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春生，莫秀蓉

比较优势转化与资源富集区经济增长

胡春生1，莫秀蓉2

（1.攀枝花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四川攀枝花 617000；2.西华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南充 637002）

先天禀赋优势决定的仅是潜在比较优势，而后天还需要通过有效行动将潜在比较优势转化为实际比较优势后，丰裕资源才能对地区的经济增长发挥切实影响。基于此，文章提出了检验相关行动有效性的命题，并利用2002-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对命题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在控制了相关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后，结果稳健地表明，近年资源富集区的行动特别是人力资本培育和提升市场化水平的相关行动更为有效。同时本文也指出，潜在比较优势向实际比较优势的转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以资源富集区近年的表现不意味着这些地区就永远地避免了资源优势陷阱，相关行动还必须与时俱进。

资源富集区；禀赋优势；比较优势转化；经济增长

一、引言

“十三五”时期，国家将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将是资源富集地区①加快培育新的发展动能，改造提升传统的资源比较优势，将地区经济切换至可持续的增长路径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对于资源富集区的丰裕资源这一传统比较优势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至今理论上还未形成一致意见。Auty（1994）［1］、Sachs和Warner（1995）［2］、Papyrakis和Ger⁃lagh（2004）［3］、徐康宁和王剑（2006）［4］等学者认为，资源是诅咒。但Davis（1995）［5］、Lederman和Maloney（2008）［6］、丁菊红和邓可斌（2007）［7］、孙大超和司明（2012）［8］等研究则表达了不同的意见。那么丰裕资源究竟是“天使”还是“魔鬼”？其实，这一诘问落入了静态比较优势的陷阱，该陷阱下，基于统计意义上简单总结出的资源诅咒（抑或相反）这一“天注定”式结论，对现实问题的解决并无多大助益。

实际上，如同中国广为熟知的“伤仲永”故事所揭示的一样，在地区经济增长中，先天的资源禀赋优势本身无所谓对错，而后天能否成功“桥接”，促进天赋优势的“落地”转化，这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重点和解决资源富集区持续发展问题的关键。基于此，本文从动态的角度出发，重新构建了一个比较优势转化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在框架内尝试对资源富集区的经济增长问题做出解答。进一步地，结合本世纪以来国家和资源富集区的主动作为，实证考察特定阶段下“相关行动”对资源富集区传统比较优势的改造效果及其相应的经济增长影响，为这些地区后续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一些有益启示。

二、理论基础

（一）理论框架

比较优势理论自创立以来，虽然在国际贸易、经济发展战略制定以及企业决策中获得广泛应用，但在执行层面上依然面临不小的困境。近年，林毅夫（2012）［9］将比较优势概念区分为“潜在比较优势”和“实际比较优势”，进一步拓展了比较优势理论，增强了其实践应用性。结合林毅夫的相关分析我们归纳整理出了比较优势转化理论，转化的基本逻辑如图1所示。

图1 比较优势转化逻辑

按照比较优势理论的传统理解，地区经济的组织运营只要依据比较优势原则进行，就可以实现经济增长。但实际上比较优势分为潜在比较优势和实际比较优势，这二者是不一样的，前者表达了一种可能性，而后者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现实动力，只有实现“潜在”向“实际”的转化，才能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具体地，结合图1，有关比较优势转化及其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全过程如下：

（1）要素禀赋及结构决定潜在比较优势。因为由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及其价格决定的优势只是一种生产成本优势，这种优势仅仅是催生“有竞争力的产业”出现的必要条件之一，它表达了一种“可能性”，所以只是潜在的比较优势。

（2）通过相关行动促进潜在比较优势向实际比较优势转化。要使某一产业在国内外市场上具有竞争力，除了要与潜在比较优势保持一致以降低生产成本外，更重要的是还要设法降低与交易相关的成本，减少来自人力资本、科技、基础设施以及市场化水平等方面对产业发展构成的瓶颈制约。很明显这些制约无法单独由企业内化完成，需要政府发挥积极作用。否则，潜在比较优势就只能一直蛰伏。

