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夏临

摘 要：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教学过程中，将17-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与罗柯柯（Rococo）运动中的中国园林艺术“Sharawadgi”西渐这两个文化现象串联在影响研究的讲述过程中，方法上既可以避免纯理论的抽象，又能够使学生形成“中国在世界中”这一比较文学的自觉意识。厘清西方时人对中国园林艺术精要“Sharawadgi”的流传与误读、异化等文化现象为例，以实例引导理论分析的多层面展开，改革传统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教学中，以理论提纲生硬列举个案的陈规，让个案从实证和阐释的层面成为串联相关理论体系及分支的主线。

关键词：“Sharawadgi” 影响研究 教学法

17-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将彼时西方人的文化视野拓展到辽远的东方古国，在以自身文化模子为审美参照系的文化吸纳过程中，西方人将纸上的中国明确化到现实中的中国形象与中国风物，“中国热”终使欧洲形成了罗柯柯（Rococo）艺术，即中国文化在西方人理念中的表现形式，其中，“中国园林艺术之精华”“Sharawadgi”西渐欧洲一例，作为比较文学影响研究史上的一次“虚假影响”事件，既非出于传播者与定论者有心，但是确系以中国园林艺术为宗，经由日本冲绳地区的园林形态，辗转到欧洲，终构成了中国对欧洲的单向正影响。[1]

17-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文化现象，是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构成单向正影响的一个显证，除了当时已为西方时人所熟知的《马可波罗游记》，还有一本声名大噪的虚构东方的游记，即《东方见闻录》（又名《曼德维尔游记》），约翰·曼德维尔爵士被珀切斯誉为继马可·波罗之后“世界上最伟大的亚洲旅行家”，然而实事上该游记的作者身份扑朔迷离不亚于《堂·吉诃德》中塞万提斯对主人公的苦心孤诣的撰述，这种含混的身份定位是由于这部看似极具人类学价值的游记事实上不过是文人在书斋中的旷逸遐思之作。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教学中，可将这一文化现象结合文本进行阐析，能够使学生在回忆《马可波罗游记》的同时，将同类型的《东方见闻录》、《蒙古行纪》、《东行纪事》等一系列文本的相似性与相同影响源结合起来，从而找到事实与虚构中的交叉点，以现实存在的人物传记与史传游记为参考文献，让学生从比较文学的文本关联性中加深对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影响研究实证主义的体认。[2]

外国人认识中国有很多种群体，教士、商人、外交使官、游客、工程师及其他。而相互交流中，一定会对彼此的文化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这在历史上也留下了大量证据。《马可波罗游记》一书给西方人开辟了一个令人炫目的东方视野，但是受到普通商人的写作者身份，其创作动机也有意地迎合了西方人的审美与阅读期待。在《马可波罗游记》所展示的中国街市上，普通民众都穿着华丽的绣花丝绸衣服，苏州的园林景观更是堪称一绝，马可﹒波罗作为一个异教徒，毫不悭吝地将“天堂”的称号加其项上，甚至将这座被水环绕的城市与其故乡的水城威尼斯相提并论，中国园林艺术经由马可﹒波罗的足迹首次远播西方世界，只是这一次的传播并未让西方人对中国园林艺术产生学习仿效的热情，仅是停留在纸端的猎奇。

