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　宇



燃烧的冰棍

川宇

冰棍一直在燃烧，就像我燃烧的青春一样，让我疼痛并快乐着。

在我憋足劲，鼓起勇气按下那个熟悉而又陌生的电话号码时，冰棍又开始燃烧了。确切地说，我又想起了一些陈年旧事，想起了羊驹子花白的头发和她倔强的眼神。

“还好吗？”我怯怯地问羊驹子。话筒中没有传来她的声音，而是出现了一个男人磁性的声音：“快，快来接海里麦的电话！”那男人叫优素福，退伍军人，是羊驹子的第六任丈夫。我不情愿地叫了他一声巴巴（长者），然后不再吭声。紧接着，我听到话筒中传出了一阵吧嗒吧嗒的声音，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声音，好像是脚步声，又好像是谁在敲击什么东西发出的声音。

在我胡乱猜测的时候，话筒里传出了羊驹子苍白无力的声音：“好，还好！”听到她声音的一刹那，不知为什么，我的眼睛酸酸的，一股咸咸的味道开始通过话筒在空气中飘散开来。

哦，她还活着。真好，她还活着。我悠悠地想。握着话筒，我不知该说什么才好。说什么呢？又有什么话可说呢？我只是听她说，偶尔嗯啊一下，随声附和着她的声音。

“之前，我还在想你。”羊驹子像个小孩子一样开心地在电话那头说。我想她肯定是孤独太久了，才会在听到我声音的时候那样开心。而电话这头的我却默不作声，只是任那声音在话筒里嗡嗡不停。

想，想顶个啥用？想，就不会从小离开我！我有些怨她。说实话，我甚至还有些恨她。恨她

为什么要撇下我和义思麻不回头地离去？恨她为什么在离去后还要一嫁再嫁？当然，我还是爱她的。天底下有哪一个儿女不爱自己的母亲呢？爱，爱得撕心裂肺；恨，恨得撕心裂肺。我不知道我脆弱的心到底能容纳多少爱和多少恨。我只知道，羊驹子像一根刺一样长在了我心头，深深地刺疼着我。

说到底，羊驹子其实也是个苦命的女人。她生在饥荒年代，没读过一天书，脑瓜子却很聪慧。因为挨过饿，所以她常常不安分，也不守己，总是想方设法东挣一分钱西挣一分钱。她挣钱的原因也很简单，为了填饱自己的肚子，也为了填饱我和义思麻的肚子。羊驹子的第一个男人鲁格麻，也就是我大（爸），是个铁匠，老实得像个榆木疙瘩。每天他总是不停地打铁，铁锤总是叮叮当当地响个没完。因为打铁，他总把羊驹子缝补的衣服弄得东一个洞西一个洞。他打铁也挣不了几个钱，为此，他没少挨羊驹子的骂。羊驹子骂他窝囊废，骂他蔫木郎，他也不吭声，只是低着头摆弄着他手里的铁器。他这人就是这样，把什么话都埋在心里。后来，羊驹子渐渐不满足于一日三餐的生活，跑到村子外面挣大钱去了。再后来，她离开了我大，离开了我和义思麻。

羊驹子离开我的时候，我十二岁，义思麻十岁。她走的时候，我和义思麻像两只折断翅膀的小鸟一样，站在涧沟边的小路上，一个劲地淌眼泪。她没有回头看我们，一眼都没有看。她只带了一小口袋钱，走了。我恨羊驹子，更恨那口袋里的钱。要是没有那钱，或许羊驹子就不会离开我和义思麻，是吗？我一遍遍地问涧沟里那棵歪脖子树，一遍遍地失望。她走后，义思麻不好好念书，整天跟着一帮死狗烂娃胡混，不是游手好闲，就是打架斗殴，我大也管不住他，只能由着他去了。再后来，义思麻到新疆当兵去了，而我也像变了个人似的，整天沉默不语，只是拼命地念书。这样的结果，导致了我趋于内向和孤僻的性格。这让我越发恨羊驹子，要是没有羊驹子与我大离婚这茬子事，我或许会是个乐观开朗的人。

