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正昆 朱凌峰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 100872)



海外华人政治参与模式初探
——以美国、马来西亚及英国为例

金正昆 朱凌峰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 100872)

海外华人；政治参与；模式

海外华人政治参与是保障其自身生存发展及合法权益的基础。随着海外华人数量的迅猛增长和参与所在国政治意识的显著提高，海外华人在所在国的政治参与有了良好发展，形成了美国华人“精英参与”、马来西亚华人“族群参与”及英国华人“推动参与”三个最具代表性的政治参与模式。这三种模式在参与路径、参与成效及形成原因等方面各具特色。通过加强与海外参政华人的联络与沟通，使其成为宣传真实中国形象、促进中外交流的重要桥梁，将对改善我国的外交环境、构建“和谐世界”具有重要助益。

引言

海外华人政治参与是保障其自身生存发展及合法权益的基础，同时对祖籍国与所在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多有助益。近些年来，随着海外华人数量的迅猛增长和参与所在国政治意识的显著提高，海外华人在所在国的政治舞台上日趋活跃，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海外华人政治参与现象也引起所在国社会及国际社会的关注。在海外华人政治参与方面，以美国、马来西亚及英国华人的政治参与最具特色，其政治参与路径、成效及前景等均具有鲜明特征，各自形成了“精英参与”、“族群参与”及“推动参与”等三个最具代表性的政治参与模式。对上述海外华人政治参与模式进行分析研究，可以为其他地区的华人政治参与提供较强的借鉴意义，有利于更好地促进我国与华人所在国之间双边关系的发展，推进构建我国所倡导的“和谐世界”。下面分别就这三种政治参与模式进行分析。

一 美国华人政治参与模式：“精英参与”

(一)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的历史及现状。

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的孕育期为19世纪末叶。1895年，旧金山以陈德为首的一部分土生华人，由于对华裔得不到社会上平等的待遇以及申请加入白人组织——“美西土生会”遭到拒绝表示不满，于是发起成立“同源总局”。它不同于当时华埠那些以地缘、血缘、族缘为纽带而组成的宗亲团体，而是以反对歧视华人，争取华人在政治上的平等权利为宗旨，开了美国华人政治参与之先河[1]。

此后，在远离美国本土的夏威夷准州，华人政治参与开始萌兴。华人中陆续有伍文华、李日如、钟望贤、邝友良等精英人士分别当选或被委任为州(市)议员。尤其是1943年，美国废除了实施60余年的《排华法案》，规定每年给予中国105名移民配额，并允许华人在美国归化入籍，华人在美国的合法地位得到法律上的承认，这也意味着华人有了政治参与的法律基础。自此以后，美国本土华人中的精英分子逐渐凭借个人奋斗，通过参与竞选或接受委任而进入美国政坛，在美国政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据不完全统计，自1990年美国出现华人参政热潮至今，曾经担任包括各级议员、大使、部门及地方政府行政长官、法官和军界将军等职务的华人有上百人，并且不断涌现出刷新政坛高位的华人政治明星，如骆家辉、赵小兰、朱棣文和李孟贤等。

(二)美国华人政治参与路径及成效

美国华人政治参与一般通过以下三种路径实现：

1.直接参选

代表少数族裔利益或社区整体利益参加美国议会及各级政府公职的竞选是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的重要路径之一，也是华人直接参与政府决策、提升美国华人形象、彰显美国华人政治力量和综合实力的重要手段。在竞选国会议员方面，华人邝友良于1959年当选为美国联邦参议员，是担任此职务的第一位华人，并一直连任至1976年。此后，吴振伟于1998年在俄勒岗州当选为国会众议员。2009年7月，赵美心当选为联邦众议员，也是美国建国两百多年来首位华人女联邦议员。在竞选地方政府公职方面，华人李察臣于1959年当选为夏威夷州副州长,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华裔副州长。此后，还有第一位华人州务卿余江月桂(1974年、加州)、美国本土第一位华人副州长吴仙标(1984年、德拉瓦州)、第一位华人州长骆家辉(1996年、华盛顿州)及第一位华人女市长陈李琬若(1982年、加州蒙特利公园市)。在竞选地方议会议员方面，邓悦宁于1946年在亚利桑纳州的凤凰城当选为州众议员，是美国大陆第一位当选州议员的华人；1955年，钟望贤在夏威夷当选为州参议员，并担任参议院议长；1954年，邓达明在亚利桑纳州的皮欧瑞亚市当选为市议员，是美国本土的第一位华人市议员。20 世纪90 年代以来, 当选为州议员的华人人数越来越多，在2002 年中期选举中，全美有5 位华人新当选或连任州众议员，在2004 年的全国大选中, 又有7 位华人新当选或连任州众议员[2]。

