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路 魆

双 生

文/路 魆

路 魆1993年生，广东肇庆人。自从进入超现实，就再也不需要烟和酒。有散文见《天涯》，现居广州。

我右手关节长出来的突骨，是父亲后来失去的三根指骨；我敏感的听觉，是祖父早年被夺走的听力；他们遗失的、渴望的，早晚会在我身上得到重现和补偿。

我们家族的男人在肢体器官上总有或大或小的缺陷，先天的，或后天的，仿佛古代犯人进牢子前，在身体烙下的印记。出生后，那昏冥中的神灵，就要在我们身上打上苦难的烙印，昭示着我们将背着沉重的枷锁，在人世的牢笼中存活。

我以为自己将延续家族链条下的宿命，比如也失去三根指骨，失去双耳的听觉。不过相反，我骨折的右手长出了多余的骨头，耳朵对外部声音敏感得近乎自虐。在那个水汽蒸腾的卫生间里，淋浴的水冲刷出来的劈啪声，像锥子拧进耳膜，我看着镜子里模糊的脸，以及那只畸形右手的弯曲轮廓时，我这么相信：这种强行浇注进我身体里生理性的、互补式的变异，属于一个家庭内部，乃至整个外部宇宙的生命平衡机制。

关于父亲的断指，这些年来我不曾回忆起更多的画面，只有那个黄昏的沉默，一直充当我推开家门时的背景声。十年前，我在一段日记里，描写过推开门时的那个永世难忘的场景。十年后的今天——或者事情的发生就是昨天——我仍执意要重新描述它。

回到乡村的黄昏，我把嗅觉交给新鲜的牛粪味，把视觉交给橘红色的云，把听觉交给蚊子缠绕而成的旋风，它们是我用来回忆的感官啊。放学的黄昏，一个蚊子漩涡尾随着我，我带着如此躁动的心，推开那扇木门。父亲就坐在厅的正前方，坐在两个房门之间的墙壁下。他弓着腰，翘着腿，坐在木椅上。他左手托着变成了一团纱布的右手，侧着头看我一眼。记忆的错觉使眼中的幻想变得像一场梦，那扇木门突然变得很高大，门楣一直往天空延伸，通向门厅的水泥板在融化、翻腾、旋转，父亲消失在水泥板的褶皱中。

我站在门口，父亲坐在屋内。屋外的光打在他身上，他落寞的形象如此残酷地被抛在光线中。我叫了声“爸”，他“嗯”了一声。记忆在这里戛然而止。我在这里完成自我叙述，即使此刻我决定掉头重返记忆的现场，摸索到的只剩一片黑暗，人物毫无意义的行走，断续的问候，只能重复那个短短几秒的视角，上千万遍。

我试着把意识转移到父亲的脑中，演绎那场悲剧的经过——

“我把最后一块木板放在电锯台上。木屑已经铺了一地，电锯削出来的木屑又细又有烧焦的香味，并不像老爹在木匠房里用刨子刨出来的卷花木屑那样。他削好一块木，要一天，我只需要一下子就好了。果然是不能等了。他说，要等我儿子上了大学才建新房子。那时候，物价已经涨到无法负担材料费和人工费了吧。我已经从外面的城市回来好几年，毕竟城里人已经不怎么请散工装修房子。镇上还有些大户人家请我去装修，只要这么干几年，再向亲戚凑几万，房子的钱就应该够了。

“木板很快就分成了完整的两块。我的后背部有阳光照着。我转过头，看着那个太阳，尽管我很累，刺眼的光还是让我感到了振奋，光晕是幸福的余象，久久不消失。我伸手到电锯台下，去关掉电源。我好像碰到了什么，只是那么一下子，有什么跌落了。可我看不清，揉揉眼睛，脸就湿漉漉的。血味像生锈的水管那样冰凉。我那切成了两截的拇指还靠一点皮肉黏连着。我的小指和无名指也不见了，只剩一截短短的骨头，露出白色的断口。我叫了一声，电锯声把它盖过去了。我俯下身来，在那堆木屑中找到了两根手指。