三年后，羊驹子再嫁。她嫁给了一个开皮毛货栈的回族老头，听说他特别有钱。要不是因为我想羊驹子，我才不会从涧沟村跑到三十里外的马家沟去，也不会见到那老头。我第一次见到那老头时却傻眼了。那老头根本不老啊，只是留着很长很长的胡子而已。他的长相，我根本就没有记下。为啥要记住他呢？谁也比不上我大在我心目中的位置。羊驹子问了我好多生活上的细节，那老头也没话找话与我说，我机械地点头，摇头，抑或说上几句他们希望听到的话。不知为什么，那时我忽然感觉自己好像是个陌生人，置身于一个陌生的庭院，听着两个陌生人有一言没一言的说话声。对我来说，马家沟是陌生的，那老头是陌生的，羊驹子也是陌生的。是的，陌生，一切都是陌生的。最终，我逃也似地离开了马家沟。

离开的途中，我摇摇晃晃地走着，白帽子和白胡子也在我脑袋中一直摇晃着，晃着晃着我撞上了一辆小轿车。还好，小轿车没有当场送了我的命，只是让我陷入了短暂的昏迷，随即失去了意识。在没有意识的那些日子，我整天无缘无故地笑，无缘无故地哭，无缘无故地做一些匪夷所思的事，甚至我的大小便都失禁了。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啊！整整三个月，奶奶陪着我在箭场里的那座医院里，她不是在我身边念《古兰经》，就是一勺子一勺子喂我喝阿訇念过都阿义（祷文）的糖水。中途，为了替换奶奶，羊驹子来过一次。那次她将我的双手及双脚用绷带绑在了病床的四角，美其名曰在看护我。她那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限制我的自

由，不让我在医院里到处乱窜。因为我一乱窜，就会跑到其他病人的房间，或是唱歌，或是跳舞，或是与那些病人一起疯癫，闹腾个没完没了。羊驹子绑住了我的四肢，但没有缝住我的嘴巴，我就躺在床上拼命地尖叫，或是大声地唱当时的一些流行歌曲。我的行为让羊驹子特别恼火，她嫌我不安生，吵得她耳膜发疼。不仅如此，她还脱下她的红条绒布鞋使劲地打我。她越打我，我就越发难以控制自己，尖叫声也越来越大。她打累了，便挤在我身旁呼呼大睡。不知为什么，那时羊驹子无论怎样打我，我都感觉不到疼痛，她的红条绒布鞋落在我身上，仿佛一团棉花，轻盈而美妙。那时，我会看着红条绒布鞋咯咯笑个不停，一直笑到所有人的耳朵发疼，笑到穿白大褂的护士给我打一支镇静剂，我才沉沉睡去。

夏天过去了。秋天过去了。我在箭场里的医院度过了大半年时光。离开医院的时候，院子里的树叶全落了，我认识的几个疯婆子走了，我的好多同学也都考上大学走了。走就走吧，羊驹子也走了，去了新疆。她怎么说走就走呢？纵然我心中万般恨她，她走时也应该看看我呀。她的行为让我越发恨她。那以后，我与她失去了联系。

失去联系的一年后，听人说，她走时与马家沟的那个老头离婚了。又一年后，我再次从别人嘴里得知，羊驹子在新疆塔城又嫁了个男人。塔城的那个男人，是羊驹子的第三任丈夫，听说家境不错，那男人对羊驹子也不错，从不让她上锅抹灶，也不让她干重活。当然，这些都是我从别人的嘴里听到的。我结婚的时候，羊驹子与那男人还给我邮寄了一套粉红色的床罩。我本以为羊驹子会老老实实地在塔城过日子，但我错了。我结婚后没多久，也就是我二十四岁那年，羊驹子又从塔城回到了这座西北的边陲小镇。见到她的那一刻，我心中除了恨，还多了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那些情感里，有爱，有忧，还有好多惆怅，可以说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羊驹子从塔城回来后，奶奶不让我与她有过多的接触，认识她的人也像躲避瘟疫一样躲着她。而她却满不在乎，照样打扮得光鲜亮丽，在大街上转悠。我从来没有与羊驹子一起到大街上转悠过，我害怕背后有人对我们指指点点。我刻意躲着她，不去见她。我不去见她，但阻挡不了她来看我。有一天，她带着一个小个子男人来看我，并悄悄问我那男人怎样。我无言。说什么呢？爱情是两个人的事情，谁也左右不了。她见我长时间不吭声，便又悄悄带着那男人走了。其实那男人我以前见过，他是西关村的一个手艺人，靠修理汽车维持生计。没多久，她就与那小个子男人结婚了。那小个子男人是她的第四任丈夫。她与他结婚后，送了我一辆飞鸽牌自行车。我总认为羊驹子亏欠了我好多，譬如母亲的疼爱、关怀等等，所以只要羊驹子给我什么东西我都坦然接受。至于羊驹子的那些事，我才懒得管，她要怎样就怎样，随她去吧，只要她活着，只要她过得好，就行了。