2.接受委任

除了通过直接参加竞选的方式外,美国华人中的精英人士还凭借与美国执政党或政府官员的良好关系，通过接受政治委任的方式参与美国政治。其中最典型的无疑是陈香梅女士。1963年，陈香梅女士被肯尼迪总统委任为“中国难民救济总署主席”，成为第一位通过委任担任联邦政府职位的华人。1967年，她又被尼克松委任为全美妇女支持尼克松竞选总统委员会主席。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华人通过接受委任方式担任联邦政府职务的人数与日俱增，越来越多华人精英人士被执政党派委任要职。如2000年小布什当选美国总统后，委任华人赵小兰担任美国联邦劳工部长，使其成为第一位进入内阁部长席位的华人；任筑山也被小布什任命为联邦农业部主管研究、教育和经济事务的副部长。奥巴马执政后，先后任命朱棣文为联邦能源部长、骆家辉为联邦商务部长，美国内阁出现两位华人同时担任要职的难得景象。

3.精英社团

美国华人中的精英人士除了以个体身份参与政治之外，还结成各种政治性社团，聚合华人力量，表达政治诉求。1987年，陈香梅、吴仙标等近百名华人精英人士联名签署《华裔公民1988年大选政治宣言》，要求总统候选人明确承诺当选后将任命华人出任联邦政府内司法和行政部门若干部长级职务，随后他们又在洛杉矶组织成立“华裔政治委员会”，凝聚华人政治力量，组织号召华人积极参与美国政治，这是美国华人精英群体第一次试图在全国范围内协调华人选举活动的努力，也推动了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的高潮，在美国政坛引起强烈的反响。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百人会”和“80/20促进会”为代表的多个华人政治性社团组织成立，意味着华人政治参与步入了一个新阶段。“百人会”是由建筑大师贝聿铭和音乐家马友友等关心中美关系和华裔问题的华人精英人士于1990年倡导成立的一个典型的精英组织，其成员都是在美国各行各业中有杰出成就和影响力的人士，在各行业或各领域均有较高影响力和号召力，具有强大的示范、带动作用[3]。该社团成立的初衷就是要“让有影响力的华人联合起来，共同代表美国华人社会发出声音”[4]。1998年，在华人社区享有较高威望的吴仙标、陈香梅、田长霖等几位精英人士经过商讨、策划，并联合其他亚裔社区在加州成立了一个专门针对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成立的选举促进组织——“80/20促进会”。这一亚裔参政组织的目的是呼吁所有亚裔选民在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把80%的选票集中起来投给同一个候选人，以发挥亚裔的“集团”政治影响力。该组织的成立为扭转华裔形象，争取平等的工作、生存及参政权利发挥了重要作用[5]。

(三)美国华人“精英参与模式”的特征及成因

通过上述对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的粗略梳理，可以看出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的特点是由华人中的精英人士以公民身份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发挥影响，并不凸显华族身份，其政治主张也并非明确代表华人族群利益，因此笔者将其定义为“精英参与模式”。美国华人政治参与之所以形成如此典型的“精英参与模式”，笔者认为，不外乎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美国华人人口比例低，华人整体选票影响力不足。根据美国最近一次全国人口普查——2010年人口普查统计结果显示，截至2010年4月1日，全美人口3.087亿，在美国亚裔人口1730万，占全国总人口的5.6%，其中华人人口401万，占全国总人口的1.3%[6]。虽然华人为亚裔中最大的族群，但由于占美国全国总人口比例较低，且居住较为分散，很难在选票上形成族群整体优势，选票影响力远不及其他族群。

其二，美国华人社会人口组成复杂，难以形成统一的政治观点和诉求。从华人来源地来看，地域差别明显，既有来自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的华人，又有来自东南亚各国的华人再移民；从经济地位来看，华人内部贫富差距悬殊，在职业地位及收入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两极分化现象；从移民时间来看，新老移民之间、第一代移民与华裔新生代之间思想观念、价值观念迥然不同；从政治观点来看，华人内部政治立场存在较大差异，既有亲大陆的，又有亲台的，即便是亲台华人内部也有蓝绿之分。美国华人社会内部存在的这种强烈异质性，加之历史形成的不团结的痼疾，使其形成了各种相互之间矛盾与冲突不断的亚文化圈，彼此内耗，而无法以一个族群的面貌参与美国政治。因此，华人中的精英人士只有凭借自身努力，以个体形式参与美国政治。

