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云　刘渝峡/文

打造“工人贵族”培养大国工匠

■刘云刘渝峡/文

一、“提高技术工人待遇”所蕴藏的深意

“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提高技术工人待遇”，这在以往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是前所未有的，表明了中央对“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重视，这将对缓解“技工荒”现象与培养更多的大国工匠产生重要影响。

在2015年五一劳动节、十一国庆节和2016年五一劳动节、十一国庆节期间，央视新闻联播与央视新闻频道关于大国工匠的系列报道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人们在惊叹大国工匠们为国家与企业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还为他们生活的简朴而感慨。从工资到住房，工匠们待遇并不高，有名无利。如大飞机的制造者之一胡双钱，这个在飞机制造行业干了35年的钳工老师傅，直到一年多前，一家人才从住了十几年的30平方米老房子搬了出来，贷款买了上海宝山区的70平方米新家。

堪称中国顶级技工中杰出代表的大国工匠待遇尚且如此，普通技术工人的待遇可想而知。这种情况下，谁还愿学技术？谁还愿当技术工人？谁还愿当大国工匠？“提高技术工人待遇”所蕴藏的深意在于，“技工荒”现象与大国工匠严重短缺的一个很重要的社会原因，就是技术工人与技能人才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其工资收入总体水平偏低，严重影响了青年人学技术的积极性与职业选择。所以必须大幅度提高技术工人待遇，努力实现技术工人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让技术工人的尊严、社会的公平正义实实在在地体现在他们的工资收入增长上，让他们实实在在地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二、唯有“提高技术工人待遇”才有可能造就出更多的大国工匠

2015年6月15日，李克强总理到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视察时表示，要强化人才支撑，培育更多大国工匠。

大国工匠位居技术工人群体的金字塔顶端，是技术工人中的出类拔萃者。有普及才有提高，如果越来越多的青年人乐于当技术工人，且勤于学习钻研技术，才有可能从中造就出更多的大国工匠。而在目前这种“技工荒”的大背景下，所产生的大国工匠数量必然很有限。

这几年的全国“两会”上，不少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很担忧，中国越来越缺技术工人，主要原因就是大家认为当技术工人“收入报酬低”“社会地位低”，这种情况下愿学技术、当技工的青年越来越少，技校招生难与报考冷就不可避免。笔者以为，解决“技工荒”与技校招生难这两个老大难问题，当务之急就是“提高技术工人待遇”，让技工重拾尊严，体面劳动，打造中国式的“工人贵族”，俄德美三国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值得借鉴。

（一）俄罗斯：“劳动英雄”工人贵族

苏联解体给俄罗斯人带来的内心创伤与痛苦是不言而喻的。如今，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开始怀念苏联时代的强大与辉煌，苏联时代工人的高工资也成为某些人怀念对象。

苏联时期平均工资大约是150卢布，而顿巴斯煤矿的苏联“劳动英雄”月收入可达700卢布，比苏共中央总书记、总理、部长的月薪要多200卢布。那时的卢布不同于如今不断贬值的卢布，是名符其实的“金卢布”，购买力强，700卢布可以过上非常好的生活。虽说苏联“劳动英雄”700卢布月薪的“含金量”无法与苏共中央总书记、总理、部长的相对低一些月薪的“含金量”相提并论，但苏联工资制度起码从形式上是尊重工人的，是充分肯定工人的劳动付出的。

俄总统普京于2013年3年29日签署命令，决定恢复苏联时期“劳动英雄”荣誉称号。笔者以为这是普京落实他的承诺——普京2012年在总统竞选纲领中提出：在俄罗斯恢复“工人贵族”，改变长期存在的工人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双低”现象。普京恢复“劳动英雄”荣誉称号的背景是，俄技术工人主体仍是苏联时代培养出来的，而这些人最年轻的也接近50岁，十多年后这部分人将全部退休，那时俄工业将陷入无技术工人可用的困境中。

在苏联时期，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劳动最光荣。苏联的“劳动英雄”与顶尖的熟练技术工人享有高工资和不错住房、医疗保障。因其社会和经济地位较高，苏联民间羡慕的称之为“工人贵族”，这自然吸引了苏联不少有志青年勇跃加入“工人贵族”群体，为苏联造就了一支高素质的技术工人队伍，这是苏联强大和崛起的重要因素。

如果进行中苏对比，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与解体前苏联类似，尽管那时的中国是一个绝对低工资时代，但对工人实行的是八级工资制，顶尖的七、八级技术工人的工资是那个年代的高工资，七、八级技术工人就是那个年代中国的“工人贵族”。这对当时青年工人诱惑很大，当时有一句流行语是“要当就当八级工”。上海人则说“不让孩子穿玻璃裙”，意指不想让孩子穿上白色之类浅色裙子（即所谓“玻璃裙”）去当收入偏低的服务员。当时国人都一心一意钻研技术，那时七、八级工的技术水平是今天的工人没法比的。

当年，马克思在其巨著《资本论》中对英国资本家虐待工人与工人贫困化问题进行了深入论述。不可否认，大英帝国由盛转衰重要原因之一是英国工业革命之初，英国统治阶层与资本家虐待工人，导致工人阶层贫困化。这一结论也适用于今天的俄罗斯与中国。

苏联的解体和向市场经济转型导致了俄罗斯“工人贵族”阶层的瓦解，随之而来的是面临技术工人后继无人的危机。与之类似的是，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后，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工人贵族”阶层也随之瓦解。比如中国高校经管专业之所以报考热，与其高管高薪是分不开的。与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后国企高管收入直冲云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技术工人收入增长缓慢，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均大幅下降。如今一提到技术工人，人们往往与下岗、失业、无房、低收入、娶妻难联系到一起，这完全有悖于党的十八大报告所提出的“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主张。