美好的东西总是稍纵即逝。两年后，羊驹子与她的第四任丈夫又离异了。离异的原因我不太清楚，但大多数人都把过错归在了羊驹子身上。那时，我真想当着羊驹子的面，将她臭骂一通。可儿不嫌母丑，我又有什么资格去骂她呀？我只能咬牙切齿地恨她，咬牙切齿地怨她。我恨她，是恨她的不负责；我怨她，是怨她的游戏人生。对于她，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所以只能选择沉默。羊驹子再次离开了小镇，我不知道她离开时是怎么想的，但我猜她一定很落寞。是的，落寞。谁又能体会到她离开时心里的滋味呢？再后来，听人说她去了邻县，在汽车站

旁经营着一家小旅馆。有个男人经常到那家小旅馆去，不久他们就结婚了。听到这个消息，我轻轻一笑，她结不结婚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左右不了她的生活，她亦左右不了我的生活。我们各自的生活如同两条平行线，无限延伸，无限拓展，没有交汇的那一天。

对于羊驹子的那些事，我听着听着好像已经麻木了。她每结一次婚，我都要在心底恨她一次；她每结一次婚，人们都断定维持时间不长。在人们不断的议论声中，她在邻县的第五次婚姻最终也以失败告终。一次次失败的婚姻，让她坐实了坏女人的名号。之后，听人说她去了临夏三家集。再之后，听人说她又去了新疆。好几年时间里，我都没有她的音讯。好像她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一般。急啊。顿亚（现世）上那个生下我的人不见了踪影，我怎能不急？我不知道她的音讯，就好像饭里面少了盐，没有一丝味道。我害怕啊，害怕她从此离开了这个世界。于是，我在心里默默喊她的名字，羊驹子，羊驹子，不，我应该喊她的经名，赛力麦。我之所以喊羊驹子的经名赛力麦，是为了让她在无常（过世）后记得自己的经名。当然，我不希望她有事，我只希望她活着。我在心里喊了声娘，回来吧，我不再恨你了！说实话，自从羊驹子与我大离婚后，因为恨，十多年我再也没有喊过她娘。

羊驹子到底是生还是死？一想到这个问题，我就头疼，就无所适从。在我对她的生即将失去信心的时候，大约在我三十岁那年的秋天，羊驹子再次出现在我眼前。我记得那天刮着大风，院子里的梨树沙沙作响，穆萨告诉我大门外有人找我。我跑出院子，看到她站在门外踌躇不前。那一瞬，我喜极而泣，泪水不由地流了下来。活着，羊驹子还活着，我的娘还活着！这比什么都好。我将她迎进了门，同时也迎进了她身后跟着的那个男人，也就是她的第六任丈夫优素福。她怯怯地进了院子，怯怯地看着我和我的孩子。她就像个做错事的孩子，正在不安地等待着别人的审问。其实，她大可不必愧疚，更不必怯怯地看我，我早已经原谅了她。无论她曾经有过多少故事，犯过多少错，我都原谅了她，因为她是生我的娘啊！她与优素福在我家坐了整整一个下午，说了一些她的过往。她说，她贩过药材，摆过地摊，做过保姆，在建筑工地上干过活……等等，她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我能够想象一个单身女人在外独自生活的不容易。如果换作我，我肯定会寸步难行。

羊驹子在小镇呆了两天后，就与优素福返回新疆了。他们走的那天，我破天荒地跑到小镇的汽车站去送他们。她以前走我都没有送她。不是我不送，是我害怕小镇上有人指着我的脊背说：“看，这就是那个婊子养的女儿！”那样的话，像一把刀子，会将我戳得体无完肤。我不想听到那样的话。但是那天，我去送羊驹子了，我给她买了两个锅盖一般大的锅盔。隔着车窗，我看到她眼里溢满了泪水，像锅里面沸腾的清水一样，让我的心也跟着碎了。我没有哭。多年前，羊驹子离开的时候，我就明白泪水解决不了一切问题。那些年，为了不让人说我，我拼命地学习，拼命地考取大学，拼命地证明着自己。我要证明，卖葱人的孩子不一定还去卖葱，卖蒜人的孩子也不一定还去卖蒜。若干年后，我证明了自己，终于有人说，那女人的女儿与那女人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可是，娘还是娘，娘始终是生下我的那个人啊。我看着羊驹子，心疼连连，不知道她此去新疆是否安稳。也许，冥冥之中一切自有安排吧。