其三，华人族群中的高素质精英阶层具备参与政治的能力和意愿。与早期移民美国的第一代华人多来自中国农村、受教育及具有的专业技能水平较低等特征不同，中国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在美国重视引进人才的移民政策及中美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等因素的推动下，一大批高素质中国移民通过职业优先权进入美国，更多的大陆新移民则是以留学生身份赴美而后留美工作转变为移民身份。他们多来自城市，其中专业技术人才及接受过大学教育的比例相当高[7]。这部分华人，加上在美出生、成长并接受高等教育的华裔新生代，一般都具备跻身美国主流社会所需要的知识水准和专业层次，但由于种族歧视等原因，华人在美还是时常面对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因此华人高素质精英人士在职场上很容易遭遇到“玻璃天花板”的困境。因此，华人精英人士便对政治参与产生浓厚的兴趣和意愿，希望借此能提升华人族群的社会地位，进而改变美国社会各族群间的不平等状况。

二 马来西亚华人政治参与模式：“族群参与”

马来西亚是多元民族、多元语言、多元文化、多元宗教并存的国家，华人移民马来西亚历史悠久，与马来人、印度人并列为马来西亚三大族群。马来西亚特殊的政治环境以及华人移民马来西亚的历史和现实造就了马来西亚华人独具特色的政治参与模式。

(一)马来西亚华人政治参与的历史与现状

马来西亚华人政治参与兴起于1957年马来亚独立前的争取公民权运动。这一运动缘起于马来亚原殖民者英国为避免马来人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和种族矛盾的激化，计划牺牲非马来人的公民权，成立马来亚联合邦。为争取和维护马来亚独立后非马来人应有的政治权益，马来亚华人放弃了对双重国籍的坚持和等待，转而将争取公民权作为首要斗争目标。几经努力之后，马来亚华人提出的有关公民权的建议最终被纳入到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的宪法草案中。1957年，随着马来亚正式独立，《马来亚联合邦宪法》同时生效。遵照该宪法的有关规定,绝大多数马来亚华人均有资格加人马来亚籍。至此，马来亚华人争取公民权的运动取得圆满成功。但这一成功是以承认马来人在政治、宗教、文化及教育上的特权为代价的。华人与马来人在政治地位上的不平等，限制和打击了华人政治参与的热情和成效。虽然华人政党——马华公会是马、华、印三党联盟执政的成员之一，但相比于代表马来亚族群利益的执政党——巫统而言，其政治影响力较为有限。1963年，马来西亚联邦成立，1969年发生了“5·13”事件，马来人族群开始更加积极寻求强化自身特权地位的政治方案。1971年初通过的进一步巩固马来人特权地位的宪法修正案便是这一努力的产物，此次修宪赋予国会权力通过法律质询关于宪法中规定的国语、马来人特别地位、马来统治者地位、主权及公民权等敏感问题*〈马〉谢诗坚：《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槟城：支达企业有限公司，1984年，第167页。。由此马来人的特权地位第一次被以立法的形式进行确定，并被提升到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这种“将马来人的特权地位与族群间的不平等关系予以结构化”[8]的结果，对马来西亚华人政治参与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成为华人政治参与的一个分水岭，华人政治参与热情和活力锐减，呈现日趋衰落和逐渐边缘化的趋势。尤其是1974年6月1日正式成立的新的执政党联盟——国民阵线，其成员除原来的联盟三党(巫统、马华公会及印度国大党)外，还包括砂拉越人联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伊斯兰教党及沙巴、砂拉越联盟各党，最多时曾拥有十四个政党。国阵的建立进一步加强了巫统在政党联盟中的老大地位，巫统一党独大的局面由此形成，而马华公会则从三党联盟中的第二大党变为多党联盟中的大党之一，地位明显削弱，影响已不能与过去同日而语[9]。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马来西亚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深入，马来西亚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对华人政治参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马来西亚华人在1990年之后的几届大选中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华人选民手中的选票流向深刻影响着马来西亚的政治版图，被称为“华人政治海啸”。