（3）因为实际比较优势综合了更低的生产成本和更低的交易成本，因此，这种比较优势就极容易孵化出符合地情、有竞争力的产业，并进而推动地区经济结构的升级和经济增长。

（4）生产周而复始，禀赋特征也会不断变化，比如资源的消耗、资本的积累、劳动力质量与数量的改变等。如此，新的要素禀赋及结构会决定新的潜在比较优势，同时如果政府能与时俱进展开相关行动，促进潜在比较优势向实际比较优势转化，那么，地区经济的持续增长与繁荣就有了新的推动力。

综上，可以看出，在促进地区经济持续增长中，潜在比较优势向实际比较优势的转化是一个决定性的跳跃，如果跳跃不成功，受损的不是企业而是那些无法在潜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确立起实际比较优势的地区。因为对于前者来说，他可以通过资本转移等方式在其他一些条件更好的地区找寻到新的发展机会，而对于后者来说，缺乏实际比较优势则会导致新的经济增长点迟迟不出现，地区就会落入“比较优势陷阱”，并最终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

（二）理论解释

（1）从比较优势转化理论可以看出，其实先天的资源禀赋优势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本身就没有直接的关系，横亘其间的就是后天行动。如果没有后续行动，或者相关行动低效甚至无效，资源禀赋优势就难以转化为实际比较优势，就可能出现所谓的资源诅咒现象。反之，丰裕资源与经济增长间就完全可能呈现另一番光景。而在现实层面上，相关行动在不同的地区，或者同一个地区的不同时期，其有效性都可能是不一致的，这是一个主观决定的过程。因此，上述情况下，在考察资源诅咒命题时，就会出现不同的结果。这也是既有文献在检验丰裕资源与资源富集区经济增长关系时，检验结果不相统一的重要理论根源。

（2）资源富集区特别是那些除资源外其他方面优势又不突出的地区，如果不依托天赋资源，这本身就是一种浪费。但另一方面，由于矿产资源随着开采，终究会逐渐耗竭。所以基于这个事实，资源富集区的经济结构如果一直以资源型产业为主，并且随着资源的越来越少，其经济结构还裹足不前，这样的依赖就无异于自掘坟墓。综合上述两个方面，从比较优势转化理论来看，更科学的资源利用方式应该是这样：借力打力——从资源开发活动中最大化的汲取发展的力量，然后一步步逃离资源的束缚。具体来讲就是：生产是个不断循环的过程，每一轮循环中资源富集区都应该以上一轮生产过程中积累下的财富，特别如人才、技术、制度等为基础，推动实际比较优势螺旋上升，以此为资源型产业链条的延伸或者其他新兴产业的出现创造机会。

（三）待检验命题

根据上文的理论分析，我们认为，在考察资源富集区是否落入比较优势陷阱的问题上，不能仅仅检验丰裕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更要关注地区是否做出了有效的行动促进地区的潜在比较优势向实际比较优势转化。由此，可从两个方面考虑：

命题1：如果行动是有效的，那么这些行动能使资源开发活动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逐渐降低②，代之而起的是相关行动逐渐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命题2：如果行动是有效的，那么这些行动能使资源富集区降低对当地资源的直接依赖，而不是相反。

命题1与命题2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其背后的机制就在于这些行动如果促进了比较优势的成功转化，地区经济增长动力系统的切换就具有了现实可能性。所以，一方面在资源富集区的成长期、成熟期阶段，地区的资源开发活动就能向纵深发展，即资源相关产业从初级向高级延伸（比如从矿产品的开采、洗选等产业到压延加工业，再到其他生产更高级制品的产业）；另一方面就能促进其他一些与地区原依赖资源无关的新兴产业的发展。从而，在上述两方面作用下③，逐渐降低对资源的依赖，并最终（资源耗竭时）实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三、实证模型与数据

