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

最敏锐的历史学家偶尔也可以成为好的预言家，那或许是因为他们可以从一个长时段的趋势变化中，察觉到某些状况是无法持续下去了。在这一意义上，现在似乎可以肯定托尼·朱特的判断已在今年的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中被证实：多年来那种一味追求经济增长的政治模式，造成了对市场机制毫无批判的崇拜和对公共部门的蔑视，导致国家和政府（尤其在英美）忘记了好政治所应有的伦理内涵，即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使市场竞争中的失败者也能得到福利和尊严，而最终，那些不满的人们将用选票来确保他们的声音得到倾听。

在前些年还在为全球化和新经济而欢呼的大合唱中，这样的白乌鸦是不大会受欢迎的。事实上，他在谈论这些议题时，带有某种老派政治理想的味道，更像一个来自19世纪的欧洲知识分子，而不是一个21世纪初的美国历史学家。他相信一个好的社会应是道德的——那意思是，它必须是合乎我们对良善、正义、公平的理解，而不能对不平等的状况无动于衷。但近30多年来，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形态下，英国人和美国人却普遍相信，不平等乃是生活的自然状态，我们对此也无能为力，那些失败者既不值得同情也不应救济，因为那不仅会削弱竞争力，还会助长懒散和依赖。与之相反，朱特在2010年的《沉疴遍地》一书中就已指出：“让社会中的失败者恢复尊严和自尊，是标志着20世纪进步的社会改革的中心纲领。……