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艳?彭恩仁?许亮

【摘 要】 本文论述了景德镇陶瓷文化遗产保护的必要性，探讨了遗产保护的途径：我们要在保护好景德镇御窑文化遗产、保护好民窑文化遗产的基础上，把当下的陶瓷文化发展起来，利用起来，保护起来，让景德镇焕发出勃勃生机。

【关键词】 景德镇；陶瓷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必要性；途径

习总书记在一系列文章和讲话中强调，要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将其作为“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要延续文脉，“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陶瓷是中国的骄傲，浸润着中国的传统文化。景德镇有着一千八百年的陶瓷生产史，留下了浩瀚的陶瓷文化遗产。习总书记的关于保护传统文化的讲话，无疑为景德镇推进陶瓷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指明了方向。

一、景德镇陶瓷文化遗产保护的必要性

1、陶瓷文化遗产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物质记录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发展史中，数不清的璀璨文明曾傲视全球。景德镇陶瓷则把世界对中国的景仰推向了一个高峰，多少外国人为了一件景德镇瓷器而朝思暮想、趋之若鹜。甚至因为景德镇瓷器，成就了中国的英文名“China”。

本世纪之初，国家对御窑厂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这次考古发掘成果被列为200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御窑厂遗址范围达13.8万平方米，存有大量古作坊群、古窑址、古瓷器等反映官窑陶瓷生产和文化信息，是研究中国陶瓷历史的重要历史遗存和文化遗产。2002年至今，御窑厂遗址先后发掘出土明清窑炉作坊遗迹和“十数吨，过亿片”瓷片，修复了数千件御用瓷器。除御窑厂遗址外，景德镇还有五代时期的胜梅亭、石虎湾、黄泥头、湘湖等窑，宋元时期的湖田窑址等，窑址星罗棋布，数不胜数。历代窑址，生产了大量远销国内外的景德镇瓷器，成就了景德镇，也记载着景德镇，记载着中国的历史文化。

即使在古代，陶瓷器物就已经不单单是单纯的工艺品，也成为了“国之重器”。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环境下，景德镇御窑瓷器承担了祭器的使命，是国家制度的象征。今天当我们审视一件件充满历史沧桑的陶瓷器物，其中承载着的不仅仅是当时工艺水平，同时也是当时社会制度的反映，审美观念的体现，精神高度的追求等，这给我们今天研究古代文化起到了良好的印证作用。

一件件古陶瓷，一座座古窑址，见证着景德镇的兴盛与繁荣，印证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今天，对于祖先给我们留下来的这些珍贵遗产，我们只有保存好，保护好，才能将历史记忆更好地流传下去，让文明传承下去，让辉煌续写下去。

2、陶瓷文化遗产是景德镇历代瓷工的智慧结晶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璀璨的景德镇陶瓷文化遗产，是景德镇历代瓷工共同智慧的结晶。论语有言，“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保护和利用好景德镇陶瓷文化遗产，需要我们深入挖掘景德镇历代瓷工的事迹和造诣。

首先，景德镇陶瓷文化遗产，是历代瓷工用汗水与创新积聚而成的。文献记载景德镇最早的陶工是唐代武德年间的制瓷名匠霍仲初和陶玉。清《浮梁县志》载：“新平霍仲初，制瓷精巧，唐兴素瓷，在天下而仲初有名……武德四年，有民陶玉者，载瓷入关中，称为假玉器，献于朝廷，于是诏仲初等暨玉制器进御。”元明之际，景德镇成为了世界制瓷业中心，见诸于记载的瓷工络绎不绝。《明英宗实录》卷二十二记载，“（正统元年，即1436年）江西浮梁民陆子顺，进磁器五万余件，上令进光禄寺充用，赐钞偿其直”。《景德镇陶录》在进行景德镇历代窑考时，明代时期除介绍历代御窑外还介绍了“崔公窑”、“周窑”和“壶公窑”等，这些窑口的瓷工，都是民间的制瓷高手，他们制作的瓷器被竞相高价购买。

其次，瓷工们的高超技艺，在“重农抑商”大环境下仍然受到士人尊重。明代官员、学者李日华曾谈及其与景德镇制瓷名师昊十九（生活于嘉靖至万历时期）的交情颇深，并提到御史樊玉衡对昊十九的高度评价——“宣窑薄甚永窑厚，天下驰名昊十九，更有小诗清动人，匡庐山下重回首”。瓷工与士人的互动，反映出当时人们对陶瓷艺术精品的认同，对陶瓷器物创作者的尊重。

古代景德镇瓷工的高超智慧，辛勤付出与卓越贡献，形成了景德镇最有特色的核心竞争力，成就了景德镇。今天我们保护和利用景德镇陶瓷文化遗产，不能只重陶瓷器物的保护，也要注重陶瓷文化软实力的挖掘和培养，我们要从古人中吸取智慧，加以创新。正如习总书记强调的，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

3、陶瓷文化遗产是景德镇纳百川成大器的成长之路

2012年12月8日，景德镇公布了景德镇精神——“大器成景，厚德立镇”。这一精神，绝不是一时一事之谓也，而是积淀了千年文化的凸显。景德镇历经千年，正是拥有了海纳百川的胸襟，陶冶成器的执着，才能够享誉世界，经久不衰。

其一，景德镇善于学习，更敢闯新路，这在景德镇陶瓷文化遗产上表现得尤其突出。景德镇曾吸收北方定窑技法，吸引南方吉州窑瓷工，容纳四方杂处，形成“五府十八帮”，处处彰显着景德镇的学习和包容精神。纵观景德镇瓷器品种，青花、粉彩、玲珑与颜色釉等，这些将景德镇敢于创新，敢闯新路的性格印证得淋漓尽致。到景德镇，宋代五大名窑瓷器、各类青铜器皿等皆可仿制。明清御窑，更是不断推陈出新，登峰造极。比如，清朝乾隆年间御窑厂烧制的一件86厘米高的大瓷瓶，整个器物运用了色地珐琅彩、松石地粉彩、仿哥釉、金釉（耳饰）、青花、松石釉、窑变釉、斗彩、冬青釉暗刻、祭兰描金、开光绘粉彩、仿官釉、绿釉、珊瑚红釉、仿汝釉、紫金釉等15种施釉方法，共16层纹饰，颈部对称有夔耳，腹部绘制12扇开光图案，包括“三羊开泰”、“太平有象”等画面。此瓶集高温低温颜色釉、釉下彩和釉上彩于一体，烧造工艺繁复至极，被称为“瓷母”。

其二，景德镇从不封闭，瓷都是世界的封赠。因为，景德镇将瓷工推向全国，并将瓷器销往全世界。如果说景德镇吸引四方工匠是一种包容，那么景德镇敢于向全国输送技术和瓷工则也是一种魄力。考古发现，福建平和16世纪开始生产的克拉克瓷深受景德镇影响，模印、刻划技法以及构图与景德镇的产品如出一辙；明万历时期的陈仲美，原籍婺源，来到景德镇制瓷，为景德镇制壶高手，后来他来到宜兴，成为著名的紫砂制作大师，留名后世；宋代的景德镇瓷器通过“朝贡贸易”与“商舶贸易”销往世界，元代继续“商舶贸易”。到明清之时，景德镇瓷器因为在欧洲有着异域文化的符号性、稀有的经济价值以及阶级区分的政治性，更何况瓷器本身还具有细腻、精巧和温润的审美价值，而风靡世界，对外贸易成交量不断刷新。比如，葡萄牙商人科尔沙利等人于明正德九年（1514年）来到中国沿海，一次购买了10万件景德镇五彩瓷器运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