(二)马来西亚华人政治参与路径及成效

马来西亚华人政治参与一般通过以下三种路径实现：

1.参与投票

作为公民直接参与投票选举是马来西亚华人政治参与的主要路径之一，把握和利用好手中拥有的投票权，选择能代表华人族群利益的政党或候选人，是华人争取和保障本族群利益的重要手段。1957年马来亚独立时，马来亚全国人口627.88万，其中华人233.38万，占人口总数比例为37.17%[10]。根据马来西亚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马来西亚总人口3099.57万，其中华人人口660多万，约占总人口数的21.4%，虽然由于出生率的降低，华人人口比例有所下降，但依然是仅次于马来人的第二大族群。华人政治参与度很高，选民登记率一直高居各族群之首。如1959年第二届大选时登记的华人选民为75万人，超过是次选举选民总数的三分之一[11]。因此，马来西亚华人所具有的高人口比例、高选民登记率这两大特征，使得马来西亚华人选票在历次选举中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安华事件”所引起的马来西亚政治民主化改革进程，马来西亚政局动荡不安，各种思潮碰撞，国民阵线面临马来人族群分裂、支持巫统的传统马来人选票大量流失的不利局面，执政地位岌岌可危。正是凭借华人选民的鼎力支持，才使得国阵赢得三分之二席位并由此保住执政党地位，华人选票首次对选举结果产生决定性影响，成为“协助国阵成功维护江山的主要因素”[12]。而2008年大选中，也正是由于华人选民对国民阵线政府的经济和民族政策不满，大约70%的华人选民倒向反对派政党联盟——民主联盟，致使国民阵线没有达到议会2/3席位，打破了往届大选中国民阵线长期保持的压倒性胜利。同样在2013年第13届大选中，由于80%的华人选民转向反对党，使“国民阵线”仅以过半数的微弱优势获胜。华人选民向背对大选结果的关键性影响，使马来西亚执政党和反对党均深刻意识到华人族群政治诉求和政治呼声的重要性，为争取和维护对华人族群有利的政策产生了重要作用。

2.华人政党

组建华人政党直接参政议政也是马来西亚华人政治参与族群模式的重要实现路径之一，华人政党代表着华人族群政治利益，一直以来为维护和争取华人族群利益做出了重要贡献。自马来西亚独立后，华人政党历经分分合合，现较有影响力的有马华公会、民主行动党和民政党、沙捞越人民联合党。在此笔者只选取最具代表性的马华公会及民主行动党进行分析。

马华公会，全称马来亚华人公会(后更名为马来西亚华人公会)，成立于1949年2月27日，首任会长陈祯禄。该会成立初期为福利机构，其目的是为在1949年马来半岛紧急状态期间，阻止英国殖民政府驱逐华人，并筹款援助被安置在新村的华人。直至1952年6月才修改章程成为政治团体，开始以政党姿态积极参与政治。该党与巫统、国大党结成联盟，在1955年7月马来亚联合邦首次自治大选中赢得52席民选议员中的51席，其中马华赢得15席，以绝对优势获得大选的胜利，三党联盟以多数派身份组织新政府，马华公会第一次以华人执政党的身份参与政府。在随后的与英国殖民政府就独立问题进行的谈判中，三党联盟成功从英国殖民政府手中接过政权，马华公会以华人政治利益代表的身份参与谈判，并积极为争取独立后华人公民权做出重要贡献[13]。马华公会自独立后一直都是执政党联盟成员之一，其特殊历史背景及执政党的政治地位使其成为华人政治利益的代表者、华人族群与政府关系的调和者、华人与其他族群和谐关系的维护者，在马来西亚华人政党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非其他华人政党所能取代。但自1969年“5·13”事件之后，马华公会在执政党联盟国民阵线中的影响逐渐削弱，同时该党为了防止被“国民阵线”边缘化而在维护华文教育等一些事关华人利益的重要议题上向巫统妥协，也使其逐渐失去华人社会的支持。2008年政治海啸使其遭受重挫，赢得的国会议席从上届的31个剧减至15个，州议席则只有31个。2013年大选则再受历史性重创，只赢得7个国会议席和11个州议席。马华公会因而执行大选前的“不入阁”决议，拒绝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职务。在华人选民选票逐渐显示出上文所述及的强大政治力量的同时，马华公会在执政党联盟中地位的弱化无疑将对华人政治参与产生不利影响。

表1 马华公会在历届大选中所获的席位

说明：此表为笔者根据马华公会官网公布内容整理而成。

民主行动党，其前身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1965年8月9日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联邦独立以后，人民行动党原在马来西亚联邦各州的支部于同年10月重新组建了民主行动党，并于1966年3月18日正式注册成立，1969年正式参加马来西亚全国大选。该党创党宗旨是以宪制途径在马来西亚建立一个民主社会主义之社会，消除现有制度的财富和机会不平等的现象，实现“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宏图和目标[14]。作为以华人为主体的最大华人反对党，该党一直在议会中发挥华人代言人的作用，尤其在马华公会在执政党联盟中地位日益边缘化、没能坚决捍卫华人族群利益时，在争取实现非马来人与马来人政治权益平等等问题上，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也日益得到华人选民的青睐。在2008年3月马来西亚第12届全国大选中，民主行动党获得了成立以来最大的胜利，赢得参加竞选的47个国会议席中的28席、101个州议席中的73席，与人民公正党及回教党联手组成的人民联盟共赢得222个国会议席中的82席，首次使国民阵线失去了国会中三分之二席位的统治优势。在2013年第13届大选中，民主行动党在参与竞选的51个国会议席和103个州议席中又分别赢下38个和95个，远超马华公会，一跃成为马来西亚的第二大政党。