随后而兴的罗柯柯（Rococo）运动其起因是源于东方，确切地说是源于中西文化交流的成果，从正影响和单向影响理论层面，都可以此作为例析展开，既能够化解理论的形式化，又可以使学生从自身文化中发现美感，从而将西方人对中国的“陌生化”体认，与现代中国人对古代中华帝国的“陌生化”体认结合，试着体味文化初见所能发现的异质文化美感。比较文学影响研究不仅关注文学文本，而且还必须秉承实证主义，从中西方交往的史实中去探究相关影响的真实性。中国丝绸、瓷器、茶叶、园林艺术和中国哲学、文艺都成了当时西方人时尚的标杆。首先从物质方面的影响源开始介绍，这种介绍的顺序与文化影响的顺序一致， “中国文化对罗柯柯运动的影响不在文字方面，而在乎中国轻脆的瓷器和各种丝绸上绚艳悦目的光泽，这种光泽暗示欧洲18世纪社会以一种想像中快乐的人生观” ，“生丝、缎子、锦绣、陶瓷、漆器、美术工艺品”都进入了市场，并因此而引起了西欧上层阶级对于中国的兴趣，富裕的家庭都以拥有一件中国瓷器或其它艺术制品为豪，来显示自己的财富。在法国，到了路易十四时代，对于中国物品的时尚已经达到了非常盛行的程度，“一七○三年（阿姆非特赖提号商船{法国设立的中国贸易公司的船只名称}）回航所载中国货品据一九○一年马德罗尔（Madrolle）刊巴黎国立旧文书馆所藏《日记》，在铜、生丝、茶、药品及香料以外，有陶瓷器一百四十二捆，屏风四十五捆，挂灯笼十二捆，扇子四捆，此外尚有两广总督所赠武器及古瓷器等。由于路易十四至路易十五、路易十六，他们的周围不论王妃也好，大臣也好，都环绕着中国工艺品的搜集家，而且抱着将中国工艺移植法国的目的，中国趣味的流行，这时可说是达到了极点。”这一时期瞄准了中国制品广阔市场的法国工艺美术家，也纷纷投入到中国工艺品仿制乃至伪造中来货物。在课堂教学中也可以衔接1710年以后欧洲历史上发生的“瓷器罗柯柯艺术”（Porcelain Rococo），并结合福建外销瓷中的德化白瓷和克拉克瓷对罗柯柯艺术的影响来举例分析，从贴近同学们实际生活的案例引入影响研究中的流传学理论，并对欧洲以福建外销瓷器为模板仿制中国德化白釉瓷这一个案与比较文学译介学上的“创造性叛逆”一说进行关联。以上提到的这些影响，都属于单向影响，而且从影响的结果上来说，都是正影响。将同学们通过课程学习中所熟知的文学运动或文化现象与影响史实交流，更能够打破时空与学科间的间隔，在学习中建构自我的研究立交系统。[3]

鉴于英国在17-18世纪欧洲的文化影响力，“英中式”（Anglo-Chinese Garden）造园景观艺术随后在欧洲大陆广为流传，传统的欧洲园林艺术受到了中式园林风格的重新审视与剪裁，有人甚至将这一风朝称为欧洲园林的灾难。“英中式”造园风格的菁华以“Sharawadgi”一词为核心，时人祟奉它为园林艺术的圭臬，甚至将传统欧洲园林艺术用作反例来宣扬“Sharawadgi”式中国园林美学，更有甚者称这个词本身就包含了中国园林艺术的真正要旨。[4]

坦普尔始用“Sharawadgi”这个词汇作为东方园林艺术折菁，之后广为西方人接受并使用，借此词来描述中国园林景观艺术的风格。这一词的课堂诠解还可以此词在比较文学学术史上的“定名轶事”，引入比较文学影响研究中的渊源学与流传学的理论介绍，因为这一词的源起历经三百余年仍旧是一团疑云，用它的人不计其数，然而知其所以然者寥寥。1930年，“Sharawadgi”被伍德布里奇（H·E·Woodbridge）与一名张姓中国学者（Y·Z·Chang）合作认定为是中文中“洒落瑰奇”一词的英文音译，此注盛行西方，甚至得到了著名汉学家李约瑟的引述；钱钟书则根据西方人所理解的中国园林艺术风格，将此词考订为“散落歪齐”一词的英文音译；李大夏则有“斜入歪及”一解；最富讽喻意义的还有台湾学者王家凤的解析“傻啦瓜叽”。在日文中，“Sharawadgi”的原有发音“Sorowanai deshoo”被十七世纪日本南部长崎原著民读作“Shorowaji”，此词原义在日语里是“不规则、不对称、不平衡”的意思。十七世纪欧洲人对日本和中国的区别并无深刻了解，所以时任英国驻荷兰公使的威廉·坦普尔爵士接触到的实际上是日本园林，“Sharawadgi”是日语的自创翻译，这一词在坦普尔所指向的园林艺术实际上是日本园林艺术，但从渊源学的角度来说，当时日本长崎的园林艺术也长期受到中国风格的影响，影响源依然在中国，只是更添了几分日本特色。德人卡埃普弗（E·Kaempfer）在其行纪The History of Japan中亦将其所接触的日本园林艺术特点归结为“Sharawadgi”一词的要义，即以不规则为特色地师法自然。将文学交流上的误读与再诠进行具体例析，误读亦可成就文化交流上的华丽篇章，如“英中园林”艺术的集大成。在威廉·坦普尔（Willian Temple）爵士误会了中式园林Sharawadgi这一构造特点后，欧洲园林艺术进行了诚恳的革新，但是这种异质文化误解与消化过后的“中式园林”已将原有的意诣质变成为中国人无法识鉴或难以接受的形态。但陈志华先生所持观点与S·Lang和佩夫斯纳相同，认为Sharawadgi一词是坦普尔的杜撰，因坦普尔对不对称、不规则的园林艺术大为击赏，故自创此词，并大加褒奖，为之撰述颇繁，希望能够改变西方传统的园林艺术模式。结果是成功的，“中国角”或“中国亭”、“中国桥”，就如这一时期使西方时髦人士趋之若鹜的中国扇子、中国布料、中国漆器一样，纵使坐在池中小中国亭上的垂钓者也是碧眼高鼻、中国式的金发辫带着卷，也不影响时人品鉴“中国园林”的热情。如曾在中国考察的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建筑师威廉·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1723～1796）在其设计的英国皇家园林邱园（The Royal Botanic Gardens，Kew）中的孔子塔与中式屋宇、人造瀑布、盆景等，就充满了浓厚的东方奇趣。[5]

