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翔

医生这一职业在许多人眼里已经变了模样，人们有时候似乎以一种怪异的目光看着这些曾经被视为神圣的人。但这里却有这样一位医者，坚守着对生命的尊重，不抛弃，不放弃，守护着医学的净土。

“闯”进污染区的主任

五月的北京，树绿草长，群莺乱飞。一阵带着鲜花芳香的春风吹过大地，这正是北京暮春适宜出游的日子。只是这个五月，似乎显得稍有一丝沉重。这一年，是SARS肆虐那一年。

街上空荡荡的，没有了往日的繁华与喧闹，偶有些行人，也多神色匆匆。人们的脸上带有厚厚的口罩，目光里有些疑虑与不安。在北三环外樱花园东街，一群平日里人满为患的建筑，此刻却正被一道醒目的警戒线从四周严密地包围起来，安静得几乎从外面听不到任何声音，让人很难将它和著名的中日友好医院联系起来。

而此刻，在这建筑的里面也同样的安静。和队友一起最后在互相检查一下彼此的装束，在最后一道关口的核查人员也检视通过后，我抬了抬手，示意队友跟上。推开最后一道门，我们迅速进入，并立即关上了门。我们对视一下，从目光中读出彼此的笑意。因为在穿了四层隔离服，戴了四层口罩后，我们能看到的面部部分，也就是防护镜后的眼睛。

身后的门上，写着几个醒目的大字：“污染区”。在穿完这些隔离装备后，最里层的衣服已经湿透了，呼吸更觉粗重。每一次呼吸的热气在四层口罩的严密防护下全都笼罩在面部，湿湿热热的，闷闷的，渐渐每一次呼吸都成为一种负担。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会汗流浃背。

我们开始巡视病房，病房里也很安静。呼吸机有节奏地工作着，监护仪滴滴地随着每一次心跳不知疲倦地响着。同样重装包裹的年轻的护士们有条不紊地为躺在病床上的病人输液，协助他们翻身活动，并轻轻地低语，安慰着他们。

已经在污染区停留6小时的队友迎上来，我们便一起逐床巡视，交班。病人见到我们，也和蔼地同我们打招呼。其中这里的很多病人的身份原本和我们一样也是医生，只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们为了完成他们自己认为必须完成的职责，倒在了抢救患者的第一线。如今他们远远见到我们，急急地戴上口罩，并努力示意我们不要靠得太近，不要也被感染。

看到他们焦急的神情，我们的眼睛不由湿润了。就在这时，对讲机里传来焦急的声音：“主任要进到污染区了，请你们注意。”

我举起对讲机急切地叫起来：“不可以，市里和医院有规定。主任，您不能进入污染区。我们将会详细地向您汇报所有病人的病情，您必须遵守规定。”

说完这几句，我的汗又已经哗哗地流下来。一抬头，最后一道大门已经开了一条缝，一个熟悉的身影闪了进来，进来的正是北京协和医院ICU主任刘大为教授。

我急了，冲着他大叫起来：“主任，您不能进入污染区，这是有明确规定的。”主任摆摆手，眼睛有一丝淡淡的笑意：“你们都能进来，我为什么不能进来？”

“您年龄大了，再说您是北京市指挥中心专家组成员，保证您的安全是我们的责任。”

主任呵呵一笑，“没关系的，只要注意防护，是没有问题的。再说哪有不亲自看病人的医生和主任啊？”

没办法，已经进来了，我们只好刻意注意避免他和病人的直接接触。我们开始一起查房。

当我们来到一个进行机械通气的病人床旁，病人意识还是完全清楚的，见到我们查房，似乎有些激动，剧烈地咳嗽起来，大量痰液从气管插管涌出，主任立即上前为病人吸痰。

我们大惊，齐声叫道，“主任，我们来吧。”主任已吸完痰，回身笑道“干什么大呼小叫，咱们平时谁没有干过？”

“可是，这样的病人最危险的就是气道分泌物，您进来已经是违规了，还接触病人，这不行，我们得向医院汇报！”我们也开始“威胁”起来，希望他“老实”一点。

主任笑道，“不用那么紧张，其实只要防护得当，正规操作，不会有危险的。可是，我们如果因为害怕而不做，受到伤害的必将是我们的病人，如果那样的话，我们的工作还有什么意义，我们的存在还有什么价值？”

接着主任耐心地给我们又一次讲解了防护的要点。我们也不再紧张，开始和平时一样谈笑风生的查房，呼吸也变得似乎轻快了许多，忘记了这是一个SARS的重症监护病房。我们先后和主任一起完成了气道内药物注射、肺复张等床旁呼吸治疗工作，不知不觉时间已过去了6小时。在我们的坚持下，主任和我们一起完成了同下一班医生的交班后，一起离开了污染区。

