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东旭

母亲的房子

文/王东旭

王东旭九零后作者，发表散文、小说30余万字，出版畅销散文集《我愿向着太阳生长》。作品入选《陕西青年优秀文集》 。《 老屋》《父亲的手表》等文章均获全国性征文一等奖。

不知道母亲能否读到这篇文章，我想还是不要的好。

一

1970年左右，母亲此生居住过的第一所房子因为她爷爷的政治问题而被推倒，于是他们一家六口就借住在了被村里人废弃的几间房子里，直到1980年。

姥爷是个嗜赌的人，如今七十几岁，依然会骑着摩托车到处找寻老朋友敲上几个小时的麻将或是摇一摇骰盅。1980年夏天，他赌了一场大的，并且输了。十几个恶狠狠的男人来到家里要钱，家徒四壁，于是他们抄着家伙把房子里不多的器物拿得一件不留，走的时候还把土炕的炕皮也敲碎了。那时，我的两个舅舅还没有成年，小舅也才七八岁的样子，想象起来，一家无处可去的人无助地站在破败的家里哭着喊着，还是会令人动容。

母亲那年十七岁，当姥爷提出要将她嫁到陕北山沟里换彩礼，再用彩礼钱给她母亲和两个弟弟盖房子的时候，她并没有抵抗。母亲在给我讲诉那段历史的时候，轻描淡写地说：我看到了你舅舅的袖子已经破得很厉害，脚也冻得皴裂了，我还看见地上有一个空着的蓝沿儿大碗，你姥姥还坐在烂炕上哭呢。

于是，她嫁给了我的父亲，开始了一生都不曾幸福过的婚姻生活。

用我母亲换来的那盘院落我是见过的，到现在还记忆清晰。院子里有三间住人的平房，西边还有几间非常破败的棚子，我见到棚子的时候，它们就已经被弃用，用作牲口的饲料房，里面尽是些玉米和晒干的苜蓿。那三间住人的平房是土坯房，很矮小，颜色和北方的黄土一样，从远处看，它们与土地混为一体，只能看见三口窗户，窗户上时常贴着各种颜色、形状的窗花，走近些看，窗花也并没有那么艳丽了。院子的门墙是用泥土混着麦秸夯成的，而大门则是几根用铁丝连接着的木桩，一开一合之间，已经让地面有了一条不深不浅的壑路。大门一旁拴着一条黄色的狗，后来，又换了几条颜色不同的，狗窝的南边有一个猪圈，我能记忆起姥姥在那里面养着一头年龄很大的母猪，隔一段时间它就产一窝猪仔，贴补贫穷的家庭。

2004年，父母已经离婚，我也小学毕业。姥爷把家里的人都喊叫回了那盘院子，说是要将那排土坯房推倒，连西边的棚子也是，再建起来新的砖瓦房。

姥爷说那排土坯房算是母亲的房子，所以他想问问母亲的意愿。但我母亲一句话都不说，其他人盘腿坐在炕上吵闹着，她把地上的玉米秸用膝盖折断，填进土炕，我看见母亲的脸被炕洞里的火照得通红。

姥爷最终还是请阴阳先生算好了日子、时辰，在阳光下晒了很久的鞭炮终于发出了刺耳的爆裂声。浅红色的鞭炮衣被炸上空中再缓缓落地，没有风，它们就安静地定在地上，被很多大人的脚踩踏着。大人们用很粗的麻绳把三间土坯房包裹住，像是包扎一块被子一样，很密实的线络。准备就绪，大舅喊了一句——“起咯”，于是，每个人的手里都攥紧绳子，又把绳子扛上肩膀，垫着棉布，使劲地向前拉着，像极了我后来在电影当中看到的拉纤的纤夫，喊着响亮的口号。终于，轰隆一声，三间土坯房倒地了，向着南方倒地了。那是我出生到那时所见过的最大阵仗，我立在院子的远处一动不动，看着黄蓬蓬的土升腾而起，久久不落。那一声轰隆巨响也从院子出发蔓延了好远，将树上的鸟惊飞了，随即从远处传来混乱惊慌的狗吠。