为了检验近年来资源富集区的发展是否获得了相关行动的有效支撑，根据上文的理论解释和提出的命题，计量方程设定如下：

（1）、（2）式用于检验命题1，（3）式用于检验命题2。其中，（1）式的面板回归模型参照了同类文献检验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一般做法。另外，考虑到模型中部分变量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为了增强检验的稳健性，我们建立了（2）式的动态面板模型，并进行广义矩（GMM）估计，以对部分变量的内生性加以控制④。式中，下标i表示省份，t表示时间，C为常数项，ui为不可观测的地区效应，是一个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εi,t为随机扰动项，α、β、ρ、γ为相应变量的系数。Rtaxr和Rtaxf分别用于反映地区的资源开发活动和资源依赖度。Act为行动变量集，用于反映促进潜在比较优势向实际比较优势转化的相关行动变量。Con为其它影响经济增长的控制变量。（3）式中的变量X根据（1）、（2）式对行动变量的检验结果决定，即对有效的相关行动再检验。

式中各变量的含义及取值说明如下：

y为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用于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变量；

Rtaxr为人均资源税年增长率，该变量用于反映地区的资源初级开发活动⑤。关于资源开发活动的测度，现有文献中大体上通过采掘业部门的投入水平（徐康宁和王剑，2006）［4］、采掘业的产值占比（邵帅和齐中英，2008）［11］等指标衡量。本文使用资源税主要基于如下考虑：一是本文的资源主要是指矿藏品，而我国的资源税税目包含的七类资源主要就是矿物资源：原油、天然气、煤炭、其他非金属矿原矿、黑色金属矿原矿、有色金属矿原矿和盐；二是该指标反映十分灵敏，能够较充分的表达资源开发活动的状况；三是该指标的数据收集十分方便；

Rtaxf为资源税占财政收入比例，该变量用于反映地区对资源的依赖程度。考虑到目前我国大多数资源富集区从省级层面来看还处于成熟期，所以在这一个阶段，我们对于资源依赖的衡量不像濒临枯竭阶段那么严格。后者要求地区的资源相关产业即便是下游产业（即资源的高级开发活动）也应尽可能降低与当地资源的相关性，而前者由于本身还有在当地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基础上进一步延伸产业以创造更大价值的需求，所以使用资源税这一主要针对开采环节的指标来衡量资源依赖度是合适的。另外，鉴于政府在经济驱动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使用资源税占财政收入的比例衡量资源依赖度，可以更好地反映这种依赖对政府行动的影响——因为对于资源富集区而言，资源税一方面可以更直接地传递从这种依赖活动中获得的好处（充实了地方财政），另一方面地方财政的充实可以增强资源富集区政府借力打力的能力；

Act变量集主要包含了人力资本、科技、市场化水平（制度）以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这几项一般认为在地区经济转型中具有重要作用的行动。具体为：Hcap表示每万人口中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数年增长率，作为人力资本培育行动的代理变量；Scit表示每万人口三种专利（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授权数年增长率，作为科技研发行动的代理变量；Trans表示等级公路（高速、一级和二级公路）年增长率，作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行动的代理变量；Markl表示人民币表示的人均进出口总额年增长率，作为市场化水平提升行动的代理变量。

此外，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变量，囿于数据，本文主要对固定投资进行了控制。具体为Fai表示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年增长率。

与其他文献不同，为了减少非资源富集区存在的难以控制的其他一些干扰信息，本文的考察主要在12个资源富集省份展开，包括河北、辽宁、山东、山西、黑龙江、河南、内蒙古、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和新疆。考察区间为2002-2014年。各省份有关变量的原始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其中相关年度的地区生产总值均使用的经济普查后修订的数据。为消除物价波动的影响，上述涉价格指标均以1990年为基期作了不变价格处理。同时，我们也对自变量进行了VIF检验，结果最大值仅1.12，排除了多重共线性的担心。

