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监督过失系在一般过失基础上的处罚扩张，对此应保持一定的限度。从可责重点来看，行政监督过失的行为样态应是不作为，其本质在于对职务的藐视、怠惰心理及其指导下的行为。对于作为义务的来源，需要“名义”与“实际”相结合认定。没有履行监督义务是承担刑责的必要非充分条件，行政法上的“不为”需直接指向法益侵害才能上升为刑法上的监督过失。在因果关系的考察上，需重点关注结果的规避可能性，在其能力范围内完成归责，在此应注意假定因果的背景设定。监督过失对预见可能性程度的要求不可能与一般过失完全等同，新过失论与旧过失论相比，在应对监督过失的可罚性问题上，严格了客观上的结果规避义务却缓和了主观上的结果预见可能，对此缓和需要信赖原则的补剂，对合理信赖需从正反两个方向认定。

关 键 词：行政监督过失；不作为；假定因果关系；信赖原则

中图分类号：D6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16）11-0083-12

收稿日期：2016-09-05

课题组成员：毛玲玲教授、何萍教授、李腾博士生、崔志伟博士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上海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委托、资助的“监督过失理论研究”课题的结项成果。

一、引言

由“权力本位”转向绝对的“权责统一”无疑是法治社会应有的标志之一。法律在赋予掌权者某种社会治理权的同时，也使之内化为一种义务，若其滥用权力，假公济私，固然是对社会契约的公然破坏，当其怠于履行权限内的职责时，也是对公众期待的一种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