西边的太阳就要落下去了，照着院子外围的树木，它们已经没了树叶，干枯的树影像是插进了土地一般。

我看向母亲的方向，她站在不远的山坡上，用袖子擦着眼泪，不知是怎样的心绪。

二

母亲从平坦的水源地嫁入陕北的一个深山沟，也就是我度过童年的地方，叫做砖井。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的爷爷和奶奶在砖井还操持着一个富裕的家，他们倾全家之力，为身为长子的父亲建造了全村第一排半砖半土结构的婚房，迎娶我的母亲。

我们家的院子在村子的南头，地势很高，即使是发了山水，也没有像旁人的窑洞那样受到损坏。那排房子一共有三间，宽敞的大房用来接待客人，里面有一盘能够容七八人睡觉的大炕，除了大炕占去一面墙之外，剩下的三面墙边分别摆着衣柜和盛放粮食的大柜子，中间是一架火炉。我现在能够记忆起那些漂亮的大柜子，上面图画着非常好看的图案，有龙凤还有许多雀跃的鸟儿，炉子在冬天的时候是火红的，母亲在炉子上面蒸着土豆或者是馒头。

大房的两侧是两间比较小的卧室，靠西边的住着我们一家，后来，二爸结婚，东边的那间就住上了二爸一家。

我在很多文章里提及过我住了整整七年的那间小卧房，尤其是炕上的那张粉红色的木桌子，桌子上面总是摆着能够抵抗饥饿的食物以及一把自制的扫炕笤帚。虽然说那是非常小的一间卧房，如今有了平米的概念，算下来也就是20几个平米的样子，但是它盛放了我整个童年的喜怒哀乐，母亲的十余年光阴，以及母亲与它的纠葛。

正对着我们家小卧房的是一排窑洞，等到我有了记忆的时候，它们就已经变得颓败，甚至连一个像样的窗户和门都没有，里面堆放着许多杂物。那排窑洞里有一孔窑还是有炕的，炕上经常有一个用干草堆成的鸡窝，在干草上会卧着一只母鸡，肚子下面是温热的蛋。我记得有一年的夏天，可能是由于年久失修，那孔有母亲孵蛋的窑洞突然在漆黑的夜晚发出了一声巨响，倒塌了。我母亲拿着银色的手电筒冲了出去，我光着身子跟着她。母亲把手电筒递给我，并嘱咐我把那圈不怎么亮的光正对着一堆废墟，于是，我能看到母亲用两只手扒着黄土，动作迅捷，直到她把一只疲软的鸡提在空中。

我母亲哭了。她曾经幻想着那群小鸡可以孵出来、长成大鸡、变成绵羊再变成黄牛，确实是美好，但是它们随着窑洞的倒塌破灭了。我母亲坐在废墟上缓着、喘着粗气，右手提着一只已经死亡的母鸡，鸡的胸脯那里还沾染着蛋黄。我听话地照着母亲的方向，能看到她满身的黄土以及凌乱的头发，有些狼狈和绝望。天空已经微微亮了，父亲玩麻将还没有回家，母亲等不到父亲的帮助了，她走进厨房架起灶火，把那只母鸡开膛破肚，毕竟不能把它白白地丢在沟里。

等到我睡醒的时候，小卧房里的粉红色方桌子上就放了一盆鸡肉，散发着诱人的香气，桌子的边儿上也已经围满了等着开饭的村里的亲戚。

那顿丰盛的早餐到底有多美味、吃了多久我已经忘记，但我知道等到父亲下午回到家中后，母亲就一直在委屈地抱怨，抱怨父亲只玩赌博而没有及时地加固窑洞，抱怨一只母鸡和许多即将出世的小鸡被黄土埋没。父亲不怎么还嘴，但我能看见他正在做爆发前的酝酿。

其实自打我记事儿起，父亲与母亲的关系也就只能用“维持”来形容，他们总是因为诸如洗脸水的温度而发生争吵以致厮打，每次厮打过后，父亲都会离家数日，有时候母亲也会领着我跑到她的娘家。然而母鸡被压死的那次，他们二人谁都没有走，吵架的声音越来越大，母亲开始将柜子上的花瓶摔到地上，红色花瓶里插着几支不怎么艳丽的花儿，混杂在细碎的玻璃碴子之间。我心里突然兵荒马乱，有一种特别不好的感觉，那个时候还不知道预感一词，只觉着心口有很重的东西压迫着。