四、计量检验

基于模型（1）我们对2002-2014年相关行动在比较优势转化中的有效性进行了检验。考虑到面板数据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和序列相关性问题，我们使用了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具体估计时，在关于是使用固定效应还随机效应模型的问题上，我们根据豪斯曼检验结果进行选择。同时，也根据Greene（2000）［12］和Wooldridge（2002）［13］提供的方法对样本数据的异方差和自相关性进行了检验，并做了相应处理。

结果显示（见表1），考察期间，除交通基础设施外，其他行动变量均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而且无论是逐步纳入还是全部变量回归，结果均相对稳定。其中，人力资本培育行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市场化水平提升的相关行动，二者的作用均超过了资源开发活动。与人力资本培育和市场化水平提升行动相比，科技研发的经济促进作用低一些，其原因我们认为可能在于，在促进潜在比较优势向实际比较优势转化的过程中，科技研发活动的影响有一定的滞后期，特别是本文用专利授权数衡量的科学技术研发活动更是这样，因为相当一部分专利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还需要一定的过程，而其中一些甚至可能永远也不会转化。关于交通基础设施，虽然检验出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但值得说明的是它在比较优势转化中的重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至于为什么检验未获得预期结果，可能与所使用的代理变量没包含进铁路等重要的基础设施有关。而就现实而言，由于铁路在物流方面的经济性和便捷性，其比公路在经济中的作用可能更大。此外，更重要的是交通基础设施的经济效应一般是长时间的持续释放，而且同样具有滞后性。

21世纪以来，针对资源富集区发展中伴随的经济结构失衡、接续替代产业发展乏力、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等问题，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建立健全资源富集区的资源开发补偿、衰退产业援助等机制，特别是2006年后，国家促进资源富集区转型的相关行动进入了全面启动阶段（魏后凯，2010）［14］，那么在这一新的阶段，相关行动是否有效发挥了作用呢？

表1 样本数据估计结果（2002-2014年）

由此，本文对2006-2014年的数据进行了回归，结果见表2。以2002-2014年的检验为对照，2006年后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到表现十分稳健，各变量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大体一致，差别主要体现在后一阶段如下几个方面的变化：一是资源开发活动的影响变得更小；二是人力资本培育和科技研发活动的影响更大；三是市场化的作用略有降低。

表2 样本数据估计结果（2006-2014年）

关于市场化水平提升行动经济促进作用的降低，这与近年我国的现实情况有所出入（实际上，这几年我国各地区市场化水平得到了较大改善，其经济促进作用理应更大）。对此我们怀疑与模型中相关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未得到控制有关，当然这还有赖于下文的进一步检验。而其他三个方面，按照前文构建的理论框架诠释：预示随着相关行动的实施，所考察的资源富集区出现了向持续发展方向演进的迹象⑥：即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前提下，一方面是资源开发活动的作用降低，另一方面则是人力资本培育、科技研发活动的经济贡献增加。

当然，对于上述的检验结果，我们还必须保持足够的警醒。因为地区的经济增长可能会对资源税、进出口总额以及固定资产投资产生影响，从而带来内生性问题。所以，为增强检验的稳健性，我们下面通过（2）式的动态面板模型对数据再次进行了检验。对于动态面板数据，一般有差分GMM、水平GMM和系统GMM估计法，本文选择的是效率更高的系统GMM。模型设定上，解释变量中包含了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同时使用Rtaxr、Markl、Fai变量的最多两个更高阶滞值后作为工具变量。最终AR（2）、Sargan检验通过，无扰动项自相关问题，且所有工具变量均有效。另外，为了与上文的检验保持一致，我们逐步放入了控制变量，并分两阶段进行估计，结果见表3、表4。

表3 样本数据估计结果（2002-2014年）

表4 样本数据估计结果（2006-2014年）

总体上看，表3与表4的结果显示，除了系数大小和个别变量的显著性水平有所变化外，总体的检验结果与之前的判断大体相同。而且还可以看到，在后一阶段，与FGLS的检验结果相反，市场化水平提升行动的经济影响略高一些。考虑到系统GMM控制了相关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所以我们更倾向于这一结果。