说真话，羊驹子与优素福结婚后，我一直在忐忑不安中度过，就像一根燃烧的冰棍一样备受煎熬。我担心他们最后也会不欢而散。那

不是我想看到的结果。我隔三差五托人打听他们的消息。我所掌握的消息是：第一年，他们养鸡，日子过得很滋润；第二年，他们成了昌吉的养鸡大户，电视台还采访了他们；第三年，禽流感，他们埋了所有的鸡，得到了政府一笔补偿金；第四年，他们很清闲，到全国各地旅游。第五年我却没有他们的消息。于是，我与义思麻踏上了西去的列车去看羊驹子。很好找，羊驹子与优素福的家就在呼图壁县西关清真寺旁边。我们到的时候，清真寺里的邦克（宣礼）声一声声传进了我的耳朵。

第二天，天色还没大亮，我听到大门响动的声音。羊驹子与优素福推着小推车，拿着扫把出了门。小推车咯吱咯吱的声音把我从梦中惊醒。我到的那天，看见院子里成堆成堆的垃圾分门别类地放在一起。他们告诉我，他们在清扫某一条街道，顺便拾些垃圾回来，光是卖垃圾的钱，都足够维持他们的生活。小推车走了大约十分钟后，我忽然有种想去帮他们扫大街的冲动，就像小时候我帮羊驹子卖冰棍的心情一样，既迫切又兴奋。我不知道那条大街的名字，只是毫无目的地跑过一条大街又一条大街，在一条条大街上搜寻着羊驹子和优素福的身影。大街上每一个穿橘红色马甲的人，都不是羊驹子，也不是优素福。我有点气馁，蹲在巷道的大树旁长长地喘气。一会儿后，我站起身，跑过一个十字路口，再跑过一个十字跑口，拐过一条路，再拐过一条路，一条大街道就那样出现在了我眼前，羊驹子也出现在了我的视线里。她头上包着棉布头巾，穿着旧军装，正低头将一些垃圾扫到簸箕里，再将其倒入三轮车上。优素福戴着白帽子，穿着橘红色马甲，拿着大扫帚一下一下地清扫着地上被风吹下来的树叶。我三步并作两步跑到羊驹子身旁，夺过她手中的扫帚，一下下扫了起来。那一瞬，我的眼里噙着泪水，但没有流下来。

回去的时候，天刚刚亮，太阳缓缓地从地平线上升了起来。优素福骑着三轮车，三轮车上的垃圾早已被他倒进垃圾集中箱里了，车上换成了我和羊驹子。我坐在车上，忽然有种怪异荒诞的感觉，就好像我与羊驹子成了某个物件似的，被扫在了三轮车上。是的，扫，我像一片落叶一样被轻轻地扫在了三轮车上。我想哭，但却哭不出来。我对羊驹子说：“给我唱首花儿吧。”那是我第一次要求羊驹子给我唱花儿。优素福也一边骑着小推车，一边回头用他那带有浓重新疆味的普通话说：“唱吧，我也没有听过。”羊驹子拗不过我们，说：“都是年轻时的玩耍，不要笑。”她清了清嗓子，唱了起来：“上河里鸭子下河里鹅，一道河水挡住了我。公鹅在前面不回头，母鹅在后面叫咯咯……”哈哈，羊驹子把她比作了母鹅，把优素福比作了公鹅。太阳在路的前方缓缓升起，细碎的光照耀着我们，照耀着那条被我们清扫过的马路。我们的身影越来越小，直到消失在路的尽头。

一切都是那样美好，美好得让我无法相信。我宁愿这样的美好常在。

电话中，羊驹子兴奋地说着什么，我一句都没有听清。十多年前的事情一幕幕在我脑中回放，我怎么能听得清？无奈，无助，痛苦，忧伤，所有的情感都涌进了我的脑袋，让我思绪绵绵。