3.华人社团

马来西亚是东南亚地区乃至全世界，华人社团*根据马来西亚社团注册局规定，政党亦属于社团之一类，鉴于政党与其他非政治性社团在政治参与中的区别，本文此处所称华人社团仅限于非政治性社团。发展最早且数量最多的国家。一般认为，马来西亚最早的社团雏形为1763年在马六甲地区兴建的青云亭。除了作为一个宗教活动中心开展祭祀祈福活动外，青云亭还发挥了联谊乡情、相互帮扶、扶危济困的功能。此后，马来西亚华人陆续成立了多个地缘性、血缘性、业缘性、文缘性或宗教性社团。进入20世纪，马来西亚华人社团不再仅仅局限于某一地区，开始出现联合趋势，产生了多个全国性的总会。二战结束后，随着马来西亚政局的变化，华人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认同也出现根本性变化，华人社团开始以组织集会、提出政治诉求、举行抗议活动、发表宣言、提交备忘录甚至派人直接参加选举等方式参与政治，向政府施加政治压力，呼吁政府制定和实施有利于华人的政策，争取和维护华人族群各方面权益。尤其是在马来西亚独特的种族政治格局下，华人政党因其政治地位边缘化而难以有效维护华人族群利益，华人社团的政治影响和政治功能更是显得不可或缺。

例如，1971年马来西亚新经济政策和国家文化政策实施以来，马来人特权地位日益扩大和稳固，华人与马来人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不平等现象越发严重，华人社团一直凭借其影响力，代表华人族群不断向马来西亚政府表达各种政治诉求和主张。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1999年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大选诉求事件。1999年大选前夕，为表达华人社会利益要求，由雪兰莪中华大会堂(雪华堂)、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及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等11个全国性或州级代表性社团发起签署了《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大选诉求》，最终共有2095个华人社团联署《诉求》。《诉求》分为17大项，共有83条。它涵盖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及社会各领域，包括促进国民团结，落实议会民主，实行公平的经济政策，实行开明、自由、进步的教育政策[15]。与华人社团以往的诉求相比，《诉求》的突破点在于，它不只考虑华人族群自身的利益，而是以马来西亚普遍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为出发点，综合各民族实际发展需要，提出的一个“综合性、多元性”的诉求[16]。《诉求》是对1983年《全国华团国家文化备忘录》和1985年的《全国华团联合宣言》的继承与发展，对马来西亚华人政治参与产生了深远影响。

又如，2003年马来西亚政府强制实施数理英化政策后，为维护华人族群的母语教育权益，以董教总(即董总与教总的联合)为代表的华人社团一直为华文小学恢复母语教育而不懈努力。最具影响力的是2005年12月由董教总主办、各族团体协办的“反对数理英化”大会，近4000名各地各族人士集合于加影董教总教育中心，超过600个民间团体盖章，一致通过4项恢复母语教育的提案，促请政府恢复母语教授数理科。董教总还深入华文小学调查此政策的实施后果，并于2006年10月31日向首相呈上七大主要华团联署《华文小学数理英化教学问题调查报告》，用事实阐明用英文教数理的负面影响。经过以董教总为代表的华人社团及其他族群社团的努力，2009年7月终于取得了反对数理英化运动的成功，既维护了各族母语教育权利，也有利于促进马来西亚政治民主和多元文化的发展。

(三)马来西亚华人“族群参与模式”产生的原因

由此可以发现，虽然马来西亚华人并未拥有与马来人同等的政治权利和地位，而且华社内部也存在很明显的分化，各政党及社团之间矛盾和分歧频发，但在马来西亚独特的种族主义政治环境中，种族利益之争始终是最为主要的政治议题，为争取和保障华人族群平等政治权益，华人政治参与无疑必须以一个族群整体的形象出现，华社中各种政治力量及其政治主张都基于华人族群整体利益。因此笔者将马来西亚华人政治参与模式定义为“族群参与模式”。

而马来西亚华人政治参与之所以呈现出如此明显的族群参与特征，首先是由马来西亚种族政治的特性决定的。马来西亚独特的“种族至上主义”导致了马来西亚各种族之间在政治、经济及文化上都存在明显的种族界限，再加上独立伊始便得到宪法保障的马来人的特权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马来西亚其他种族政治、经济及文化的发展。华人作为马来西亚第二大族群，自然受到的影响和制约最为严重。华人为了有效争取和维护自身权益，势必要以族群整体参与政治。

