事件与意义之间

为了证明书写语言与口头语言的区别，利科引入基础性的“话语”概念，作为语言系统或语言代码的对立面，话语即语言事件或语言的使用，它以句子为基本单位。利科对话语事件性的肯定深受法国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的启发。正是本维尼斯特开启了对语言意谓现实的功能的思考：“语言再生产着现实。这需要从最直接的意义上去理解：通过语言，现实被重新生产出来。说话的人通过他的话语使事件以及他对事件的体验重生，听他说的人首先把握到话语，并且通过话语，把握到被重新生产的事件。”话语对事件的重塑和理解事件在话语交流中的中心地位使本维尼斯特将话语视为事件性存在。利科则在话语的时间性、意向性、主体性、他者维度上确立其事件性。在他看来：话语总是当下发生的事件，它通过一系列指示活动涉及说话者（主体），并指向它声称要表征的世界，最终指向一个对话者（他者），信息得到交换。与之相对，结构主义的“语言”则以其系统性、虚拟性和封闭性失去了话语的时间性、意向性、主体性和他者维度利科正是从这四个角度将话语直接称为“事件”。

利科指出，“话语”是他全部作品中占主导地位的概念。在他看来，“讲话（parler）就是向某人依据某件事说某件事。在这里，四个因素在起作用：讲某件事，就是指意，就意味着提呈一个意义（un sens）；依据某件事，就是指涉及某些事物，引证世界，即引证到语言之外的因素；某一个人讲话，就意味着强调说话人在他的言谈中的责任……我向其他某个人讲话，就意味着语言一上来就导向别人，也就是说，如果别人在我之前讲话，我自己便处于聆听的地位，或者，如果我先讲话，我就向对谈者讲话。”这里的话语本身就是作为事件存在的，话语的出场即意义的突显，话语事件的目的地在于意义的开放空间。

利科在早期与结构主义的论战中，试图超越结构主义带来的结构与事件、系统与行动的二律背反，将词语置于结构与事件之间。在1967年的“檄文”《结构、语词、事件》中，利科认为结构主义的问题在于对言谈的一系列生产性功能（作为外部的实施、个人的能力、新陈述的生产和自由组合）避而不谈，而实际上在一定语言环境中产生的言语行为，其“意义的凸显及辩证的生产使系统成为行动、使结构成为事件。”话语以行动（acte）作为其存在模式，于是话语就具备了事件的性质，言谈是一种现实的事件，一个瞬息即逝的行动；话语存在于一系列选择（choix）之中，通过这些选择某些意指被选择了，其他项则被排除，这些选择产生新的组合，产生新的句子和理解这些句子的新话语，这一整个过程是言谈行动和理解言语的本质所在。利科进而指出在话语作为事件的意义上，语言才有一种意谓，弗雷格对Sinn（意义）与Bedeutung（意谓）的区分以及胡塞尔对意谓与现实（Erftillung）的区分在利科看来都是要阐明一种意指性意向，这种意向要破除符号的封闭性，把语言构造为言说的事件。话语作为事件蕴含着一种指明话语主体的方式：某人对某人说话是交往行动的本质，言谈的行动与结构主义“系统”的匿名性是对立的，“哪里主体加入行动，将语言交付给他支配的符号系统运用到单独的话语实例中，哪里就存在着言语”。在题为《你们要做双重读者》（1999）的讲演中，利科更强调语言是惟一能自我批评的人类功能，因为任何批评都是通过语言进行的，所以怎样最大限度地提高语言的能力是一个政治问题：“语言，不仅仅作为感知的主体之间的一种交流，而且还用来表达人们感知的东西。”话语于是在利科看来成为系统与行动、结构与事件之间的交叉点，话语即“语言的事件”（1evenment de language）。

作为事件的话语的存在转瞬即逝，但它在重复中被识别和再识别，这种可被识别的重复代表着“意义”的出现。于是“所有话语都是作为事件出现的，但被理解为意义（sens）”。正如语言通过在话语中的实现，超越了自身的体系，成为事件一样，话语在利科看来是通过进入到理解的过程，超越了自身的事件，变得有意义。通过意义超越事件于是成为话语的特征。“意义”是解释学的主要论题。伽达默尔受海德格尔启发，从“存在”的解读看待“意义”，“意义”的真理性就是“意义”的“存在”。从“存在”看“意义”，“意义”就不是虚悬的理念，“意义”体现于“事件”之中。这是伽达默尔、利科解释学的共通之处，但伽达默尔强调事件的直接性，从活生生的事件本身看意义，利科却在事件与意义中加入了一个中间项：语言，事件通过语言获得意义。结构主义者正是以“结构”使对意义的理解成为可能，但利科指出，结构主义虽然讲“意义”，但局限于语言本身，是经验科学，并非真正的语义学或哲学。事件与意义的关系应该是交互的：事件使意义有一个现实的、存在的基础，意义使事件拥有结构，具有可理解性，于是“文本”成为可理解的，开放的，为不同的解释留下空间。语言的意向性也在意义对话语事件本身的超越中得到了证明。