父亲从大门外的柴垛上一次又一次的抱着柴火进到大房里，再把那些柴火堆在房间的正中间，很高的一堆，像一座坟冢一样，即将触碰到大房的屋顶。父亲一边咒骂着一边用火柴从柴堆的底部出发，点燃了柴火。烟和火苗同时升腾起来，干柴烈火，发出嘎巴嘎巴的响声，随之而来的还有热浪，就要逼得我无法呼吸。

无助的我开始最大声的嚎啕，用手揪扯着头发，母亲也瘫坐在了地上。

闻讯赶来的村里人一齐把熊熊的火扑灭了。火焰卷及了房梁的椽子，我能看到屋顶被烟熏得很黑，隔开大房和小卧房的门帘完全被烧毁了，我不知道那门帘是什么质地，只看到它被烧作一团，它上面画着的喜鹊也被烧没了脚和头，留下一个身子勉强地吊在门框上。大房炕上的床单也因为飞溅的火星而留下大大小小的洞，再加上满地的灰烬和玻璃碴子以及各种喊叫与哭声，那个场景真的非常狼藉。即使是过去了很多年，我依然不愿意过多的描写。

我的父亲要把我们的房子烧掉，到现在我都不能理解父亲的行为，更不用说原谅。但我一直都知道他与母亲的矛盾不仅仅关于一孔窑洞或者是一只母鸡，也并不能确认到底是他们二人谁要负的责任更大些，因为年龄小的原因，我知道的并不是很深入，在后来的日子里也没有勇气问起任何人。

除了之后的法庭相见，那次事故应该是父亲与母亲最后一次面对面的冲突，此后，他们分开生活。那几日，也是我母亲住在她的第二所房子里最后的几日。

母亲再也没有踏回过那盘院子半步，甚至都不曾提起。

后来，村子里的人越来越少，那盘曾经为了迎娶母亲建起的院落因为无人看护而被弃用，短短几年，已经变成残墙，零零落落的定在院子中间，看上去还真有一些深沉的感伤。

三

作为远近几个村子中第一个与男人离婚的女人，母亲已经不能在家乡待下去了，甚至我姥爷也放出气话来要与母亲断绝关系。受压的母亲先是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到另一个村子生活了几年。后来，中国农村人外出打工的浪潮席卷到陕北的农村，于是我母亲毅然地带上我与姐姐到外省的一个小镇投奔我的大姨。来到了她生命中的第三处房子。

大姨和姨夫经营着一家养鸡场，母亲帮忙饲养，也时常会带着鸡蛋和鸡肉到市场上销售，我和姐姐一边上学一边做些零碎的活儿。那时，我们与大姨一家住在一盘租来的院子里，房子的质量非常差，在那个小镇里算是危房，十几间房子的墙面上都画满了用白色圈圈围着的“拆”字。

本世纪初，我们落脚的小镇正在大力地开采煤炭，坐落在小镇周围的几个大型电厂也拔地而起。随着小镇快速发展的还有大姨的养鸡场，姨夫已经从老家雇佣了四五个工人，一切都是那么忙碌红火。

我母亲的娘家还是那么贫穷，由着大姨的关系，我的小舅一家以及大舅一家，加起来有十个人左右，都陆续来到小镇谋生。大姨托人把小舅安排在了当地的一所学校食堂，做些馒头和糕饼，而大舅则是向大姨借了一笔钱，在小镇的中心地带开起了一家小饭馆。虽说都是有了自己的生意，但是还未盈利，于是他们全部寄住在大姨的养鸡场里，一时间，原本就拥挤的养鸡场变得更加紧张，大姨夫的脾气也是越来越大，院子中亲戚之间的矛盾都在合情合理的预想中积蓄着。

我与母亲以及姐姐住在鸡场院子的最东边，靠近厨房。我们的房子里有一台非常大的冰柜，里面放着被褪毛开膛的鸡肉，以供第二天的销售，似乎全家人的生计都在指望那台发出声响的冰柜。有一天，不知道是院子的谁偷走了几只冰柜里的鸡并且卖给了当地的一家饭店，我的大姨夫真的是绝望的愤怒，他怒吼着要将大姨的娘家人全部赶出院子。姨夫站在冰柜的边上，把冰柜的盖子揭开再非常用力地盖上，反反复复，在那一揭一摔之间，我的心跟着蹦跳着，非常恐慌。