其次，马来西亚华人所具有的高人口比例、高选民登记率这两大特征也是形成族群参与模式的必要前提。正是因为这两大特征，华人选票在马来西亚历次大选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华人选民的政治取向对马来西亚政治所产生的影响极为关键。一般认为，华人选票可以左右60多个国会议席，其中华人占多数的选区有20多个席位，华人占1/3的选区也有30多个席位[17]。正是这种族群参与模式的影响力，致使马来西亚政府不得不关注华人族群的利益，适时调整并推出对华人有利的政策。同时华人也从中深刻领会到只有以族群方式参与政治，才能最有效地聚合、最大限度地发挥华人族群的政治力量，从而更进一步促进族群参与模式的形成。

三 英国华人政治参与模式：“推动参与”

英国华人政治参与与美国华人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即也是以精英个体参与为主，但其参与主动性较弱，参与规模与影响远未达到美国华人“精英参与范式”的程度。但笔者认为，英国华人政治参与也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即英国华人政治参与存在较为明显的外部推动特征，笔者将其定义为“推动参与模式”。

(一)英国华人政治参与的历史与现状

英国华人开始政治参与时间不算太晚，据《欧洲时报》英国版的报道，英国华人华侨互助工团在整理会内文件时发现1927年2月12日英国小报DailySketch登载了英国华人Mr. Fung Saw成为工党候选人并参加Holborn地区政府选举的消息[18]。这是目前能看到的关于英国华人参政的最早的记录。其时中国积贫积弱，国际地位极其地下，旅英华人多从事一些地位较差的职业，且部分华人将国内抽烟、赌博、嫖娼等恶习带到英国，致使“黄祸论”盛行英国，严重影响华人在英国的整体形象，华人屡屡遭受种族歧视，政治地位很低。二战后，随着英国1948年《国籍法》及1965年、1968年、1976年连续三个《种族关系法》的颁布，华人在法律上获得了与白人“平起平坐”的政治地位。但英国华人多以经商为主，对政治的关注度和参与热情不高，被称为远离政治舞台的“沉默一族”，是“失语的族群”[19]。直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青年一代华人新移民数量的大量增加、华裔新生代与主流社会的良好融合，华人成为英国少数族裔中人口数量增长最快的族群，华人中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分子，尤其是青年一代才开始意识到积极参与政治的重要性。1986年，华人吴美莲当选为伦敦东南部的路易斯舍姆地区议会的议员，成为第一位华人地方议员，开启了当代英国华人参政胜选的序幕。之后又有陈德樑、李良福、杨庆权、卢曼华及叶稳坚等多位华人成功当选地方议员，华人参与英国基层政治取得了一定的成绩。2015年大选对于英国华人来说是一次重大突破，有11位华人作为议员候选人参与了选举，最终来自保守党年仅31岁的华人艾伦·麦克(Alan Mak)成功当选，成为英国历史上首位华人下议院议员[20]。

(二)英国华人“推动参与模式”的实现路径及成效

英国华人“推动参与模式”就其本质而言，属于塞缪尔·亨廷顿等人所定义的“动员式参与”范畴，即公民在某种政治力量的领导、号召或鼓动下参与政治的行为[21]。其实现路径主要有以下两种：

1.华人政治性社团对华人政治参与的推动

华人政治性社团是推动华人政治参与的重要力量。英国虽然华人移民时间较早，华人社团数量也较多，但政治性社团屈指可数，其中2006年10月31日发起成立于英国上议院的“英国华人参政计划”无疑是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英国华人参政计划”的发起人是华人律师李贞驹女士，其宗旨是通过开展华人社区调查和提供创新媒体平台以表达华人社区诉求，增强华人在英国的社会和政治融入，进而提升华人社区与英国社会相互理解与合作。成立近10年时间，英国华人参政计划一直秉承其成立宗旨，从教育、参与、代表三个方面着手，通过提高华人对英国政治的认知，宣传、号召华人选民参与投票，鼓励华人利益团体表达其诉求；推动华人社区代表参与政党或其他政治组织，融入政治决策过程；全心全意支持每一个华人政治代表，尽可能为其提供各种帮助，不遗余力地推动英国华人的政治参与。如在2008年“英国华人参政计划”先后推出了“Get Active Get Voting”以及“Get Active UK-Register to vote! ”的活动，鼓励华人参与英格兰、威尔士地方选举的投票[22]。2010年大选开始之际，“英国华人参政计划”联合英国各地华人社团，在调查英国华人生存状况基础上，起草《英国华人大选宣言》，并于4月7日晚在英国国会下议院正式发布，这是英国华人首度在国会发布此类宣言，向政府和各政党显示了华人社区对英国社会所作的贡献及诉求[23]。在2012年英国地方选举中，“华人参政计划”呼走奔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了此次选举，它积极推出了“五三行动”、复活节在伦敦华埠举行“关怀社区 心连心选民登记活动”，举办了多场活动邀请三大政党派出代表为华人讲解各政党的政策和选举的政纲，为华人领取选民登记表格，鼓励华人积极参与投票[24]。为促进英国华人积极参与2015年大选，“华人参政计划”启动了为期11天的环英选民登记之旅，组织一辆黄色的选民登记迷你巴士和志愿者团队奔赴全英各个城市，向华人社区宣传参与政治的重要性并帮助更多的英国华人登记成为选民。“华人参政计划”又于大选前在剑桥首次举行四大政党候选人竞选论坛，由四大政党的国会议员候选人介绍各自政党的政纲，针对经济、移民、教育、健康等政策进行辩论并现场回答问题[25]。经过近10年来的不懈努力，英国华人参政计划为推动英国华人政治参与发挥了重要作用，较好地转变了英国华人的“过客心态”，华人政治参与意识与参与人数都有了显著提高，政治参与状况有了明显改善。