在活生生的言谈中，话语是作为转瞬即逝的事件存在的，只有在刻写（字母刻写、词语刻写、句法刻写）中，话语才能被固定化。刻写所固定的并不是所说的事件，而是已说的“内容”（said），“我们所写的，我们所刻写的，就是说话的意向对象（noema）。它就是言语事件的意义，而非作为事件的事件。”那么话语事件这一意向的外在化过程是如何走向意义的？利科求助于J.L奥斯汀和J.R.塞尔的语言行为理论。在他们那里，话语行为由分布于三个层次上的次属行为等级构成的：话语行为，大致相当于说出具有一定意义的某个语句；话语施事行为（如告知、命令、警告、承诺等），即具有一定（约定俗成）力量的话语行为；话语施效行为：通过说某些事情我们实现或取得某些效果，如使人信服、说服、阻止，甚至是使人吃惊或使人误导。这三个层面的区分在利科看来恰好可以说明意向外在化中事件与意义的辩证法。话语行为使意义外在化于句子之中，我们可以认同这句子中的意义，并在别处辨认出这一意义；在可辨认的语法规范（如陈述式、命令式、祈使式等）中我们得以理解话语施事行为的意义，这些程序使话语施事行为外在化；话语施效行为则不是通过我的对话者对我意向的认知，而是一种直接影响感情、情绪的活生生的行为，其中意向的外在化最不明显。总之，通过意向的外在化，“事件在意义中超越了自身，并使自身成为物质的确定化，于是，话语的刻写成为可能，话语事件需要在文本和作品的维度上得到进一步阐明。

三、作品：文学的意谓事件

作品和文本是话语事件在更大程度上的意向外化方式，那么作品、文本特别是文学这种完备的话语序列是如何成为连接事件和意义的中介的？这是利科思考话语各层级的事件性的最后一步。利科的作品概念具有三个特征：其一，作品是比句子更长的话语序列，它在一个封闭形式中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解方式；其次，作品服从于一定的话语编码形式，其中话语被转化为诗歌、故事、散文等等；第三，一件作品被赋予独特的构型，即风格（style）。作品的话语将形式加诸材料之上，使产品具有某种风格，在这个意义上，创作作品就是使语言材料具备独特形式的“实践”和“制作”活动，话语实践将其自身对象化在作品之中，文学作品即组织语言的劳动的成果。正是通过将创作和劳动范畴引入话语的维度，利科找到了事件的非理性与意义的理性之间的中介。作品以其独特的话语组织方式（风格化的）将话语提高到事件的高度，这一事件就存在于作品可辨认的语言形式中，作品可以被理解为对特定场景的回应和建构过程。

