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迪

编者：

2016年以来，一些媒体精英病逝的新闻接二连三见诸各大报端：4月26日，知名调查记者尹鸿伟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43岁；5月3日，《绵阳日报》编委会编辑中心主任任杰突然离世，年仅42岁；5月4日，《解放军报》主任编辑马越舟上校病逝，享年45岁；5月18日，网易河北频道女编辑王雅珊因病去世，年仅28岁……据深蓝财经记者社区近期发布的《2016年中国媒体人健康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八成媒体人每天工作超过8个小时，肠胃病、肥胖、高血压成为媒体人最普遍的问题。在辛苦的背后，却是这些新闻工作者对事业的坚持与执着。在第17个记者节到来之际，让我们向他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江叔叔不会再来看我了吗？

2016年5月3日上午，成都全搜索新闻网记者江俊因突发脑溢血辞世。江俊在微信中的签名是：人生如白驹过隙，忽然而已。如今竟一语成谶。

消息一经传出，邛崃市“我在深山有远亲公益互助会”的微信群、QQ群满是“悲伤”和“难过”，因为这个公益组织的成立，留下了他太多的关爱和

希望。

当天台山镇留守儿童谢点桃听闻这个消息时，小姑娘在电话里泣不成声：“江叔叔不会再来看我了吗？……”

据“我在深山有远亲公益互助会”的工作人员回忆，江俊第一次去山里看望留守儿童就是去的谢点桃家里，当日到达天台山镇的时候才下午2点多，江

俊执意要等到晚上7点多才去。他说“去早了人家还要请我们吃饭，本来家庭就困难。”就这样，在天色暗淡后他们才踏着泥泞的小路到了山里。舌到谢点佻家徒四壁的情况，江俊从头到尾神情凝重。当要离开时，谢点桃坚持要留江俊吃夜宵。一问才知道，当日下午有人告知谢点桃家人，说成都全搜索新闻网的记者要来，谢点桃把家里仅剩的一块腊肉早早煮好了，一直等着记者来吃晚饭，而这时已是半夜11点多。江俊含着泪吃了一块小小的肥肉。后来，他在新闻稿件中写道： “桃桃宛如高山的格桑花，在山谷深处静静坚强的绽放。”从此，江俊就与深山里的娃娃结下了深深的情缘。

江俊曾说，“我现在虽然没有时间与山里的娃娃结对认亲，但会用尽全力去帮助他们，给他们亲情的关爱。”自那以后，只要有时间，他就从成都赶到邛崃的山里，通过大量的新闻报道引起社会对大山深处留守儿童的关爱。

邛崃市“我在深山有远亲公益互助会”的工作人员说，江俊老师只要听说互助会要开会讨论开展关爱留守儿童工作，他下班后就会从成都赶到邛崃参加。他就这样把爱心倾注在了山里留守儿童身上。

既奉献时间又奉献金钱的江俊，家境并不宽绰。离了婚的老江，抚养着12岁的女儿，还要供养年迈的父母，一直租住在东门的老旧社区，不惑之年方才按揭买下一套郊县的房子。

2000年进入新闻媒体的老江，和大多数新闻工作者一样，见证了传统媒体由弱到强、继而由盛转弱的十年，这一条抛物线令多少人不禁唏嘘。但个中滋味又有谁知：新媒体冲击下的焦虑，转型的痛楚，物质的贫乏……