接下来对上文检测出的有效的相关行动（人力资本培育、科技研发和市场化水平提升）在降低地区资源依赖度中的有效性进行实证考察，同时为了与上文的回归结果对照分析，检验依然在两个阶段进行，结果见表5。表中可见，人力资本培育、科技研发及市场化水平提升行动均与资源依赖度呈负相关且统计高度显著，也就是说，这些行动的增强确实能有效降低资源富集区对资源的依赖。此外，无论是三者的作用，还是两阶段的变化，结果均与上文的实证高度呼应，这也再一次证明，近年采取的相关行动是有效的，它们有效降低了地区对资源的依赖。

表5 样本数据估计结果

五、结论与启示

拥有资源禀赋优势绝不意味着资源占有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就会比其他地区更高。因为按照比较优势转化理论理解，先天优势只是使资源富集区的经济增长具有了一种潜力，一种可能性。只有后天持续不断的努力，尽可能破除种种交易成本形成的制约，将禀赋决定的潜在比较优势转化为实际比较优势，借力打力并逐步推进地区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升级，这才是实现地区繁荣、富强的应为之路。

从所遴选的几个资源富集区本世纪的表现来看，资源开发活动对地区的经济增长起到了显著促进作用。当然对于这种关系，本文的目的并不是如类似文献那样试图证伪“诅咒”论，也不是为了证实“福音”论，而是希望通过对后天相关行动的考察来说明促进比较优势转化的重要意义。上文的实证特别是两阶段的考察也表明，资源富集区的经济增长动能实际上是可转换的——早期，丰裕资源这一传统比较优势在地区的经济增长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但随着国家和地区促进资源富集区转型的相关行动的有效开展，人力资本培育、市场化水平提升、科技研发等方面行动正日益成为地区经济增长主要的动力。

当然，比较优势本身是一个动态概念，这意味着地区的相关行动必须与时俱进。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资源富集区近年的表现并不意味着这些地区就永远地避免了资源优势陷阱，只是说明这一段时期相关行动有力的支撑了地区潜在比较优势向实际比较优势的转化，从而使丰裕资源更好的发挥了作用。当前，中国经济正进入新常态下的调整期，伴随“一带一路”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以及新的政绩考核办法和更严的环境监管办法等一系列全面深化改革举措的相继出台，资源富集区的外部环境正在向更有利于地区经济转型的方向演变。而另一方面，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倒逼下，资源富集区如何更好地把握机会，继续展开切实有效的行动，就成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资源富集区案前的重大课题。对此，我们认为，资源富集区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各方面要整体联动，以形成强大改革合力。其中，尤其要充分利用补短板、破瓶颈所催生的经济增长新动能，来降低去产能对地方经济的短期负面冲击。补短板要与地区的发展阶段（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紧密结合，以明确未来的转型方向和发展重点，同时要以促进潜在比较优势向实际比较优势转化为主线，深入查找人才、技术、制度等方面存在的制约比较优势转化的瓶颈，在此基础上，展开切实行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畅通自然资源优势向人力资本优势、科技优势、制度优势和基础设施优势转化升级的路径，从而实现地区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

注释：

①本文所涉及的资源富集区主要指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丰裕地区。

②资源开发活动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比如从产出品属性的角度看，可以划分为对资源的初级开发活动（对应初级产品）和高级开发活动（对应高级产品）。这两种开发活动在地区经济中的作用实际上不是同时降低的，这需要与资源富集区的生命周期相结合，对此，下文有具体论述。

③上述两方面的变迁，形象的比喻其实就是一个“接力赛”的过程：在成长期和成熟期阶段，随着相关产业（依托地区优势资源的高级制品业和其他新兴产业）的发展，资源富集区的资源初级开发活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越来越低。同时，如果比较优势能够持续有效的动态转化，那么在资源从丰裕走向枯竭的阶段，其他新兴产业就极有可能已发展到一定高度，这种情况下，依托地区资源优势的高级开发活动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会进一步降低。