从影响研究正影响的实例来说，罗柯柯艺术里中式园林艺术的精髓“Sharawadgi”一词可作为个案具体分析，罗柯柯式园林艺术就是一个典型中西方审美情趣契合外化的案例。以异质文化的眼光来看，西方的园林艺术提倡的是规整，将审美视角定位在西方园林艺术上。西方园林艺术的塑造者与实践者认为，“美”就是和谐，把对称、均匀和秩序作为园林形式美的基本规律，他们把园林看作是府邸建筑与周围大自然之间的过渡环节，力求把山坡、树木和水域等自然景观图案化，使之服从于对称、规则的几何构图。在那里，树木被修剪成规则的几何形状，修剪成拱门的式样，将花木镶嵌组成纹样图案构成绣毯式植坛。在课堂实例解析中，可以从学生所熟悉的中国传统园林艺术文本（如《浮生六记》、《醉翁亭记》等）出发，将中国园林艺术的核心，即“自成丘壑”一说进行具体阐析，试从自身文化的体会出发，推断其中的能打动西方园林艺术家并让西方园林设计成规因中国而变的原因。

古代中国士人处在强大的帝王统治的压力之下，但是心境都是向往着超脱和恬淡的个人小天地，一园林，就可以将这种难成的大志在一花一石当中尽情表露，可不快哉！这样达观旷逸的士大夫情怀也同样吸引着每个时代拥有士大夫情怀的中外人士，希求在重压之下从幽居之中获得同样的精神气质内核作为心灵给养。中西园林艺术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被后来的西方人士所引用来不仅作为园林艺术的指针，亦作为了调养心境的学说。中式园林中包含的那一种隐逸的氛围与浑成的天然心境，中式经典园林艺术是士族阶层淡泊情怀的寄托，也是士族阶层理想中闲适安定的社会形态缩影，中式园林艺术的精神要旨须回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而此中六朝氏族贵黄老的道家精神更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而罗柯柯艺术对中式园林艺术“Sharawadgi”式的仿效与再创造，从形式上的相异与相同中亦能得两种艺术实践者的心性，即无论表现形式上是雄伟瑰奇、繁复华艳还是自成丘壑、不拘礼法，都表达了艺术家想要挣脱形式主义的束缚，于中国园林设计者或隐逸者而言是通过屋宇家院的一隅避尘俗乱世，于西方园林设计者而言是借汲取新知、西渐东学来挥洒自身在西方传统园林艺术与世俗审美情趣中被压抑的创作个性与人文精神。

同中国国情相似，西方也有不得志的三闾大夫，也有大隐隐于市、小隐隐林泉的智者，哲人在中国与西方既皆亘古愁怨难离，又是统治者与社会风习所不可或缺的知识宝库，得志的哲人成为名垂青史的政治家、哲学家、圣人，并为后人世代景仰，他们的胸怀在卷轴上宏伟地展现、在后世的士人飞檐斗拱之下暗自生生不息。园林艺术就是最好的仙方，“Sharawadgi”甚至被西方人从构词形态上挖掘出中国哲人精神之深厚、华美、洒脱而又不流于世俗的华艳。这一点在比较文学教学过程中的灵活运用，不但丰富了课堂个案，调动了同学们的学习兴趣，而且能够使同学们培养世界文学的学术思考理念，使“中国在世界中”这一比较文学精要能够避免一直以来“欧洲中心论”的苑囿，从而能充分调动学科间运思，为研究活动所用。[6～9]