“我坐在去医院的摩托车后座，握着手指，血润湿了我的裤子。来到医院时，那三截断指的血已经流光了，软绵绵的，像干萝卜。医生说，由于截断面附近组织损伤严重，再植的难度很大，这手指就算接上了，他也不能保证它会不会有天坏死，那还得重做一次手术。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只知道会花很多钱。

“医生，这手指我不要了。我说。

“那三根手指已经不属于我的身体。我把它们留在了医院。我要回家。我慢慢坐下来，家里很寂静，这间房子多么潮湿，多么昏暗啊。尽快搬到新房子的愿望总是折磨着我。我的断指一阵阵剧痛。我感觉那些手指还在，只不过我看不见它们，可是我感觉得到。

“好像谁回来了？门闩在拉开。我下意识地把手往侧边挪了。‘爸。’是儿子。‘嗯。’我答。进来后，他在沙发那里坐着，看着我，我们就这样一同坐着。”

父亲很刚强，很倔，他放弃断指没有别的什么原因。假如家里的经济不那么拮据，或许还能在这件事上考虑一阵。既然再植的可能不大，他就直接放弃了。

父亲在太阳底下张开他的五指，准确地说，张开他残缺的手指。时间久了，他的手就会感到麻痹，他动动手指，地上的影子有个缺口，看起来更像一只被打死的家蛛。皮肉已经愈合，被电锯切出来的截面隐约还能看到薄薄的皮底下骨头的乳白色。指关节愈合的地方圆圆的，好像那里从来就没有长出过别的组织一样，那么自然。

他再也不能自己一个人解开细细的绳结，只有一截粗大骨头的手指有时也夹不住物品。在失去手指的最开始阶段，父亲或许认为它们还在，拿东西的时候，脑中意识判断手与事物的距离时，依然保持着失去手指前的反射，所以当他企图用手指去勾住什么东西时，发现抓空了，才知道那一截手指已经不在了。

失去手指后的父亲，脾气变得无常，同时面对爷爷的耳聋和年老的固执，他在生活细节上表现得更加暴躁。母亲忍受着这一切。有一次。父亲对她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当时正坐在门口的石凳上，望着天——而母亲正蹲在天井处砍肉，她扔下刀，就离开了家。刀在地上的哐当声伴随着我的童年，那是我第一次在心灵深处知会了成人间的怨怼。我遵循着从我出生伊始，就根植于我意识里名叫“沉默”的基因蠕虫的暗示，从不敢作声。

在此之前，我面对的是整个乡村的孤独时期，偏居山坳中，雨露落在这个腹地，然后循环成天上的云雾，这么循环着，似乎外部的世界从来不存在过，缠绕在这种生活的皮肤之上的，是父母婚姻与生活间的暗涌。我把更多时间花在野外，观察和养殖各种动植物，并发现那些夏天，在我手上的事物总是处于极易衰败死亡的状态。我从别人手中得到了一棵已经结籽的向日葵，冒着暴雨把它种在门外的菜畦中，没多久，它就枯萎了，我只好把花盘拧下来，一粒粒剥下瓜子，坐在地里一粒粒放进嘴里啃。我还种了白菜。菜畦下面的阴沟里，有一丛马兜铃，带刺，有毒，我小心翼翼地观察它，又忍不住用手指去摩擦那些毒刺。我一心一意地在这片菜畦上耕种我的另一种生活，在它的侧面，是一间破屋，墙体颓圮，直到它的主人来拆房子时，我才知道这片菜畦也是他的。我站在地里哭，看着瓦片和泥砖坍塌，砸死了我全部的菜苗和马兜铃，无能为力。夏天是生命蓬勃的时期，我却认为，那些夏天总是与死亡连结在一起。我制造了一次死亡，在那条巷子中，我拾起一块石头，敲死了一只雏鸡，把它塞进墙洞，它的身体挤成了一团软趴趴的球。我亲手结束它的性命，是否缘于童年时期的残忍与蒙昧？还是伴随着我出生的罪与恶，往往伺机而动？在同一条巷子，我掏了一个鸟窝，那是一种非常难养活的白脸鸟，早知它们会死在我手上，我还是把幼崽拿了下来。在巷子露出的一线天空上，几只成年大鸟在盘旋，成了一个漩涡，哀鸣着。我抬头看着，真令人困倦啊，太阳就在那个漩涡的中央，又像是一个黑洞。