④在相关文献中，许多研究并没有对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加以控制，这可能导致结果的偏误和不一致。最近，宋瑛和陈纪平（2014）［10］利用采矿业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例度量各省的资源丰裕度，以此控制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但考虑到本文模型中，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的变量不止一个，所以采取了这种控制方法。

⑤当前我国大多数资源富集区从省级层面看还基本处于成熟期阶段，所以现在我们探讨的主要就是资源的初级开发活动。为行文方便，下文如无特别说明，所指的资源开发活动是指初级开发活动。

⑥实际上，检验结果只反映了当下的情况。而未来究竟如何，根据比较优势转化理论理解，取决于相关行动是否与时俱进。

［1］Auty R M.Industrial Policy Reform in Six Large Newly Industrializing：The Resource Curse Thesis［J］.World Development，1994，22（1）：11-26.

［2］Sachs J D，Warner A M.The Curse of Natural Resources［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01，45（4）：827-838.

［3］Papyrakis E，Gerlagh R.The Resource Curse Hypothesis and Its Transmission Channels［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04，32（1）：181-193.

［4］徐康宁，王剑.自然资源丰裕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研究［J］.经济研究，2006（1）：78-89.

［5］Davis G A.Learning to Love the Dutch Disease：Evidence from the Mineral Economies［J］.World Development，1995，23（10）：1765-1779.

［6］Lederman D，Maloney W F，Dunning T，et al.In Search of the Missing Resource Curse［J］.Economia，2008，9（1）：1-41.

［7］丁菊红，邓可斌.政府干预、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地区层面的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7（7）：56-64.

［8］孙大超，司明.自然资源丰裕度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对“资源诅咒”假说的质疑［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2（1）：84-89.

［9］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1-63.

［10］宋瑛，陈纪平.政府主导、市场分割与资源诅咒——中国自然资源禀赋对经济增长作用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24（9）：156-162.

［11］邵帅，齐中英.西部地区的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基于“资源诅咒”假说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08（4）：147-160.

［12］Greene W H.Econometric Analysis（4th）［M］.New Jersey：Prentice Hall，2000：598.

［13］Wooldridge J.Econometric Analysis of Cross Section and Panel Data［M］.Cambridge，MA：MIT Press，2002：282-283.

［14］魏后凯.中国区域政策——评价与展望［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0：104.

［责任编辑：张兵］

Comparative Advantage Transform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Resource-rich Areas

HU Chun-sheng1,MO Xiu-rong2
（1.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Panzhihua University,Panzhihua 617000,China; 2.College of Marxism,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Nanchong 637002,China）

Because the innate endowment advantages can only determine the potential comparative advantages,and the latter needs to be converted to the real comparative advantages through the subsequent effective actions,then the acquired abundant resources can play a real important role in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Based on this,we put forward the proposition to test the validity of related actions in resource-rich areas,and make an empirical test on the proposition by employing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02 to 2014.The results show that:After controlling the endogenous problem of dependent variables the actions of resource-rich areas are more effective in recent years,,especially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apital and the enhancement of the level of market.Moreover,the paper also points out that the conversion of the potential comparative advantages to the actual comparative advantage is a dynamic process,and the performance in the resource-rich areas in recent years does not mean that these areas will always avoid the resource advantage trap,related actions must be advanced with the times.

resource-rich area;endowment advantage;comparative advantage transformation;economic growth

F205；F207

A

1007-5097（2016）12-0041-06

10.3969/j.issn.1007-5097.2016.12.007

2016-04-1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FJL007）；四川省资源型城市发展研究中心重点项目（ZYZX-ZD-1403）

胡春生（1975-），男，四川攀枝花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

莫秀蓉（1976-），女，四川南充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