去年，《第一财经日报》创始人秦朔辞职，吴晓波曾以伤感的情绪写道：

中国今天的青年知识良心，一半存在于律师界，一半存在于传媒界。这个行业里一度拥挤着无数的热血青年……他们决心用刀一样的文字和怀疑的精神与这个时代对峙。

在吴晓波眼里，中国一批优秀的记者，是一群充满了理想主义气质的、嗷嗷叫的“看门狗”。

而在另一些媒体人中，那些最优秀的传统媒体记者无非是一群新闻民工而已，这绝不仅仅是自我解嘲。

虽然面临着各种困难，但是老江一直坚守在新闻的路上，16年如一日，从未放弃，执着并乐观。

正如成都全搜索新闻网发布的悼词中所写：“在成都晚报，他勇于曝光莆田系医院违规作为；在成都商报，他先后参与威远矿难大型报道，主笔成都私家侦探、代驾市场深度调查；在成都全搜索新闻网，他是乘坐采访车到区县跑得最勤的记者。往往是凌晨在朋友圈发完信息，一早又坐车赶到邛崃、新津、蒲江……”在这段忙碌的时间里，江俊也曾在朋友圈中抒发过“身体透支”“身心很疲惫，世界那么大，却无力去看看”的无奈。他像一台刹车失灵的跑车，无法改变向前冲刺的状态，最终倒在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这个悲伤的故事因为爱心的传递，有了一个美好的结局。江俊的父母年事已高，女儿尚幼，他的后事，主要由生前的同事以及媒体圈的朋友打理。一帮朋友围坐一圈，讨论怎么帮助他解决身后难题：父母的赡养与女儿的抚养问题。几番讨论，最终，由4名资深媒体人，也是江俊生前的好友刘杰、杜成、文大章和李正勇成立江俊善后工作小组，与傅艳爱心工作室签下了一份《湘怡公益专项基金管理协议》。基金对江俊父母和女儿赵湘怡的帮扶到她成年（18岁），如赵湘怡考取大学，则帮扶到大学本科毕业（22岁）。

20年来都未曾改变过

2016年6月16日凌晨5时，重庆电视台知名记者彭坤子因患肝癌医治无效去世，终年41岁。

许多重庆人对彭坤子的印象，是《天天630》里那个有着亲切笑容的女记者。实际上，2004年，《天天630》开播时，彭坤子已经在电视行业工作了近10年。

1995年左右，从浙江广播电视大学毕业的彭坤子就进入渝中区广播电视台工作；1998年前后，她进入重庆有线电视台。

随后，彭坤子一直在重庆电视台工作，并在2011年左右进入重庆新闻联播担任记者至今。

1998年，彭坤子加入了当时已开播4年的《有限报道》，从那时到今天，民生新闻一直是彭坤子工作的重点。

1999年，《有线报道》打造了系列报道《大街小巷的故事》，让彭坤子以记者身份穿梭在重庆的大街小巷，以体现新旧重庆的巨大变化。

当时，这个系列报道在重庆热播，彭坤子亲切的荧幕形象也让她开始被更多的观众所熟识。

随后的2001年，建党80周年。彭坤子作为创作团队的唯一女性，参与到了大型系列报道《雪山草地的故事》里，她以既是年轻党员又是镜头前的女记者的双重身份，实地重走了红军长征中最为艰苦的雪山草地。

《大街小巷的故事》《雪山草地的故事》两大系列报道，让彭坤子坚强、乐观又温婉的女记者形象深入人心。2011年，坤子加入重庆新闻联播继续担任记者，这也是这个在新闻行业奋斗多年的女记者生前的最后一个岗位。2013年，彭坤子与吕祥伟的作品《记者走基层：北碚双龙村的卫生室》获第十六届重庆新闻奖。

打开彭坤子的微博，屋外墙角盛开的鲜花、站在街边的猫咪、出外游玩的照片、蒸腾着热气的茶壶和茶案……生活中美好的细节，总是被她拍成照片放到网上。而照片中的她常常一袭布艺长裙，带着微笑。

热爱生活，是彭坤子的朋友和同事们对她最多的评价。重庆电视新闻频道总监张庆岗在纪念彭坤子的文中写道：“她在微信朋友圈的每一次推送，都透着对生活的感知，对生命历程中每一滴温暖的呵护。”

“她对人温柔，和同事关系都很好。”16日，彭坤子的灵堂在江南殡仪馆设立，她各个时期的同事悉数到来，从参加工作开始到进入重庆新闻联播时期都和她是同事的杨曦回忆着往事，善良温柔是老友对她最深刻的记忆。