也许是神灵为了惩罚我年幼的罪恶，我那天遇上了一只狗。它追赶我，我在巷子中逃窜，被一块石头绊了，手肘敲在地上。狗停下来，嗅嗅我的手，喷喷鼻子，不知所以地走开。我感觉手不能动了。我回家，坐在石凳上哭。母亲在我的关节处轻轻扭了一下，我听到了骨头碎片的刮擦声，嘎啦嘎啦。惊奇、恐惧；那种声音是我体内发出来的，是骨头粉碎后的声音。

母亲带着我去医院。医生给我打了夹板。我是打着夹板度过那个夏季的。骨折的部位在愈合的过程中，非常刺痒。我不安地用手指去抠夹板间的药膏，每掉出一块，我心里就舒畅一分。仿佛只要把药膏都抠出来，就能顺便祛除缠绕我整个身体的忧郁感。去医院换药时，医生用蘸了消毒水的棉花，抹掉关节上的小水泡。一抹下去，似乎把我的肉也刮掉了一样。我的血肉总在流失，我感觉这么下去，我的手臂迟早只剩一根骨头。

每日每夜，我母亲就用中药帮我擦洗那只伤手。那时，母亲正怀着即将出生的妹妹。那么妹妹将带着什么印记来到这世上呢？

之后，我又打了一阵子的夹板，到了拆夹板的那天，我发现自己的手长歪了。

关节的右侧长出了一块骨头，撑起了那皮肤，而左侧凹了进去。我常背对着镜子，从后面看着右手的关节，就像是小树干上的疙瘩。父亲载着我去医院。但我没有进去，我站在医院楼下的大厅等待。后来父亲出来说，要做手术把骨头切了。他犹疑一阵，又说这会很疼，问我想切掉它吗。我出于一个孩子最天然的恐惧，说了不。就这样，我带着这只手一直活下去。去异地上学的日子，我多么不想招人注意，因为别人从后面能清楚看到那只弯曲的右手，一个最佳的角度。我似作为一种异物，混进了人群中那般，感到羞耻和不堪。不知道父亲在失去手指的最初，是否也为这种缺陷有过挣扎。或许，我们都曾体验过同一种精神困顿。

我期望过上离群索居的日子，但我必须得上学，进入充满喧闹的群体。老师赞美我是守纪律的孩子，事实是我不愿与其他同学攀谈，他们的开朗总让我感到局促。还有，老师在讲台上说，我甚至不会给其他同学起花名，然而事实又是另一个模样：我曾经为了尝试融入那个集体，听从其他同学的怂恿，给一个女同学起了花名，引得大家大笑。从我的手变形后开始，我就告诫自己要过上远离人群的生活，还要躲避别人的目光，提防那道目光瞟到右手的关节。即使在我如今成年后，我依然对街上陌生人的一个不经意的眼光，感到尴尬，甚至我往往会感到愤怒，把它当成了一种审判与蔑视。每到广播体操的时候，涉及肢体伸展的运动，我一律敷衍而过，尽量把手虚晃一下，便垂下来，还要保持小幅度的动作，避免右手由于静止而过于显眼。因此，许多年内，我的右手一直过着黑暗中的生活，就如畏罪潜逃、隐姓埋名的人。

它是寄生于我身体里的怪物。直到父亲失去了三根指骨后，我猜想，或许去医院把我肘关节多出来的骨头切掉，骨量恰好就是那三根指骨的分量。这种肉体上的平衡，使我对它的抗拒变成了一种认同，是我活着的标志，是父亲失去的指骨的寄生地。很多年以后，我终于把它当作了我身体的一部分。它也将那些童年的孤独与罪恶，一同收纳进去。我的身体里似乎承载了太多东西，稍有不慎，就会胀裂。天生的敏感使这种胀裂感变本加厉。

