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株洲市景炎中学 丁一达

读杨绛

湖南株洲市景炎中学 丁一达

那是2015年夏天，京城里的燥热至今仍能从我手边的《我们仨》里扑面而来。从长安街熙攘的车流中脱身，我们终于找到了声名赫赫的南沙沟小区。那里是闹市外的一隅，幽篁深林，鸟鸣声声，清静得让人难以置信正身在北京……

这个片段不断在我脑海中浮现，也不断勾起我的遗憾与伤感。随着杨绛先生作古的消息传来，那样的仲夏已然离去，再多的荫庇也无法摇坠下同样的话语，而书的扉页与环衬只好永缺作者的字迹，展平无声的留白了。

和很多人一样，我是因为钱锺书先生而知道杨绛的。这大概是她莫大的幸运也是莫大的不幸，不论何时，“钱锺书夫人”一定是人们对她的第一反应。而她毫不在意，只愿披一件隐身之衣，好好做默存的妻子，做圆圆的母亲。那是《我们仨》里最体贴的温暖：那条无形的古驿道上，三人相聚相失，相拥相离，字里行间，她只是一位深爱自己丈夫与孩子的平凡女性，再普通不过。

可就是那样淡到近乎寡味的文字，却出奇地唤起我一股难言的震动与慰藉。作者对于亲人的那些深情回眸与珍贵记忆，在不经意的轻描淡写间，深深地感染了我——对于人生中最为深切的情感，我们读来眼眶一定会时时湿润。而令人想不到的是，纸背之后，跃动的竟是一位九旬老人的纤敏情思，如同少女一样楚楚动人。

就是在那样的阅读体验中，一股盼望与作者见面的冲动不断涌来。尽管钱锺书先生一再强调“鸡蛋好吃，并不需要与鸡晤面”，但倘若真能和作者本人见面，那可就真是仰承文化的脉息，聆听世纪的弦音，这大概是每一位读者都会有的心理。

去年7月，妈妈带着我开始了北京之行。

我们的目的就是去拜访杨绛先生，事先从《人民日报》一位资深编辑口中得知了杨先生的住址。在一个炎热的午后，我们“摸”到了南沙沟小区。南沙沟小区素以住着不少国宝级学者而闻名。因为没有提前预约，贸然造访确实有些不太礼貌，我们提着礼品在楼下踌躇了好一会儿。杨先生住的栋数靠里面，我们无意间在传达室的花名册上发现了“杨季康”三个字，住的是顶楼，看来平时也不常出门。这愈发叫我自责：104岁的老人，哪里是你想见就能见的！

同行的S君鼓励我道：“好歹都到楼下了，不上去见见多可惜。”我也觉得言之有理，便憋足劲去按单元门上的门铃。那真是极冗长的声音，仿佛长过书中的绵绵远道，长过世间的茫茫云烟。我止不住地冒汗，喉咙锁住了一般，说不出话来。“咔”的一下门开了，是一位老先生正巧出门。我让开道。老先生见我们面生，一口京片儿：“找谁啊？”我答：“找杨绛先生。”他有些诧异：“杨季康啊，她如今不怎么出门了，那么大年纪……”上得楼来，可算是放松了些。门紧闭着，敲门：“杨绛先生在家吗？杨绛先生在家吗？”如此十多句，终是无果。明知杨先生喜欢清静，但这样碰壁多少还是有些遗憾，虽是咫尺之距，终究还是悭了这一面之缘。

杨先生去世的消息不算突然，却也不可能做到她所希望的不起寸澜。她不曾想到胡乔木会提出让钱锺书出任社科院副院长，我想她也不会想到自己身后如潮的颂赞。他们夫妇一生都有太多的意料之外，在于他们太清楚、太厌恶毫无意义的沐猴而冠。1946年《围城》定稿，如今过去了70年，作为《围城》的第一位读者，她现在该看得有多破，洞察得有多深！正是因为这样，我才不那么愿意沉浸在先生《洗澡》的语境中，我知道那样的理解，真的只是以孩子般的徒劳，去探求祖母的智慧。而在我的认识里，她仍是那样的母亲，既不需文苑晚辈的痛悼哀歌，也不是手机新闻里的扁平形象。

她离去，将自己“收敛成零”，正是了却她自己相聚的夙愿，觅到栈道渐近的归途。“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兴许在别处，她不会再有这样的感叹。如同浮躁的人世也失去了一种清醒与淡然，在聒噪与喧哗间，弥高弥远的眼界与弥清弥简的文章都去而难返，因为百岁是一个世纪，世纪是一声叹息。而最后的吟咏业已平复，谁也说不清，未来是——舍簪笏而求真知成风，还是克莱登与方鸿渐结群？

而作为收梢，除了对她的祝福，也尚有我想表白的私心。她曾提到，自己与钱锺书当年鲽鹣情深，在牛津经常一起背诗，而两人又都容易忘记诗中最欠妥帖的一个字。我恍然明白，既已会意那条栈道的不尽，也就该知道或许那次的不遇，正是最妥帖的相逢，一如她剪下锺书的白发，体恤而深情。

（指导老师：张晓燕）

编辑絮语

一名初中生能把文章写得这么富有书卷气，写得这般雅致而深刻，真是一颗早慧的读书种子！我只有两个字：佩服！或者四个字：佩服得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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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新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