不过，温婉的彭坤子却很坚毅，“比起生病，她更喜欢跟我们说工作和稿子，还有平常的生活小细节。”杨曦记得，在因病在家休息以前，彭坤子每一单稿子都很细心而认真，“她一直都是个有新闻理想，也有自己坚持的人。”

阿坤是很熟的同仁对她的昵称。也有人爱叫她坤子。“起初她在《有线报道》（后改名《天天630》）作为出镜记者，以前是全天滚动播出，她都是每天工作。”坤子的同事田园回忆，记得拍《雪山草地的故事》时，栏目组需要重走长征路，爬雪山，空气稀薄。“她是团队中唯一女生，最后终于爬上雪山。”田园说，坤子辛勤工作，“高标准要求自己，也成了我们大家的学习榜样”。

“她身上有一种似乎与生俱来的邻家小妹般的亲和力，非常适合做现场报道，特别是民生新闻类的报道。”曾经的同事李杨回忆，1998年，坤子来到《有线报道》主打现场报道，坤子邻家妹妹的亲和力成为栏目组的符号。她逐渐积累了不少的人气，街上的大叔大妈都要来拉她的手，主动找她说话，还有不少粉丝找到台里来跟她反映情况。

“因为电视，阿坤也透支了青春，透支了身体，甚至，透支了生命。”李扬不无伤感地回忆道。

纪录片《大后方》总导演徐蓓与彭坤子有着很深的交集。

“坤子还没有毕业时，就到渝中区有线台实习，当时就是我带着她。后来和我一起共事20年，一直到现在重庆广电集团。”徐蓓说，“我对她的第一印象非常深刻，当时电视台还在佛图关的山上，有一天我们一个同事就领了一个妹妹过来说是实习。看到坤子第一眼就觉得非常清纯，眼睛很干净、很亮。包括这20年来，她都未曾改变过。”

“在这20年的相处中，我已和她成为像姐妹一样的关系。她谈恋爱、结婚，都要来找我说。”徐蓓说，“在坤子最后一段时间，我们几个朋友建了一个‘大后方’的微信群，轮流照顾她。前天早上7时，我在床前照看她，看到她醒来，我就问她能认得出我么。她说‘刚才我把你看清楚了，谢谢！’这也是她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了。”

接到坤子去世的消息时，徐蓓的内心很平静，那个干净而明亮的眼神一直留在她的记忆中，不曾改变。

最后一个夜班

2016年6月19日，阴，上午10点，昆明市殡仪馆油管桥服务站，来了很多人，这场告别庄严而简朴，很多人红了眼眶，或默默流泪，低声抽泣，也有人痛哭失声，他们从各地匆匆赶来，为英年早逝的杜少凌送行。

杜少凌，大理宾川人，云南春晚传媒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春城晚报总编辑，因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于2016年6月14日清晨6点50分意外逝世，享年42岁。14日清晨2点的春城晚报版面截图成了他朋友圈最终的定格。

《春城晚报》深度新闻部主编温星在朋友圈中称：“昨深夜11点，我们还一起昂首走出集团大门！我下夜班，他本不用值夜班，却像往常一样每晚必到编辑部看版。他短袖短裤，活力赛过小伙。后来知道，他之后又返回编辑部，凌晨1点多才回家。今早消息，真正晴天霹雳啊！”

“昨晚遇到他，我还跟他开玩笑，你晚上穿短袖短裤比年轻人还健壮啊，我都穿长衣长袖了。他的朋友圈最后的一条微信，是晒了今天的版面截图，时间是两点多。毫无征兆，他非常爱运动，会踢球，也会健身。他身体一直没有什么大问题，近年体检中也只是血压比较高一点，心脏也没有听说有任何毛病。”温星说。

而另一位《春城晚报》的记者则说，杜少凌是今早“突发主动脉破裂”离世。对于杜的离世，他也表示很突然。因为“他平常还健身，身体很好。只听说身体有点痛风，但不严重”。

温星说，“早上六点，嫂子说他醒来感觉呼吸不对，就报了120，120也比较及时就来了，但是来的时候就断气了。120初步分析，有可能是心脏旁的主动脉突然破裂了，造成大出血。真的没有一点征兆。”