2.英国各主流政党对华人政治参与的推动

随着华人族群政治参与意识及参与水平的不断提高，英国各主流政党也开始关注华人的政治力量，相继成立了各自的华人分支机构，主动且有组织地选择和培养华裔候选人。各主流政党大量资源的投入，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华人政治参与的发展。

1992年，英国保守党成立了首个华人政党分支机构——英国华人保守党，李锦怡出任华人保守党主席。目前，华人保守党已在伦敦、伯明翰等6个地区设立支部。之后，英国工党、自由民主党的华人分支机构——华人工党及华人自由民主党相继于1997年及2006年成立。这些华人政党分支组织积极推出自己的纲领，让华人意识到加入政党对于政治参与的重要性，鼓励和吸引更多华人加入政党，参与英国政治。2013年5月，为进一步鼓励和推动华人参与政治，发挥更大的社会作用，英国保守党成立了“保守党华人之友”组织，期待其“充当促进英国当地华人社区与英国主流社会之间政治、文化、贸易和投资等各方面合作交流的基石”[26]。也正是由于英国各主流政党的大力推动，英国华人政治参与取得了明显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华人精英，尤其是青年一代精英，纷纷投身政治。2010年大选中的李泽文等8位华人候选人除成世雄为独立候选人外，其余都是由各党派推举的。2015年大选中参选的华人候选人数量进一步增加，达11人，均是由各政党推选产生。而由保守党推举的华人候选人艾伦·麦克成功获选为下议院议员，更是改变了155年来华人在英国下议院没有议员的历史。

(三)英国华人“推动参与模式”的成因

笔者认为，英国华人政治参与之所以形成如此独特的“推动参与模式”，主要是由以下消极和积极原因造成的：

从消极因素来看，华人虽然是英国的第三大少数族裔，由于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身处异乡的华人移民很容易便形成明哲保身、自扫门前雪的消极观念，不了解、不关心，更不愿参与政治，成为在政治上“失语的族群”。虽然20世纪80年代以后，英国华人政治参与有了较大的发展，越来越多华人开始走上政治舞台，代表华人发声，但毕竟时间还较短，政治冷漠还是存在于英国华人中的普遍现象。再加上英国保守的政治文化，少数族裔在政治上难免处于受歧视的地位，华人参与选举政治很可能成为“炮灰”，难以获得成功，这也使得华人参政热情受到一定的影响。

从积极因素来看，英国各党派政治利益博弈推动了华人参政。近些年来，少数族裔的选票已成为深刻影响英国政局的重要因素。英国各主流政党一向很重视少数族裔手中的选票，如保守党在成立“保守党华人之友”之前早就成立了“保守党犹太人之友”、“保守党印度人之友”等组织，吸引更多少数族裔参与政治。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华人新移民及华裔新生代数量的迅速上升，华人选民登记率和选票率也随之显著提高，尤其是在“华人参政计划”等政治性团体的推动下，华人族群的政治力量日益得以展现。这使得英国各主流政党开始密切关注华人族群中蕴含的政治力量，通过各种途径吸引和推动华人参与政治。

结语

综上所述，海外华人政治参与已成为所在国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推动着所在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通过对马来西亚、美国及英国华人政治参与状况的分析，可以看出华人在所在国的政治参与因受到移民历史、人口数量、所在国政治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发展形成“精英参与”、“族群参与”及“推动参与”等各种具有自身特色的政治参与模式，其参与路径、特征及成效都存在较大差异。但也应该注意到，海外华人政治参与都是所在国政治生活的组成部分，华人只有更关心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更关注各族群关系及原住民利益，更好地融入当地主流社会，更积极促进各族群均衡发展，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华人政治权益。