我不知道是谁非常大声地告诉所有人“鸡是辉娃偷的”，辉娃是我的小名。也就是在我还一头雾水的时候，大姨一脚踢在了我的屁股上，很重的一脚我随即趴在了砖地上，一时间并不知道如何求饶与哭泣，也并没有人阻拦。大姨又提着我的领子，把我拎到了院子里。我记得，我当时躲在了一架装水的车子旁边蜷缩着，紧紧地抓着车子的栏杆。大姨拿起院子里的一把扫帚，扫帚的把儿是实木的，那根实木的棍子敲打在我的身上，不知多少下之后，它也就断成了两截。

大姨夫叹气拉开了大姨，说着，别把辉娃打坏了。

我看到大姨坐在院子里委屈地哭了起来，我能感觉到她比我难受。

所有人都知道那些鸡并不是我偷卖的，但在那样紧急的时刻，需要有人替罪，需要有人将姨夫的愤怒转移到同情之上。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人是我，在有了成熟的思想之后，我想到，自己被打能够换来我母亲以及她的娘家人可以继续寄住在大姨家，就觉着很值得，甚至还有一些微微的感动，而我也并不会怪罪什么人，在那样复杂并且难捱的日子之中，任何人都不比我轻松，任何人都比我委屈和伤感。

后来，小镇开始了大规模的拆迁和重建，原本租来的大院子也就要被推到了。大姨在小镇的边角处买了一块地方，打算用所有的积蓄建起一盘属于自己的院子。那时，我母亲已经有了一些积蓄，大姨建议母亲把积蓄添在一起，等到房子建好，能够分给我们几间明亮的大房子，那样，我的母亲与我就真的有了属于自己的容身之处，姨夫也同意了。但我母亲拒绝了。

我一直都不敢说自己很了解我的母亲，就像我并不能完全理解她为何要拒绝大姨的善意一样。前几年，当我问起母亲这件事的时候，她淡淡说了一句：“我怕你和你姐再被打。”

我突然有了一点难受，但也说不上是哪里难受，只觉着不怎么言语的母亲有那么强烈的寄人篱下的痛苦，只觉着我与母亲的弱势感以及内心不容侵犯的自尊是那么相像，彼此矛盾但却令人欣慰。

大姨兴建的三十六间房子拔地而起，四排呈阶梯状，最高的那一排房子还贴上了光亮的瓷砖，非常大气漂亮。当喜庆的鞭炮声响起，姨夫从房顶上向前来道贺的人们撒糖，母亲欢乐地捡着地上的糖果，动作夸张、笑容真实，再急匆匆地塞给我和姐姐。

在一阵喜庆之后，母亲领着我与姐姐站在了路边，手里提着大大小小的行李，姨夫的三轮车上还有送给我们的两张旧床和一张很小的桌子。我们打算就此离开大姨独自生活。

在大姨的养鸡场工作了五六年之后，长期把手掌泡进清洗鸡肉的冷水里，我母亲的关节变形严重。这应该是我能想到的母亲离开的最直接的原因，还有别的什么原因，我并不是很清楚。于是，拿着糖果的我们成为了那个小镇无家可归的人，也是从那时开始，我的母亲就开始了漫长的租房生活。

四

母亲第一次租住的是我同学家的房子，有20平米左右，还有一个只能放得下一张单人床的隔间，她把那个隔间分配给了我。房子有白色的吊顶，刚才装修过，之前的租户不知道因为什么把房子引燃，一时间惊动了好几辆消防车灭火。我母亲由着最低的租金选择了被旁人认为是不吉利的房子。很草率的，我们就住进了母亲的第四所房子。

这并不是很大的房子说起来也是母亲从农村到城市谋生之后第一处用自己的努力租来的房子，所以她似乎很激动。那一整天母亲都戴着麻色的头巾一直忙碌，还去市场上的布店扯了一大块花布，裁裁剪剪之后竟然也还漂亮地挂在了窗户上。母亲还买回来了一面蛮大的梳妆镜，镜子周围还镶着放香皂以及梳子的盒子，很精致漂亮。那天收拾妥当之后，母亲带着我到刚刚拆迁过的废墟那里又拾回了一个被人丢弃的沙发，暗红色，她把白色的带有喜鹊的床单折叠之后用作沙发的套子，非常合适。细细看起来，一间被大火烧过的房子在我们的一阵布置之后竟然也有了温情产生，有了一丝家的感觉。