“海里麦，你在听吗？”羊驹子不确定地问我。

“在，我在听啊！”我善意地骗她，其实我在想一些往事。

“我想起了你小时候帮我卖冰棍的事！”羊驹子忽然对我说。

听到这话的那一瞬，不知为什么，我的眼睛酸酸的，遥远的回忆漫上了心头。

八十年代初，也就是我六七岁的时候，我

帮羊驹子卖过冰棍，一根冰棍卖五分钱。那时候，小镇上好多孩子都吃不上冰棍，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冰棍箱，再一下下吸吮着自己的手指头。那个年代没有冰箱，冰棍只能放在厚木头做的箱子里。我记得很清楚，我卖冰棍的箱子，包括放箱子的手推车架子，都是我大鲁格麻亲手做的。羊驹子在城东卖的时候，我就在城西卖，羊驹子在城西卖的时候，我就在城东卖，总之，我们不在同一个地方卖。但无论怎样卖，我都比羊驹子卖得多。一天下来，我能卖四五箱，她只卖了一两箱。我卖得最多的一天，是八箱。我大鲁格麻瞅着我说：“娃就是心疼，还会吆喝，卖得不多才怪呢。”还别说，那时我头扎两个羊角辫，胸前挂一个布书包，站在冰棍箱子后，要多神气就有多神气。一大群孩子围着我，他们有的也会拽着大人来，闹着给他们买冰棍吃。有时，我也会把即将消融了的冰棍从箱子里拿出来自己吃。我一点一点地吮着，每吮一口，嘴巴就嘬一下，好像在吮着这世上最甜的东西。这样的结果，往往惹得更多的孩子来买冰棍。晚上回家，我与羊驹子坐在土炕上，头对头地清点那些亮澄澄的硬币和一些残损的角币。我大和义思麻也会坐在一旁协助。昏暗的灯光照着我们，也照着炕桌上那些散落的硬币和我们的笑容。我们的影子交叠着映在墙上，一个叠一个，像我在小镇看过的皮影戏，美丽而动人。

这样的日子多好啊。可这一切都成为了过去，且一去不复返。

“我还帮你卖过铁犁铧呢！”我在电话里强调着说。

“是，是有这回事。”羊驹子回想着说。

那时候，我不仅帮羊驹子卖过冰棍，还帮她卖过铁犁铧。当我与羊驹子把锃亮锃亮的铁犁铧摆放在集市上，看着来自不同村落的人挑选铁犁铧时，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光。因为我从他们脸上看到了一种溺爱，他们看着铁犁铧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脸上的笑容要多甜就有多甜。也是，当铁犁铧被套在固有的架子上，一点一点将僵硬的土地犁出一道道深沟，松软的泥土露了出来，再将种子撒下，说不定来年是个大丰收呢。戴白帽子的老大爷小心翼翼地将选中的铁犁铧装进尼龙袋子，唾了口唾沫，数了一块二角钱给我，我又转交给羊驹子。有些庄稼人还会在羊驹子面前笑着夸我：“你这碎女子，真心疼！”每逢他们这样夸我，我都会朝着他们咧嘴一笑，然后羞涩地扭过头去，将一个个零乱的铁犁铧摆放整齐，因为那些铁犁铧里面，有我大鲁格麻用模具做的，也有羊驹子做的，那些铁犁铧旁边还摆放着我大用铁打制出来的斧头、锄头、铲子等等。每每摆放起我大做的那些农具来，我心中都有一种无法言说的自豪感。

锃亮锃亮的铁犁铧，它不仅承载了一个人的快乐，也承载了一个人的悲伤，如同当年的冰棍一样，让人在回味中体会了生活的温馨和甜蜜。我喜欢那样的温馨和甜蜜。但是那样的日子又有多久？如果羊驹子还在这小镇上该多好？说不定我还可以再帮她扫扫地，或者卖卖什么东西，或许还与她做一些缝缝补补的事情。

电话中，我叫了声娘。她没有吭声，我听到她哆嗦着挂了电话。

赛尔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站在我身后说：“娘，吃一口冰淇淋！”我扭过身子，看到他拿着一个塑料勺子，并一个劲地将勺子里的冰淇淋往我嘴里送。我含着冰淇淋，像含着一口炽热的火焰，那火焰燃烧着、跳跃着，一直通到我的嗓子眼里，通到了我的心窝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