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和平崛起与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与世界各国日益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也会进一步唤起华人的政治参与意识，为海外华人在所在国社会地位的提升和政治参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外部助推力。分析和研究海外各国华人政治参与特点及现状，加强与海外参政华人的联络与沟通，向他们展示真实的中国形象，并以他们为桥梁传递给所在国政界精英阶层及民众，势必能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注 释】

[1] 梅伟强：《世纪之交的美国华人：从漠视政治到积极参政》，《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

[2] 万晓宏：《试析当代美国华人参与选举政治的方式》，《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

[3] 廖小健、宾有文：《百人会与80/20促进会之比较研究》，《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4] 陈晰:《百人会——美国华人社会的群英会》，《华人世界》2006年第12期。

[5] 万晓宏：《“80/20” 促进会与美国华人参政新策略》，《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

[6] 《亚裔人口2010：2010年人口普查简报》，2012年发布，载美国人口普查局官方网站，http://www2.census. gov/library/publications/2012/demo/c2010br-11c.pdf

[7] 李爱慧：《透视当代美国华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东南亚研究》2005年第4期。

[8] (马来西亚)王国璋:《马来西亚族群政党政治》，东方企业有限公司，1998年，第107页。

[9] 廖小健：《华人政治地位与马来西亚的政治分层》，《东南亚研究》2007年第5期。

[10][17] 廖小健：《世纪之交：马来西亚》，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2页，第143页。

[11] (马来西亚)谢诗坚：《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槟城：友达企业有限公司，1984年，第65页。

[12] 孔祥利：《民主化进程中东南亚国家的华人政治参与》，《东南亚研究》2008年第5期。

[13] 《马来西亚华人公会党史》，载马来西亚华人公会官方网站，http://www.mca.org.my/1/Content/SinglePage?_param1=09-072016-87-07-201609&_param2=M，2016年10月9日浏览。

[14] 《民主行动党创党宗旨》，载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官方网站，http://dapmalaysia.org/cn/about-us/vision-mission/the-objectives/，2016年10月9日浏览。

[15] 赵海立：《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大选诉求事件探析》，《东南亚研究》2011年第5期。

[16] 许梅：《独立后马来西亚华人的政治选择与政治参与》，《东南亚研究》2004年第1期。

[18] 《1927年英华人首次参政史料披露》，《欧洲时报》(英国版)，2012年3月1日第10版。

[19] 宋全成：《论21世纪英国华人的政治参与》，《欧洲研究》2015年第4期。

[20] 《书写历史， 首位华裔议员诞生》， 《欧洲时报》(英国版)，2015年5月15日。

[21] 〈英〉塞缪尔·亨廷顿、琼·纳尔逊著，汪晓寿、吴志华、项继权译《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5-7页。

[22] 廖小健、周龙：《从“失语”到“发声”：近年来英国华人参政探析》，《理论月刊》2013年第9期。

[23] 《英国华人在议会首度发布“华人大选宣言”》，新华网，2010年4月8日，http://www.chinanews.com/hr/hr-ozhrxw/news/2010/04-08/2212868.shtml

[24] 周龙：《从2012年英国地方选举看英国华人参政》，《八桂侨刊》2013年第1期。

[25] 《英国华人参政计划举行竞选论坛 期待华人影响英国选举结果》，人民网，2015年4月29日，http://uk. people.com.cn/n/2015/0429/c352308-26922593.html

[26] 英国保守党华人之友官方网站，http://www. conservativefriendsofthechinese.co.uk/cn-about-us/，2016年10月1日浏览。

【责任编辑：邓仕超】

The Mode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Examples from the US, Malaysia and the UK

Jin Zhengkun & Zhu Lingfeng

(School of Interantional Studies, Re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Oversea Chines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Modes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is the basis to safeguard their survival, development and their legal interests. With a rapid growing number of Overseas Chinese and rising awareness of their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verseas Chinese have made steady progresses in politics affairs in their hosting countries, and developed three typical modes of participation in local political lives, such as active involvement of elite Chinese in political affairs in the United State, participation of Chinese as ethnic group in politics in Malaysia and joining in political lives by gaining support from communities and political party in England, which have featured respectively in the ways, effects and reasons of their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By strengthening the communications with Overseas Chinese outstanding themselves in political affairs, encourage them to act as bridges to promote true images of China and to increase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will be of great benefit to improve China’s diplomacy environment and establish a harmonious world.

2016-10-05

金正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朱凌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专业2014级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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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6099(2016)06-009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