作品、文本特别是文学这种完备的话语序列如何成为连接事件和意义的中介，这是利科思考话语各层级的事件性的最后一步。话语事件作为一个命题出现，它总能在弗雷格的意义上区分出意义（Sinn）、意谓（Bedeutung）和表象（Vor-stellung）。意义是该命题中蕴含的一种共有的、客观的、独立的思想内容，意谓是该命题具体指向的对象，表象则是命题在主体那里产生的一种主观的、心理的、个别的内心图像。亚里士多德《解释篇》指出：“口语是内心经验的符号，文字是口语的符号。正如所有民族并没有共同的文字，所有的民族也没有相同的口语。但是语言只是内心经验的符号，内心经验自身，对整个人类来说都是相同的，而且由这种内心经验所表现的类似的对象也是相同的。”可见特定话语的声音、符号、表象等形式是各异的，也无法达到一致，但同一话语行为所涉及的内心经验是类似的，内心经验所意指的对象也是同一的、客观的、稳定的。在这个意义上，弗雷格在意谓与表象之间确定了意义，它不像表象那么主观，但也非对象本身。弗雷格自己举出了一个经典例子来对这三者加以区分、说明：人用望远镜看月亮，月亮是这一行为的意谓，望远镜中物镜呈现的真实图像为意义，而人视网膜所见的是表象。真实图像是客观的、同一的，每个人视网膜所见之象则各不相同，弗雷格强调的正是意义的客观性与独立性，他的意义理论就是句子理论，句子的思想即意义，句子的真值为意谓。科学的求真活动就是从意义推进至意谓，文学的语言表述在他看来则没有求真的需要，可以有意义、表象却无意谓，有无意谓是科学与美学艺术的根本差别。在这个意义上，弗雷格作出了如下判断：“聆听一首史诗，除了语言本身的优美声调外，句子的意义和由此唤起的想象和感情也深深吸引打动了我们。若是讯问真这一问题，我们就会离开这艺术享受，而转向科学的思考。这里只要我们把这首诗当作艺术品而加以接受，‘奥德赛这个名字是否有一个意谓，对我们来说是不重要的。”也就是说，文学并非是一种求真活动，它本身无所谓意谓问题。这一判断无疑构成了对利科话语事件理论的极大挑战，以至于利科宣称“我的全部工作意在消除这种将意谓（denotation）局限于科学陈述的做法”。讲话（parler）在他看来就是向某人依据某件事说某件事，话语本身就是作为事件存在的，话语的出场即意义的突显，话语事件的目的地在于意义的开放空间，而所有真实的意义的获得必需以意谓为基础。当话语成为文本、作品和文学时，却失去其意谓这在利科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在口语中，对话最终指向对话者共享的场景（Umwelt），一种直接的意谓，而在书面语言中意谓确实不再明确，诗歌、论文、小说都在谈论某物、某事、某人，但这些都是被重新唤起的不在场之物。那么文学在日常语言的描述性、陈述性、教导性意谓功能（第一层的意谓）之外，究竟指向何处？利科“断言”，文学指向的是“世界”（Welt），即第二层的意谓：“文本将其意义从精神意向的监护下解放出来，同样，它也将其意谓从明确所指的限定中解放出来。世界就是由文本打开的意谓总体性。”这样，文学话语在现实的意谓之外指向另一个层次，具有一种独特的意谓维度，即在胡塞尔的“生活世界”（Leb-enswelt）和海德格尔的“在世存在”（being-in-the-world）概念的意义上走进了世界。文学的非直接意谓就是这一可能世界，其中小说和诗歌以潜在的模式意指存在本身，在日常现实之中打开了一个新的在世存在的可能性，所以文学成为我们的存在方式，一种我们以想象和象征方式改变日常现实形态，以更好地居于其中的存在方式，这就是利科所谓文学的意谓事件。利科对文学意谓本质的规定和开拓意味着其对解释（如文学批评）任务的界定。文学作为具备二层意谓的总体，其意义是在文本之前就存在的，意义不是隐藏的而是揭示的意义。引发理解的东西是通过文本的非直接性意谓指向可能世界的东西，所以解释就成为由文本的非直接性意谓所打开的可能世界的理解：“理解就是追随作品的活力及其运动，从它的所说到有关其所说。”

话语在这种意谓维度上被利科称为“语义创新”，即语言的瞬间创造，“这种创新不是以与意谓或意义相关联的、作为有既定的东西出现在语言中的”，而是一种兼具事件和意义的语言创造，意义在其作为事件的突然闪现中得以凸显出来。言谈、话语、作品、文学在话语事件的维度上被赋予触及存在本身的“意义”，成为事件与意义的中介。在此基础上，利科将“话语”“隐喻”“象征”“想象”“叙述”“文本”“作品”等诗学问题扩展到政治、历史、伦理等一系列实践（praxis）领域，在语义解释的“漫长迂回”中实现了其反思解释学嫁接现象学与解释学、解释学与意识形态批判，跨越文本行动，意识形态现实，理论实践，观念生活世界的“野心”。

在利科的诗学中，人说出文学话语作为一种特殊的行为事件，其复杂的话语机制中包含的事件性得到解释，文学本身作为话语事件和意谓事件的发生方式同时得到说明。现代以降，“事件”更在人文学术中成为常见的“关键词”，这一现象本身已被宣称为“一个重要的当代思想事件”。“事件”概念的“进入”在塑形现代哲学观念的同时，同时成为文学理论中无法绕开的概念，正如伊格尔顿在近作《文学的事件》（2012）中指出的，当代文论已普遍将文学作为事件来理解。当下文学理论界奢谈事件作为文学的存在方式，却缺乏从话语问题出发，通过描述诗学话语的特殊运作机制，达到对文学事件性发生的合理解释。从话语事件的维度阐明言语、作品、文学的事件性，利科的诗学为这一研究进路提供了可能性，这是利科历经二战与冷战的荒原，透过结构

解构主义的霸权时代和反智的犬儒时代，在全球化消费帝国中，始终如一地在人文学领域忠于文本、作品、文学的符号本身，忠于主体及其行动的历史性和伦理学的一种“必然”的思想遗产，一处我们思考文学存在方式的思想路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