穿过一道道严密把守的门，在严格消毒下，依次脱掉一件件隔离衣。回到清洁区时，我们看到，主任最里的隔离衣已浸满了汗水。

“做ICU的不能轻言放弃”

又一个五月，北京城依旧树绿草长，春风依旧送来徐徐的花香。不同的是，街面又恢复了往日繁华与喧嚣，人们在春日尽情地享受阳光与快乐，熙熙攘攘的人群与车流使古都北京焕发出年轻的光彩。

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了一年前的创伤，开始了新的生活。我们却忘不了那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那些在这场战争中倒下的白衣战士以及那些毅然与家人离别，义无反顾投身火线，默默承担着捍卫这个国家与民族责任的同仁。

而我铭记一生的则是主任的话：“哪有不亲自看病人的医生？我们如果因为害怕而不做，受到伤害的必将是我们的病人，如果那样的话，我们的工作还有什么意义，我们的存在还有什么价值？”以及主任用自己的行动所做出的诠释。我谨记这些话，不抛弃，不放弃，到病人身边去，真正的了解病情，让病人的治疗不停留，不延误。

夜色笼罩着北京，繁星点点，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里，正准备查阅一些资料，手机响起一阵急促的铃声。我下意识地急忙抓起手机“喂？”“周大夫，我是老姚，这次专门从美国回来看望刘主任和你。明天你们在吗？”“老姚啊？你怎么样？最近好吗？还游泳吗？明天几点到？”我兴奋地跳起来，顾不得回答他的问题，倒是自己问了一大串问题。

一个睿智、风趣的老人形象又浮现在眼前。老姚是美籍华人，少年时赴美，受良好的教育，在美国奋斗多年后获得成功，出任某跨国集团中国区总裁后一度长居北京。那一年他准备去非洲旅行，临行前在北京注射减毒黄热病疫苗，注射后出现黄疸、发热，来北京协和医院就诊，来诊时发现他已处于休克、呼吸衰竭、肝功能衰竭、肾功能衰竭、严重的出凝血功能紊乱和严重的意识障碍，迅即收入ICU抢救。

这是一个严重的多脏器功能衰竭的患者。刘大为主任立即组织积极抢救，迅速稳定住病人的循环和呼吸。同时迅速明确诊断，考虑为黄热病疫苗相关多脏器功能衰竭，查阅文献，此前全球共报道此类患者7例，仅2例存活，而这是亚洲地区的第一例。

这个结果让我们既兴奋又沮丧。主任却并不满意：为什么之前亚洲地区没有报道？是我们弄错了，还是病人有特殊情况？几天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化验结果进一步证实了原来的诊断，随后举行的北京市全市专家会诊也支持这一诊断。那是病人有什么特殊情况吗？

反复追问家属，终于追问出患者一年前在美国接受了直肠癌手术，术后接受过化疗。而该疫苗注射前明确建议肿瘤患者不宜接受注射。

这是一个极其罕见而复杂的病例，患者在美国又有很大的影响力，患者的病情得到了美国官方和学术机构的高度重视。美国CDC迅速跟进此事，并对中国同行的治疗直言不讳地表达了担心，家属也一度要求美国医生直接介入治疗活动。在相关机构同美方保持通畅沟通的同时，主任带领着我们日以继夜地同时间赛跑，他每天细致地察看病人，精心拟定治疗方案，如同他对待每一个病人一样。

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依然以一种坚定的信念支撑着，决不放弃，不抛弃。如他常常所说的，“做ICU的不能轻言放弃，不放弃，就是对生命的最大尊重。”时间一天天过去，老姚在经历了生死边缘后，在主任的努力下，在协和ICU团队不放弃的信念鼓励下，老姚一天天病情逐渐稳定，好转。美国同行不再寻求直接的医疗干预，代之以由衷地钦佩，家属也从疑虑到完全信任。

经过两个月的治疗，老姚完全康复出院，并完全恢复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成为文献报道的第8例，全球存活的第3例患者。出院时他动情地说；“我在国外漂泊大半生，最后在最危难的时候，把我从死亡线上救回来的还是我的同胞啊！你们不仅成功地治疗了世界上最罕见和复杂的病例，也为我们这些在海外游子打足了气，我们中国人是不输于任何一个民族的！”

如今时光如梭，几年岁月不经意间流逝，但每一年必定会有一个美国航班会载着一个睿智、风趣的老人回到祖国，回到那个令他终身难忘的地方，去见那些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人。

临危受命深入灾区

2008年5月。依旧在5月，祖国西南，地动山摇，山崩地裂，山河为之变色。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刘大为主任临危受命，与王海燕教授、戴克戎教授一起作为卫生部专家组紧急奔赴灾区，指导重伤患者的抢救。

