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兆丰

美国的创新活动为什么生机勃勃？显然，这有制度上的原因。

这就不得不提到美国1980年推出的《拜杜法案》。

《拜杜法案》是美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一套核心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其大意是，联邦政府提供的资金资助的研究成果，所有权归联邦政府，但允许做科研的研究机构或学者获得商业开发权，并且可以获得商业开发所赚得的利润。

除了《拜杜法案》，美国在科技创新方面还有一系列的知识产权法律，包括同样在1980年签署的《史蒂文森-怀特勒技术创新法案》，它后来转变为联邦技术转换法案。

这套法案明确规定，当联邦政府的钱投入到一定程度后，就必须成立有专职人员负责的技术转换办公室，负责实验室研究成果的商业转换。

这些法律和规定对发明创造的产权作了比较妥善的界定，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科技的商业转化活动。

相比之下，我国的相关规定还不够完善。许多科研投入用来生产无用的论文，而许多有潜在实用价值的发明创造又被束之高阁；许多资源被浪费掉了，而一些勇于探索技术转化的学者则有可能陷入法律的羁绊。

现象与制度安排分不开。归根结底，是两大问题：

一是知识产权归属——把石头交给不同的人，石头就有了不同的命运，它可能还是石头，也可能被雕琢成了玉。

二是商业利益分配——利益分配的方式不同，人们努力的方向也就不同，若按发表论文的篇数来奖励，那大家就努力发表论文，若按商业转化后的实际收益分成，那人们就会往应用方面下功夫。

人们常说，既要把饼做大，也要把饼分匀。然而，现实往往是，前者由后者决定，后发生的事情决定了先发生的事情，饼的分法决定了饼的大小。

这是因为，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决定他们当下的行为。

比如，中国30多年前的改革开放就是从农村土地的确权开始的。虽然所有权还是集体的，但农民可以承包，收益与国家和集体分成。一旦农民预见了自己未来的收益，就会努力把土地的收成和价值提上去。

有形的土地确权，令中国农村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我们今天对付经济下行，要靠创新来谋求增长，就得为无形的想法确权。

为创新确权，确得好，就会释放出比土地确权还要大得多的能量。

《拜杜法案》其实就是遵循这个原则制定的：虽说专利是在政府资助下产生的，但专利拽在政府手里，发挥的价值实在有限，不如就把其商业开发权送给发明人；只要它们能带来溢出效应，造福社会，也不枉纳税人的钱，不辜负政府的厚望了。

与此类似，在知识产权转化的收益分配也分成两派。

一派可以称为“资本派”，它强调资金和设备的重要性，在分配中向出资本和设备的一方倾斜，他们甚至认为给人发工资就行了，剩下的归资金和设备的提供者。

另外一派可以称为“知识派”，它强调直觉、远见、经验、判断和毅力等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在分配中向提供知识资源的一方倾斜，他们甚至认为，给提供资金和设备的人固定的回报就行了，剩下的都归企业家所有。

我们究竟选择一条以“把饼分匀”为宗旨的法律路径，还是一条以“把饼做大”为宗旨的法律路径，取决于我们对那块无限巨大、却还未实现的饼的想象力度。

（摘编自《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