在学习比较文学影响研究专业课程之前，中文系二、三年级接受《比较文学史》这一课程学习的学生，都已经对《中国文字史》课程内容有过较为系统的学习，所以对士族文学和士族隐逸旷达的生活方式都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解。通过对这一文化专题的重温与讲述，从比较文学阐释学的角度加深对中国园林艺术的“陌生化”体认与个性化思考，从而对异质文化交融的始基加深了解的同时，对比较文学阐释学加深印象，并能在日后的研究活动中灵活运用这一种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而且在复原思想场域的同时，同学们必然因为历史与文化的阻隔对阐释学自身存在的学科特点有更深的体认。因为阐释学在对具体作品的批评实践中最经常探讨的课题就是“作品原文的意思是什么，作者的意向与这种意思有什么样的联系”，远超文字诠释的范围，恰恰需要结合中外文化交流的实例开展学习与研究。海德格尔从哲学的角度重评“阐释的循环”，即人类对物象的解析，都以自身的理解为基础，即“先结构”，这使得阐释不断地陷入循环。赫施的理解则是，读者的“先结构”必将使释义与经典原义偏离。“Sharawadgi”西渐欧洲这一文化现象，细化到中西方文化与交流的实际环节，具体到哈罗德·阿克顿在北京的Kung Hsian Hutung寓所，能够将遥远抽象的理论实例，化为现代文学与文化交流史上的可见之物。使得阐释学的教学过程能够在发掘渊源的同时，从文学理论层面将园林艺术的解构更进一步细化，让同学们避免进入比较文学纯理论研究或单纯史实考据的误区，能够在课堂上调动中文系同学的文学素养，让既有的文学史料知识去弥合影响研究理论上的空白。[10]

比较文学原生于“欧洲中心论”的文化背景下，学科生成的原初动因就是法国学派的奠基人为了突显法国文学的优越性，试图将异国与异质文学与法国文学为批评参照系进行对比。故在比较文学的学习过程中，需要使同学们在认识到这一事实存在的理论基础的同时，能够站在中国文学与文化立场上，用客观的学术理论介入视角，借助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以自身文化作为参照体系，从交流史实与文化交融理论出发，对个案进行学理化影响研究调研考察，将英国汉学家哈罗德·阿克顿的中式园林艺术作为实例依据，此举在教学过程中能够在调动学生兴趣的同时，更加深刻地使学生体味到“Sharawadgi”这一文化现象对中西文化互渐的文学与文化蕴含。

对于影响研究这一章节课程内容的考核方式，可不局限于传统的理论框架掌握与知识点记忆。本科阶段的比较文学教学与考察，最终的目的并不在于使学生形成具有比较文学专业素养的研究者，而是为研究思考理论问题打下极富比较文学学术风范的“四个跨越”精神，即在注重比较文学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特性背景下，以学理为依据，将思考方式贴近同学们善于、乐于、精于处理的具体文学文化个案，讨论环节不仅能够博采众长，还能使同学们在交流新知过程中，以“他者”视角审视为己熟知而又与己不同的比较文学思考方式，将个案变得强大起来，有志于从寻找个案的“可能性”上下功夫，更有助于研究性思维的开发与培养，所以题目的设置必须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以影响研究为主线，题型上注重可塑灵活性。在这一时期的教学中过分偏重理论的厘清与识记，不但无法在短暂的学时内完成系统的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繁复理论系统教学，而且还有可能让缺乏比较文学基础的同学望而生畏，甚至失去学习的兴趣。形式上可以思考题为基本手段，可以再度尝试以个案来串联知识点，融通理论与学科间界限，打破学科间的知识和理论限制，以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实证主义学术精神入手问题解决，来尝试考量影响研究的预期效果。在具体操作方法上，既可以以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经典文献作为原材料，也可以放眼学生个人重点关注的学理与个案，在关注比较文学学科性质的同时兼顾学生的个性化思考兴趣点。[11～12]

参考文献：

[1] 朱谦之.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

[2] 葛桂录.雾外的远音[M].宁夏：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版.

[3] 赵辰.“Sharawadgi”——中西方造园景观学说之间的迷雾 [J] .建筑史论文集，2000（2）： 161-162.

[4] 孟华.比较文学的“普及性”与 “精英性”[J] .中国比较文学，2004（1）：17-19.

[5] 郝岚.目前比较文学教学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J] .中国比较文学，2004（1）：58-59.

[6] 张汉良.比较文学方法——符号学和阐释学[J] .励耘学刊（文学卷），2005（1）：52.

[7] 葛桂录.欧洲中世纪一部最流行的非宗教类作品——《曼德维尔游记》的文本生成、版本流传及中国形象综论[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6（4）：82.

[8] 钱林森.中法文化关系的孕育期：契丹追寻与中国报道[J] .国际汉学，2012（2）： 179-181.

[9] 袁宣萍. 17-18世纪欧洲的中国风设计[D] .苏州大学，2005年.

[10] 杨眉.中国园林的美学意蕴对西方园林美学的影响[D] .上海师范大学，2007年.

[11] 许雅萍.论福建外销瓷对洛可可艺术的影响[D] .福建师范大学，2010年.

[12] 张茜.“似是而非”的“中国风”——以法国洛可可绘画及博韦壁毯为例[D] .华中师范大学，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