一盏45瓦数的白炽灯投下来昏黄的光，母亲摘下头巾，仔细看了一阵屋子里的简单家具以及坐在沙发上的我和姐姐，她很满意地说：呀，美气！

母亲是个非常能干并且节俭的人，自打她决定离开大姨那时起，我就知道她心里萌生了一个宏达的目标——买房，平房或者是单元楼房都可以。母亲经过熟人介绍获得了一份工作：将机器制作出来的楼板修补完整，再用非常巨大的铁钳子把多出来的钢筋剪短，简单却辛苦。再后来母亲还在晚上兼职给宾馆打扫卫生。在母亲攒钱买房的那几年时间中，我觉着我生活得很辛苦，我所有的零花钱都是来自于我自己的勤工俭学以及暑假的时候会伙着其他孩子到工地上捡拾别人不要的铁皮或者是钢筋。而我的母亲也逐渐进入到一个疯狂、充满精力的阶段。她又辞掉了手上的两份工作，艰难地与我的大舅妈合伙开起了小饭馆，早晨卖些早点，中午和晚上会卖陕北的炒菜和面食，还请了一个服务员。

狭小的厨房里到处都是让人不能呼吸的油烟，黑色的换气扇发出笨重的声音，靠近灶台的玻璃上布满了油渍，傍晚的阳光就是从那布满油渍的玻璃射进了厨房，微弱地照在我母亲的围裙上、脸上。她正在小锅里炒着一盘菜，旁边的大锅里是沸腾的面汤和零星的几个饺子。我已经站在水缸那里给我母亲说了三遍我要一百块钱，并且很急。那时我已经读到了初中，自己的勤工俭学已经不能够支撑我的日常花销，所以时常会伸手向母亲讨要。但我不知道是因为忙碌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母亲一直紧锁眉头没有给我答复。

太阳越来越低，就要到晚自习的时间了，这时候，服务员掀开门帘冲着母亲喊了一声：“阿姨，催菜了，催菜了！”母亲把锅里的菜放在小碗里尝了一下，准备装盘，而我作为一个叛逆期的男孩儿，已经在极大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

“给我一百块钱，听到了么！”我声音很大。

我母亲毫无征兆地给了我一个用尽全力的巴掌，落在我的脸上，随后，她又将炒菜的勺子敲在我的后背上。我的眼泪不由自主的落了下来，要知道，自从父亲离开我们之后我便很少哭泣，而那次的眼泪怎么都止不住，甚至到最后我因为哽咽而无法站立，用一只手扶着水缸，全身都在发抖。在那一刻我是恨我的母亲的，攒钱买房是母亲的愿望而不是我的，房子对当时的我来说只是用来睡觉的地方，而母亲之所以想要一套自己的房子，不过是虚荣地想要证明自己的能耐罢了。那时的我，确实是这么想的。

在我成年之后，我时常与母亲聊起她过去打我的事情，那一巴掌也每次都会都会被提起，母亲告诉我她已经忘了那件事儿，但她说如果联系起当时的状况，那应该是她在拼命赚钱、攒钱的过程中也积蓄了无处排解的委屈和仇恨。是的，母亲非常真实地诉说着如果不是我与姐姐的拖累，她会生活得轻松许多，于是，有时候她会将生活的苦难转变成对我与姐姐的仇恨。而又当我问到为什么在那个傍晚用一个巴掌纾解仇恨，并且对象是我的时候，她说那只是一个巧合。

2007年，我初中二年级，母亲的存款已经够买一套售价5万左右的单元楼房。虽然母亲没有告诉我什么，但是我能感受到她从心底发出的兴奋和慌慌张张。她每天中午都会到小镇的角落转悠，在告示栏的位置站立许久。我母亲也悄悄地托熟人帮她注意有谁要卖房子。而那个被嘱托的人一定是大张着嘴，表情夸张的看着母亲：“春霞，你要买房了！”随后，那人会有一些动情，甚至熟识母亲的几人在得知母亲要买房子的时候都落了眼泪。此情此景，我的母亲先是佯装着拍打那个人的肩膀，再声音很小地说：“哎呀，你悄悄的，不敢声张！”

一个周末的晚上，母亲领着我和二姐去看房。那套房子是煤矿职工的家属楼，在三层，朝阳。我们小心地走进那间不算很新的房子，问了主人是否需要换鞋。80平米左右的房子是两室一厅的结构，地板还是比较落后的水泥地，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幅我忘记了内容的画。房子的阳台很大，上面养着花草，还放着一个空空的鸟笼。可能是因为水汽还是别的什么原因，阳台的墙面开始有白皮翘起来，也有落在地上的，但是总体看起来还是非常不错的。母亲细致地看着那一切，把我的手握得很紧，她嘴里嘟嘟囔囔的说着什么，房子的主人有一搭没一搭的回复着。

