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 慧

(济南大学文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00)

儒家文艺思想影响下皮日休的创作心态

单 慧

(济南大学文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00)

皮日休的诗文创作可以从懿宗咸通八年(867)他进士及第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作为儒家文化的忠实拥护者，前期以弘扬儒家道统为己任，后期“独善其身”的态度，从儒家弘扬“入世”的意义上来说，也是对儒家文化的突破。

皮日休；儒家；创作心态

1 兼济天下的政治热情

晚唐时期，唐王朝的政治危机不断加深，帝王昏庸、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昔日强盛的王朝已经走向末路。在这种动荡不安的社会背景下，文人志士抑郁不得志，生活在此时的皮日休，作为极力挽救颓败社会的文人代表，希望统治阶级能施行仁政，大力弘扬儒家的文艺思想，为现实政治服务。皮日休出身寒门，其先“自有唐已来,或农竟陵,或隐鹿门,皆不拘冠冕”，懿宗咸通七年(866)，皮日休进京参加考试，没中进士，八年(867)再应进士试，以榜末及第。曾在苏州刺史崔璞幕下做郡从事，后来入京做了著作佐郎、太常博士。僖宗乾符二年(875)出任毗陵副使。后为黄巢所用，任翰林学士。自编诗文集《皮子文薮》，与陆龟蒙有唱和集《松陵集》。诗文多抨击时弊、同情人民疾苦之作。

1.1 儒家擅写现实主义

皮日休是典型的儒家传人，以弘扬儒家传统为己任。他和众多儒者一样，对儒学有极大的信心，认为它可以解决一切的现实问题，极力主张统治者实行“王道仁政”，以此挽救即将没落的唐王朝。可是晚唐社会，统治者昏庸、吏治腐败、战乱不断、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社会现实与儒家仁政理想差别巨大，皮日休的救世理想难以实现，只能通过诗文诉诸笔端。

一方面是对暴君专政的批判。《农父谣》中，借农父之口说:“难将一人农，可备十人征。如何江淮粟，挽漕输咸京?”富庶的江淮地区，本应是百姓安居乐业，生活富足，可是统治阶级却加紧了对江淮地区的剥削和压榨，将农民辛苦种的粮食运往京城供统治者享用。《鹿门隐书六十篇》写到“古之官人也，以天下人为己累，故己忧之。今之官人也，以己为天下累，故人忧之。”本应是民为本的社会，却变成了官至上，官吏盘剥人民，背离了皮日休推崇的儒家道统观念，现实热辣辣地冲击着他的心灵，甚至在《原谤》一文中,提出了“诛暴君”思想，用犀利的言辞反抗封建暴君。

另一方面是反应战争给百姓生活带来的灾难。《卒妻怨》道:“河湟戍卒去，一半多不回。家有半菽食，身为一囊灰。官吏按其籍，伍中斥其妻。处处鲁人髽，家家杞妇哀。”战士们为国捐躯，他们的妻儿老小失去了亲人，却得不到应有的抚恤，在灾荒和瘟役的残酷岁月里苦苦挣扎，战乱给人民生活带来了深重的苦难。面对如此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皮日休发出了痛心的长叹，通过“卒妻怨”的形式为民请命，为阵亡的战士鸣冤。《读司马法》是皮日休阅读古代兵书《司马法》而作的读后感，从书中内容联想到统治者的施政方针，借古讽今，以犀利的笔触抨击了晚唐的恶劣社会环境。“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也以民命……孟子曰，我善为阵，我善为战，大罪也。使后之君于民有是者，虽不得士，吾以为犹士也。”君王应该以孟子“仁政”之道统治天下，而不是以暴力争夺天下，剥削人民。

1.2 儒者善养浩然之气

儒家在文艺思想上，重视创作主体的个人修养，主张通过提高创作主体的修养来提高文学创作水平。孟子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养成“浩然之气”，具备高尚的品格，提高自身的修养，才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皮日休弃农从儒，鹿门五年苦读，让他感觉到自己的学识有了提高，心中压抑的自卑心理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与圣人之道的交流激励他重振儒学。读过万卷书，即便去行万里路，他的壮游深刻的改变了他的精神风貌，读书的初衷是“立大功、至大化、振大名”，游历的目的是广结文士、求取功名，结果却培养了皮日休忧国忧民的情怀,作者的济世情怀和旷达思想体现在诗文创作中。

2 独善其身的隐逸生活

儒家宣扬“忠君”“三纲五常”，皮日休作为儒家文化的传人和弘扬者，却参加了农民起义，还做了黄巢的翰林学士，这在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后期的隐逸态度与前期高昂的政治热情形成强烈反差，补时救世理想的落败，进士及第之后的挫败感都让他对现实感到失望。

按照唐代的科举制度，考中进士后并不是直接授予官职，还要再参加吏部的铨选考试，通过考试之后方可为官。皮日休虽然在咸通八年进士及第，但是并没有授官，出身寒门的他，生活依然清贫。发奋读书、广结幕僚都是为了考中进士，考中进士后却没有得到他想要的一切，最终的结果给了他重重的击打。与此同时，他进人苏州刺史崔璞幕府，在苏州结识了陆龟蒙和一群与他遭际相似的文士，开始了吴中唱和的隐逸生活。诗派成员大多与皮日休的经历相似，吴中唱和之前极尽所能求取功名，黑暗的社会现实让他们屡屡碰壁，归隐与追求闲适的情愫开始萌生。

皮日休后期的文学创作大都收入《松陵集》，这一时期，思想中少了前期的积极进取，政治热情消退了，兼济天下的理想幻灭了。其内容多是描写隐居、游历生活。创作只是单纯的文学追求，不再有明显的功利性。诗文的主题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喝酒品茶，渔樵耕读，如《奉和鲁望渔具十五咏》《奉和鲁望樵人十咏》《酒中十咏》《茶中杂咏》等，对酒垆、酒旗、酒杯，茶污、茶舍、茶鼎，樵家、樵斧、樵担这些琐碎的小物件极尽表现，如乡下农夫一般，囿于自己生活的小天地。

儒者该具备的积极进取、胸怀天下、为君为民的情怀，皮日休都具备，他鄙视那种为了一己之追求而隐居避世的行为，《移元征君书》写到:“日休闻古之圣贤无不欲有益于民也，苟或退者，是时弊不可正，主悟不可晓。进则祸，退则安，斯或隐矣”其中炽热的入世热情可见一斑。可是挽狂澜于既倒的失败，唐王朝的日渐败落，让他对现实大失所望，过上了他曾经所鄙夷的“隐士”生活。

[1] 彭定求，全唐诗卷六百八～卷六百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60.

[2] 董诰，全唐文卷七百九十六～卷七百九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3.

[3] 赵荣蔚，论皮日休尊儒重道思想的时代内涵，南京师大学报，2000年第2期.

[4] 彭庭松，生活转折与创作转型——试论皮日休创作差异形成的原因，中南大学学报，2003年10月.

单慧，济南大学文学院研究生。

B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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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5832(2016)04-023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