中国劳模评选制度类似苏联时期“劳动英雄”荣誉称号，但其缺陷在于能评上劳模的人数很有限，而且劳模是一个政治荣誉，没有多少经济回报，所以不能仅靠劳模评选来打造“工人贵族”，来调动青年人学技术的积极性。

（二）德国：发达的职业教育与高薪

全国人大代表李海燕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曾说，她去德国考察职业教育，发现德国技工工资居然比公务员高出几倍。其实，德国教育体系中更突出的是职业教育，上大学的反而是少数。在德国只有25%的初中毕业生，选择通过读高中进入大学深造，而多达65%的初中毕业生，则进入了德国的职业教育体系，不得不说这和德国技术工人稳定优厚的薪酬体系密切相关。在德国，大学毕业的白领平均年薪在3万欧元左右，而德国蓝领技术工人的平均年薪是3万5千欧元左右，比白领高出一筹。同时，0-14级的技术工人分级，打开了德国技工的职业上升通道，顶尖技工收入不亚于高管，成为德国式“工人贵族”。

在德国，一个学生如果不上大学，初中毕业后去接受3年职业教育，18岁参加工作成为蓝领技工，而德国技工的高工资决定了他们能成为德国式“工人贵族”。如果和一个本硕连读、25岁才毕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相比，一生所挣工资总额差不多。考虑到技工在德国往往会成为企业竞相追逐的人才，他们不愁找不到金饭碗。而德国大学毕业生失业率却比技工高得多，即使能就业也不一定能找到相对高薪的工作。如果算总帐的话，在德国接受职业教育当技工更合算，风险更低。所以，德国的收入分配政策对德国学生起到了很好分流引导作用，德国学生不会像中国学生那样一窝蜂地去考大学，也不会像中国大学生为考公务员挤破头。2012年，德国大学生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仅22%，比美国的39%和英国的37%低得多，但是德国的失业率却远远低于美英两国，这证明德国教育体系向职业教育倾斜的做法是可取的，值得我国借鉴。可以说，德国制造高品质与德国职业教育发达是建立在德国蓝领技工高工资的基础之上的。

（三）美国：“物（人）以稀为贵”市场经济法则

很多人都对美国华尔街金融从业人员的高薪有所了解，但美国不仅是世界上头号金融强国，还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制造强国。如果美国仅有金融业的高薪一枝独秀，那美国的精英与一流人才就会一窝蜂地都去从事金融行业，那就无人为美国去打造制造强国，美国就不可成为世界上的制造强国。实事是，美国虽没有类似中国的劳模评选制度，但美国也靠高薪打造自己的“工人贵族”。

在美国从事宝马等高档桥车维修的高级汽修工的年薪可高达15万美元，而一些白宫高官年薪不过八、九万美元。原因很简单，高官、政客不是稀缺人才，而是严重过剩，即使不是多如牛毛，也是一抓一大把。与之类似的是，美国高级木匠工资可能比高级教授还高，因为高级木匠更稀缺。美国一位高级机械技工的收入可能比机械专业的博士生还高，因为高级机械技工更稀缺。一项统计表明，在美国有10-20年工作经验的精英蓝领年薪超过不少常春藤名校毕业生的水平。

据外媒报道，美国青年傅兰德的父母都是博士，在大学从事教书研究，可是他高中毕业后却没有上大学去“子承父业”，而是到美国德克萨斯州州立技术学院攻读两年焊工专业。2013年傅兰德首次当了一整年焊工，待遇很好，还享有健康保险和有薪假期。2013年他就赚了大约13万美元年薪，2014年他更是拿到大约14万美元年薪。因此，和众多为找工作与还学贷而发愁的同龄大学毕业生相比，当时年仅24岁的他已经有能力买车买房和出国旅游了。他的母亲说：“并非每个人都需要四年大学学位。”在德州州立技术学院系统的焊工专业，2014有732名在校生，比三年前增加70%。校方表示，学焊工的学生毕业前大多已找到工作。

“物（人）以稀为贵”这一市场经济法则在美国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得到了充分体现，由此打造出美国式的高薪“工人贵族”，他们的收入往往比普通白领高得多，甚至比白宫高官还高，美国媒体称他们为“金蓝领”。美国的“金蓝领”们也可以像白领、高管、高官那样住在高档社区、开豪华轿车，每年假期携全家出国旅游。在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的今天，他们绝对不愁找不到高薪的“金饭碗”。

尽管美国职业教育没有德国发达，美国青年选择职业教育与当技工的积极性总体上也没有德国高，但“金蓝领”的优厚待遇完全可以吸引一部分类似傅兰德的美国青年，宁可不上大学，也要去接受职业教育当技工，成为美国式“工人贵族”，这对调动美国青年学技术积极性、缓解美国“技工荒”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国企高管们为自己超高薪辩解理由是，自己（高管）属稀缺的高端人才。但国资委每年面向全国、全世界招聘央企高管时，一个高管职位往往有少则几十位、多则上百位国内外精英前来应聘，其竞争的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考公务员。而很多企业即使出高薪也招不到所需中级高级技工，技工特别是中高级技术工人才是中国最稀缺的技术人才。

即使没有学过经济学的普通人也明白“物以稀为贵”与“货多不值钱”这一市场经济基本法则的含义，而在市场经济不完善的中国，这一基本法则却被扭曲了，如此有违于市场经济基本法则的分配扭曲现象，绝不是缓解中国的“技工荒”、培养大国工匠的有效途径。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