“辉娃，这间小卧室你住，我再给你弄个书桌子，你也能把同学领回来写作业。我和你二姐住大卧室，等到你大姐放假回来，我们母女三个挤一挤！”我们站在那间小卧室的门口，母亲手扶着门框，她动了感情，所以说话的声音生硬并带着一丝哽咽。

交了一千块钱的押金，我们下了楼。那时正是初秋，天气温热，各种昆虫都发出响亮的叫声，还没有被污染的小镇也能看到很多星星。母亲左手拉着我，右手拉着二姐，我们到公用电话亭给姥姥报喜，当母亲说出第一个“妈……”字的时候，她就已经痛哭起来，说了许久才算交待明白她将在两个月后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而电话的那头也随即痛哭起来。

即使是未成年，我也完全可以理解母亲与姥姥痛哭的缘由，我可以体味那中间复杂并且隐忍了数十年的委屈，再加上母亲是因为房子才开始了她苦难的婚姻生活。于是，在我看来，任何动情的表达都不算过分，合情合理。

同年中秋节，大姐领着一个男人回到我们的出租屋，带了很多礼品。那年大姐22岁，已经在省城打工超过六年时间，她打工所赚的钱也大都上交母亲贴补家用。饭桌上，大姐告诉我们，她要结婚了，婚礼想定在那年的元旦。

不论那套已经交了定金的房子在母亲心里占据着多么重要的位置，但从根本出发，她是一个母亲。当大姐说出要结婚的那一刻，我想，母亲就已经打定主意要暂缓买房，她要拿一部分钱给大姐，当做嫁妆。她甚至再一次莫名其妙的激动起来。

大姐回省城之后，母亲单枪匹马再一次踏进那套已经交了定金的房子中，我不知道她用了什么方式，流了多少眼泪，要回了那一千定金中的五百块。

母亲为大姐操办的婚礼很简单，虽然父亲没有参加，但是母亲准备了所有娘家人应该准备的东西，大到一床红色被子，就是那种绣着龙凤的被子，小到两双绣着百年好合的鞋垫。母亲还偷偷交给大姐一万元的现金，哭着对大姐说她对不起大姐，让大姐没有受到好的教育、受了苦难。

婚礼之后，母亲积攒的财产折半，那时候我们并不懂分期付款，所以母亲买房子的计划似乎还要再等上几年才会有实现的可能。而也是从那时起，我的母亲也似乎意识到了她拉扯的孩子已经长大，两个女儿陆续到了适嫁的年龄，他的儿子也是肯定要培养至大学毕业。慢慢的，她生命中出现了很多比她买房子更紧急更令她放不下的事情。2008年前后，小镇涌入了非常多的电厂、化工厂工人，当地房价也以近乎不可想象的速度翻涨，于是，母亲再很少谈及买房的事情。

五

在2008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母亲都是租住在旁人的房子里，有大有小，有好有坏，而我那时已经进入省城的一所高中读书，所以很少与她同住。在母亲后来租住的那么多房子之中，我对于其中的一间有极深的印象。

那时是冬天，我放假回家看望母亲。那套房子装修蛮好，瓷砖和吊顶都有，还有沙发电视。晚些时候，我趴在靠近火炉的地方睡觉，迷迷糊糊睁开眼睛，我看到母亲在灶台忙活着。炉子上面放着一口砂锅，能看到有水气从砂锅的缝隙弥漫出来。她腰间系着围裙，穿着一双棉拖鞋，黑色的袜子，弯着腰也驼着背，我看到母亲老了，身体微微胖了起来，切菜的动作也慢了许多。她用刀面盛着类似于香菜一样的东西，走到火炉旁，把砂锅的盖子揭开，再把那香菜倒进锅中。最后，她又走向我，轻轻把我的被子掀开说：“辉娃，别睡了，来，妈给你炖了土鸡。”

吃过鸡肉已是黄昏。我背起背包打算搭车到省城的学校报到。走在空空的土路上，两旁稀稀拉拉的树没有了叶子，显得很萧条。我回头望去，母亲站在我的身后，穿着深色的宽大的棉衣，她身后是一座小小的租来的房子，炊烟还在缓慢升起。我发现我的鼻子和眼睛酸涩得厉害。