生于1974年7月24日的杜少凌， 1994年从云南民族学院中文系毕业后，就进入了云南日报社，历任《云南日报》总编室副主任、《滇池晨报》总编辑、车与人杂志社总编辑、《春城晚报》副总编辑与总编辑、云南日报报业集团编委委员等重要职务。

杜少凌是今年上半年内去世的第八位媒体人，也是6月份离世的第二位媒体人。

睡眠不足是日子常态，每次睡够觉，他都会发一条朋友圈。“2015年12月19日：总算把一周欠下的打盹补足，心境大好；2016年1月27日：总算好好睡了一觉；2016年5月8日：我知道夜班欠好，也知道这么下去啥都受不了；6月5日：早晨，本周初次睡足八小时……”

值得注意的是，杜少凌是目前离世的媒体人中级别最高的。相对于普通记者编辑，随着都市报的每况愈下，总编辑们是压力最大的一个群体。

前述《春城晚报》记者证实了杜少凌的高强度工作，“版看完一般都得凌晨1点左右”“我们刚刚改版了3个月，改版的事情都是杜总在筹划”。

温星也认为杜少凌压力非常大，“全国媒体都有这样的经营压力，我感觉在他担任副董事长后，他除了采编又要管理经营业务，各方面压力都大。他一般八九点就上班，一直到凌晨一两点才下班，长时间都是这个状态。因为他是总编，经常在外面谈事情，或是到宣传部门。最近一两个月其实他是不值夜班的，由各个副总轮值夜班，但是他依然坚持每天晚上一定要盯着编辑部。”

以杜少凌为代表的这类都市报总编辑年纪大约在40到50岁之间，对家庭而言，正处于负起家庭重担的壮年期。对于事业而言，他们正担负着传统媒体转型的大任，试图在互联网时代，为曾经辉煌的都市报找出一条出路。更直接地说，都市报总编辑是群“特殊”的媒体人，需要在动荡的媒体环境中兼顾家庭与事业。

《法制晚报》总编辑王林曾在接受传媒狐采访时表示，总编辑要承担的是整个报社的转型重任以及旗下上百名记者编辑人员的饭碗问题，压力责任都很大。

《人民日报》指出，“20年前，以《华西都市报》创刊为标志，中国报业进入了一个都市报跨越发展的黄金二十年。”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全国的都市报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南方都市报》《海峡都市报》《重庆晨报》《燕赵都市报》《大河报》《楚天都市报》《京华时报》《新京报》等报纸应势而生。

杜少凌所在的云南，都市报竞争激烈，除了《春城晚报》，还有《生活新报》《都市时报》《云南信息报》，号称“云南四大报”。其中《春城晚报》号称排名第一。但是在激烈的报业竞争中，《生活新报》已于去年停刊，《云南信息报》也进行了裁员。

2010年后，互联网强烈冲击国内都市报的生存，报业的广告收入严重下滑，都市报到了生死存亡之际。都市报总编辑们作为转型的发动机，对内负责内容产出，对外更要负责市场化的工作，工作压力可谓相当重。随着互联网媒体的竞争，这些总编辑更是要思考传统媒体的出路，尝试朝媒体融合的方向前进，为他们增加更多无形的压力。

杜少凌生前也在积极为《春城晚报》奔走。据《华西都市报》报道，杜少凌认为媒体融合已经是个趋势，但在趋势背后需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要解决持续造血问题；二是要认清融合的主体是谁；三是要选择合适的融合对象。”

前述《春城晚报》记者表示，杜少凌经常在朋友圈转发报纸的版面，“会焦虑，但信心满满”。

相较于许多都市报总编辑坚守岗位，也有许多总编辑选择离开创业。《外滩画报》总编辑徐沪生就曾表示：“但凡纸媒能再活5年，我都不会出来创业。之前的老板待我不薄，薪水很不错，我个人又几乎不花钱，骑车上下班。但是，形势逼人，不创业就要失业。”

有人曾这样总结，“总编辑，要么创业，要么死”。很残忍，但很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