妹妹提前了两个月就出生了，她睡在保温箱里，浑身乌黑，能清楚看到皮肤底下的血脉。医生说她可能活不了了。祖母不信，把她带回家，放在藤篮里养活了，那幼小的身躯有了血色。她的早产，是我右手灾难的延续。由于每天接触擦洗右手的中药，胎儿受到影响，母亲因此早早就把这个女孩诞下。我的右手与她的生命，又连结了在一起。

妹妹出生六个月后，一个夜晚，我们在家里等着父亲从外地骑车回来。

但他没有回来。母亲去医院看他。他由于撞到脑子，整夜打嗝，说着梦话，胡言乱语。父亲在镇医院躺了几天都没有好转，在别人的建议下，转去了市医院。医生说，要是来晚一天，他就没救了。接着，父亲就像当初妹妹被祖母接回家养活了那样，逐渐有了血色。他像回到刚出生的时期，脆弱、混沌，而后慢慢苏醒。

我的胸腔可能穿了一个洞，那天站在窗户前，背后的影子一片斑驳。我撩起衣服，检查了一下，除了被臭虫叮出来的几个浅浅的血洞，并没有发现任何穿透我身体的伤口。到了夜晚，我躺上床，关了灯，蛰伏了一天的蟑螂从角落里爬出来，六条细小的腿在床头蓝色的墙纸上，发出毛茸茸触感的刮擦声。我几乎捕捉到了黑夜之物最细微的声音，这是祖父失聪的背面，是另一端的极致。祖父坐在椅子上，可以一天都不说话，外部的声音早已断绝，在他的体内，他应该听到了另一种来自深处的声音，是他自己与自己的对谈，也可能是来自地府阴风的呼啸。

蟑螂在走动。我枕着枕头，仰躺着，眼睛朝斜上方看，发现它在我眼前几公分的位置，攀附在起褶皱的墙纸上。从这种角度看，是一个视角反转的世界，看起来它是匍匐在一片温柔起伏的蓝色水波上。

一动不动，它有时是这样的，对抗着黑夜的无聊，也不知道哪里有食物。它喜欢吃人身上掉下来的皮屑吧。反正我也一动不动。或许我一动，它就会受惊，抖动翅膀飞几下，重心不稳，落在我的嘴里，在我积了一夜的唾液中，奋力挣扎，六条细小的腿在一个充满淀粉酶的游泳池里划动。蟑螂这玩意儿总能轻易引起我的颤栗。出租屋的日与夜，都充满了折磨人的细节，比如白天的阳光，会穿透你的身体，但你说不清为什么；晚上则有蟑螂在你床头，毫无目的地与你对峙着。那栋楼的楼梯到处都是死蟑螂，蟑螂死了恶心，活着时发出的刮擦声也让我几欲崩溃。我发现自己对周围异常的动静，有一种深入灵肉的条件发射，这或许可以说明为什么当我选择写作来缓解这一切时，纸上的情节依然是这些可怕事物的再现，是我无路可逃吗？不是的，我逐渐认识到，那再也不是单纯的纸上情节再现，而是绕到了事物的背后。

成年后的生活，早就在童年的混沌之土里埋下了，只等它发芽。每当我在梦幻里回到过去，在每个细节，每种事物的背后，都能找到一条通往我成年生活的线索。死去的男人，疯掉的女人，古怪的孩子，狂吠的狗，盘旋的鸟……它们都是我的化身，我什么也不是，不是神，不是鬼，但也什么都是。

我和畸形的右手度过的凌晨，父亲凝望断指的破晓，母亲四处奔波的清早，妹妹从死亡边缘走过来的黄昏，祖父耳聋的傍晚，祖母被蚂蚁咬死的深夜，春生秋杀。可是，春生秋杀从来与外部宇宙无关，尽管它一再主导着。而是这个家庭的内部，每个人之间宛如一个神经元到下一个神经元的无限交杂，每个人的生命都在敏感的神经网络上缔结着、循环着，衰败，再复苏。

肉体上的疤与痕，随着我的出生后而来，而灵魂上的恶与痛，却不因我的死亡而去。

（责编：郑小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