你可能不会相信，那是我母亲第一次站在门口张望我。与旁人的母亲比起来，我的母亲是一个受着很多人不曾受过的苦难的母亲，她也像是一个刺猬一样时常用尖刺刺疼着她的儿女。她在我的记忆里是那个说话绵软却力道十足、一天兼工两份、独自拉扯三个孩子长大的坚强女性，这是真的。然而，就当我回头看的时候，我看到冬天寒风里的她，我确认了她的衰老，与衰老同时出现在母亲身体里的还有柔软，那是我一想起便想要保护和落泪的柔软。原来，时光以及那一套套纠缠着母亲的房子将母亲蹂躏到柔软。我柔软的母亲。

2012年，我已经是大学二年级。那时我母亲已经把我二姐嫁了出去。母亲在电话里自豪地告诉我，除去二姐的嫁妆，她的存款还剩着六位数，我知道柔软的母亲本性难改，买一套房子的心火又在她心里烧了起来。

母亲托了很多人拐弯抹角的问我想要在哪里安家，我也知道，母亲想把房子买成我的婚房。从最初想要给自己的孩子买一个容身之所到如今想要给自己的小儿子买一套婚房，这之间是超过十年的时光，旁人看起来也或许会认为有些滑稽，甚至会有人觉着我的母亲没有足够的能力。但作为一个已经懂事的男人，我回想起那十年我是五味杂陈的，有一种自豪以及无以为报的感恩。我想我不能再自私的阻碍母亲的路，即使我深知我不会再回到小镇生活，但我多次坚定地告诉母亲，我要把家安在那个小镇，就是那个她一直想要买房的小镇。母亲说：“太好了！”

那年夏天，母亲将半生的积蓄从银行取了出来，她还将自己的商业保险存款也取了出来，全部交给了我二姐的婆婆，托她找认识的人，买一套价格最实惠的房子。可能是心急，母亲与二姐的婆婆连一张字据都没有写下。

2015年末的时候，房子还没有交到母亲的手上，她着急起来。那时，母亲还是居住在出租房中，两个姐姐多次要接母亲到他们家中都被母亲厉声拒绝。北方的冬天特别寒冷，母亲的出租屋内生着火炉，但是她的腿依然因为风寒而不能走路，我强拉着母亲到二姐家过年。

在年夜饭的桌子上，二姐与她的婆婆谈起母亲房子的事情，当她说到母亲目前居住在出租房，并且膝关节变形的时候，她哭得很伤心，像是这一切都是她造成的一般。

和平圆满的年夜饭变得紧张并且严肃起来，最后演变成二姐与她婆婆的骂战，再后来我的姐夫因为二姐的出言不逊而扇了她的耳光。我和二姐共同生活患难超过18年，当我看到她被打之时，我的眼里瞬间充满眼泪。

当我和姐夫厮打过后，桌子上的餐具落得满地都是，破碎着，饮料也倒在了地上。这一切让我想起父亲在十几年前烧房子的情景，一样的狼藉。刚会走路的小外甥女站在地上发出凄厉的哭喊，小小的身子一闪一闪的，像极了当时我面对那堆大火时的反应。我在那一刻才真正悲痛起来，我很委屈，我想母亲比我更加委屈，我们一齐努力了十几年，但是时光好像倒退回去了一样，只是主角变成了母亲的女儿，为什么我们要像被诅咒了一样摆脱不掉苦难呢？我们感到委屈，这一切都是凭什么？

给二姐的婆婆鞠过躬，道过歉，我又得到了姐夫的原谅。我陪着哭泣的二姐把那残局收拾干净。等到我收拾完毕，母亲也已经把我们的行李准备好了。我们没有让任何人挽留，也非常残忍的没有去理会哭泣的二姐，只是给我的外甥女留下了压岁钱，打开铁门，离开了。

街上什么人都没有，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但是路灯全部亮起来了。路上的雪也没有化，我与母亲踩上去，发出巨大的响声，似乎那个傍晚寂静到只能听到我们的脚步声。路过人家，水汽已经在玻璃上布满了，我们看不到人家里的情景，无数个窗户都是这样，虽然看不到屋内的红火，但是从红色的窗花那里透出来的光亮还是能品到几分温暖和喜庆。我看向母亲，她已经和我一样平静。