穿行于余震不断的灾区，顾不得身心的疲惫，刘大为教授和专家组成员一起在四川各地逐一查看重伤患者，精心指导他们的抢救与治疗。虽然时刻冒着生命的危险，刘大为教授以一贯的严谨、勤奋忘我的投入高强度、超负荷的紧张忙碌的工作中，忘记了自己的生日，忘记了给家人一个电话报声平安，却忘不了身在灾区的每一位重症患者。

一个月里，原本乌黑发亮的头发透出斑驳的白发，额上的皱纹记录着这段难忘的岁月，布满血丝的眼睛充满严峻，蕴含着一个医者面对大量伤患内心的痛苦和守护生命的坚毅决心。

不抛弃，不放弃，秉承着对生命的尊重和坚持，刘大为教授在地震中的忘我工作，获得当时卫生部的高度赞誉。作为时任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主任委员，刘大为教授不顾自身安危，深入灾区的工作极大鼓舞了全国重症医学同道投入灾区的抗震救灾工作中，更在灾区医护人员和广大患者中留下了永难忘却的印象。

不抛弃不放弃，缔造生命奇迹

三月里京城的天气仍透着威严的寒意，春的脚步在这个三月来的似乎来得格外的艰难，不几日仍有点点小雪飞落。如此的寒意却挡不住ICU里一个22岁小伙子洋溢着喜悦的笑容。

面容苍白而俊俏、身材高大的他在医生护士协助下，仍有些困难地从床上挪到椅子上，自己努力调整得舒服一些。而后高高地扬起头，有些调皮地问医生：“怎么样，还可以吧？”眼中满是笑意。

看着这个大男孩充满着阳光的面庞，谁又能想到就在一周前，死神与他擦肩而过。那时几乎所有人都相信，这个一月前刚经历丧父之痛的青年大学生，马上就要离我们而去。

这个青年大学生，自2015年11月发病以来，因为受凉咳嗽、咳痰伴胸痛后先后辗转多家医院，先后考虑机化性肺炎、支原体肺炎、病毒性肺炎、亚急性感染性心内膜炎，3月11日患者来到我院急诊。患者此时已是严重的呼吸困难，病情急速恶化，至3月15日患者因重症肺炎、严重呼吸衰竭收入西院ICU。病情仍在迅速进展，呼吸衰竭急速加重，肝肾功能也进行性恶化。机械通气条件已几乎达到极限支持水平，病魔正在一点一点吞噬着这个年轻的生命。多科会诊一致认为患者目前基础疾病诊断不清，病情进展迅速，预后极差。

值此危局，刘大为教授立即启动重症医学科视频会诊系统，组织全科经由视频对此病例进行视频会商。刘大为教授在通过视频详细了解病情，仔细阅读胸片及CT，并仔细观察痰液性状后，当即决定首先应对患者进行更积极生命支持，同时寻找一切可能，会同兄弟科室，利用我们支持所赢得的时间尽快明确原发病诊断与治疗，尽一切可能挽救这个年轻的生命。

经过团队的努力，这条年轻的生命保住了。刘大为教授领导的北京协和医院重症医学科，这个意志比钢更坚强，行动比猎豹更敏捷的战斗的团队，经过多少个不眠之夜，用他们的爱，更用他们精湛的医术缔造了生命的奇迹。

不抛弃，不放弃，秉承着对生命的尊重，重症医学在中国一路走来已经三十余年，在陈德昌教授、刘大为教授两代学术带头人的带领下，学科不断发展，学术不断进步，但这种信念与坚持却从未改变。刘大为教授的身体力行，带动着全国重症医学同道在这条路上愈发从容地走下去，用行动诠释着医者存在的意义。

刘大为，北京协和医院重症医学科（ICU）主任。擅长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严重感染和感染性休克、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急性肾功能衰竭、急性出血坏死胰腺炎、严重创伤等多种危重病的治疗。 在临床工作的同时，积极进行对危重病的研究工作，包括对MODS的治疗和预防的研究、血流动力学研究，及对机械通气、血液净化治疗、感染的防治等方面的科研工作。在国内外杂志发表多篇论文。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两次获得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华医学科技二等奖，等多项科研奖项。目前，是多种医学期刊的编委。

刘大为，1982年毕业于中山医学院。1987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研究生院。曾赴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医学院继续重症医学的学习及研究工作。1996年晋升为教授、主任医师。1998年获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获得“卫生部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2005年被美国重症医学院授予荣誉教授（FCCM）称号，是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第一届、第二届主任委员，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北京协和医院加强医疗科主任、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