大舅开车把我和母亲送回到了出租屋，灶台那里放着几根做饺子馅剩下的白萝卜，已经冻得硬邦邦的了，地上的暖瓶也冻裂了。母亲用煤油和柴火将炉子点燃，屋子渐渐有了温度，炉子上烧着的水也冒出了充足的白气。母亲让我打开电视，她说春晚快要结束了。我心情放松并且舒适地问母亲：“妈，你怎么不哭？”

母亲笑着说了一句什么，我没有听清，她给我的怀里丢进来了一瓶已经捂热的黄桃罐头。瞬时间，门外面的鞭炮噼里啪啦的响起来，烟花“嗖嗖”的冲上天空，然后发出爆裂声，出现美丽的火花。

六

2016年，距离姥爷将母亲嫁到山里、用母亲的彩礼建房已经有30余年，父亲烧房的事情也过去了将近二十年。而我在那时已经大学毕业开始工作，也还出版了自己的书，生活都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春节后，我回到广州开始工作。母亲打电话说要告诉我一个消息，二姐的婆婆已经拿到了房子，小高层，我们135平米的那套在五楼，她让我迅速回家办理手续，免得夜长梦多。

母亲在电话里的语气比我想象的要平和，反倒是我不太淡定，连夜请了假，赶动车、飞机、火车和汽车，一路狂奔回到母亲的出租屋。

农历三月末的一天，西北的风在那日尤其大。四车道上连一辆行驶的车子都找不到，大风将才生出芽子的柳条吹得很高，飘荡着。我走在母亲的左侧，在路沿的下面，母亲在路沿的上面，我们两人刚好能并肩。母亲戴着浅色的口罩和帽子，许多银白色的头发从帽檐儿散落了出来，也有口罩没能遮挡住的鬓角，从根部出发，白了一大片，还有在飞舞的头发之间隐约能看到的眼袋和皱纹，不能再重一点儿也不能再多一条。

母亲确实是旁人说的那样，她老了。

“你确定那些手续和证明都带着了么？”母亲从早上出发就不厌其烦地问我这句话，我没有回答她，只是应付着笑了一下。

“一会儿登记的时候，我跟着你，我怕你把名字写错了！”母亲小心翼翼，声音突然小得就要淹没在大风里了。

“你的房子写我的名字干嘛，只写你的名字啊！你老人家老糊涂了嘛？”我抬起手，非常轻松地搭在母亲的肩膀上。

而我的母亲，突然停步，终于放下所有的伪装，泣不成声。

那是我与母亲第一次谈及房子归属的问题，我从心底里觉着那套凝聚了母亲一辈子心血的房子只能属于母亲一个人，房产所有人的名字也只能是她的名字，并不需要讨论。但自从被通知办理手续开始，她就进入到一个矛盾纠缠，甚至失眠的境地，几次试探性地问我“房子写你的名字么”，但还没等我开口她就转移话题。我母亲认为，她的房子是为我买的，并且她时常说自从与我父亲分开生活之后，我就成了一家之主，房子理应是写我的名字。所以，她才能在电话里那般平和。但她终究是要回忆起那些与无数房子的情泪瓜葛以及自己的苦难。于是，她进入到奔溃的沼渣，寸步难行。而又等到我斩金截铁地告诉她“你的房子只写你的名字！”时，她终于释放了一切深埋着的情感，瘫软了下去。

她手扶着距她最近的一颗柳树，口罩被摘了下来，捏在她的手里。大风灌进她微张的嘴，噎住她的喉咙，我能听到母亲柔弱委屈的哭声在风里断断续续。

终于，母亲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

七

前天，母亲打电话给我，她最后选了乳白色的实木门，厕所的墙面决定用马赛克样式的瓷砖，厨房的灶台会做成大理石的，可以切菜而且容易清理，她也不打算请人给墙壁刮腻子了，母亲说贴上壁纸更加实惠些。家电和沙发也有了着落，她的两个女婿已经承包。老太太说个不停，我能感受到那份快乐。

“辉娃，我再跟你商量个事儿！”母亲放慢了语调，试探着。

“等到这套房子装修好了，就把它抵押给银行。我用贷款再给你买一套婚房，买到省城去。贷款我慢慢还，你安心工作就行了！”

母亲不是在商量，她已经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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